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一般地说，由于美国独大，以联合国军名义占领日本，美日结盟，日本至今无论内政外交，概唯美国马首是瞻；特殊地说，日本顽抗以史为鉴、清算侵略战争、承担国家责任、向各国被害平民认罪赔损，唯这方面拒瞻美国马首。1988年美国制订《市民自由法》，公开承认战争期间强制拘留西海岸11万美籍日裔人“违宪”，为侵犯他们的自由每人补偿2万美元。1990年美国总统签署谢罪文。据日本《创造未来的战后补偿》（现代人文社2003年版），美国总统表示：“我们明确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承认‘二战’中对日裔美国人的非正义的错误。”日本对待战争受害人为什么不能亦步亦趋美国？我以为：这取决于被害人是否坚持正义斗争到底。果能如此，最终必然获得胜利。

信不信由你，有4案为证。美国籍日本人1943年平林诉美国、安井稔诉美国、1944年是松诉美国、远藤诉美国等4宗个案，特别其中著称的“是松案”，一方面是美国最高法院错判和平反的典型；另一方面最终均被纠正，导致日裔美国人获得赔偿，功不可没。

美国罗斯福总统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后，1942年2月19日下达第9066号行政命令。陆军部部长据命令授权可以确定国内某些区域为“战区”。美国西海岸军区德威特司令借口日本人的威胁，对祖先为日本人的居民实行宵禁，随后又把他们集中迁居周围是铁丝网，并有武装看管的“禁闭中心”（detention  centders）。在11万人通统没经法院判决有罪的情况下，这无疑是对公众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践踏和侵害。1942年平林因违反宵禁令被定罪，上诉到最高法院。他直指国会授权军事指挥官行为“违宪”，并且把日裔和其他族裔区别对待违反第5条宪法修正案。

1943年平林案被最高法院判决维持原判。斯通首席大法官说：对自由的人民来说，在本质上是令人可恶的。但是当所有的事实和环境都构成了可以这样做的合理基础时，并不排除可以进行种族区分。罗伯特.墨菲大法官同意在国家危急时尊重军方判断，但对“基于出生地或祖先背景”限制公民自由表示担忧，认为政府这一行为走到了“宪法权力的极限”。

1944年最高法院裁定是松案拒不搬迁有罪。布?克大法官认为：搬迁命令比宵禁令更为严重的损害公众自由。并且指出强调种族差异的法律“可能违法”，需要“最严格的司法审查”。另在对案件提出异议的三位大法官中，罗伯茨大法官甚至使用了“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s）这样的词语。杰克逊大法官则认为：“罪过属于个体而与祖先无关”的原则已被多数意见所破坏。他认为墨菲大法官在平林案中表示政府的行为达到了宪法授权的极限，现在则“陷入了种族主义丑恶的深渊。”

同一天最高法院裁定远藤案，认定远藤小姐是忠诚美国政府的，无论是总统行政命令或者国会法律都无权继续在“重新安置中心”对远藤进行禁闭。

1945年尤金?罗斯托（日后担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和政府副国务卿）著文《日裔美国人案件：一大灾难》，抨击遣送、拘留日裔人“是多少年来对我们自由最糟糕的打击。”同时，纳内特?德比兹律师在《哥伦比亚法律评论》著文，严厉批评德威特将军的种族偏见，和西海岸各州排外主义压力集团以及对此支持的传媒。

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日裔美国人遣送补偿法》，补偿了日裔不动产和个人财产的损失，但没有赔偿精神损失。

20世纪70年代在民权团体支持下,日裔美国人开展了一场要求全面赔偿的运动。日裔社团“战时重新安置和拘留平民问题委员会”报告指出：“造成这些决定的显著的历史原因是种族偏见、战时的歇斯底里和政治领导的失误。”

1982年前述4案当事人通过申诉和听证，不断加紧纠正错案的努力，最终这些经历40年的错案均获平反。

日裔美国人诉美国4案，对华人的诉日本33案有什么样启示呢？我以为：从1995年6月28日由战时掳役花冈中国劳工提起的诉讼终于和解到2003年9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定日本政府对遗弃中国的化学武器 “不作为”和赔偿13名受害人1.9亿日元，随着时代的进步，日本司法关于“国家无答责”和“时效”两大拒赔法理障碍的 突破，终将迫使日本政府仿效美国，立法理赔；而在道义上更不用说，人权必然战胜强权，正义必然战胜非正义。

2004年3月25日番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