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艺大成，东国有高名。
笔底千花放，镜中两鬓星。
孤怀如皎月，多士坐春风。
永世葵心向，光明老一生。
――常任侠悼卫天霖《五律》
1990年12月24日，应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赴京，邂逅50年代白湖“大学”幸存难弟柯文辉，承赠新著《孤独中的狂热。卫天霖传》，并在扉页题书“狂热可以降到冰点，孤独则是与生俱存”，“王工老兄验证，而我无话可说。”只为案务奔命，更不懂油画ABC，一直藏之书堆。
1982－83年卫老死后，日本举行卫天霖油画展，主持人末田利一说，“就是驻日的中国机关，对卫先生的名字谁也不知道”。10年后闲中拜读该书，却被卫老其人和柯弟其文强烈吸引，特别是卫天霖与日本匪浅情缘，读后让我不能抑止流于笔端。
卫天霖（1898－1977），生于山西汾阳东阳城村，是我国美术教育家、中国油画巨擘和开拓者。幼时受父、舅身教的感染，从《三字经》、《芥子园画传》、《点石斋画报》、《大共和画报》启蒙，对绘画书法入迷。中学时上街游行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21条卖国条约，“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我们要参加国民爱国运动。”这是他的自觉意识。1921年，作为山西第一名绘画留学日本的官费生，带着严父“守身如玉”的赠言，东渡日本，先入川端美专，后转东京美专，师承横山大观、腾岛武二教授，成了全校“学生首席画家”。
1928年卫天霖归国，历任孔德文艺学院和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等校教授。1947年前往解放区，任华北大学教授。1954年筹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任副院长，兼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以美育人”，死而后已。
刘荣夫（鲁迅美术学院教授）回忆1938年在北平艺专时，卫天霖对他的关爱：
卫先生对我说：“莫看日本人现在猖狂，早晚要倒台，到那一天我们作为中国人要受到考核，你站在那一方干了什么事？要算总帐，你好好考虑这些问题。”这些棒喝刻在我的心中，所以当时不肯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合作，还和学生一道反对学校中那些只看东洋人眼色行事的败类，甚至撕掉开除进步学生的布告。我衷心诤谢卫先生的启迪，否则我会变成另一个人。没有他的诤言忠告，就没有今天的我。因为我生在日本，出生不久，父母就为我入了日本籍，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受的都是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教育，故而很容易发生站错队的问题。
凡是对日本有利的活动和会议，包括校长召开的一切什么会，卫先生一向拒绝出席。为时一久，处境很危险。当时有一位从台湾来的教授，开始时我与他接近，卫先生告诉我：他就是训育主任，与日本人来往密切。我就警惕了。这人告诉我：“卫天霖是反日本的，将来宪兵队一定要抓他”。我一听，感到有责任要保护卫天霖。我认识日本人城户正，此人公开职业是在兴亚院文化部供职。因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他出去，那时我还在赈济部，在共同参加开封和平大会的过程中，看到他的表现与在北京见过的所有日本人不一样，表面上他很有礼貌。逐渐熟悉后，他看我也是正派的。他说“我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骗，日帝为了侵略中国，把有进步思想的，尤其是日本共产党员都杀掉，征兵找日本共产党人，送到第一线，借刀杀人，一举两得。我来中国，也是受骗来的。到中国后看见中国人比我们伟大得多，我们日本人那有资格领导中国人，那是瞎扯。你不信，我要马上回到日本去，我不能在中国呆下去，我不能当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日本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不久，他走了，临走时说：“我走了，现在日本的‘大使馆’也好，过去的兴亚院也好，其中的日本人表面说的很好听，都不要相信。我走了以后，只有一个可靠的人你可放心，最有危险时你可找他，他会保护你。他给我介绍的人叫柘植。所以我当时听说卫天霖危险时，我把这些日本地下党介绍给他，叫他尽量参加会，不听他们的也不发言，但参加会照他的办就行，可以避免当时被捕的危险命运。可见，当时我们是紧密合作的。
卫天霖爱憎分明。举一个日共党员柘植的轶事：
曾经帮助过卫天霖的日共党员柘植，被征入伍，离开北京前，天霖将他请到家中饯别，由刘荣夫作陪。
天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为你送别，感触很多。首先想问你一句真话：你平时说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今天你当兵上前线去杀中国人，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柘植说：“卫先生，刘先生，你们放心好了，我早就知道有今天，也早就下了决心，这个肩章中缝有日币五元，是准备逃跑时用的（日军中是不让带钱的，怕逃跑）。另外假如碰到你们的部队，我就投降。我是曹长，下面有20多个兵，都叫他们投降缴枪，或者把我们的武器都埋起来，将来交给八路军。我们去的地方是保密的，谁也不能说，我现在也不会知道，坐火车时等人们都睡着了，我偷着写信告诉你们，我们的火车是向那个方向走的。”……
柘植先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天霖收到他的密信之后，无视法西斯的恐怖威胁，将敌人行踪报告了八路军。
再如：末田利一回顾1945年日本战降后的往事：
战败后犹如反掌，有些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表示出很自卑。有些人在预定的归船尚未到达前，要把所有的财产全部用尽，于是日夜大吃大喝、开宴会大闹……来过日子，钱用完了，就在街头游荡。他们完全失去了明天，也不用去想它。当时日本人在中国的处境是很悲惨。多数的中国人把战争看做是日本军阀的责任，与普通人无关，个人是无罪的。以这样的认识来对待日本的一兵一卒。这样的宽容，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可是到昨天为止，总有些日本军人还是那样耀武扬威，自然也会引起有些中国人对他们表示反感，是必然的结果。
明天真是很难想象的。在最困难的几个月中，卫先生接我到他家共同生活，这是我一生难于忘怀的事。我给卫先生、卫太太及他的子女们增加了很大的麻烦，回想起来觉得很难过，先生全家人保全了我这个战败国的一员。平时家务很忙的卫夫人，待我总是笑容可掬，至今想起来感动仍很深切。先生平时并不自认为是人道主义者，但是他的行动却显示出人格的崇高和伟大，我只有真诚的表示感谢！
苏民生教授回忆他和卫天霖1943年之前重访日本的经历：
有一年暑假，他约我同去日本参观。我们到了他的母校，参观了各类画室和同学们的作业，我还拍了一些照片。我也陪他去一同探访了他的老师滕岛武二教授，和住在小日向台町的西田正秋先生，他是卫先生的同班同学。有趣的是他带去的礼物，仅是他在北平护国寺等处买到的一些民间剪纸，每幅仅有寸许，用红纸剪成几张一叠，以此分别送给一些教职员和被探访的人。他自幼喜爱民间艺术，并且了解日本朋友也同样喜爱。我们冒着骄阳外出参观游览，常感口渴，想买些饮料解渴，却很难得到卫先生的同意，也算是卫先生在生活上重俭习惯的一些反映吧，我有时总想他太克己了。卫先生这方面的小趣味实在还有许多呢！那时也有一些日本画家来华，往往都要来访卫先生，他也就常常带上我去北京饭店回访，记得有安井先生、黑田先生、石河先生、以及滕岛先生，再有卫先生母校的老校长大仓先生来北平时就住在东华门附近，做为陪伴，我也结识了不少画家。卫先生是一位很不善交际的艺术家，有些活动完全出于礼节，而更多的则是由于艺术的需要或他人对他的敬爱，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
柳原控七郎在参观日本举行卫老画展后谈：“卫先生崇高精神使画展览取得成功。长年思慕的卫先生，果然按我的期望，做为油画大师，在世间显现出来，多年来我追索他的心情上的谜，今天得到冰解了。”
西田正秋撰文谈观感：卫先生坚持着在日本所学的手法，和发扬汉民族艺术的精神，不顾一切地专心努力进取，非常敬佩。我已80多岁了，能在东京看到卫先生珍贵的遗作，当然无限感慨！
田近宪三说：
中国建立了亚洲首位的文化，他的传统象长江一样的宽远，把东方精神的堂奥，在各个不同时代的诗、书、画中展现了出来。有如秋夜的群星，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日本的文化较中国后进。它的整个历程，一直在追随着中国的文化。在对西欧文化上，也和中国一样接触得很晚，不过后来日本算是先走了一步，这是我们的情况。卫先生怀有大志，他选择到日本来留学，是因为日本距中国近，也比较便利。从留学时起，他就想到了应该在中国开拓油画的道路。……
卫先生胸怀大志，他不单要完成自己的油画事业，而且想开拓中国油画的道路，把这一宏大的理想看成是自己的任务。大概滕岛先生也了解到自己学生的心情。因为艺术是无国界的，然而艺术的核心却是很严肃的工作，它能启发和教育人们。滕岛先生是注意到这些的。艺术可以向四面八方去发展，也可以变化无穷，然而它的本质是不可变的。
卫先生归国后为后进者的教育而忙碌，注意培养油画的根本力量，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对个人与社会都是很幸福的事业。
卫先生扎实的生涯与创作，一定能在中国美术史上作为“当代一人”，一定会作为一位很难得的画家永垂不朽。
读柯弟所写别开生面的卫传，我和王景山颇为感同：“在《卫天霖传》中，不但看到了卫老，也看到了老柯。他并没有写自己，却处处可见他……《卫天霖传》显示了老柯特具的学术气和抒情性。可以看到他对美术以及有关文艺领域的广博知识和深刻理解……还处处奔突着火一样的诗情。”作为生死交，我对这位柯“难弟”为人的平凡与为文的深邃是太了解了，他不过百分之百一脱俗凡人。京都再见，翩翩风致，成了鬓雪美白须髯。卫天霖艺术研究会称为小说家、剧作家，其实除小说、戏剧，他还集哲理、评论、诗词、散文于一身，却不以旁人称“家”为荣，不称“家”为辱，宠辱皆忘，较诸浪漫主义者现实，较诸现实主义者浪漫，正如他在《卫传》中所说：“大作家最无作家气。念念不忘自己是大名家……结果种瓜得豆，作品注定摆不脱小家子气、方巾气、酸气、铜臭气……”难得柯弟接着还写了一段“肆无忌惮地议论、评价、臧否”关于日本文化的艺术流派，好在不用耽心柯弟诉我侵权，不妨照抄原文。
日本人是个优秀的民族。团结，善于经营，能吃苦，有开拓精神。但有一利必有一弊。善于精打细算，经济头脑太发达，在绘画上不免带来麻烦和负担。求甜、求巧、求工艺性、装饰味，以制作代替灵气，雕琢伤神、元气不旺，格局小，给日本艺术带来不良的暗影。也有人误将粗率当作大气磅礴，谨笔失貌当作现实主义，柔媚为和平，肤浅为冲淡。这类短处中国艺术家也未能免疫，善意的指出决不是成见。经济膨胀继承了早年的军事膨胀，客观上需要把岛国打扮成文化大国。70年来，他们不惜工本到欧美办大型展览，出版印刷精良的大型画册，努力扩大影响，收到很大效益。30年代欧洲最渊博的美术评论家，也未见过多少中国宋元大师的杰作。老实说以欧洲为世界的成见，使这些聪明人在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上夜郎自大，顽固地势利地看待东方文化遗产。对他们三百年来没有出一位擅长用毛笔宣纸的大师一事视如不见，对东方人的油画则居高临下，看不到中国书法润含春雨干裂秋风的巨大抒情能力，进入油画后引起了西方大师们无法并肩的裂变。某些人穷志短的炎黄子孙一味崇洋，学中国画也要到大西洋彼岸去吃面包。使毕加索、马蒂斯震动的东方艺术与中国绘画的伟大遗产相比，是动物园里的猴子在和《西游记》中的孙大圣相比较。毕、马等大师见到中国画佳作同样有限。
而中国民间艺术的精品，如陵墓雕刻（尤其是霍去病墓的石刻），完全可以与古希腊罗马的巨匠分庭抗礼，各有千秋。正是在这样背景下，日本绘画使德国人、法国人倾倒过。这些倾倒者不知道日本绘画源于中国画的事实，误流为源，过于自信。当年在柏林、罗马哄动过的日本画家，都没有进入世界美术史中那些大师的行列。而今在60岁下的日本人当中，知其名者已是寥寥。抗战之后，我国古画大量外流。美国美术史家高居翰在北京说：“50年代欧美专家评论宋元作品多凭印刷品，罕见原作。现在美国藏的古画不比中国大陆少，可以和日本台湾并驾齐驱，比较有发言权了。”日本人也不大向西方介绍南画。日本花了近30年来大力宣传的都是西画家，作品内容多是西方人陌生的风景。这是明智的。但是，拿现在受到推崇的人物和石井柏亭、桥本关雪、小室翠云……相比，气度不足，制作气有余的弱点，并无多大改变。我以为日本人借用中国的儒释道在他们的历史上有过丰功伟绩，今后也有实用价值。这种价值随着时代还可以上升到新的局面。但无助于日本本土出现大哲学家、大艺术家。借的东西再好也有局限。（土生土长的东西都要革新，何况从邻居那儿来的！）中国伟大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日本人的哲学与艺术方面的创造性思维。这类客观史实不知可曾引起国内某些西方现代艺术摹仿者的注意？倒是今年我从上海飞往北京时，遇到一位同机的日本作家，起初颐指气使，洋洋自得，听到我说起世界哲学史与日本人无关的时候大为收敛，变得特别客气而要求“多多关照”了。
跳过日本艺术的局限是很大的困难！开创岭南画派的优秀人物高奇峰、高剑父、陈树人等先生身上，可以看出日本艺术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在傅抱石先生的山水画上也有迹可寻。一两代人后，画家的气度修养，尤其是画外功夫不如这四位先生。前辈之长恰好变作后辈之短。不值得思索么？傅先生画的人物得唐人三昧，与日本画无关。
正在准备百岁画展的朱屺瞻老人完成这个飞跃的原因是他在东邻习画时间不长，学的油画又是欧洲产物，用眼下流行的俗话说：日本人仅仅是“二郎神＿＿二道贩子，还不是倒儿爷，更够不上批发商。”朱老与莎士比亚专家林同济教授莫逆，自己也爱阅读莎剧。在一般人业已停滞的80岁之后，他临了几十张发表在《故宫周刊》上的宋元名画，有些还自出机杼地着了色。老人还喜爱昆曲、交响乐。不停地练习书法，写出腴而弥淡，枯中见弹力的火候。西画的色进入国画，中国画的笔法进入西画，吸收得当，势必引出宁馨儿。我强调“得当”因为朱老的中西画都是高手，与我反对的用西画改造中国画并不矛盾。
卫老作画时间比朱老少，健在的朱老先生比卫老去世的年纪就多出将近20岁。他又不象屺翁兼作国画，更没有临过大量古代名画，又靠什么条件来跨过日本艺术家一些常见的不足之处呢？
一、卫老有耿介厚朴的北方人气质，积健为雄，有大民族风度；
二、山西雕塑遗产之宏富，居于全国第一流，北魏石刻而外，宋元明塑像有数千躯之多，其中不乏鬼斧神工惊世之作。卫老得天独厚，在精神上饱饮过这类法乳。以华丽表现清气的美学观，渗入他的意识，使他的作品艳而脱俗，气度开张，何况还有书法、篆刻、民间艺术等多方面的营养！工艺味、制作性、装饰性为大气所驾驭，都成了美；
三、每当考验来临，他能从不自觉、半自觉到完全自觉地将个人苦难，溶入民族巨大的不幸之中。在大我面前，小我势必微不足道，迅速被消化。
苦难不仅能毁灭人，也能造就人。只要能从炼狱中跳出，大多是强者。痛苦证明了奋斗的必要。痛苦使邪恶者更邪恶（少数能变为善良），善良者更善良！痛苦超度美化了卫老的灵魂和艺术。我知道日本人也有痛苦，尤其是无名的穷艺术家。但其内容不同，承受的方式也有差别。
四、天霖的作品不算多，可见每成一画，要费很多心思。除去对景写生一次完成之作只需二至四小时外，好些画都一画几个月。干了再加，层层堆积。说他的画是深沉响亮的彩色浮雕，也不为过分。这和黄宾虹先生写山水，多次铺水，层层积累，明一而现万千，浓处透光，淡处发亮，行隔理不隔，异曲同工。这与印象派画家强调刹那印象，力求再现外光的多变，有些不同。印象派的用色方法较为准确，其构思和捕捉美的方法有偶然性及浪漫主义的一面。卫老作画虽然不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觅粘天应窄，穷搜海欲枯。”至少也和现实主义的老杜一样：“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正是卫老独到之处。可惜去世早了，还有精彩的变革没有完成！
印象大师们都以对景写生为能事。作画应当“搜尽奇峰打草稿”（石涛语）。但写生带回的东西，还可以加工变通，假若终生离开实景便不能下笔，这种纯抄自然的作画方法就不能欺造化。写生只是吃桑叶，创作是吐丝。卫老晚年摆静物只是象征，极善于用想象去补充实物之不足，想象的基础仍是过去的积累，但是已经变化过了。
《花瓶与花》是他一生当中最华丽最绚烂的佳作之一，每种颜色周围都浮动着一层金子般老辣的光！日本出版的画册用她作封面，笔角甚美，而色未印好，不够准确。有些小幅，色彩有《热情奏鸣曲》的旋律，奔涌不息的气流，似岩浆迸射。初看是静的，细看，其中藏有情绪的回荡，矫健、腾跃、激越，可以看出他力图超越旧我，打破精神物质的局限，以老年人稀有的青春激情（这是一切艺术家心灵内的自留地）来赞美生活。
痛苦中渴望欢乐，花卉画得妍丽华滋，正是反抗痛苦的呼喊。
浓艳、欢乐，不是用美去粉饰丑恶，而是他心地善良，急于安慰别人，也是为了安慰自己，才用欢乐的调子来表明信念。
对同胞的爱，对祖国明天的祝福，对疾病不幸的蔑视，都化进画中、溢出画外。坦诚恳切，实在感人。
艺术不仅表现作家看到的世界，也曲曲折折地表现他们想看到的世界。花，欢乐的花，美的世界，正是他在弥留之际希望大地上出现的奇迹。
理想不同于乌托邦，它立足于现实。
抱病完成的作品，正是献给明天现实的蟠桃。
涂在画上的不光是颜色，还有心血与意志。
“我死也要死在画架前！”卫天霖实践了自己的豪言。
最后，笔者对于画道憾缺艺术细胞，不通东西，万祈读者谅“我无话可说”。唯历十年“验证”“狂热中的孤独”，非止卫天霖，亦非止柯文辉，诚然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