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让日本正视历史 帮中国劳工索赔就是帮日本

 

田中宏:帮中国劳工索赔就是帮日本

 

近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焦点不断。先是以天津籍劳工邵义诚为原告之一的西松安野劳工案达成和解,西松公司向360名中国受害劳工支付2.5亿日元(相当于1886万元);之后日本仙台高级法院于上周对山形县酒田港劳工案二审判决,以“《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了中国公民的个人索赔权”为由,驳回了原告诉求。

11月20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表示,中国政府在1972年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是着眼于两国人民友好相处作出的政治决断,对日本地方法院对这一条款任意进行解释表示强烈反对,这一解释是非法的、无效的。秦刚指出,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强征和奴役中国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迄今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的现实重大人权问题。中方要求日方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目前,涉及大轰炸、细菌战、慰安妇、劳工的多起民间索赔正在进行中,仅劳工索赔就有福冈案、群马案、宫崎案、酒田案等7起诉讼。新近和解的西松安野劳工案,无疑将对今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成败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11月23日,一直活跃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中的日本知名学者田中宏来到北京,就对日索赔案做了专题报告。在会议间隙,田中宏接受了天津网-城市快报的独家专访。

焦点对话

我要纠正日本的历史观

城市快报:作为一名帮助中国人对日索赔的日本友人,你是众多中国人关注的对象。此前关于你的报道不少,但细节不多。你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其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机缘和动机?

田中宏:在我之前,家人并没有到过中国。我出生在东京,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小学三年级时,二战结束,东京变得特别动荡,我们被迫返回老家,我是在乡下长大的。之所以选择学中文,得益于伯父的指点。1953年我读高中时,中日两国还没有建交,很多日本的年轻人热衷于学英文,身为报社记者的伯父就跟我说:“你不要跟风学英文,应该学中文。日本今后应该跟中国有密切的交流,学中文一定会派上用场。”

城市快报:大学毕业后,你进入一家“关照亚洲留学生”公益性组织工作,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田中宏:我的大学有栋亚洲留学生的宿舍楼。在那里,我认识了不少来自朝鲜、新加坡、越南等国的伙伴。通过与这些留学生的交流,我受到了不小的触动。

1964年4月29日正值日本的国庆日,政府给许多二战时期的日本军人授勋颁奖,这让很多留学生感到愤慨。他们激动地说:“你们国家为这些人颁奖的同时,知道不知道很多因为战争死去的人也有一份同样的名单?”一名留学生告诉我,日本侵略者在新加坡屠杀了很多人。而此前,我虽然在学校接受教育,对此却一无所知。此后,这位新加坡的留学生拿给我很多他们当地的报纸,我了解到新加坡从1964年起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寻找战争死难者遗骨活动,1967年更是落成了纪念碑。而这些,在日本的媒体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报道。我开始反思,作为一名日本人,却不知道自己国家真实的历史,这种距离感和间隔感给我的印象很深。

还有一次,一个越南留学生拿给我一张日文报纸。广告上写道:“在印度支那法语十分普及,我们可以学习法语,跟印度支那人交流。”这位留学生问我,印度支那人之所以会法语是因为曾被法国殖民统治,这是当地人的耻辱。“而你们日本人对殖民语言给当地人造成的影响没有正确认识,反而如此轻松地谈论!”这件事让我明白了,日本在历史认识上有差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也成为我今后工作的动力,我要努力纠正日本在历史认识上的偏差。
 

田中宏:帮中国劳工索赔就是帮日本

 

       刘连仁让我走上索赔路

城市快报:你是怎么走上支持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的?

田中宏:是受刘连仁事件的触动。当年,刘连仁在日本北海道被猎人发现,很多媒体进行了报道。当时,日本政府不承认事实,说刘连仁是偷渡过来的。后来经证实,刘连仁就是二战时期日本强掳过来的劳工。此事给我的触动不小,“中国人强制劳工思考会”就是在这个时间创办的。不久后,我便开始参与花岗劳工对日索赔。

城市快报:在中国劳工对日索赔事件中,经常提到日本外务省的报告,其中真实记录了日本强掳劳工的事实和强掳劳工的官方数字,但这份报告当时被日本政府隐瞒下来,你是如何调查《外务省报告书》下落的?

田中宏:这份报告很重要,对中国劳工追究日本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来说非常宝贵。战争结束后,是美国人进行的一系列审判,他们回国时带走了相关资料。我就想,在美国的档案馆里会不会有这份报告书?于是,我几次去美国的档案馆进行调查,虽然都没找到这份报告,但找到了一份重要的资料,即日本外务省关于写这份报告的批准书,还有16名调查人员的名单。我们又根据这份名单,一个一个地去找,最后找到了4名调查员,在其中一名调查员的家中找到了《外务省报告书》原件。

城市快报:在你的履历中,最重要的一笔就是修改了日本的教科书,把花岗惨案的真实经过写了进去。那么,现在的日本国民对这场战争了解多少?

田中宏:肯定是有了解。但了解了多少不好说。

在日本大学里讲劳工史

城市快报:你在日本的大学里讲劳工史时,只用一半时间来讲课,另一半请劳工来陈述。为什么要这样做?有没有受到阻碍?

田中宏:我认为做学问不只是埋头研究,应该与社会相联系,让学生直接面对历史。我存了很多录像带,几乎所有关于劳工问题的电视片我都有,这也是我的课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图片比文字更能说明问题。阻碍?倒是没有遇到过。在日本的大学里,比较讲究做学问的宽松气氛。

城市快报:你什么时候与天津的邵义诚认识的?你怎么评价这位老人?

田中宏:2002年西松案一审时,邵义诚去日本出庭作证,我第一次见到他。在法庭上他很冷静,虽然可以看出内心的愤怒,但仍十分镇定并有条理地陈述理由。我认为,他是继吕学文之后,十分合格的索赔原告。

城市快报:那次开庭你以什么身份出现?

田中宏:我是以一桥大学日本亚洲关系史教授的身份出庭作证。此前,我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提纲,大意是日本在二战过程中的史实、日本应承担的责任及解决办法等。在日本,证人如想出庭作证,应首先提交一份证言提纲,法官认可方能出庭作证。我提交的提纲获得了认可,后来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支持了邵义诚等原告的索赔,同时接受原被告双方的质询。虽然此案一审败诉了,但法官认可了我的部分观点,并写进了判决书。

索赔是帮日本找回自信

城市快报:参与对日索赔这么多年,你得到的关注很多,其中有褒扬也有误解,你是怎样面对的呢?

田中宏: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要自己花钱做这些事?我想,就把这些钱当作学费吧。在参与的过程中,自己也得到了长进。刚才李良杰老人(一名劳工幸存者,对西松和解进行了批判,认为数额太低)讲了一些不同意见,很激动,这让我了解到这场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伤害有多深。

城市快报:作为一个日本人,你做这些帮助外国人的事,是出于什么样的立场呢?

田中宏:我希望让日本端正认识历史的态度。日本人总说要找回自信,我认为只有正视历史,才能找回自信。有人说,我帮助中国人索赔是出于同情。其实不是,我从没有认为中国人可怜,我是在帮助中国人的过程中,让日本更加端正的认识历史。

天津的厚重感让人震撼

城市快报:听说你几次来天津,对天津什么印象?

田中宏:我到过天津七八次。天津是二战时期劳工的集散地,在劳工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当初听一位朋友说,天津有一座抗日烈士纪念碑,我们就一起来参观。后来,劳工

纪念馆在天津修建,我们又来过几次,每次都与劳工有关。天津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城市,那种厚重感给我的印象很深,特别是五大道的那些建筑。

城市快报:如果用一个词定义你的身份,你更愿意用哪个?

田中宏:人们在介绍我时,常说我是学者。我认为这个称呼似乎不大适合我,因为我不愿意单独搞研究,更愿意把研究项目直接引到社会中来,推进社会的一些发展和进步。不过,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还是个学者。

人物素描

田中宏,1937年生于日本;1960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1963年硕士毕业后,进入一家“关照亚洲留学生”民间公益团体工作10年;2000年任东京龙谷大学教授,主研日本战后遗留问题。有媒体称他是最权威的研究战后遗留问题及外籍人士在日本人权问题的专家之一,间接迫使日本政府于2000年放松入籍限制并取消了长达几十年的外籍人士加入日本籍按手印的不平等要求。

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方面,他于1987年参与创办“中国人强制劳工思考会”并任会长至今;2001年,他当选“花岗和平友好基金会”委员长,参与了花岗诉讼的全过程并促成其和解,花岗惨案的真实经过被写进日本教科书;在刚刚和解的西松案中,也有田中宏的身影。

刘连仁与花岗惨案

刘连仁 山东人,1944年9月被强掳去日本做苦役,受尽百般凌辱虐待,逃进北海道深山,度过13年茹毛饮血的“野人”生活。1958年,刘连仁被当地人发现,在中国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的帮助下回到了离别14年的祖国。1996年,刘连仁毅然状告日本政府,并三次赴日上庭陈述。2001年7月12日,刘连仁一审胜诉,日本政府被判赔偿2000万日元。谁料在之后的东京高等法院判决中,刘连仁败诉,此案以遗憾告终。2000年9月,刘连仁去世,享年87岁。

花岗惨案 位于日本秋田县北部的花岗,是当时强制中国劳工作业场中的一个,中国劳工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以橡子面充饥。严重的饥饿、劳累加上监工们的打骂摧残,仅半年就有200多人送命。1945年6月30日晚,700名劳工暴动,打死监工逃往附近山中,警方出动两万军警围捕枪杀。翌日,余生的中国劳工全部被俘,暴动惨遭镇压。中国劳工被捆绑双手,跪在铺着石子的广场上,三天三夜不给吃喝。几天之后,广场上尸体遍地,总共有418名中国劳工丧命。

4万中国劳工被掳

从1943年起,至少将近4万名中国劳工被强掳至日本,分别在三菱、三井、鹿岛等35家日本企业的135个场所做苦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超强度的劳动及非人的虐待,使6830名中国劳工死亡,许多劳工身患多种疾病或留下终身残疾。侵华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企业并未向被奴役的中国劳工支付工资,更未赔偿,只是匆忙地将中国劳工送离日本,一推了之。

据了解,中国劳工对日索赔先后提起15个诉讼,除花岗案和解外,其他案件均在终审败诉,西松安野案是在终审败诉后又和解的。(记者 高立红 图片提供 吴祖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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