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学院横山宏章教授,在《南京的真实》即《拉贝日记》日文版校毕后喟然慨叹：“读了《拉贝日记》，就再也不会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
据悉：“大屠杀”在日本词典中训为：“为了吃肉而杀死家畜。”南京大屠杀，本来举世公认，铁板钉钉。首先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1937年12月13日晨，当日军进入该城时，所有的抵抗均已停止。日军士兵成群结队地沿街游荡，犯下了种种罪行。用一个见证人的话说，他们简直是一群野蛮成性的匪徒，亵渎着这个城市......许多士兵喝得狂醉，不分青红皂白地沿街杀戮中国男女老幼，顷刻之间广场、街道和胡同到处尸横遍地。连幼女老妇也遭奸污。很多妇女遭到强奸后被杀死，而她们的肉体被肢解。日军士兵对商店和仓库大肆抢劫后往往纵火焚毁。主要的商业街区太平路以及该城的其他商店区均被大火烧光......经过若干时日之后才清楚，这种烧杀是有计划进行的，这种暴行持续了六周。该城大约有三分之一就这样被毁掉了......”法庭判处松井石根的理由是：“这一疯狂暴行从该城陷落后的1937年12月13日开始直至1938年2月初才告终止......在这种残暴事件的高潮期间，松井于12月17日洋洋得意地进入南京城并在那里停留了5－7天。通过他的亲自观察及其参谋人员的报告，他对发生的一切应该是知道的......他身为派遣军的司令官对此等兽行负有责任......他拥有足够的权限用以监督自己的军队和保护无辜的南京居民。这是他的义务，但他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对此应负刑事责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铁证如山情况下对日军首领松井石根、谷寿夫，以及杀人不眨眼、杀害300多中国人的田中军吉，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杀106人）、野田岩（杀105人）等处以极刑。日本右翼却硬说这是“胜利者强加于失败者的审判”，予以否认，并且力图翻案。其次，不少外籍记者和公正人士及时做了报导，特别是田伯烈（H . J .Timperley）《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 A Documentory Records》（《外人目睹中的日军暴行》）直斥日军暴行“毫无疑的，是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大屠杀下的南京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活地狱”。还有美国记者都丁（Tillman Dudin）认为：“日军的残酷行为，堪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野蛮行为、与亚洲中世纪征服者的残忍行为相比并”（《日中战争资料》东京河出书坊）。日本右翼却又认为美英属中国盟国，他们的记者偏袒不足采信。再次日本当年参加过大屠杀的老兵，以东史郎为代表，良知使他揭露了当年亲历的暴行，却遭到日本
司法部门和右翼势力的严重迫害。
实际上，日本政府当时就矢口抵赖南京大屠杀。1938年1月29日，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对采访他的《每日杂谈》记者说：“这样的行为与我们的传统不相符......无论您到哪里去调查，您都提不出我们的军队有这类行为的证据......”《拉贝日记》收录了吉田茂的这篇谈话，拉贝2月13日在日记中驳斥吉田茂：“这里25万难民中的每个人都可以给他提供证据，证明关于日本兵痞难以形容的暴行的消息是真实的！”
与此同时，日本更公然制造舆论进行惑众。例如他们在上海所办的《新申报》吹嘘：“日本部队安抚中国难民，南京出现令人欣慰的气氛”，“日军给南京居民发面包和糕点，给伤病者治疗，南京居民非常感激，在太阳旗下高呼万岁”云云。《拉贝日记》中也收录了这篇文章。拉贝在1月22日日记中评述这篇文章“再一次表明报纸特别是日本报纸什么胡言乱语都会有。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荒谬绝伦的无耻谎言，其造谣手段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日本军队的暴行是纸包不住火的。当年日本的盟国“德国政府从他的代表那里得知：这不是由个别人犯下的而是由整个军队，也就是日本军队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这个军队在德国代表的那份报告中就被叫做“恶魔机器”了。”这个迥非寻常的报告是由盟军从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发现的，井已提交给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军事译文出版社版1987年）。
从20世纪30年代到世纪末，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极力掩盖南京大屠杀，1996年12月《拉贝日记》在纽约公开。“行矣且无然，盖棺事已定”（韩愈诗）。由于拉贝不仅具有日本二战盟国德国国籍，而且还是德国国社党（纳粹）党员。这样，日本右翼势力一以贯之的“捏造说”，欲盖弥彰、黔驴技穷，正如横山教授的呼声，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侈谈什么“捏造”之类了！
约翰?拉贝(John H . D. Rabe 1882－1950)，生于德国汉堡一名船长之家，父亲早逝，学历不过初中毕业。从1908－1938，一直在中国工作主要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1937年12月1日日军大本营部署攻占南京，由松井石根大将统率的部队从12日震撼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后，6个多星期中，日军兽性大发，杀害30万和平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强奸无数妇女，并烧毁全成1／3的店铺民宅，犯下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当时拉贝和其他14名外国人基于人道主义，决定参照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设立难民营收容所的先例，在南京设立一个国际救济机构，他们起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22日，在他55岁生日前夕，拉贝被推举为委员会主席，总部设宁海路5号原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的私宅。在国民党政府撤退、南京市政府和市长马超俊也于12月7日消失之后，安全区委员会成了实际上的“市政府”，拉贝成了实际上的“市长”。拉贝说：日军攻占南京后，“城市的管理权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是惟一尚在运行的机构”。他在致日本驻华使馆的报告中说：“1937年12月1日，南京市政府马市长将城市在特别时期的几乎所有管理职能赋予了我们，这其中也包括管理警务、看管公共机构、消防、管理和支配房屋住宅的权力、食品供应、城市卫生等等。”
拉贝在日记中写道：“一般情况下，一个欧洲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国城市的市长的。但是，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前一段时间一直和我们合作的马市长昨天离开了南京。于是委员会不得不开始在难民区内处理应由市政府处理的市政管理工作和问题。这样，我真有点像一名‘执行市长’了。”但是一大堆的问题和极大的困难使拉贝疲惫不堪，他请人向中国最高指挥官转告，自己对“市长”这个职位“感到厌烦，非常想卸任”。上海的报纸在一篇报道中称：“南京的许多报道一致肯定了德国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拉贝值得赞扬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1月中国当局完全撤离以来，他以难民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实际做了市长的工作......留在南京的中国居民怀着感谢的心情赞许拉贝的帮助”。
拉贝在当时极危险的战争环境下，奋不顾身地尽其所能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他和委员会重要的工作之一便是对日军暴行抗议。信中反复声明，这些日军暴行“均是已经仔细核对过的”，“根据编号，可以对每个事件随时进行审核的。”从日军侵占南京后的第三天（即1937年12月16日）起，就给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写信并附《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并对这些暴行编上号码，要求日本迅速采取措施，制止暴行。日方纵然置之不理，但拉贝他们调查继续，连连给日方写信并附《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及其续篇《事态报告》，先后共十多篇，编号由1至426。有的一个编号内就列举日军多项暴行，如编号63的内容包括：日军抢走猪、马各一，多名日军强奸17名妇女，其中二人被奸致死，在阴阳营多次发生强奸和抢劫事件。如12月18日的信中，拉贝写道：“昨天有一千多名妇女因遭奸污或家中遭到抢劫逃到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又有一千多个中国人被押至城外，用机枪处决。
其次，就是寻求解决国际安全区和25个“难民收容所”的“财政”。除不断与西迁的南京国民政府联系，通过他的私人关系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机构，与外国联系。经过努力，得到了美国红十字会、英国市长基金会、西雅图中国俱乐部等的捐助。
再次，就是忙于难民安置的千头万绪事宜。南京陷落前，拉贝就在日记中写道：“必须在日本人到来之前在安全区内准备好米、面、盐、燃料、药品、炊具和其他我也说不清的东西，等到了最后关头我们就什么也筹集不到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和外界断了联系。我们要考虑有医生、护理人员，要安排粪便的清运，要考虑安葬、警察”。拉贝安排粥厂每天向难民免费供应餐食。日军攻占南京后，一度断水、停电。拉贝亲自与日方几经交涉，并不惜冒着危险，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找来了40多名修理工前去帮助检修，解决供电问题。正是由于拉贝一心一意救助受苦受难的中国人，1938年1月31日中国春节，人们燃放鞭炮，向拉贝献上一块长3米、宽2米写着“你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的红绸横幅。
拉贝为保护援救中国难民做了中国政府做不到的“市长”工作。此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从1937年9月20日直到离宁的1938年2月23日，他在半年时间内，记下厚达8大册2117页日记。仅1937、12、14南京论陷、日军屠城这一天，就有长达10页详尽、翔实的记载，不仅成为他的传世之作，而且使日本侵略者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成为“铁案”，封住了日本长达数十年矢口狡辩、否认罪行的咀。
请看拉贝日记实录日军兽行一瞥：“开车经过市区......每走一、两百米就会轧过尸首，是平民的尸首......是在逃跑时被日军从背后开抢打死的。”
“我们在司法部大楼收容了大约一千名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日本兵进来，抓了四百到五百人，绑着带走，我估计他们都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到许多机关枪声。我们非常吃惊，对这种行为感到不齿。”
“我来到摆在尸首的地下室，看见一个老百姓的眼珠都被烧得突了出来，整个头都被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浇倒在他头上......城市陷落十天后还有这样的暴行，不能不揭露。”
“整批年轻力壮的平民已经被日本兵拉出去，他们的命运不是做奴工，就是死亡。还有整批的年轻女子被拉出去，因为要成立一个很大的随军妓院。”
“一个漂亮女孩的母亲叫住我，跪在地上大哭，要我帮助她。我走进她屋里一看，发现一个日本兵一丝不挂地趴在一个女孩子的身上，那女孩正歇斯底里地哭喊。我朝这个日本下流胚大叫，用他能听得懂的任何语言叫他住手。最后他赤裸全身，手提着裤子跑了出去，还对我说了声‘新年快乐’”。
“日本军人显然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们三五成群地穿过城市，掠夺任何可以得到的东西。接着，他们就强奸妇女，然后便杀人。......遭到他们强奸的，从不满八岁的女孩，到七十岁以上的老太婆。”
“我在中国人的陪同下，来到发生强奸的现场，将施暴的日本兵赶走。许多日本兵在奸淫中国妇女的过程中被我当场抓到。”
“强奸暴行甚至就发生在安全区的妇女营中，那里就有五千到一万名妇女。我们这些外国人只有几个，无法做到每时每刻在营地的每一个角落出面保护她们免遭日军的暴行。你在那些野兽面前无能为力。”
“目睹这些情景时仍然必须控制自己的神经......但是我要亲眼目睹这些残暴行径，以便我将来能作为目击证人把这些说出来。对这种残暴的罪行是不能沉默的”。“日本人在这里造成的破坏真是罄竹难书”，日军的暴行“等于在南京为自己竖立了一根耻辱柱”。
《拉贝日记》一书还收录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日、德、美、英等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大量的来往公文、函件、报告等，其中德国人写的几件，值得特别引起注意：
（1） 德国人、国际委员会的财务主管、工程师克勒格尔于1938年1月13日写的《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这个长篇报告列举了日军的大量暴行：抢掠难民的粮食、棉被、衣物、手表、手镯等等，被抢的人“谁要是稍有犹豫，就会立即遭到刺刀戮刺......成千上万的人就这样被杀害了。”日本士兵“挨个儿撬店砸铺，抢劫店内的东西。如果单个士兵人手不够，就会有小分队在军官指挥下开着卡车抢走所有值得拿走的东西，然后还要把房子付诸一炬......没有一天晚上夜空不被火光映得通红......截至今天，全城估计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的房屋被烧毁”。日军“滥杀无辜，无缘无故处死人，在几天中估计有五千人未经临时军事法庭审判就被抢毙......大部分在江城边被处决，这样连埋葬尸体的辛劳都可以免去了。”克勒格尔有一天“开车去下关，经过海军部时，汽车简直是碾着尸体开过去的。”克勒格尔在报告中说：有43名电厂工人被枪杀了。他还告诉拉贝，在汉西门“大门旁边一条干涸的沟里躺着约三百具尸体，都是被机枪枪杀或处死的平民”。
（2） 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秘书罗森博士于1938年1·15日写给德国外交部的《南京局势及日本暴行》的报告。罗森列举日军大量暴行：“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中数刀，腹中的婴儿被刺死”；“一个小姑娘被强奸约二十次”；“一位中国妇女的尸体，一根高尔夫球棒从下部直接插进这妇女的躯体。每天夜晚都有日本士兵闯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难民收容所，他们不是拖走妇女，就是当着他人的面，甚至当着家属的面，发泄他们的兽欲。”“大家都希望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日本”，但实际上，“日本的行径等于在南京为自己竖起了一根耻辱柱。仅在所谓安全区一个地区，德国人、美国人及其中国雇员就有不容反驳的铁证，能够证明数百上千起的强奸事件。”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有军官共同参与。”
1938年2月22日拉贝接到回国调令。21日在委员会告别宴会上他动情地向在南京特殊时期给了他帮助的外国人、中国人表示感谢：“我不得不离开南京，使我深感遗憾。我真希望我能留下来和你们一道继续工作，但我的洋行召我回到欧洲去。然而，我希望还会回来，将来在这里再见到你们。”但是，一去不返，他再也没能重返中国。如同他当时的一位同事说：“您在这里的工作和做的好事将永远载入南京的史册。我也许可以这样说，只要我们回想起1937年－1938年的南京，您的面容就会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
拉贝日记还收录1938年拉贝回国后写给尊称“我的父亲”希特勒的一封信：“我的大多数中国朋友都认为，您还没有获得有关在南京发生的事件的详细报告。我曾答应中国朋友，说我要把在南京的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告诉您。”
人道主义者拉贝甚至寄希望于希特勒能够劝止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旷世罪行。但他回国后即遭盖世太保逮捕，指控他企图影响德国外交政策，分化瓦解德日联盟。他的《日记》也被搜走。经过酷刑审讯，最终还是西门子大老板出面才把他保释出来。条件是保证“不得再就南京大屠杀事件发言”。幸而《日记》也获发还。1943年盟军轰炸柏林，拉贝住房被焚，财物诸多被毁，但似上天有眼，为了让它终有一天面世作证，8册《日记》却安全无恙。战后他们一家人生活曾十分困难。1948年南京人民获悉他的情况后，纷纷捐钱捐物寄给他，以表达对他昔日义举的感激之情。
1945年，“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当时中国政府早知他对中国20万难民的义行，曾邀请他出席东京法庭作证。由于前述保证条件，他以“不便参加”婉拒。战后驻柏林的英军曾对拉贝的纳粹经历进行清算。正是“基于当年你（指拉贝）在南京做得很成功的人道工作”，他才得以顺利通过“非纳粹化”的甄别，洗刷“纳粹分子”的政治罪名。他在《日记》前页特别注明：南京《日记》是他一生不可磨灭的重要记录，是要后代亲属有所了解，如要公开发布，则须获政府同意。1950年拉贝临终前将日记交由儿子保存，并且严肃指出：那段历史“可以原谅，但不容忘记”。
不可抹煞的是：经过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努力，寻访到拉贝的外孙女莱茵哈特女士，再经她的努力才找出这部尘封一个甲子的稀世《日记》。1996年12月12日，她偕丈夫飞抵纽约，将8册并附有60多幅珍贵图片的日记赠送联合会，并授权该会译成中文、日文公诸于世。鉴于《拉贝日记》的重大史料价值，耶鲁大学神学院特藏馆决定在美先期展览，同时，联合会准备分别赠送中国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影印件各一部。拉贝日记中文版已在大陆出版；南京人民对他们的有救命之恩的国际友人――拉贝举行纪念活动。1996年，拉贝的墓碑迁回南京，他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景仰。
《拉贝日记》，如果当年毁于南京战乱，如果拉贝回国时遗弃、如果被皇军发现搜劫、如果旅程失落、如果被盖世太保扣留、如果柏林轰炸遭难，如果拉贝后代弃如废纸或拒绝公开......而这些“如果”又都不是必然保险不如果的，那么，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奥野诚亮、石原慎太郎、田中正明、藤尾正行、永野茂门、桥本龙太郎等等就将弹冠相庆、唱和翻新了。随着《拉贝日记》英、德、日、中等文字相继出版问世，拉贝当年就对皇军兽行厉声喝不，天网恢恢，难道还不足以使奥野、桥本们面对铁证，无地自容么？
人道主义者、忠实的德国朋友――拉贝，中日两国人民“不容忘记”。
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右翼否认大屠杀的言行，中日两国人民更“不容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