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16日，湖南常德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作出明确法律解释。这一正义请求不仅反映“二战”日本国军进行细菌战无辜牺牲和受害者的意愿，而且代表反对侵略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广大世界人民、包括日本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必须履行职责作出有权解释，而且签署发表“联合声明”的另一方日本政府也不能推脱“作出明解法律解释”的责任。我更不得不说，联合国有关机构，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美国朝野，各国有关民间组织和大众传播媒体对于“二战”日本的战争责任都不宜置之度外。保持沉默权。作为中国公民，律师，日本“二战”目击，受害者，中国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第7号民间对日索赔议案领衔人和全国律协对日索赔诉讼工作指导小组成员，我有理由、无条件地支持声援这个建议。

在全世界声讨、追究日本侵略战争责任、日本各地法院受理的外国受害人索赔诉讼，计达70余宗，它们包括中国受害赔损个案23宗，这就“欲盖弥彰”把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推上了被告席，从而渐进，逐步地推动日本社会的思想意识结构发生变化，供日本青少年一代享有20世纪真实历史的知情权，由于各国受害原告和日本正义律师的不懈努力，近年来日本法院的判决无不承认当年日军加害事实，但却极力推卸赔损责任，借口之一就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已经解决赔偿问题，或如2002年8月日本外务省有关解释：中国政府自动放弃战争赔款，包括放弃民间个人赔偿。

我以为：早在1992年中国人大第7号第10号民间对日索赔议案提出后，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访日前就对记者提问做出明确回答，中国政府有关负责成员吴学谦，钱其琛等也都先后解释，1972年复交声明不包括民间追索损害赔偿。问题是：中国人大常委会，中国外交部在2002年8月之前的日本法院判决和日本外务相川口顺子2003年10月仍就“8.4事件”声称：“中国在缔结日中共同声明时已经放弃战争索赔权时，一直沉得住气未做必要回应。为了中日友好和亚洲世界持久和平，在全世界华人民间对日索赔力量和23宗对日索赔诉讼个案原告对中国政府的进一步关注充满热切期待的新形势下，难道“国家放弃赔偿是否意味着民间也放弃了请求权”。这样的原则问题我国政府还能疏于政治层面上的干预，寻求国内外的正确共识么？
湖南常德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的四点建议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完全合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修改宪法并监督宪法实施、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等，全国人大代表有依法程序。提出议案或批评意见或建议，质询或询问等权利，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立法权和法律解释权，决定同外缔结的条约的批准或废除等，国家主席对外代表国家行使外交权，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国际条约和重要协定。

我郑重呼吁：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及其常委会就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国家的战争赔偿要求”，参照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的表态，以及（日苏联合声明）第六条作出：中日联合声明放弃国家的战争赔偿要求，不包括也没有放弃民间受害者索取损失赔偿权。

 2004年2月19日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