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解书上签字后，85岁的邵义诚等人在日本友人的陪伴下，又去了当初他们在日本做劳工的广岛安野发电站。
那里，早已盖起了高楼，看不出一点儿以前的痕迹。几人在青青的草丛里点燃了香烛，青烟袅袅升起。杨世斗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给在这里做劳工、后来死在原子弹爆炸中的父亲杨希恩重重磕了几个头。
邵义诚没动，站在旁边念叨：“伙伴们哪，我来看你们啦，我总算给你们讨回公道啦，他们认错啦。”
念着念着，他就哭了。
终究没有躲过日本人
邵义诚是1944年7月被抓走的。那天，他从天津搭火车去青岛批烟，“青岛香烟比天津便宜，可以多赚一点钱。”刚出青岛站，他就被抓走了。
那年，他19岁。在他之前，当警察的哥哥被日军挑死在大街上，父亲被抓去当了苦力。邵义诚说，这两件事发生后，他连走路都变得很小心，每天在天津城内卖烟时，他总会不自觉地四处望，害怕同样的命运也落在自己头上，那么，年迈的母亲将无人赡养。但他还是没躲过。
在青岛黑暗的仓库里呆了一个星期后，邵义诚和其他的359名劳工一起，被送上了一艘大船。没吃没喝，被关在船舱底，大小便也在里面。很快，有人病死了。尸体被“扑通”一声，扔进大海，几个浪头打来，不见了。
惊魂未定中，船靠岸了，又改乘火车，最后被押到了一个工地。皮鞭声中，他们开始干活。
除了知道自己来到日本，360人，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自己被送到哪里。50年后，他们回来讨还公道，才知道这个地方是广岛。
“苦啊，真的苦啊”，邵义诚说，他们360人，有300人是国民党和游击队战俘，身体素质比较好，于是100人一个纵队，每天开隧道，他们60人则在河里清理石头，一天12—14个钟头，干不动就挨打，日本人的大头靴子上来就踢。即使是冬天，也要在水里泡着。
人命，靠一天两个2两的饭团维持着。冬天的晚上，几个人盖一床被子，挤在一起瑟瑟发抖。
不到2个月，邵义诚的腿很快被石头砸伤了，但依旧得下水，2个月后，腿上伤口的溃烂弥漫到全身，邵义诚再也站不起来。
他被扔进了一个小屋子里，跟其他3个生病的工友躺在一起。“不给治，就给一点吃的。”在小屋子里的每个日子，邵义诚都以为下一刻自己将会支撑不住死去。
1945年3月，包括邵义诚在内的13名病号，被送回了天津。
船上，又有2名劳工死去。邵义诚下船时，腿已经烂得站不起来了，他是蹲着走回家的。
回到家，他发现，母亲由于承受不了巨大的悲恸死了，只剩下姐姐和妹妹。两姐妹变卖了房产，给兄弟治病。2年后，他终于能站起来了。
但由于病中卖光了家产，无家可归的邵义诚开始流浪，直到8年后，他才安定下来。
比生命还漫长的索赔
邵义诚从来没有想过索赔，对于在日本这段经历，邵义诚连家人都没怎么提起。直到1996年，刘宝辰找上门来。
刘宝辰是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一直在做中国劳工历史的研究。早在1989年，日本一些有正义感的友人开始进行对日本侵略战争问题的思考，并着手调查西松安野事件的情况。1992年，他们得知刘宝辰正在研究这一问题，便将在安野的中国劳工名单寄给刘宝辰，请其协助寻找安野劳工的幸存者及其遗属。
在寻访过程中，刘宝辰和他的学生们找到100多名劳工，其中就包括邵义诚。之后，有日本友好人士找到邵义诚，问他是否愿意参加索赔，老人答应了。
索赔的最初是交涉，日本方面的律师一次次找到西松建设方面，但一次次无功而返，西松建设方面的负责人，甚至连曾经有这么一段历史都不知道。
1997年，日本律师团决定起诉，日本律师在安野受害者中，挑选了5人作为原告。这5人中，有幸存者邵义诚，宋继尧、吕学文，还有两名劳工遗属：杨希恩的儿子杨世斗，曲福先的哥哥曲训先。
他们当中的宋继尧，他的眼睛，在日本时瞎了。那天，他跟工友们押运石头，车翻了，他们摔下来，人没事，泥沙却进了眼睛里。因为得不到医治，眼睛开始化脓，直到眼珠子掉出来；而杨希恩则曾经是游击队员，他死在了广岛原子弹爆炸中；曲福先则是在日本活活被虐待死的。
“我当初就知道啊，这个时间会很长啊。”邵义诚将“啊”字拖得很慢很长。他说，从决定索赔的最初，日本律师告诉邵义诚他们，这个索赔的过程是漫长的，漫长得甚至他们中可能有人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第一次诉讼，历时3年，败了；第二次诉讼，到2004年结束，法院宣判原告胜诉，但西松很快提起上诉；第三次2007年4月23日最高院终审判决，这次不但判决他们败诉，更判决以后日本不再受理类似诉讼……
败诉没多久，代替死在日本的弟弟曲福先打官司的哥哥曲训先就去世了。跟着，是吕学文也不行了。知道他大限将至后，邵义诚等人寻思着在他所在的青岛开个会，让他见见所有能找到的安野劳工。会议定在2008年8月14日，吕学文12日走了，临死，还是没看到以前的伙伴。
诉讼推动日本的进步
为他们打赢二审的律师团团长新美隆律师也在2006年故去了。
这个“为了让日本进步”的律师，大半辈子都在为中国劳工奔波。
一直与新美隆的律师团有合作的老田裕美说，去世的律师团团长新美隆先生即使到了癌症后期，也在跟法院和西松建设的代表交涉，搜集证据。他最后一张出现在公共视野的照片，是在花冈劳工的悼念会上，那时，头发都已经落光。去世前的昏迷中，他嘴里念叨着“幸存者”的中文。
类似新美隆这样的律师，日本并不止一个，这些人加入到对日索赔律师团的目的，大部分都是认为日本的社会存在着问题，只有通过这些事情的解决，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这些律师团很了不起，还有日本对劳工的支援会。”今年57岁的老田裕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参与劳工问题的研究。老田裕美说，日本的为劳工索赔的律师团的操作方式大约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各个地方的劳工联谊会，这样就不需要中国律师加入，比如安野律师团；而另一个则是通过中国律师团，组织劳工进行索赔，比如跟安野同属西松劳工信浓川律师团。
从80年代开始，很多律师就开始自费调查，这些律师一趟趟在日中两国来回奔波，取证，给劳工们汇报案件进展，听取大家意见以便修改条文。他们还组织日本国内的媒体，进行呼吁。“这些都花费不少的费用。”老田说，而这些所有的活动，都是律师们自掏腰包。
日本国内的劳工支援会，则负担起了邵义诚他们赴日的一系列费用。
川原洋子小姐是“支持西松建设谈判支援会”的领袖。为了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历史，这位已经59岁的女士辞了职，一直没有结婚。
支援会里，每个会员每年交纳30000日元的会费，这笔钱，被全部用到了帮助劳工索赔的事情里。为了能与西松建设取得对话机会，川原洋子将自己之前状告工作单位男女同工不同酬获得的1000万赔偿，全部购买了西松的股票，成为了股东。在每年的股东会议上，川原总会抓住机会宣传西松建设曾经奴役劳工的事实。
新美隆律师去世后，内田雅敏接替了安野律师团团长的职责。
在2007年4月23日，日本最高院判决下来，关闭诉讼大门。但在他们的判决里，留下了一个附言：“劝告日本政府和企业对于受害劳工进行补偿。”第二天，内田雅敏立即召开了一个会议，号召大家决定尽一切努力，把最高法的附言实现。
曙光在今年4月出现
对日索赔开始走向政治解决。
律师们开始跟企业进行交涉，他们一个个企业谈过去，并动用媒体和政治力量，希望达到目的，但提议遭到了大部分企业的反对，即使是西松建设。
但曙光还是在今年4月出现了。
今年，西松建设5名高管都由于经济原因被捕，西松爆发丑闻。为了挽回声誉，西松建设主动向劳工提起了和解的要求。
最初，信浓川律师团向安野律师团提出了联合解决的要求，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在经过半年就和解条件的仔细讨论后，10月23日，安野受害者和西松建设率先和解。西松公司承认强掳360名中国劳工到日本安野发电站强迫劳动，致使中国劳工饱受肉体、精神双重侵害这一历史事实；双方将建立纪念碑，以铭记这一历史事实；西松公司向该案360名中国受害劳工支付2.5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886万元)，用以补偿受害者、寻找下落不明的劳工、建立纪念碑、支出受害者重访旧地祭奠在日死难者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和解金由日本社团法人“自由人权协会”接受信托进行管理、支付。
争议与愤怒可以理解
中国国内争议开始出现。国外的一些华人报纸，更是对这个条约进行了大肆抨击。他们表示，这个合同赔偿过低，不利于以后劳工的索赔，西松虽然认罪，但把责任推到了日本国家的头上。将和解金交给日本组织，更是一种叛国的行为。
邵义诚不认识多少字，但他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敌意。回国没多久，他去参加了劳工的一个联谊会，中国劳工联谊会会长，曾是三井劳工的李良杰，对他表示了自己的愤怒：“你们就是为了钱，你们是叛徒！”邵义诚大怒，立马反唇相讥：“你是英雄，你去做一点事情出来啊。”
要不是两人都已经80多岁高龄，立即就能在会议上打起来。
李良杰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年，他一直是“劳工问题联合解决”的支持者，在他看来，安野的和解，无疑是不顾全大局。另一点是，他们的赔偿金额提出的是2万美元。而安野每人只要了4万元的补偿。
整个联欢会不欢而散。
对于这种态度，邵义诚觉得很委屈。“我们毕竟有进步了。”邵义诚说，以前日本企业从来就不承认的“认罪”和“赔偿”都承认了。岁月不饶人，以前的360人只剩目前的19人。4万元也许在城里人眼里算不了多少，但在农村人手中，却是一大笔钱。
的确，这些劳工们的大部分生活都不太好，而他们在国内，前半生被遗忘，后半生也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救助……比如宋继尧，双眼失明的他一度靠说书维持生活。邵义诚的生活也很困难，他的房子被拆迁，只分到了4万块钱，他只好与老伴在郊区租房度日。在他回忆历史时，他有智力障碍的孙子，就在旁边发出嘿嘿的笑声。
“其实，我们律师团中对这个和解的认识，并没有分歧。”虽然属于两个阵营，信浓川律师团的犀川治依然表示了对内田的支持。他说，在日本，为中国劳工维权的律师大约有100人，大家都认为，安野和解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因为受害者所要求的“认罪”和“赔偿”两个最核心的要求都达到了。他说，毕竟这些是属于历史问题，不能一次性要求太多，一步步来，才是最重要的。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内田雅敏强调，“西松安野案属于历史问题，（不从和解金中扣除辩护费）不仅是为了更多补偿中国劳工所受的苦难，我更希望通过此案促进日本社会的改革。”
这个和解也可视为今后中国在日劳工遭绑架、强制劳动等问题朝向全面解决的重要一步。他说，今后，以这次和解为契机，我们将发起系列运动，推动日本政府明确（在历史问题上）的国家责任。
对于批评，内田说：“如果这些批评声具有建设性，那也不错。”
和解书签订后，安野律师团和劳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现场，他们摆上了5张遗照。遗照里，有沉思的新美隆；有白发微笑的吕学文；还很稚气的曲福先；穿着军装的杨希恩和一直为劳工索赔作出巨大贡献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宫崎安南。他们用这种方法，表达了对所有劳工和支持者们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