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评论家、著名记者、原《东京时报》政治部长本泽二郎的第22部新著《中国的大警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基于著者访华37次的采访观感，“为期望日中永远友好而撰写”。读完中译版，掩卷沉思，深感无愧“来自日本的正义之声”。
本泽在中文版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近几年来，日本的政府、阁僚、部分国会议员、外交当局及右翼分子搞的许多奇怪的方针政策及行为等，妨碍了重要的日中友好关系的发展......从‘日中友好不仅对亚洲，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定都将作出贡献’这一25年前的两国政府的约定来看，努力纠正日本目前的错误做法，可以说是善良的日本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前言”中，著者进一步深刻指出：“中国以付出放弃天文数字般的日本对华赔偿这一巨大牺牲，换来了日中间的历史性和解，而且，将迎来1997年的邦交正常化25周年。但是，今天的日中关系又是何等的严峻与危险......同德国相比，日本不仅没有清算过去，而且部分政治势力甚至要把侵略战争合法化。”
“战后第50年的日本......正在失掉重要的邻国中国”。
“中国是一个对日本具有生死攸关价值的巨大邻国”。
“日本被12亿人的中国讨嫌，行吗？”
同中国友好关系“对21世纪日本具有生死攸关重要性”。
“日本现在如不倾听中国人的呼声，有可能出现不得了的事情”。“稍一大意，甚至有再现过去恶梦的危险。”
中日两国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日中关系怎么会由基本上是友好的发展到目前面临如此严峻的考验？本泽认为；“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国在日中战争中的受害者人数为3500万......而作为加害者的日本人却不能从内心理解受害的中国人。”日本一直拒绝在战后教育中正视过去的历史事实，而中国为不再重演民族的不幸，努力在教育方面学习历史，“这样，双方的距离就扩大了。”
“未能与过去决裂的日本同与过去彻底诀别的德国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本泽曾在所著《天皇的官僚》一书中对战后德日进行分析。他说：“正象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所说的那样，德国在战后已经同战前的历史一刀两断。与此相比，日本还藕断丝连......制造战前军国主义的官僚机构在战后仍旧存在，原封不动地混进了战后体制的中枢，以致出现今天的局面。这充分证明了德国人同日本人在知识、道义及伦理水平方面的落差。”
本泽采访中共一高级干部，以不披露姓名为条件，这位高干谈了日本政府要求同中国发展速度保·15年距离、日本的老人政治、派阀政治和谋求政治大国为军国主义提供了土壤等问题后说：二战中日本对东亚南和中国进行了大规模侵略，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尽管这样，中国也没有要求赔偿。这些国家至少希望听到日本反省的话。实际上日本只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本泽认为这是对不能坦率承认侵略战争的日本政治领袖发出了“雷霆之怒”。中国放弃赔偿，日本还是不想谢罪。作为中国人，憎恨日本也是理所当然的。
本泽还从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潘岳博士会见中听到潘的“个人意见”。日本政治家对二战日军加害中国人没有正确认识、进行反省。中国人对此非常失望，因而对日本产生反感。......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放弃了赔偿。但是，中国人民不理解为什么要放弃赔偿。......当他们在昆仑饭店大厅面晤时，潘岳回避“谈日本赔款的事情”，但明确表示对共同认识历史不能妥协。同样，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姜殿铭所长也告诉本泽：日本应尊重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对日本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德国坦率地承认了战争责任。通过明确战争责任、谢罪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崭新的德国”。“为什么日本不能象德国那样与过去一刀两断呢？”
本泽因而得出明确的结论：
“日本的国际化就是正视过去的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作为加害者，从内心深处对受害者进行悔罪和赔偿。只有这样，日本才可能获得邻国的友谊和信赖，这才是日本的无价之宝，21世纪的日本才能充满光明。”
在北京，本泽还同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姜洪副所长进行了谈话。姜说：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了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要求，但中国人仍然对日本非常气愤，希望日本政府不要忘记这一事实。”对此，本泽认为：“多数日本人已经完全忘记了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回顾1972年，当时摆在日本面前唯一最大的难题是战争赔偿问题。如果日本真的支付赔偿，显然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势必动摇日本经济，其经济大国的梦想也将破灭。因此，赔偿问题是最令日本政府头疼的问题。中国政府放弃了赔偿要求，然而对于在中日战争中被夺去3500万宝贵生命的中国人民来说，终究是不能接受的，中国人民至今仍牢记着这件事。”
1995年，本泽“为了坚定日中不再战的誓言”，在战后50年组织一个50人的“面向21世纪的日中和平交流”南京研修团，自任团长。团员中有位 田照二，是日军老兵，在南京大屠杀后3个月进入南京，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留下一篇历史性宝贵证词：
我本来应该参加南京陷落后的汉口战役，但是中途病倒了，高烧40度，在生死线上挣扎。为此，我被收容到南京的野战医院，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恢复健康后，每天要进行半天的军训。由于有病，我才能在南京逗留。不久，一个叫西尾的中将从内地来视察，需要司机，这个工作便落到我的头上。于是，我去了司令部。我在东京当过出租车司机，还在汽车部队呆过。一天夜里，西尾中将要出去“巡查”，后边还跟着陆军军乐队。宪兵自报奋勇为其带路，带他到熟悉的地方喝酒、吃饭，然后“办事”，做不花钱的豪游。所谓“巡查”，其实就是找女人鬼混。
到扬子江边时，我亲眼看到了枪杀中国俘虏的场面。江上漂浮着许多用细长木板捆着的汽油桶，让中国人10人·15人按顺序排好，站在上面，一个一个地枪毙。这些中国人的服装破烂不堪，根本没有穿军装的，也没穿鞋，脚上是像草鞋一样的破东西。日本兵想让他们带上眼罩，但大多数人拒绝了。这些人被枪弹击中后，咕咚一声便栽到扬子江中沉下去，然后从四五米远的地方只冒出个脑袋。他们那时的面容，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有的军官借机练枪法，还问我打不打。那时，我37岁，已经有了孩子，实在没有那种胆量。那天，看完现场后，我连晚饭都没吃，真是惨绝人寰。
我还看到了让中国俘虏自己挖坑的场面。挖完坑后，将他们排队枪毙，然后埋到他们自己挖的坑中。和在扬子江边一样，说是用子弹太可惜，所以很多时候用刺刀挑。那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极端残忍的场面。年轻的军官们像开玩笑一样地竟相用来试刀，黄褐色的扬子江水被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南京陷落3个月以后。有一个军官想用俘虏试一下祖传的军刀，这人是剑道五段。他砍下了中国人的头，但居然为刀卷了刃而心疼，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还有的士兵比赛谁先杀掉100个人，实在残忍。
我是1937年7·15日接到入伍通知书入伍的。当时是汽车司机，已经有两个孩子。当年10月，徐州战役前夕，我收到军邮寄来的信，说第三个儿子出世了。
我们汽车部队由300余人组成，负责修理坦克、船只的发动机，总在部队后方。我在赴汉口战役的途中生病，留在南京疗养，才当了西尾中将的司机。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亲眼见到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个月之后的情景。
我想对年轻人说的是，战争十恶不赦，决不能发动战争。这件事只要我活着，就要一直说下去。
本泽指出：“日本政治无视南京大屠杀的悲剧，完全是因为不能体恤民心的官僚左右了全部政治所致。”在列举日本“极不充分的历史教育”、日本新中期防卫计划、“40年置之不理的水俣病”、“防止破坏活动法”等事实后，说明日本官僚的本质是不负责任的恶魔特权阶层，“可以说，日本政治的危机完全源于这里，所以才被中国唾弃”。本泽采访一位“以不披露姓名为条件”的现职政务次官（副部级），对“日本没有得到中国信任的原因”的回答：“是因为历史认识，特别是日本国内想使过去的侵略合法化的倾向所致”。“日本也应该像德国那样，坦率地为过去的罪行道歉”。本泽建议：“日本的政治家和国民应该到南京去看看，因为从那里能够找到日中友好的真谛。”
我以为，本泽的建议代表日本的正声。它不仅是纯正的乐声，而且代表人类特别是大和民族的正义之声。
1998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