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把日本帝国变成像大兵营一样的组织。
▲侵略主义也就是日本的正义。
▲没有战争的和平决不是通向天国的道路。
▲天平随剑的重量而倾斜,正义之神依其倾斜作出判决。

                            ――北一辉语录

21世纪的日本人和中国人,万万不可不知道源于意大利语Fascio的法西斯主义,万万不可漠然视之。日本《新法律学辞典》释:“泛指鼓吹民族、国家的超权威和领袖个人独裁的20世纪的超国家主义。在狭义上指以意大利墨索里尼为魁首的独裁社会主义,但在广义上也包含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它是“贪得无厌的强权主义。一般说来,其社会基础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处于高度发展阶段、自由主义体制已陷于穷途末路时,才得以形成。其显著特点正是在于为推行不可动摇的独裁方式,即以有机体的权威思想、离奇可怕的神话等非合理主义思想为基础的这一点上。”还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无论在思想上还在组织上都已被民主主义各国所彻底唾弃。但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此种超国家主义的危险就存在。”既然日本当年的盟国意、德都有法西斯主义,那末,日本国是否也有法西斯主义?令人遗憾的是,该《辞典》没有说明日本是不是也曾有过法西斯主义的狂澜?如果存在,其始作俑者、代表人物又是谁?

《日本近代史》(井上清著  商务版)明确指出:

日本型的法西斯主义,又可称之为军部法西斯主义或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他们的领导者是北一辉。
《日本帝国的兴亡》(汤重南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指出:

1927-1937年,从日本发生“昭和金融危机”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期间,植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法西斯势力在国内外局势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加上德意法西斯的影响,逐步走向成熟,并在日本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日本法西斯势力日益膨胀的时期,民间、军队、政界、财界都有法西斯势力在活动,特别是民间和军队的法西斯势力更为猖獗。这一时期,民间法西斯的代表和民间法西斯运动的主要头目是北一辉。

北一辉(1883-1937),生于新泻县加茂郡(现两津市)。1905年到东京早稻田大学旁听,著《日本国体论》,1906年著《国体论及纯正的社会主义》。北一辉反对国体论,不赞同神化的天皇,指出“国体论中的天皇是由迷信所捏造的,并非天皇”。又提出了“真正的历史哲学”,把日本分为君主国、贵族国、民族国。他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日本化问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这使年仅23岁的独眼青年,在日本思想学术界名噪一时。被当局查为“禁书”,发表仅一周就受到停止发行的处分。

1906年11月,北一辉参加宫崎滔天的革命评论社,同年12月在东京加入了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1910年5月明治政府制造了所谓大逆事件,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被捕处死,北一辉也被捕,旋被释放。由此他深感天皇的“威力”,哀叹道:“日本的天皇太强了,实在是不能企及。”于是他开始对天皇大捧特捧。

1911年12月,北一辉奉宋教仁之招来华活动。1913年5月回国。1·15年12月著《支那革命史》,书中写道,“支那革命,是空前的革命运动。”认为“思想战争代替不了武装斗争的胜负,用思想武器武装的农民和士兵,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将必然成功”。

1919年7月在上海写成《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以纲要加注的形式明确提出法西斯的政治主张。创立了所谓“支那保全主义”和“国家改造”的法西斯原理,被尊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圣典”,从而奠定了他在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中的头领地位。内容可分为三部分,(1)改造的基本政策(卷一“国民与天皇”)。(2)改造的内容(卷二“私有财产”限度、卷三“土地处分三原则”、卷四“大资本的国家统一”、卷五“工人的权利”、卷六“国民的生活权利”。)(3)殖民地的经营和对外政策(卷七“朝鲜及其他的现在及将来的领土的改造方针”、卷八“国家的权力”。)

北一辉认为,日本只有“遵循神武国祖的创业和明治大帝的革命”来锐意图新。依靠“国民的总代表”、“国家的根本”天皇指导,在乡军人发动政变,才能摆脱“大日本帝国面临内忧外患同时袭来的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国难,”鼓噪日本必须领悟“剑英福音”,也就是依靠军事力量来实现“国家的改造”,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世界帝国”。具体地说:依靠天皇大权来发动改造,三年间停止宪法,解散两院,在全国颁布戒严令。北一辉把这种方式称为“改变”,并宣称是“完遂革命的唯一途径”。为此,要建立一个“改造内阁”,总揽国家事务。内阁成员应排斥历来的军阀吏阀财阀党阀。设顾问院代替原来的枢密院;废除贵族院改设审议院。

他认为国家改造的中间力量是在乡军人团,即由在乡军人通过选举产生并召开会议,设立常设机构。在乡军人团直属于内阁,其任务是维持国家改造秩序,调查各地方的财产状况等。

反对贵族富豪,这是北一辉的夙愿。于是他制定了“私有经济三原则”,作为救世之方。所谓三原则,即:日本国民私有财产限度为三百万元,国民一家私有土地限度是时价三万元,私人资本的产业限度应为一千万元。据说当时日本拥有三百万元私有财产者不过数十人。拥有一千万元以上私人资本的公司也极少,当时资本最雄厚的日本银行为六千万元。因此,尽管北一辉强调反对富豪贵族,反对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的意义。并且还规定超额的财产归国家所有,天皇的财产也转记于国家之名下。这样,北一辉说的 “国家统一大资本”,实质上是要求实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后来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指导性著作。

1919年12月,北一辉从中国回到日本,大力发展法西斯团体。1923年,他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更名《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公开出版。

北一辉的整个国家改造设想,都突出了国家权力至高无上的原则。他本人明确地宣称,“社会主义在日本就是国家主义”,也就是高度集权的法西斯专政。

在对外政策上,北一辉强烈主张日本必须“领悟剑的福音”有“对外开战之积极权力”,赤裸裸地叫嚷侵略战争,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最激进的纲领。他的“世界帝国”即全球战略,就是以美国为盟友,以日美提携为保证,以“保全”独霸下来的残缺的中国为前卫,以英国、俄国为主要对手,夺其地盘和势力,由此而执世界联邦之牛耳,让大日本“罗马”帝国的旭日旗光照全球。他的全球战略的理论依据:一是他的进化论:“天行健,有些国家兴起,有些国家衰亡”;二是他的国家权力说:“国家除了自己的防卫之外,为了其他的被不义的暴力所压迫的国家或民族,有开始战争的权力”,这实际是指,日本可以借中国或印度的事情向其他国家开战;三是他的所谓民族的“化学结晶说”;四是由人口增长后的“生存空间”。“日本在五十年间亦有二倍的人口增长率,不得已将寻求能够养育百年后至少也有二亿四、五千万人口的大领土”。北一辉的哲学宣扬“天地万有唯在于力。社会依据强力而动。胜者为官,败者为贼”。实质上就是“战争哲学”或谓“强力哲学”。

可以看出,北一辉在对外侵略扩张方面,从理论到方案都自成一个完整体系。他的生存空间说,国家生存竞争说,战争哲学等的运用,比墨索里尼、希特勒要早出好多年。他的“民族化学结晶说”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与希特勒的人种优越说相互对称的理论,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典型的独创性的法西斯理论。

北一辉曾经强调科学,并尖锐地讽刺迷信和神学。早年对科学的信仰没有能阻止他逐渐沉迷于宗教,“信仰”日莲宗《法华经》,天天打坐参禅,深居简出,将法西斯事务交给助手西田税(1901-1937)办理。在宗教掩盖下俨然成了日本法西斯“教主”。据万峰《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亡》提供的资料,北一辉从1929年4月27日到1936年2月28日,共记有6册日记,多数是记述他和夫人及其儿子的梦幻,还有神佛“灵告”和参拜神社的活动。但其中却体现了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潮。如“九?一八事变”的当天早上,北一辉在诵经中得到所谓“海上出现城池……后又出现彩虹”的灵告。及至事变爆发后的9月21日,他在日记中又连续写上了三个“进”字。这说明他的所谓“灵告”日记是与现实的扩大侵略连在一起的。1932年,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之前,他在2月29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大日本帝国文武两道,武运长久。”3月3日的日记中则以特大的字体写上了“善哉,善哉,大胜利”的字样。由此可见,北一辉对法华经的信仰,并不是要理解和接受法华经教义,而是企图通过神佛的“保佑”来实现对外侵略主义的“国家改造”。关于对《法华经》的信奉,他临死前在给养子北大辉的遗书中还谈到“在悲伤、迷惘、怨恨或喜乐之间,都可以将《法华经》”置于案前,诵读南无妙法莲花经,如此则“父之神灵将为你祈使诸神满足你的所求”。在《北一辉日记》中也清楚地记录了他数年间的宗教心理及活动。北一辉在《改造法案》中曾强调信仰的支配力量,他说;“思想信仰的价值,只有在其为民族精神或世界思想而战并高奏凯旋的时候,才会被承认。”所以,北一辉后期思想中充斥主观唯心主义。

1930年前后,北一辉的势力越来越大,获得下级军官的拥护,并与财阀勾结,取得三井财阀池田成彬(1867-1950)的巨额政治资金。

1932年,北一辉《关于对外国策的建议书》,赞扬对华“九?一八事变”的正确性,妄图依靠所谓“日佛同盟”“保证全世界的和平”。该文特别攻击苏联,胡说苏联图谋日美之间爆发战争后乘机攻击日本,以达到搅乱亚洲和世界的目的(宫本盛太郎:《北一辉研究》)。

1935年,北一辉积极反对法学家美浓部达吉“天皇机关说”,提出“天皇不是机关,是国民的总代表,是国家的根本,必须依靠天皇来维护国体”的逆历史潮流的反动观点。

1936年2月26日陆军中法西斯“皇道派”军官发动政变。政变被镇压下去以后,北一辉被当作叛乱的“精神支柱”,于翌年8月19日被处死。行刑前士兵将他捆成“十”字,恰好与耶稣临难姿势相同,日本18世纪农民起义领袖佐仓宗吾被判处死刑也是这种姿势。于是他有意地说;“象耶稣和佐仓宗吾那样站着可不行啊”。但是,北一辉因军队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派系争斗而死,而他的法西斯主义却在日本大地谬种流传,蓬勃发展,历经8年侵害中国、侵害亚洲、进攻美国的战争实践检验。

正如阎岩指出:“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运动中的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为日本法西斯的形成,无论是对内的法西斯国家改造,还是对外的侵略扩张,提出了一整套从方案设想到思想哲学的理论体系。1959-1972年日本出版了他的全三卷《北一辉著作集》。”但如《新法律学辞典》所说,意、德等“各国”对法西斯主义从思想到组织都已“彻底唾弃”,令人难免怀疑并耽心“各国”是否包括日本?日本在20世纪是否“彻底唾弃”北一辉创始的法西斯主义?日本是否还存在此种“超国家主义”?日本是否在21世纪还有可能孳生此种“贪得无厌的强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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