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1936），中日两国人民非常熟悉和尊敬的中国思想家、作家。在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以为，遵循鲁迅的遗言进行广泛深入的“日本研究”是21世纪中国人的首要义务。早在1931年，谁都知道那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寻找借口以制造挑衅”、实现裕仁的“最高机密应急计划”即陆军天才石原莞尔计划，点燃安放在南满铁路从长春北区出来的铁轨以西五英尺路基上、进行假爆炸的雷管，然后日本外务省硬说中国士兵炸铁路严重地阻滞了铁路线运行（参《日本天皇的阴谋》[美]戴维?贝尔加米尼著）的时候，鲁迅指出：在排日之声尤为激烈的今日，我仍向中国青年提一忠告，那就是日本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与研究，而我们除了‘四千年的旧文明’以外，还有什么呢！我们必须研究日本，而不要因为失去了西藏才去研究英吉利，因云南告急才去研究法国（《鲁迅全集》日文版第10卷）。他指出：即使日本这样的“仇敌”，对于他所有而中国所无的优点，“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以探寻中国复兴之路。鲁迅生前还说：“即使排斥了日本的全部，它那认真的精神这味药，还是不得不买的”，“现在，有许多中国人到日本去留学，学习多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有一点是中国人所缺少而必须向日本人民学习的，就是日本人的认真精神，正直、勤劳的品德，这一点是无论如何非学不可的。”
鲁迅毕生是和两个日本人的情缘密不可分的：一个是青年时的恩师藤野严九郎；一个是晚年时的挚友内山完造。他们三人都已作古，遗世情缘却万古长青。从1902－1909，鲁迅留学日本8年。先入弘文学院，后转仙台医专。至今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还保存着鲁迅一生珍藏的藤野送的一张照片，背面亲题“惜别”二字。鲁迅在短篇小说《藤野先生》中，怀着非常感恩的心情讲述了这位恩师认真地订正他在听解剖学课时的笔记，以及后来送照片“惜别”的故事。“在我所认为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倦倦教诲，小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藤野先生在《谨记周树人君》的悼念文章中，说自己不过是抱着“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总存着应该看重中国人的心情”，对待周树人即鲁迅的。他“深悼着那以些微的亲切作为那么样的恩谊而感激着的周君之灵”（上海《中流》半月刊，1937年第2卷第1期）。以后，鲁迅因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开始关心国民性改造问题。他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从此日本文化界更与鲁迅建立了广泛而持久的联系。鲁迅1927年定居上海后，内山完造、增田涉等更成了莫逆之交。内山完造说：“正如中日两国人士所了解的那样，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仅鲁迅著作多由该店总代办、总代售，而且店内还专设一把“鲁迅先生的藤椅”。增田涉说：“直到目前我所接触过的任何人当然也包括日本人在内，与任何人比起来，在人间，我最尊敬鲁迅”。鲁迅在《送O、E君携兰归国》中有句：“扶桑正是秋光好”；在《题三义塔》中吟咏：“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鲁迅对于日本的认识和情谊的集中反映。
鲁迅在对于中日友好的日本人民充满热爱的同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是鲜明而坚定的。在《答文艺新闻社问》关于“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时，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殖民东三省并且蚕食华北和威胁整个中国的严峻局势，他指出：“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承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在此稍后鲁迅签名《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表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加于中国民众反日反帝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以及压迫革命的民众”。
1931年，爱国学生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日，针对国民党当局借口“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对学生爱国运动进行压制的行为，鲁迅写了《友邦惊诧论》。文中“一石三鸟”反映他对抗日的深刻认识：“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鲁迅对抗日救亡问题，主要针对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批判。他曾说：“为民族，在现在还是首先的事情。反动者只想保留政权甚至可以出卖民族，我们却要革命又要民族，革命就是为了民族”。在鲁迅眼里，抗日必须反蒋，反蒋为了抗日，救中华民族危亡，就是坚决主张抗日。二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值得着意指出：日本某些学者对于鲁迅同日本的关系问题有过极为恶劣的歪曲。如小田岳夫《鲁迅传》中竟然提出：大多数日本人认为鲁迅抨击时政的对象，主要是某人（按指蒋介石），借此作为掩护，日本无怪要为中国人民伐罪“进入”中国了。对此正如许广平在《王士菁《鲁迅传》序》严正驳斥：“这是非常恶毒的写法……小田氏是随着战争环境，如其他日人的通例，统统在战争时期，为日黩武主义者借词解脱”。这种极不严肃的恶意歪曲，是对鲁迅的侮辱，令人不能容忍的。
“鲁迅君，中日关系你觉及将会有怎样的结局呢？”日本朋友奥田杏花问。他的回答：
“这是很困难的问题，究竟会逐渐变糟或者变好，是很难说的。第一，不知日本在想些什么，和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中国在想些什么，不了解内心的人们中间的商谈，是最为危险的。
我认为中日亲善和调和，要在中国军备达到了日本军备的水准时，才会有结果，但这不能担保要经过几年才成。……”（《我们最后的谈话》 1936年上海《作家》月刊第2卷2期）。
鲁迅生前不可能预料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和中国8年抗战，不可能预料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败降和衰亡，更不可能预料20世纪下半世纪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和中国成为政治大国。但是，21世纪初叶，中国军备是否达到了日本军备的水准？中日的关系是否能如《中日联合宣言》在“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军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日两国人民，无疑乐观如鲁迅“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亲善和调和”的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