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对日诉讼第一人
2013年9月4日在山西太原去世，83岁

万爱花 1930.1.11-2013.9.4 生于内蒙古河林格尔县

　　万爱花，抗战老战士，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中国受害者群体的典型代表。1940年代曾被日军三次抓入慰安所。1992年走出国门，在东京国际听证会上揭露日军暴行，被称为“中国‘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对日诉讼第一人”。2013年9月4日零时45分，这位坚强的女性在山西太原逝世，终年83岁。

　　一

　　万爱花原名刘春莲，1930年1月11日出生在内蒙古河林格尔县韭菜沟村。家贫无所依，辗转卖到山西盂县羊泉村为童养媳，被改名叫灵玉。

　　1938年，日军侵入盂县。万爱花自述：“我从小就恨那些仗势欺人的人，更恨杀人放火的日本鬼子欺负我们中国人，凭什么他们要到我们的土地上来？我听共产党的话，成为了对敌斗争的积极分子。我带头加入了儿童团，并被选为儿童团团长……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我年纪虽小，却走过很多人生的弯路，遭受了很多的灾难，所以那时一起工作的人都同情我，八路军第19团团长刘桂华，还专门给我改名叫‘克灾’，希望我从今后克服灾难，一切顺利。我积极工作，先后担任羊泉村的村支部委员（中共），那时叫小区委员、副村长和妇救会主任。当时都是秘密的党员，秘密的工作，不能让人，让汉奸、鬼子知道了。”

　　1943年春，日军扫荡羊泉村，灵玉为了服侍患病的公公没来得及躲避被捕，日军将她和另外4个姑娘作为战利品带回进圭据点。进圭社是个依着山坡而建的小山村，日军占领这里后，便在山顶上修筑了炮楼，将炮楼周边窑洞里居住的村民们赶走，强占了这些窑洞，女人们被关在窑洞里轮奸。由于叛徒告密，灵玉的身份暴露。日军拷打逼问，但灵玉不承认，一天深夜乘看守的汉奸不注意，从窗户跳了出来，逃回了羊泉村。

　　1943年7、8月，日军兵分两路，从南北两个方向包围了羊泉村，正在池塘边洗衣服的灵玉再次被日军抓住并关到进圭据点，被随意糟踏。有一天晚上，据点里的日军很少，灵玉顶起窑洞的门，从下面钻出去，逃了出来。

　　第三次被日本人抓住是几个月后，1944年腊月里刚吃过腊八粥 ，日军再度包围羊泉村，灵玉第三次落入虎口。

　　这一次，鬼子把灵玉的脚、腰、肋骨都打伤打断了。灵玉记得强暴她的日本兵长相特征，最凶残的是“红脸队长”和“獠牙队长”，灵玉多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日军以为灵玉已死，将她扔到村子旁边的乌河沟里，幸被同村老人发现，将她救了起来。灵玉有整整3年时间躺着无法动弹，等能下床后，发现自己整个身体都变了形，人站不直，胯骨和肋骨骨折，手臂脱臼，颈部陷向胸腔，腰部陷入骨盆，原来160多厘米的个子萎缩到了140多厘米，右耳耳垂被日兵扯掉了一块，被日兵扎打过钉板的头顶凹陷，有两处伤疤不长头发。5年后，她的生活才可以完全自理，但已全身落下病痛，需要长期接受按摩以及治疗。

　　灵玉后来改名叫万爱花，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而后，万爱花再也没有结婚，领养了个女儿，叫拉弟。

　　万爱花曾回忆自己曲折的经历，“我那样一个人，在农村的环境里，是很难活人下来的。没有办法，我不愿意闷死在那里……我从盂县辗转到阳曲，又从阳曲辗转到太原，最后在太原租下一间小屋。拉弟小小年纪就懂得照顾我，经常在我身体不好的时候外出要饭，维持活下去……我要给我的女儿争气，她的妈妈不是个赖人，是一个抗日战士，我要给她一个好名誉。”

　　“……我站出来，承认自己曾经被日本鬼子抓去受这样的欺负，是为了让天下人知道日本鬼子对我们中国人做的那么伤天害理的事，是给我、给那么多和我一样的姐妹们申冤，但我从来没有、也决不愿意‘慰安’日本鬼子。1992年，我去东京出席了国际听证会，在台上，我想起过去遭受日本鬼子的欺负，想起了多少让人不能忍受的事情，气昏了过去。”

　　1993年起，万爱花提出恢复党籍，到处找证明她入过党的老干部作证。1994年，在中断了50多年后，她的党籍终于恢复。

　　“证明我是党员后，我是干部了，每个月我可以有50元钱，从1995年开始发给我。我知道我万爱花不是只值50元钱，我是要为中国人争口气， 我们是抗日的。人家说钱少了，我不在乎，我只要这个说法……只要是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我到哪里都去，这是工作，我什么都配合，要让鬼子认罪。1996、1998、1999年我都曾去日本控诉日本鬼子的暴行。2000年12月，到东京出席国际女性战犯法庭，我作为原告，出庭作证，9日上午，我在控诉日军暴行时，想解开衣服让在场的人看看我全身的伤口，结果再次昏了过去。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我强烈要求法庭判决，判决日本昭和天皇和日本政府有罪。他们必须给我们一个道歉，还我们清白，他们应该低头认罪，知道这是错的，将来才不能够再来害我们的下一代。我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和他们斗争！”万爱花说。

　　二

　　在所有中国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民间对日“慰安妇”索赔活动中，万爱花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一方面，她在受害者群体中比较年轻一点，思维敏捷，语言表达清晰。更主要的是，虽然因受日军摧残，几度生命垂危，几十年流离失所，备尝人生艰苦，心灵受到很大伤害，但她性格仿佛更加刚强，在对日关系上，看问题能从大处着眼，深明事理。她在各种场合常说的话是，“我不是一般人，我不能就这么死，我是为中国人争气、争真理而活着的。我不怕死，但我就是这个讨回公道的心愿未了，一定要讨个公道，讨个清白，讨回名誉，让日本政府向我们道歉、赔偿、低头认罪。日本的有些人心是好的，要给我们钱，还有的人，以为我们就是要钱，所以要给我们钱。但我不要他们这种堵我们嘴的钱，我要他们向我们道歉，讨公道，这是主要的。讨回这个公道了，就是我给钱，我也是高兴的。假如我活着没有能够实现这个心愿，我死了以后，我的女儿，我的孙辈，也一定要代我打这个官司，不争回真理，决不罢休！”

　　中国民间对日提起的“慰安妇”索赔活动，是从1992年7月开始的。 1992年初，时任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指出：逼使妇女充当“慰安妇”“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亚洲犯下的可耻罪行之一，有报道说，在中国妇女中也有受害者。我希望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我们在注视这个问题”。

　　同年3月23日，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谈到中国民间受害者的赔偿问题时指出：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复杂问题，日本方面应当妥善处理。4月1日，江泽民访日前夕，在钓鱼台芳菲园回答日本记者关于索赔问题的提问时，再次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和原则。7月4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政府通报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初步调查结果，他们承认，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政府参与了“慰安妇”的征召和管理。中国外交部立即表明了立场：“无论今后日本采取什么措施，希望日本把中国与韩国同样对待。”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2年7月7日，中国4名“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刘面换、侯冬娥等，打破沉默，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她们要求日本政府对此道歉并赔偿5万至12万美元。这是中国受害者首次就“慰安妇”问题提出赔偿要求。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活动未被媒体注意。而在国际上将这一历史的真相有效传达出来的中国受害者，是万爱花。

　　1992年12月9日，世界各国正义之士联合在东京举行首次“慰安妇”国际听证会。62岁的万爱花走上讲坛，控诉日军摧残她的暴行，她声泪俱下，悲痛万分，当场昏死了过去。

　　在山西，从1993年开始，在日本进步律师团和中国律师的协助下，前后有3批受害幸存者近20位女性正式向日本政府提起要求道歉和索赔的民间诉讼。1998年10月30日，万爱花与赵润梅、杨秀莲等受害者，在东京地方法院正式提起诉讼，被告是日本政府。这是中国受害者的第三次起诉案。1999年9月，万爱花与受害者赵存妮、高银娥同去东京法庭，出庭作证，2000年12月，万爱花出席东京国际战犯法庭活动。之后又数次远渡重洋到日本。

　　然而，日本法院采取拖延战术，往往间隔多年才开庭，或开庭5分钟就宣布休庭。2003年4月24日，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了驳回原告要求的一审判决，但认定了加害和受害事实。5月8日，原告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2005年3月31日，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7月，万爱花等原告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11月，日本最高法院判决原告败诉。所有3批原告全部败诉，让老人们悲愤交加。

　　但是她们坚决不屈服，妈妈辞世了，女儿继承下来，不顾年老体弱，前仆后继，不休不止。万爱花老人就是第三批受害者诉讼中的领头人。她不断地应邀出访日本，不断地申诉历史的冤屈、表达讨回公正的心愿。1996年9月，万爱花应日本国会参议院议员田英夫和日本众议院土井多贺子邀请，在东京、神户、广岛、冈山、大阪访问，多次参加正义人士组织的民间集会，揭露日军野蛮践踏人权、女权的罪行，2008年6月，万爱花在应日本市民团体邀请到神户巡回讲演期间，又给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函中，万爱花介绍了她和战争期间受害的其他中国女性在日本诉讼的情况之后，责问这位日本首相：“日本的各级法院都已经多次指出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日本国家为什么不肯向我们这些受害者谢罪和赔偿呢？”万爱花在给福田的信中还写道：“我一生没有干过任何坏事,为什么一个受害者反而要在这样的诉讼中败诉呢？为了中日两国的下一代，我要和有良心的日本人一起战斗到底！”

　　三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与万爱花的正式交往，始于1999年。此前，研究中心已经查证了山西的文献资料，接触了有关人士，知道盂县有一批近20位受害幸存者， 决定专程查访。调查访谈安排在1999年的暑假，8月，酷暑。第一站，就是访谈万爱花。

　　万爱花当时住在太原市杏花岭区矿机宿舍的房子。老人告诉我们，她的身体几十年来在病痛中度过，与从小领养的女儿相依为命，早年和一位懂按摩的人相识，平时几乎天天按摩腰骨和肋骨断裂后没有得到正式治疗的身体，否则就痛得不能动，特别是阴雨天，而万爱花也就学会了按摩，甚至给人按摩治病。我们在她家访谈了一天，询问和补充了很多比较关键的细节，又驱车到万爱花当时的受难之地盂县山里的羊泉村，寻找查证关押她的窑洞遗址，当年她被抓的河滩，查访寻找当时唯一还活着的亲眼目睹老人受难情形的证人侯大兔等等。直到我们觉得基本落实了万爱花老人的受害事实细节认定。

　　2000年12月，我们与国内检察官、受害者代表和家属、调查者共34名，组团出席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的东京国际战犯法庭活动，与受害老人朝夕相处，并在这期间对她做了第二次深入访谈。万爱花是中国大陆原告代表之一，第一个上法庭控诉，厅外是右翼的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喧嚣，庭内几十家媒体，电视摄像镜头对准了她。当她控诉时，解开棉袄的纽扣，以便让全世界目睹日军在她身上留下的累累伤痕，由于情绪激愤，昏倒在台上，被紧急送到附近医院救治，法庭不得不休庭一小时。此后，2001年、2002年，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连续两次为“慰安妇”项目调查与援助去山西太原看她。2005年，请她来上海为加拿大教师访华团做受害历史的报告。2007年7月5日，上海师大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开馆，万爱花接受邀请，在小辈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向美国、加拿大的师生讲述她的苦难经历。

　　平时，万爱花也经常和我们电话联系，谈谈家常，沟通山西老人们的各种情况。2008年7月2日的上午，她来电话告诉我，“陈老师，你告给苏老师，我到日本去了，去把我们中国人的正理争回来了，我们这个官司打赢了！”我和苏智良7月1日晚上刚从吉林档案馆回上海，闻言大惊，官司赢了？她肯定地说，“我们没有输，所有的人都支持我们，日本的老兵也来作证，说是有这样的事情，过去的日本人是做错了的，应该给中国人道歉赔偿，我去把这个正理争回来了！我上了飞机把脚扭了，后来说是有骨折，到了日本就去医院，治好了就去工作，后来手又给日本的电梯给夹了……不怕，没有事，我身体很好，我把要做的事情都做了，你告给苏老师听！”我才知道，老太太弄错了“官司”的定义，她将2008年6月下旬应邀在日本神户巡回讲演时获得多人支持当成了官司获胜。

　　这就是万爱花，一个念兹在兹生命和人格的尊严，为了给自己和姐妹们讨回清白和公道，用尽最后一分力气，20余年如一日，向世界发出中国女性的声音。

　　知道老人已数年沉疴不起，2012年5月，苏智良教授去太原的医院探望老人；今年7月31日，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再次派出硕士生博士生探望老人，不意成为永诀。9月4日，老人的养女李拉弟告诉我们，母亲于4日零时45分，在昏迷了3天之后离世。

　　“母亲最放不下的就是对日的诉讼，她早说了，让我继续打官司，我做女儿的，一定会这样做的！”拉弟说。

　　就在本文完成的时候，我们收到了大洋彼岸和我们合作进行“慰安妇”问题研究的美籍华人邱蓓蓓教授来信：“沉痛哀悼万爱花大娘。很遗憾万大娘未能看到我们的书面世，但是她勇敢的故事会通过我们《中国‘慰安妇’》一书传遍世界，永志纪念。”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本文原题《不屈的万爱花》，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