（一）
《重新崛起的日本》，2004年11月，中信出版社出版。著者李培林（1956??？），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博士，1992年任博导、研究员。本书是“一本继《菊花与刀》、《日本第一》之后解读日本社会的力作。”“来自异国文化视角的观察，能捕捉到一些发人深省的文化亮点”，著者接受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秘书长、庆应大学教授国分良成邀请访日，用“比较对照眼光和客观立场”写成的这本“随笔”，不可不读。
诚如李博士言：“时代变迁的潮水，有时很难一下就洗刷掉民族之间历史的是非、恩怨、纠纷甚至误解，需要交往、理解、沟通和时间来抚平心灵的伤口，并在现实利益均衡的基础上，建立起理性的互动规则和相互关系。”中日之间特别民间一百多年“历史的是非”问题，我以为是具有关键意义的。“社会心态运动”即中国“厌日情绪”和日本“厌华情绪”。这种“中日之间民间的心理上的不信任和相互蔑视”，2003年“似乎达到近30多年来的顶点。”“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李书谓‘中国的崛起’‘日本的沉没’），由此形成历史心理积淀与现实利益格局的激烈冲突，”怎么能让我们“事不关己”，置身局外？
中国人“想告诉日本什么”？李博士指出：
“按照国际的民主、人权和自由标准，日本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是‘罪’而不是‘错’。中国人并不想让现在的日本人背上原罪或替父辈所谓为拯救亚洲而与欧美列强孤身对抗的‘战争记忆’。中国人希望对那段历史达成的共识，对够成为中日子孙后代的共同财富和走向未来友好的基础。如果在这样的是非问题上都难厘清，‘麻烦’就会不仅仅来自历史问题……
从长远来看，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互益，才是两国友好的真正现实利益基础……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数码家用电器和网络的消费市场，日本近若干年来有些同一牌号的产品（如汽车），卖到中国市场与卖到欧美市场的质量和配备不同……
“从‘脱亚入欧’转向‘重归亚太’……
“为世界树立亚洲和平非战国的典范……人们希望日本也能够成为这样的国家，日本的发展也说明它可以通过经济力量而非军事威胁力量赢得国际地位和影响。中国人也希望自身的财力能够更集中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
“日本不要助长民族主义情绪……出现对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需求’……”
在李博士列举的十个方面中，我取以上五点。“中国在长达上百年的近代史上，曾备受列强的欺凌、屈辱、奴役和压迫，不断地签订各种战败割地赔款条约，有着完全不同于日本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强烈的追求自尊和仇恨被人轻蔑的国民心态。”
中国人最难容忍日本把侵略亚洲包括中国，屠杀几千万人的生命，剥夺、残虐他们的人权，明明是“罪”即战争犯罪，却戏说成“错”、什么“麻烦”、“解放”之类。1951年德国承认自己的“罪行”并把赔偿作为“义务”，1998年德国公开反省60年前的屠杀是“国家本身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凶手”。日本人却认为父辈对外侵略征战只是“错”，甚至类比中国“文革”中红卫兵的打砸抢。这能说得通吗？ “日本历届政要，虽然有21次向中国道歉，但从来没有提到‘罪’字。”这21次道歉，也仅是口头表示，书面上不过“巨大灾难和损害”、“侵略行为”、“殖民统治”，查无‘道歉’二字更无‘罪’字踪影。绝大多数工农的纳粹分子一概不能免于“罪责”，而日本法西斯不仅绝大多数免罪，甚至口头认“罪”也要求通通加以否定！
（二）
“靖国神社，在中国人眼里，那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物质载体。近半个世纪来……为何日本的首相总是不惜与邻国结怨而去参拜靖国神社呢？其中的症结和原因是什么呢？”李博士导引我们历览那个“鬼域”。
靖国神社与普通的神社不同，是专门祭祀死在战场的军人的神社。供奉的不仅是历史上的卫国将士亡灵，还有东条英机等二战甲级战犯的名籍。
大门外纪念塔碑文：“追慕景仰为皇运的扩展而献身的尽忠靖国之士和遗烈。”塔身底座嵌有16块浮雕，10块与侵华战争有关，如‘奉天入城’、‘占领南京’等。
院内的游就馆放映的由一些战争遗属和旧军人极右翼组织资助的二战历史资料片，充满推卸战争责任和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话语。
拜殿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1868年）至二战为天皇战死的246万亡灵。除1.4万多名是国内战争中死亡之外，其余都是在对外扩张战争中战死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战死的有13. 619万名，出兵台湾等地战死的有1.130万名，镇压义和团战斗中战死的有1.256万名，日俄战争和侵略朝鲜战死的有88.429万名，‘二战’和出兵西伯利亚等地战死的有4.850万名，济南事变中战死的有185名，九一八事变中战死的有198.4万人，太平洋战争和亚洲其他战场战死的有89万人。1978年秋曾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外死刑和重刑的14名甲级战犯亡灵的名簿和2千余名乙级、丙级战犯的名簿也被移入靖国神社，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宏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侵华战争的主将。
……从2001??2004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宣布以后“每年参拜一次”。日本的首相们就像是在不断地考验和刺激邻国政府和人民的愤怒神经，以测试其忍耐力……真可以成为外交角逐的典型分析案例。
大凡此类政府争议行为，都有其利益所在……当政日本首相何以破例要把参拜变为年度参拜的惯例呢？大致有四种假说，李博士分析，一是“选票说”；二是“新民族主义说”；三是“政绩形象说”；四是“社会换代说”。在四种假说中，他“比较相信第四种”。
正如李博士所说：“也许从这里入手，才能解决中日之间心态上的不解之怨和深层问题。”既然“这些说法和解释可能都有道理”，请恕同李博士“小异”，我是不能不比较相信第一、二种的。
关于50万张选票说，“这是日本媒体最通常的解释。”日本新一代希望日本成为“普通国家”，“在政治、军事和国际声望上能够具有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不仅情有可原，而且决无不当。感性地看，小泉首相的持续“参拜论”中使我印象更多的还“是为了履行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对‘日本遗族会’和‘军恩联’的约定，是为了在参议院选举中确保靖国神社参拜派的选票。”至于，“很多中国和韩国的学者和舆论”持“新民族主义说”，我以为更具理性的说服力。这种新民族主义，即我们坚决反对复燃侵略性民族主义。侵略性民族主义，正如中国学人卢周来所说：是由于资本的“野兽冲动”导致的。在凯恩斯那里，资本对利润的永无休止的渴求，使得资本家就像嗜血的苍蝇，哪有利润就往哪里飞。而且，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对资本利润下降的焦虑，会不断地去寻找下一个利润源。一旦出现阻碍，他们就会摧毁任何阻碍资本流向更高利润的旧政治疆界。这就是侵略性民族主义的由来（《关于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札记》）。
在日本军国侵略性民族主义泛滥时，我们坚决主张中华民族的反抗性民族主义。我们舍此别无救亡之路。也正如罗素在《中国问题》书中所说：“我知道民族主义不好，但我不知道，中国人除了选择民族主义之外，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应当指出：新民族主义在日本民众中有广泛的基础。日本政府也有意迎合这种新民族主义。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从未清算过自己的侵略历史。在否定其战争罪行上，日本政府与德国政府的确形成鲜明的对照。观察言行，我们不强求日本政府首脑也如勃兰特似的觉悟，1970年在华沙那样“震撼人心的一跪”，或发表如1951年阿登纳总理、1985年魏茨泽克总统、1998年赫尔佐克总统那样令人感动的讲话，但要求日本不宜复活、燃烧“侵略性民族主义”，总该恰当、要求不高吧。
我们反对日本激进民族主义。同时反对中国激进的新民族主义。李博士在《日本告诉中国什么》提出“警惕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新民族主义”。中国“地区发展差距过大、收入不均等，就业紧张、社会保障负担沉重、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都是短期难以解决的。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的建设性关系，走出零和游戏创造双赢局面，就要警惕和防止国民心态中的‘新民族主义’倾向。”
我完全同意李博士关于中日不可能建立盟国式关系的论断。看来独立的中国同任何他国都没有“一边倒”建什么同盟的必要。以日本而论，如李博士言，国家战略选择建立实际上的既互相依赖又难以深交的正常关系，保持适当的利益均衡和互利互惠，吸取曾经有过贸易战必致两败俱伤的教训，确是重要的。正如邀请李培林访日的国分良成在《外交论坛》发表《日中关系应当建立超越‘1972年体制’的新关系》中指出：“‘中日友好’的‘蜜月体制’时代去不复返，必须在中日之间以互利为基础建立成熟的‘成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