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30日，我从微信上看到一濑敬一郎律师发来的讣告，闻知一濑三和女士已在8月26日因患癌症逝世的消息，随即发出唁文：
一濑敬一郎先生：
惊悉尊夫人一濑三和因病逝世，谨致沉痛悼念！一濑三和女士长期以来全力支持重庆大轰炸(含成都、乐山、自贡、松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其精神让四川大学的师生们和我都非常感佩，深切缅怀！
于是我想起曾经在2010年听王选女士（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说过一濑三和女士积劳成疾的事；想起她的音容笑貌来，诸多往事历历在目。限于篇幅，略作追忆。
我对于一濑三和女士，可以说是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声。2002年12月13日我在广岛参加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夏淑琴报告会时，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勇教授的介绍，认识了一濑敬一郎律师。2005年12月底，一濑律师专程到成都，找到已回国在四川大学任教的我，商议如何推进重庆、成都、乐山、自贡、松潘等地大轰炸受害者寻访和档案调研等重要事项；紧接着他赶往乐山，面见了乐山大轰炸受害者（当时《成都商报》记者宋晓松率先报道了此事）。随后我带领学生开始进行成都大轰炸史事研究。为此我与一濑律师和他在东京的事务所之间多有电邮和电话联系。多年来从一濑律师事务所挂来电话与我商议有关事项者，除了一濑律师、元永修二律师和中国留日学生外，更有三和女士-----她那温润柔和而轻细的声音，通过国际电话从东京传来，给我印象尤深。
我初次面见一濑三和女士，是2008年11月5日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西区的留学生公寓。当时她和丈夫一濑敬一郎律师专程自费由日本到成都参加乐山、重庆和成都大轰炸受害者、成都律师和川大师生的联席会议。在漫谈中，我闻知三和女士是广岛人，1967年考入广岛大学教育学部攻读心理学专业，是我这个广岛大学毕业生的校友和前辈，更感亲切。
2008年12月25日，一濑律师和三和女士又到成都，参加了当晚在四川大学附近的川达律师事务所举行的成都大轰炸史事研讨会（照片1）。第二天，他俩还参加了在四川大学红瓦宾馆会议厅举行的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座谈会（照片2、3）。在这两天的会议上，三和女士虽然没有发言，但她很热心地柔声询问我指导的研究生谢春燕在调研成都大轰炸受害史事和撰写论文时，还需要什么资料呢？还把她从东京买来的日文书送给我指导的另一位研究生孙倩（也是为成都大轰炸受害史事调研而努力的志愿者），助她研究近代中日军事用语的互动。不仅如此，就在这次她和一濑律师来中国的前夜，她还特地从东京挂电话给我，说他们到成都后要宴请成都、乐山等地大轰炸受害者和其他与会者，以此表示慰问；其真情实意，令人感动不已。
照片1 成都大轰炸史事研讨会合影（2008年12月25日摄于川达律师事务所）。
前排：坐者左起为一濑三和、童增、一濑敬一郎、张和光、王永刚、蒋万錫；后排：立者右起为雷润、金明、伍长康、陈军、刘世龙、刘琳莹、曹武林、洪波、曾彤、陈涛、孙倩。
照片2 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座谈会（2008年12月26日摄于四川大学红瓦宾馆三楼会议厅）。
前排坐者左起第一人为一濑三和女士。
照片3 一濑三和、一濑律师（左二、三）2008年12月26日在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座谈会后与四川大学师生（左一为孙倩，右一、二为陈涛、刘世龙）合影。
2011年12月上旬，我应邀到东京大学参加日本史学界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结束后，在我即将飞返中国的前夜12点，一濑律师和三和女士冒着冬寒，拎着两大包有关侵华日军大轰炸的研究资料，亲自送到我住宿的旅馆房间里。当一濑律师与我商议如何继续推进大轰炸研究事项时，三和女士在一旁静静地听，微微地笑，有时则有所补充-----声音仍是那么温润柔和而轻细。随后我送他俩出旅馆坐出租车回家，告别时看着他俩口中呼出的热气在东京夜空的路灯下升腾，让我深深感到三和夫人和一濑律师一样，都有全力支持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热心。
2014年6月4日，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原告团成员苏良秀作为原告代表，我作为专家证人，到了东京地方法院，出庭举证侵华日军对成都实施无差别大轰炸的罪行。84岁高龄的苏良秀由女儿马兰陪护，原告团中方律师徐斌也一同前往。在此前后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几乎每天都同一濑律师和三和女士、元永修二律师、张斯维等中国留日学生见面。无论是商议出庭前的准备工作，还是参加“与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合行动之会（东京）”在日本国会内举行集会的相关工作；无论是用电话、电邮等联系各方人士并接待他们来一濑律师事务所开会（特别是为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担任辩护的日本律师团，从团长田代博之到各位律师），还是详细查证有关大轰炸的资料，乃至于安排每天到一濑律师事务所附近的餐馆里用餐，都有三和女士忙碌着的身影，都有她仍是那么温润柔和而轻细的声音。不仅如此，年近九十高龄的一濑律师的母亲也是由三和女士细心照护。
照片4 一濑律师事务所里的合影（2014年6月上旬）。
前排右起为一濑三和、一濑律师的母亲、苏良秀（成都大轰炸受害者代表），后排右起为一濑律师、刘世龙、马兰（苏良秀女儿）。
照片5 一濑律师事务所里的工作照（2014年6月上旬）。
右为一濑三和，左为刘世龙。
照片6 一濑律师事务所附近餐馆里的合影（2014年6月5日）。
右起：一濑三和、马兰、苏良秀、一濑律师、刘世龙、老田（翻译）、元永修二律师。
插照7 一濑三和与苏良秀合影（2014年6月5日摄于东京）。
在我到东京法院出庭举证日军轰炸成都罪行的期间，一濑律师等日本友人与我商议了将重庆大轰炸（含成都、乐山、自贡、松潘）受害史事鉴定书在中国编辑、出版的要事。其后我回到成都，在2014年底开始了相关工作。在我领衔主编这部90多万字的书中，有7篇日文原稿需要译成中文并予以审校，有5篇中文原稿也必需详加审订，工作量很大。为此三和女士通过大量的电话及电邮，尽心尽力地帮助我，特别是不厌其烦地耐心查证了我所需要的各种资料。时不时由于赶急，尽管深夜十一二点已过，她也挂来国际长途电话与我商讨相关事项---声音仍是那么温润柔和而轻细。每当我聆听电话里她的声音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濑律师事务所（自家小楼）里那四壁堆满的大轰炸相关资料，那办公室里通道拥塞、连转身也不易的场景。
一濑三和女士长期以来作为一濑敬一郎律师的助手，不仅为支持188名重庆大轰炸(含成都、乐山、自贡、松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而且为支持浙江、湖南两省180名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等所做的大量工作，都是在默默无闻中进行的。这种埋头奉献的精神尤其感人。我最近通过“百度”搜索有关“一濑三和”的消息时，结果仅只见到一条，即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专题片《铭记历史：轰炸机下的罪恶》里有她谈论自己对于日中战争认识转变的镜头（照片8）：“我一度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的一员。事实上，当我知道重庆大轰炸之后，才发现并不是这样。日本首先是加害者”。
插照8 在2016年8月15日CCTV专题片《铭记历史：轰炸机下的罪恶》里的一濑三和女士，述说她对于重庆大轰炸的认知。
由于“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意识，中国人常用“贤内助”一词来赞美贤惠能干的妻子。而在我看来，一濑三和女士不仅是同一濑敬一郎律师琴瑟相合且志同道合的贤内助，而且是一位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的日本女性----她以其独立人格，从学生时代起就投身于伸张正义的维权斗争，并且为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讨回公正、为追求国际和平的事业而奋斗了终生。她的音容笑貌，感铭于人心，长存于历史。
2019年10月21日星期一 于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