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存“记忆的证明”——一位七旬老人的掳日劳工寻访路

　　新华网北京８月８日电（记者尚昊）日本三菱公司即将公布对抗战时期掳日中国劳工的谢罪文案，这让７６岁的王留柱老人心里有喜悦，但更多的是期待。

　　“这将是日本企业第一次向抗战期间的掳日中国劳工谢罪，我很庆幸有这样的进展。”他说。

　　如果将时光倒退２０多年，王留柱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会踏上一条自费寻访抗战掳日劳工的艰辛之路。

　　王留柱１９３９年出生于河南省襄城县，曾经担任过３０多年农村教师。１９８８年，他调入襄城县政协，从事地方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在县政协 工作期间，王留柱结识了同事耿谆——抗战时期的一位中国军官，曾被掳往日本花冈町做劳工，饱受欺凌虐待，后率领７００多名劳工在那里发动了起义。

　　与耿谆共事的所闻，让王留柱为同胞在日本的悲惨经历感到震惊：“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睡眠不足，生病得不到救治，每天都有人在绝望中死 去。”最令王留柱印象深刻的是劳工们的饥饿，“他们不得不以树叶和虫子来缓解饥饿感，甚至有人在焚烧遇难工友尸体的时候偷偷地将人肉烤熟吃掉。”

　　也就是在那时，王留柱萌生了书写掳日劳工故事的念头：“我希望让这段尘封的历史重建天日，现在有一些日本右翼势力声称中国劳工是自愿到日本的并且受到了很好的照顾，这种歪曲让我很震撼。”

　　为劳工留存“记忆的证明”。就这样，王留柱开始了他的自费寻访之路。经费不足，省着用。但寻访线索不足的问题，却并不容易解决。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要想找到这些昔日的劳工，太不容易。

　　“大多是靠运气，听别人介绍，寻访到一位劳工就像中彩票那样激动。”王留柱说。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１９９３年，王留柱几经曲折，得到了抗战时期日本军方的一份原始资料《中国人强制连行的记录》，上边记载了４万名掳日中国劳工的姓名和住址。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王留柱整理了其中４１９３名河南籍劳工的相关信息。

　　按图索骥的寻访并没有想象的轻松。４１９３这个数字看似很大，但其中大多数劳工再也无法寻到了：一些劳工在去日本的途中已死于海上，一些早在苦役期间就客死日本，一些劳工虽有幸回到祖国但却已离世……

　　此外，王留柱很快发现，原始资料上的许多名字和住址并不准确：当年，许多劳工担心逃跑后被追回或牵连家人，都谎报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

　　有一位叫做沈培章的劳工，王留柱至今记忆犹新，资料中仅记载他居住于“叶县”，多方寻找未果。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留柱听说叶县有一位叫沈铁 蛋的老人曾去过日本，外号“老日”。王留柱前去寻访，发现果然就是沈培章，不过老人却已离世。更令他难过的是，由于在日本长期的劳作和被毒打，沈培章 １９４５年回国的时候就已经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

　　“很难想象沈培章的下半生是如何度过的。”王留柱说，“这些劳工们走得太快了，我的寻访是在跟时间赛跑。”

　　令王留柱感到欣慰的是，这条寻访之路，他并不孤单。２００４年，一些朋友筹资为他配置了一部电脑；２００５年，旅美华侨吕建琳为他提供了一部录像机以便他留存视频资料；２００８年，在旅日华侨林伯耀的资助下，他前往日本参加劳工纪念活动……

　　“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毕竟是多数，他们是我重要的精神力量。”王留柱说。

　　２０１２年，王留柱的新书《二战被掳劳工百人访谈录》问世，这本３８万字的访谈凝结了他多年的心血：他已经走访了１２０多名健在的劳工和３７０多名已逝劳工的家属。

　　“但这远远不够，我们有４万名劳工同胞啊。”王留柱说，在他看来，有些历史资料一旦沉入海底，就很难再浮现在世人面前。目前已经有几个志愿者加入了他的工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帮助他进行寻访，用笔和镜头记录劳工的苦难。

　　“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我也很快会有走不动路的那一天。”王留柱坦言，“希望在我死后，能够有其他的人把这件事情继续下去。”

　　如今，王留柱仍然走在寻访幸存劳工的路上，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但他坚信，这件事是有意义的。“这段历史当然要记录，这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启示中日两国人民：战争惨烈，和平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