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玲:常德人眼中的土屋公献
2008-5-11 22:49:10  来稿  刘雅玲  阅读11926次

 


    常德人结识土屋公献先生,是因为细菌战诉讼案。他是辨护团团长,是整个案子的主心骨,在常德人心目中他是舵手级的人物。

    常德人第一次与土屋先生见面是在1998年3月初,细菌战诉讼案刚刚开庭不久,他作为律师团团长第一次到受害地来调查取证,3月2日那天到达常德。尽管那是一个很严肃的见面场合,但我们还是在私下议论,“土屋先生青年时代一定是个美男子”,那年他已是75岁高龄,但仍然是站姿坐式如松如钟,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可以用伟岸这个词来形容。那时我们对日本人为什么要帮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百思不得其解,第一次采访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日本著名律师为什么要去反对自己的政府?”没想到他会这样回答,他说:“我是在真心诚意地帮助日本政府,因为中日历史问题不解决,中国人心中的仇恨不能消除,以后中国一旦强大,第一个要打的就是日本”。这是一种我们从未思索过的看问题的角度,的确让我们感到新鲜但很真实。那天他在常德鸡鹅巷,隔离医院旧址去调查,听了很多原告的哭诉,见了常德鼠疫检验报告人汪正宇等人,一路上他不多说话。晚上吃饭时他跟陪他的市委副书记说:“日本人在中国干了那么多坏事,我以为中国人会打我呢,如果他们要打我,我也无话可说”。我们当时诧异老先生何出此言,后来想想主要还两个民族之间隔膜太多,不仅是我们不了解土屋他们,同时土屋也不了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常德人先后15次共有229人次赴日本参加诉讼活动。所有对他的印象叠加在一起,都是他在站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演说,在国会大厦面对政府官员义正辞言地质问,在游行队伍中正气浩然地领队行进,在新闻发布会上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他理性冷峻,一身正气,威风凛凛地领袖般的形象在我们眼中高大而完美,一直在我们仰视的镜头里被追捧着。

    1998年7月13日,细菌战诉讼案第三次开庭,由常德原告出庭陈述受害事实,常德有黄岳峰、李安谷、方运胜三名原告前往东京出庭,我作为记者随行。大多数的事务性工作都由律师团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等人在做,但有些关键的事情还是由土屋先生亲自出面。开庭前一天,我们到土屋的律师事务所去审议原告出庭发言并与出庭翻译见面。那时我们才知道,他的土屋·高谷法律事务所坐落在东京最繁华的中央区银座大街1—8—2的6楼。在东京那寸土寸金的地方,能拥有那样大的律师事务所,足见土屋先生在日本的社会地位的和雄厚实力。 土屋先生的工作很严谨,那天下午他一一听完三位原告的法庭发言准备,并认真地计算了每一位发言加翻译的时间,对发言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在现场进行演练。至到每一位的发言满意之后才发现天色已黑。他说让原告们辛苦了这么久,该他请客吃晚饭,然后径直带我们一行去了银座大街上的一家叫北国之春的餐馆。尽管我们语言不通,但从他的表情中我们读出了一份对中国受害者的尊重和关爱,作为大律师土屋表现出了他善良的秉性。

    土屋先生出生于1923年4月,毕业于东京大学。曾任日本律师协会会长。是倡导日本战争赔偿立法运动领袖,担任日本战后处理立法联合会会长、清算日本战争责任国际协会日本委员会负责人和国际战犯民众法庭检察团团长。他认为法的精神就是公平, 所谓良心就是正义。而公平与正义是他终生的追求。他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狭隘,到达了人类和平与幸福的境界,所以他义无反顾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亮出自己的旗帜。在日本他积极主张为性奴隶问题立法,积极主张向二战期间受到日本侵害的受害者进行道歉赔偿,以求得世界人民对日本的谅解。

    2001年12月26日,细菌战案一审最后一次开庭,常德组织了15人的声援团前往,土屋先生在这次的法庭辩护席上发表了著名的《最终意见书》。他说“在20世纪前半段,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各国进行大规模的侵略、迫害,尤其是实施的种种不人道的残酷行为,是决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作为加害国的日本,通过自己的认真努力使过去的那段历史事实更加明了,并将其公之于众,明确承担责任,对众多的牺牲者进行谢罪,并支付赔偿金以示谢罪的诚意,是日本政府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日本政府只有承担了法律责任,才能使被害者雪恨,才能恢复人的名誉和尊严,进而取信于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否则,日本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民主社会的一员,不能恢复名誉,不能与世界人民和平共处,日本人也不能以自己是日本人而感到自豪。”土屋的发言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在东京地方法院的上空久久回荡。他的发言被世界各大媒体刊登,并很快翻译成中文被中国的网站和报纸转载。

    休庭之后原告团律师团声援团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市民集会,并在国会进行了请愿。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土屋先生照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国会,政府派出的三个代表搪塞说:731部队的资料不全,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731部队在中国实施过细菌战。这个表态激怒了所有的请愿者。中国原告用自己的受害事实讲叙历史的真实,学者们用史料证据证明细菌战的存在。还有中国愤青说出了“如果现在两国交战,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放下学业放下工作参军作战,痛打日本军国主义!”土屋先生也是义愤填膺,直指政府代表说:“有没有这样的事实实际上你们比我们还清楚,你们不想承认事实,不外乎是想拒绝道歉赔偿,但我告诉你,世界上只有野兽伤人了就可以不道歉不赔偿!”

    2002年8月27日,细菌战案一审判决,常德组织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声援团赴日本声援。在那几天,我们又一次目睹了土屋公献一个79岁长者的风范。那天东京地方法院判定:承认日军731部队在中国常德、义乌、宁波、衢州等地实施过细菌战,但依照日本法律否定原告的起诉权判决原告败诉。从走出法庭的那一刻起,土屋就精神抖擞地走在了抗议野蛮判决队伍的最前面。走出法庭他在全世界媒体的聚焦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立即率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沿东京霞关街示威游行,接着是中日媒体新闻发布会和海参外媒体新闻发布会,然后是市民声援集会,从上午11点多一直到晚上9点多,活动一个接一个,没有任何中场休息,有些参会的人还有可能在下面偷偷地吃点零食,而年近80岁的土屋先生一直活跃在主席台上,可以说是吃一块小饼干的机会都没有,而他却始终从头发到衣饰都一丝不乱地在代表律师团演说、抗议、声明。我们真的惊叹土屋先生精力充沛,坚毅过人。

    也就是那一次,我们见识了土屋先生的慈爱亲切的另一面。那是我们回国前的一天,土屋先生率律师团宴请常德声援团,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喝酒,唱歌,吃饭,照相,演说......土屋先生兴致勃勃,你唱了《北国之春》,他就唱《拉网小调》,你表演诗朗诵,他又表演了口技,最后大家还一起高唱《国际歌》,气氛甚是热烈。一顿晚饭闹腾了几个小时,至到晚上8点多才告结束。我们都认为土屋先生累了,应送他早点回家休息,没想到,他居然要邀请杨万柱、陈玉芳几个人去东京都喝晚茶,很荣幸那天我赶上机会混入了他的受邀队伍中。他先是顺道带我们去看石井四郎在新宿的旧居,接着又带我们奔东京都35楼的酒吧。日本的夜生活和中国一样丰富多彩,酒吧里人头攒动,热气腾腾。我们去的第一处地方早已满员,我们又只好退出来找第二家。那天日方人员有土屋、一濑、西里扶甬子,中方人员有杨书记、陈玉芳、翻译罗建忠和我。那晚我们完全是拉家常,谈生活。土屋先生一一询问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学习状况,还特别通过我们的个人经历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对中国人的影响。我们几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杨万柱是文革前的正牌大学毕业生,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学不能致用,后来在改革开放急需人才的时候走上了行政领导岗位。陈玉芳因为根红苗正又有体育天赋,文革期间从农村学校选拔市专业体育队培养,文化革命结束后,从工厂进入到行政机关工作。而我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完成基础教育,然后下放农村,到了恢复高考制度时候,却因为文化底子差考不上大学。是国家的在职教育政策弥补了我的教育缺失,读电大读自考,一直在参加工作十几年后才完成本科教育。听完我们的故事,土屋先生带头鼓掌,他说“你们都很努力,有今天的成绩很不容易。东方人都欣赏勤奋刻苦自强的生活态度,这点我们是相通的。”那一刻我们感觉到了土屋像父亲一样的宽厚与慈爱。那天晚上土屋先生的酒兴特别好,一壶又一壶的日本清酒不停地在上,都不知道一共喝了多少酒,直到晚上12点,酒吧要打烊了,我们一行才起身离开。我们都担心土屋先生喝醉了。没想到在赶未班地铁的路上,他大步流星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最让常德人记忆深刻的是二审刚开庭的那一次,常德40多人赴东京声援 。一切程序都是预先确定了的。出庭,新闻发布会,示威游行,市民集会,国会请愿......那天天公不作美,从进法庭开始就下雨,一直到新闻发布会完,雨哗哗啦啦下得更起劲了。有人开始犹豫,这示威游行还搞不搞。秘书长陈玉芳正准备找一濑商量一下,却只见从新闻发布会上出来的土屋先生,没有任何犹豫拿着游行旗帜直接走进了雨中,后面的人跟着他往雨中走,游行队伍就这样形成了不可阻挡之势。当一濑等人紧急地买好雨衣赶上前来为每个人分发的时候,土屋身上已经全部湿透了。那可是80岁的老人啊,如果不是为了他心中的正义与真理,他应该在家含饴弄孙,怡养天年。

    土屋先生第二次到常德来,是2002年11月,细菌战案二审刚刚开始。常德人以自已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细菌战诉讼案灵魂人物的敬意。常德会战纪念碑前举行了隆重的祭奠先烈活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了一场《中日细菌战诉讼案报告会》 ,那样隆重热烈的场面让土屋和一濑很感动,土屋先生动情的说“历来人们都只欢迎凯旋的将军,象我这样打了败仗的残兵是不光彩的(他是指细菌战诉讼案败诉),你们今天还用这样隆重的礼仪来接待我们,真是让我过意不去”。当然这一次与98年那次的常德见面相比,常德人对他已经有了对自已长辈的依赖,敬重和爱护之情。我想在土屋眼里文化背景不甚相同的常德人会是象亲戚一样的感觉吧。

    十年对于人生来说是一个不算太长但也不可忽略的时间段,我们用十年的时间与土屋先生所率领的律师团一起与顽固的日本政府展开了一场抗争,土屋先生的晚年因此有了别样的精彩,因为这件事一定会载入中日两国史册。这是我们与土屋的缘分,也是我们大家的光荣。

    愿上帝保佑土屋先生健康长寿,奥运之年再走常德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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