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工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是92年民间对日索赔议案的发起人，1988年当我看到人民日报报导，全国人大又新增了六名律师代表，我就把《一个普通公民就日本侵华战争赔偿问题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封公开信》给这六名律师代表分别寄出了，只有王工一人回信，对我的观点表示赞成和支持，并且独立研究，终于在九二年向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交了有三十七名代表签名的议案。在全国人大这个神圣的殿堂，他代表亿万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和遗属向日本国发出了“我们主张的损害赔偿，既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之间的战争赔偿，也不是中国台湾地方当局同日本国之间的劳务赔偿，而是代表1931?1945日本侵华加害的所有中国人、中国公民，外藉华人受害者的集合体向日本国政府依法索取损害赔偿”的庄严正义的声音。立即在中国、日本和全世界引起了积极反响。
自88年后，王工先生与本人一直保持联系，并且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着对日索赔正义事业，为什么我还要在“呼唤王工”呢？我是在呼唤像王工先生一样有民族正义感，有为民请命的坚强意志，有用实际行动推动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代表意识的全国人大代表。很遗撼，王工自那份议案后，就没再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了，据我统计，签名的代表近一半在换届先举中落选，这也许是正常的。但是支持民间对日索赔呼声自此以后就在全国人大这个神圣殿堂销声匿迹了，虽经我多方努力，给数十位全国人民代表发信也设有大的进展。难道像王工先生这样的代表真的在全国人大绝迹了吗？我不死心，我不相信，所以我要大声地呼唤。
2005年，单位的效益不好，我下岗了。王工先生听说后，帮我在广州找了份工作。我去广州时，恰逢反日大游行，政府和单位领导怕我卷进去，派人乘飞机飞广州到车站接我。把我带到宾馆好生款待，了解我的广州之行的意图。我说：我一个下岗失业人员也值得您们如此重视吗？他们也实话实说：“您是对日本索赔运动的发起人，所以特别怕您卷入当前的反日游行，再犯错误。”我告诉他们：“当前反日游行有“反日货”的口号，这是我所不赞成的。“我说了我为什么不赞成的理由，他们希望我写出来在网上发表。我考虑再三，没有写。我为什么不写，在此我向大家作一个交待。
1987我提出对日索赔的主张，目的之一也是为了防止学生再次上街反日货。因为85年学潮就是从“反日货”开的头。37年反日货运动是对的，日本已经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与日本贸易就是“资敌”“通敌”！国民党政府不对日宣战，爱国青年当然要对日宣战，全国人民当然要对日宣战，这种宣战在东北，在前线就是抗日义勇军，在大后方就是反日货！但是87年日本右翼虽然掀起了建交后的第一次反华高潮，但中日两国并未交战，反日货就是过激的，是不恰当的。我认为恰当的方式是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这才是对日本这个经济动物的有力打击，而且是有理、有利、有节。能够获得最广泛的国际同情，和全世界华人的支持。
我这个目标实现了，在87、88年中日建交后第一次中日磨擦中，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成为主旋律，而没有“反日货。”从而开创了中国大陆第一次对日索赔潮，在国际上取得了很好的影响，对日本反华势力给与了沉重的打击。虽然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中国政府当作反革命动乱制造者关了十个月。虽然后来无罪获释，但一直都带着个“尾巴。”
那么我这次为什么不应政府的邀请，在政府最需要的时候，以我对日索赔发起人的身份把反对“反日货”的道理讲清楚，以换取政府对我曾经煽动“动乱”的谅解呢？
首先，我李固平就不是那种上面喜欢的“人才十奴才”的人。更重要的是既便我肯发表这样的文章也肯定没有多大的用处。试想，从87年到2005年之前数次由日本挑起的反华浪潮中，中国民间为什么没有2005年三、四月间那样激烈的反弹？没有反日货游行？那是因为中国民间有宣泄的途经和渠道。
虽然89年11月把我们搞对日索赔的同仁都抓起来了，官方把第一次民间对日索赔浪潮压下去了，但92年3月就以全国人大两个支持对日索赔提案为契机，全面放开了受害人及遗族到日本打官司的渠道。中国人民是最善良、最讲理的，不论你小日本如何胡搅蛮缠，只要有讲理的地方，我们一定是跟你摆事实、讲道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绝不学你小日本那不讲理的样子。可是，经过十几年，二十几个有代表性的诉讼，除李秀英名誉权案胜诉外，全部败诉，而且近半是在日本最高法院终审败诉的。日本承认加害事实，就是不赔偿，不是以“时效超过”就是以“政府无答责”拒绝赔偿。中国人民是不是该对通过诉讼解决民间赔偿问题绝望了？因此才会有2005年3、4月间的反日大游行和反日货运动嘛！再说了，中国人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找不到，反一反日货又有什么不对的呢？
那么，对日索赔在今天是不是走到绝路上去了呢？会不会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只要中国政府采取一个积极的行动，就可以柳暗花明的，这个问题我已在2005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已经作了详细的阐述。那就是外交部把这些在日本最高法院败诉的案件提交海牙国际仲裁院仲裁嘛！这样中国人民又有一个可以和日本说理的地方了。可是由谁来启动这个程序呢？只有全国人民代表们，可是像王工那样的敢于犯颜直谏，敢于为民请命，愿意为中日两国长期友好丢掉乌纱帽的全国人大代表又在哪里呢？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必然会导致像韩国已经发生那样的民族情绪日益抬头的变化。韩国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比中国现在的哈日族多得多，给小孩起名都起日本名字，可是后来韩国人都以买国货为荣，买日货为耻。体育比赛，输谁都行，就是不能输给日本人，打败日本人的就是民族英雄。试想，假如韩国没有这些变化，韩国的汽车，电器怎么能在方方面都压过自己的日本产品的重压下占稳国内市场，并在国际市场与日货一决高下，分一杯羹呀！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必然是冲着日本来的，它可以是凝聚中华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的建设性力量，也可以是一种破环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力量，就看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如何来引导了。日本右翼为什么一次次挑衅，刺激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其它事情联系起来看，特别是与“绝不让中国人胜诉”这一日本国策联系起来看，是有阴险图谋的。那就是妄图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失控，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迟延甚至断送中国的崛起。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要上日本右翼的当呢？现任的全国人大代表们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像王工先生那样看透日本右翼的图谋和中国面临的危险吗？因此我要呼唤王工。
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从87年我就日本侵华战争赔偿问题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写公开信时我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我的理想是世界大同。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对日方针是基本正确的。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是弱国赶超强国的必由之路，如果我们像北朝鲜那样，对日是坚持原则有余了，经济却发展不上来，我们能有今天这样的底气吗？
总而言之，一定要让中国人民有一个与日本讲道理的舞台，否则民族主义就一定会失控，这是政府，执政党必须考虑的，是人民代表必须据理力争的。维护中国的社会稳定，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发泄爱国主义情绪，促进全世界华人团结，振奋民族精神是日本右派们最害怕的，是他们千方百计要破坏的，这是我要对爱国青年们讲的。
2006年2·15日 于襄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