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教”。自称日本明治政府的“导师”――福泽谕吉在日本启蒙名著《文明论概略》中如此说。他在该书《序言》开宗明义：
“文明论是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理论。其目的不在于讨论个人精神的发展，而是讨论广大群众的总的精神发展。所以，文明论也可称为群众精神发展论。”
这位“二战”后被捧誉为“日本最大的启蒙思想家”、“日本近代化道路的设计师”的福泽谕吉同欧洲启蒙运动迥异其趣的思想、理论，自然引起我的求知欲。古代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和儒学，怎么如福泽所说：“拯救”日本从“野蛮”导入“文明”？更不能不令我产生困惑感。为什么欧洲启蒙思想家启个性解放之蒙，而福泽谕吉却启日本人以泯灭个性的民族沙文主义和国家实用主义之蒙？为什么佛教的母国印度，佛教传入的中国，更不用说以孔子、孟子代表的儒学，既没有“拯救”印度更没有“拯救”中国由“野蛮”进入“文明”？为什么中国古代文明包括中国化的佛教和儒学，明明以和平主义为内涵特征，但是一到福泽谕吉那里和明治时期及以后的日本，竟然质变成为以“侵略文明”、“超野蛮战争”的大屠杀和灭绝人性为特征？
如果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将日本“一分为二”：一个是日本广大人民、日本和平主义、日本民主主义，另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侵战主义及其右翼势力，那么，日本流通货币一万日元上的头像，那个名叫福泽谕吉的人，名实相符、当之无愧地是日本帝国主义思想家、军国主义祖师爷和侵略战争的吹鼓手、日本右翼势力的启蒙者；当然也就毫无疑义，他必然地是日本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和广大人民思想上、精神上的死敌。
如果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大日本帝国”为什么不到100年间“其兴也速，其亡也速”？为什么真像“彗星那样登上舞台”，成为“世界一等国”“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亚洲霸主”？为什么1945年8月寿终正寝、“又像彗星那样消失了”？应当说，其骤兴有自，其骤灭有源。在我这样一个外国人看来，实事求是地说，这与福泽谕吉逆历史反动的思想具有紧密难分的内在因果联系。
正如日本有识之士还在福泽活着时对他所作的客观批评：福泽“企图变日本帝国为强盗国”的主张“必将给将来留下不可挽回的灾祸”。试看这个警示性“预言”何其确当，因为早在1945年就被历史完全应验了。
福泽谕吉（1834－1901）出身于一个下层武士家庭，早年丧父，自学成才，三次随幕府使节团出访欧美国家。明治维新后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代表作品有《西洋情况》、《世界国尽》、《劝学篇》、《文明论之概要》、《脱亚论》等，《福泽谕吉全集》计达21卷。只要考察日本从推翻幕府制度到明治维新时期所制定的侵略五步走“大陆政策”：第一步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满蒙（东三省和内蒙古），第四步征服全国，第五步征服全世界。可以说是福泽谕吉全部思想的诠释。这样，“二战”后拒绝以史为鉴的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为什么称福泽为“日本近代化道路的先驱？”日本思想界一些占主流地位的学者，为什么捧他上天，像裕仁一样被“神化”，也就理有必至了。
1869年初，天皇政府倒后，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即拟利用各藩军队“征韩”，一方面巩固中央政权，一方面补偿屈从欧美损失。1870年柳原前光说：“朝鲜国为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本”。佐田白茅说：“伐朝鲜，富国强兵之策，不可轻易以糜财蠹国之论却之”，“大练我之兵制，又辉皇威于海外，岂可不神速伐之乎哉？”福泽谕吉更是目无朝鲜和朝鲜人民，蔑称朝鲜半岛为“小野蛮国”，“上流是腐儒巢窟，下流是奴隶群众”，“软弱无耻的国民”，“无异于牛马猪犬”。1875年日本军舰在朝鲜领海挑衅，制造江华岛事件，“派兵登陆，纵火焚城，劫走大炮，杀死朝鲜军民35人”（《日本维新30年史》）。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1890年，日本内阁山县有朋公开提出所谓“仅仅守卫主权线是决然不够的，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方针，“现实应把保护的重点放在朝鲜”，终使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福泽积极拥护日军登陆江华岛，声称朝鲜“即使来朝（按指朝贡），为我属国，也尚不足悦”。看来只有灭亡朝鲜，福泽才能愉悦快慰。1882年7月，朝鲜人民发动壬午兵变，攻占王室，袭击日本公使馆，日本决定派兵干涉。福泽诬蔑参加反日暴动的朝鲜人民为“文明之敌”，美化日本“政略是文明改进的政略，军队是文明改进的军队”。这样，日本侵略朝鲜岂不自然也就成了“文明改进的侵略！”1885年，福泽在《脱亚论》中公然宣扬：“日本肩负文明教师的责任，应把朝鲜带进文明世界。”1887年，福泽以《朝鲜是日本的藩屏》为题，力主“今天在保卫日本的时候，应确定的最近防线必在朝鲜地方无疑”。日本的防卫线不在本国边境，竟在邻国朝鲜，这是什么逻辑！1892年7月20日，福泽在《时事新报》提出：“我国当前之政略，应使人心转向国外，其方向则在朝鲜。”1894年，福泽又写《对韩之决心》一文进行煽动：“国家养兵是干什么的？难道铸大炮、炼剑和建造兵舰是为了当作国家的装饰品吗？”......福泽除了不断写文章侵朝，还付诸开庆祝会、发起募捐、带头买战争公债等行动。难怪朝鲜人民在“二战”后评价福泽谕吉为“破坏朝鲜近代化的民族敌人”了。
福泽谕吉目空中国和中国人民，竟然使用“孑孓”“丑类”“胆小鬼”“猪尾儿”“清国佬”“乞食流民”、“乌合草贼”“狂暴土匪”“无知顽冥之辈”等等极尽蔑视词语咀咒中国人。1874年日本西乡从道率5艘军舰攻掠台湾，日军上岸后兵分三路向台湾民众进攻。福泽公然鼓噪：“诛杀丑类，一个不留”；甲午战争前后，福泽主张日军“占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长驱直入北京首府，扼其咽喉”，“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州”。他甚至建议明治天皇“御驾亲征”，鼓动惑日本人“去中国一行”“四百余州何患无建业之地......大则为国权扩张，小则有助于一身荣达”。
1883―1884年，法军攻击越南，甲申中法战争爆发。日本扩张论者认为：“法国对安南的关系和日本对朝鲜的完全一样，都是要摧毁中国的宗主权。此乃日法联合起来夹击清帝国的良机。”福泽谕吉听到中国失败消息非常高兴，说：“当今时机是紧急中最为紧急之事”。在《东洋的波兰》一文中声称：“难以期望庞大的东洋老大帝国他日不会陷于瓜分龟裂，为西方数国所分割”。福泽倾心欣赏法国外交照会《支那帝国分割案》中有关日本的那一段谬论：
“惟日本之地，逼迩支那，值今日欧洲诸强国幸运，十余年来，相助为理，功亦甚巨，应拟公举日本为东道主人，今拟分与日本之方便利益，当以台湾全岛、及福建半省之地，此诚当然之论也。且支那当大明时，福建浙江之沿海、日本兵曾侵掠其他，此事历史亦见事实，此次将其旧地，再悬日章之旗，日本君民，当亦心满意足矣”。看来，福泽急不可耐的是要求日本充当分割中国的尖兵，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素怀蛇欲吞象、霸占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野心，怎么可能仅此“心满意足”呢？
1894年10月日军在攻占金州、大连后，22日陷旅顺，进行“旅顺大屠城”，杀害2600余中国人。福泽竟然“狂喜”，不仅带领学生游行，而且到达日本皇宫，高呼“万岁”。中日甲午战争，福泽掩盖侵略实质称之为“文明与野蛮之战”，因日方获胜而视为“文明日本对野蛮中国”的胜利，并为此而喜极泪流，鼓吹要将中国“包括到我（日本）文明圈之中”。当台湾因《马关条约》而割让日本时，福泽发表《台湾永久化的方针》。叫嚷“对无知蒙昧之蛮党当尽逐放于境外，殖民地上的一切权力应掌握于日本之手，举其全土断然实行日本化之方针。”殖民主义咀脸，呼之欲出 。
从1875－1885年，福泽谕吉完成平生两大代表性著述：《文明论概略》和《脱亚论》及其政治思想的转变历程。福泽提出“向文明进军”，“日本人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的命题。怎样“进军”和“保卫”？他认为首要具有爱国精神。什么叫爱国精神？福泽认为就是“自私心”。“名异和实同”的“厚我薄他之心”。实现这种爱国精神的“方法手段越多越好”：只要“轻重缓急已经明确，昨天所恼火的事情，今天就变成可喜的现象；去年所喜欢的事情，今天则变成可忧的事；得意变为忧虑，乐园变成苦境，仇敌变成朋友，外人变成兄弟，共喜怒同忧乐，而走向同一目标”。以“自私”为爱国，以“厚我”而大可不择手段，反映出福泽立论的道德倾向。
1878年，福泽发表主张武力对外扩张的《通俗国权论》：“百卷国际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各国交际的道理只有两条：一是消灭别人，一是为他人所灭。”“促使一国人心奋起、感动全体的最好方法，莫如对外一战”，“敌国外患，乃团结人心，强国立国之本的良药”。日本当年，“依我之见，主张对外一战则未必是好战，不好战则不忘战争”。
在上述“文明论”和“国权论”基础上，1881年，福泽发表《时事小言》，把对外扩张的抽象主张，一变而矛头直指善邻中国。他分析中国局势：“中国人若不引进蒸汽电信之类文明利器则会亡国，而引进之则政府被颠复，二者难免其一”。接着分析日本面临形势任务：“方今东洋诸国中，处于文明中心，作为魁首与西洋诸国抗衡者，舍我日本国民则为谁”？“当此（中国）变动之际，我日本国决不能袖手旁观”，“保护亚细亚东方乃我日本之责任”。“战争关系到国家的荣辱”，日本自当“争雄东亚”。“永为东方魁首盟主”，从而达到“支那、朝鲜尽在我文明之中”的目的。他认为，日本对待朝鲜、中国，尽可“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使其速效我例进入近代文明。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以武力迫其进步”。称霸亚洲野心，毕露无余。
1883年，福泽为《时事新报》撰写和连载的社论《外交论》中，指出当时国际关系是禽兽相斗相食的关系。文明国为“食者”，半开化国、野蛮国为“被食者”。日本国的外交只有两条路：或者加入“食者”行列，觅食“不文明国”“良饵”；或者与半开化国野蛮国为伍，被“文明国”所吞食。日本必须选择前一条路，成为“亚洲东陲一新的西洋国”。这篇文章反映福泽已经为日本“脱亚入欧”做好思想准备。
综观福泽所谓“脱亚论”核心内涵，无非唯恐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因日、中、韩“三国地利相接之故”，对“已摆脱亚细亚的固陋，而移向西洋的文明”的日本，等同“罔知改进之道......迷恋古风旧俗......定将亡国”的中、韩“同一视之”。对日本“不幸的近邻一曰支那，一曰朝鲜......已无维持独立的道路可走......其国土被世界诸文明国分割，此种结局，无庸置疑”。因此日本为摆脱“外交上的障碍”，不能“等待邻国之开明共兴亚洲”。福泽提供的结论：“亲近恶友者不免共被恶名”，日本必须“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毋宁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共进退”，即日本应当加入欧美帝国主义强盗行伍，共享殖民亚洲利益。“如果老大帝国（中国）与朝鲜锁国自守，将世界共有物据为私有，妨碍人类的幸福、文明的进步的话，为世界的正理公道计，则不得不处置之”。这是典型的“文明侵略论”，日本法西斯理论的渊源。
福泽谕吉竭力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尽忠报国皇权主义思想。什么“我帝室乃收揽日本人民精神的中心”；什么“日本国民道德标准，以报国尽忠最为适合”；什么“我辈毕生目的只在于扩张国权”；什么“战争关系到国家的荣辱”，日本应当“争雄东亚”，“永为东方魁首盟主”，“支那、朝鲜尽在我文明之中”。什么“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手段”；什么“一视同仁、天下一家的大义和尽忠报国、主权独立的大义，是相悖而能相容的”；什么“憎恶压迫虽说是人的本性，不过这仅仅意味着憎恶他人对自己的压迫。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的最大的愉快”；什么“一切东西的意义或价值都不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取决于你想利用它的态度和兴趣”，什么“我帝室，乃万世一系，宝祚之盛，如天壤不可有极，特别是一般臣民忠于帝室，为世界所罕见，苟为帝室，生命尚不足惜，何况财产乎！四千万臣民悉为帝室赤子，日本全国之富即是帝室财产”。......如果21世纪的日本人民仍然无条件地接受福泽谕吉的这些反动思想教义，对于日本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想必任何人都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来的。
我们从福泽谕吉所处的时代和他一生思想的发展轨迹，仔细观察剖析，不难发现福泽谕吉由早期的自然法思想逐渐转变进化论的“弱肉强食”；由反对征韩论蜕变为主张征韩；由中国的“洋务运动”不得不承认中国正为日本之师国，感到中国可能成为“东亚第一大国”，转变为视中国为“野蛮”国家，成为日本“文明”（侵略）的对象；由“日本和西洋各国......遵天理人道相交友谊”转变为效法列强对亚洲各国殖民扩张的残暴行径；由“无论日本、中国、美利坚、印度，曾否于初接解外国人时即以之为敌否？日本之攘夷论亦即痛恨葡萄牙人的恶行而发于人心”，转变为鼓吹日本“入欧”即学习列强殖民主义的“恶行”，“处于今日之禽兽世界，最终可诉之途，唯在拼死之兽力”；由阅读进化论和遗传学著作转变为狭隘民族主义，终至引导日本走向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死路歧途。
日本之所以成为无始无终、只有“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的日本，福泽谕吉之所以成为集矛盾大成于一身的福泽谕吉；民族沙文主义，国家实用主义之所以使日本“成也肖何，败也肖何”，使日本成了一个没有传统正误观的民族，没有历史是非的国家，没有个性独立、个性解放和人的尊严。不仅日本的武人，而且整个日本人，都正如福泽谕吉论述武士道精神“习惯成自然”的养成：
有史以来，日本武人就遵循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屈从为耻。这和西洋人的爱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没有一个不受压迫的，也没有一个人不压迫别人的，这就是既受别人压迫又压迫另外一些人，既屈从于此，又骄矜于彼。譬如，有甲乙丙丁等十人，乙对甲卑躬屈膝，好像是受到不可忍受的耻辱，但乙对丙却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所以用后者的得意以补偿前者的耻辱，使其不满得到平衡。如此丙取偿于丁，丁又求之于戊，一环套一环无休无止。如果以物质作比喻，西洋人的权利就像铁，既难使它膨胀，也难使它收缩；而日本武人的权利，则好像橡胶，其胀缩的情形随着接触的物质的不同而不同，对下则大肆膨胀，对上则立时收缩。把这种偏轻和偏重的权力，集成一个整体就叫做武人的威风。遭受这个整体压迫的，就是孤苦无告的小民。......所谓秩序，就是指在他们集团之内上下之间，人人都表现出卑屈的丑态，但是他们硬把整体的光荣，作为自己的光荣，反而抛弃了个人的地位，忘却了卑屈的丑态，由此另外制造成功一种秩序，并且安于这种秩序。习惯成自然，终于形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如果寻求其根源，那就是由于：日本的武人没有个人的独立精神，因而不以这种卑鄙的行径为可耻。
笔者认为：对福泽谕吉当然也适用和必须适用“一分为二”。被誉为“日本伏尔泰”、启蒙思想家，和创办庆应义塾被称为“日本近代之父的福泽对日本由闭关到面对千古未见的被迫开放的局势、为推动日本社会近代化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应当予以肯定。并且分析其思想、理论的精华与糟粕，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而宜采取传承、光大其精华，批判、摒弃其糟粕，以利日本为21世纪全球化的发展作出应有的更大贡献，这才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笔者无缘阅读《福泽谕吉全集》，也没有对福泽全人和全文作出评价、定论的任务和能力，但凭直观感性，深觉福泽一生的早年和晚年，在思想上明显出现不可调和的对立矛盾，简直判若两人。比较概言，我以为如果把福泽遗产视为人类、亚洲特别是日本的思想财富，那么，福泽的早期思想适应时代的潮流，合乎人群的需要，自应传承并发扬和光大之，而对于本文前引逆时代的潮流，反人群需要的侵掠、征战的晚期思想则必须批判清除之。我们只能传承福泽如鼓励学习科学、重视德智教育、发展企业的理论，只能弘扬福泽唤醒沉睡中的民众，而决不宜传承其利用宗教和迷信；只能弘扬其启迪民智而决不宣传其愚民设计；只能弘扬其反对独裁专制，而决不能传承其主张“压迫他人”的邪说；只能弘扬其“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而决不宜传承其日本人为人上人，朝鲜、中国人为人下人的谬论；只能弘扬其“人人生而平等，天上下贵贱之分”而决不宜传承其目空朝鲜人、中国人；只能弘扬其争取民族独立和日本“富国”的理想，而不宜传承其“杀鳅养鹤”，即“杀”中、韩、亚洲“鳅”，“养”日本“鹤”，力争日本“脱亚”即“掠亚”“杀亚”与亚洲人民为敌的“永为东方盟主”的恶念.
从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中的“杀鳅养鹤”，不禁令我联想日本人喜生鱼片特别爱吃河豚鱼的食性嗜好，同时感慨当代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应宜有选择地和批判地传承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和文明理论。《左传》；“河鱼腹疾”。盖因河鱼“久在水内”，“寒气逼人”。为此“河鱼”在中国古文中成了“腹泻”的代辞。此外，“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轼）；“不为河豚赋荻芽，一壶且复荐枯虾”（虞俦）。据中国辞书，河豚，肉鲜美，唯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损害神经的毒素（C16H32NO12），食之可中毒。中毒者多在几小时内出现腹痛、呕吐、腹泻、肢体瘫痪而迅速死亡。食前必须经过严格、慎重处理。肝可提河豚肝油、精巢可制鱼精蛋白、卵巢可制成河豚毒，供医药用。奉劝日本统治当局和思想学术界对于“鲜美”的福泽谕吉思想，如果采取实用主义，幸勿全盘囫囵。欣闻日本专攻社会思想史的安川寿之辅先生新著《福泽谕吉的亚洲观》问世，愿有缘尽早拜读该书和有关这类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