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1年日军实施的细菌战造成常德地区鼠疫大流行,这一场疫灾持续了二年多,对常德地区造成了空前深重的危害,其中对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过程的变迁、农业生产的衰退、财政金融的危机、交通运输的停顿、商业服务业的萧条等。

A Preliminary Probe into the consequence of Japanese germ warfare to changde Region’s social economy
Luo Yun-sheng
( The Politics and History Depart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Lecturer, Master of History)

  Abstract:  In 1941, Japanese germ warfare made a plague on a large scale in Changde Region. The plague continued over two years, and exerted a serious consequence on Changde Region’s social economy, including change of economical environment, change of population, failure of agriculture, crisis of finance, standstill of traffic, and depression of commerce, etc.
  近年来,在灾害历史学研究中,过去较少涉及的灾害如历史上的时疫和传染病,逐渐受到关注。民国期间,我国共有767县发生疫灾,其中死亡在万人以上的重大疫灾有18次。长江中下游地区死亡在万人以上的重大疫灾就有4次,共死亡160000人。而湖南省有29县发生疫灾 [1],其中1941年至1943年常德发生的鼠疫大流行是规模最大的。因此它的影响和危害很有研究价值。本文撰写的目的既在于把细菌战罪行研究推向深入,也在于把它与区域灾害史结合起来,考察区域发展中的灾害应对问题。因为较大规模的灾害对经济与社会生活乃至于社会发展进程会产生深远影响,所以通过对灾害影响的探讨,研究灾害的后果,能为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补充,并协同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和关键问题作出切实的解释。

  1941年至1943年常德地区的鼠疫是由于日军发动细菌战而人为造成的。1941年春,按照日本关东军司令下达的要破坏中国军队控制的重要枢纽常德城以及沿路交通线地区的一项命令,日本侵略军731部队第二部部长太田澄大佐率领有100余人参加,包括30名细菌学专家的一批远征队,对常德地区发动细菌攻击。[3]11月4日,日机在常德上空投下谷、麦、棉絮及其他物质,一周后常德发生了鼠疫。据时任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井本熊男大佐的日记,12月2日:井本从支那派遣军高级参谋宫野正年大佐处得到了“以常德为中心的湖南鼠疫极为猖獗” [2]的情报。事实已经充分证明,1941年常德地区的鼠疫之发生,完全是由日军实施细菌战所致。本文不再赘述。
  鼠疫发生后,在常德城乡及周边地区迅速蔓延,流行开来,这与常德地区的生态背景和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
  在生态背景方面。常德位于洞庭湖区,沅澧二水下游,河渠交错,湖汊密布。耕地宽广而土质肥沃,素称“鱼米之乡”,不仅是湖南,而且是全国抗战的重要粮仓。由于盛产粮食和棉类,为鼠类、跳蚤提供了大量孳生的环境。常德气候冬冷夏热,冬天里由于日军投放感染鼠疫的跳蚤叮咬人类而引起第一次流行,同时在在老鼠身上潜伏下来过冬,来春转暖,再由鼠间鼠疫流行传染至人类,引起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流行。当时常德地区的环境卫生较差,据陈文贵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常德全城之环境卫生概况,甚为恶劣,且屡遭轰炸,被毁灭房屋甚多,目下城内房舍多为木制,最易为鼠类潜匿。”[3]
  在社会环境方面。抗战相持阶段的常德控川黔咽喉,扼湘西门户,不仅是华中地区的粮仓和四川大后方用粮的基地,而且是湖南北部国统区的主要商业中心,因此人口数量庞大而集中,鼠疫发生时居民人口约有六万。又由于地处东西南北交通要冲,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的流动性相当高,常德与周边集镇,集镇与周边的乡村,通过如织的水陆交通网建立起密切的人员与经济联系,使疫病极易在乡镇间流行。常德人民多迷信“入土为安”,根本不能接受火葬。这种传统的土葬观念和厚葬风气更使鼠疫得不到有效防治。
  由于上述原因,日军实施细菌战而人为造成的鼠疫在常德发生大流行。1941年11月至1942年1月为第一次流行,为腺鼠疫。1942年3月至7月为第二次流行,期间发生肺鼠疫流行。1942年10月至12月常德石公桥、镇德桥一带为中心发生第三次流行。这只是当时防疫工作的几个重点疫区情况,实际上,据调查统计,常德地区的鼠疫流行不是两三次,而是五次。[4]

  鼠疫的自然流行往往是由于区域内部生态环境发生灾变所致,其危害可以在内部减轻,而鼠疫的人为流行却是外来之横祸,区域生态系统对之毫无防卫能力,其危害就大了。下面浅要分析鼠疫流行对常德地区社会经济的几方面影响,期望能抛砖引玉。
  1、疫灾打击下的区域生态环境
  在鼠疫发生之前,常德的霍乱、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疟疾、痢疾等传染病连年流行,患病率和病死率甚高。1936年至1938年就有12种传染病流行。[5]但常德历史上从未有过鼠疫。已有研究成果指出,中国历史上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虽然范围广阔,但并未包括两湖地区,常德地区并非鼠疫自然疫源地。
  日军的细菌攻击使新的危险性生物鼠疫杆菌和印度跳蚤入侵常德地区,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原有生态系统,实际上使常德地区成为新的鼠疫人为疫源地。因为鼠疫学界将鼠疫自然疫源地看作陆生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鼠疫生物群落:鼠及其他啮齿类动物是鼠疫菌的主要宿主;寄生性鼠疫菌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的基本成员;为了能够顺利地侵入到寄主??啮齿类动物的机体,媒介昆虫??跳蚤担负起这一职责,跳蚤也是寄生物,靠吸吮动物的血液生活和繁殖。这三个成员在相应的地区占据一定的地理环境,使构成了鼠疫自然疫源地。[6]不过常德形成的是人为的鼠疫疫源地。
  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攻击时,投下了36公斤谷子(带有鼠疫菌的跳蚤)(1940年投到浙江的仅为5公斤,就造成了鼠疫大流行),据731部队老兵回忆,1克“谷子”就是1700多只跳蚤,36公斤“谷子”就是6000多万只。[7]1941年常德军民共约6万,平均每人承受1000只跳蚤。不计遗弃在洞庭湖里的另一个箱子,也相当平均每人承受500只跳蚤。此外,当年1942年伯力士则在当地捕到的老鼠身上发现了印度跳蚤,这是湖南所没有的一种跳蚤,这种外来的跳蚤在水陆交通要冲常德极易于携带鼠疫菌移动。[7]
  如此大量的携带鼠疫菌的数千万只跳蚤入侵鼠类极多的常德,很快就形成了实际上的鼠疫人为疫源地,给常德人民埋下了贻害无穷的隐患。据常德市卫生防疫站和桃源县卫生防疫站的监测报告,1990年和1991年还发现当地的老鼠体内有鼠疫FI抗体阳性血清,且经吉林白城市全国鼠疫病防治基地复制确认,表明构成鼠疫的隐患仍未全部消失。[4]
  2、疫灾打击下的区域人口过程
  鼠疫的流行对常德地区的人口产生了较大影响。表现在:
  第一,传统的生育制度受到冲击。首先,凡是发生疫情的社区,总受到周围社会居民的疑惧,加上当局实施封锁和隔离,在区域社会中被孤立,因此其中的居民嫁娶之事被迫停止,出现许多单身男女(包括疫死者幸存的配偶)。其次,由于防疫工作和疫病的可怕,使生育必需的物质条件和医护条件受破坏,从而使孕产妇的生育缺乏保障,难产率和妇婴死亡率应会上升。
  第二,人口大量死亡。自从日军投下鼠疫菌后的一年之内,包括第二次和第一次流行,常德县城和该县以及桃源县的农村,已确认的至少有100人死于鼠疫。但是,由于在最初的数月之内未成立检疫所,情报网也不够健全,估计有大量死者未被发现。红十字会医生肯特在路上发现的病例便是一例。[7]根据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1996年成立后进行的大调查,截止2002年,确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册,且已被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所承认。这仅只是第一批名册,受害人数远不止7643人[4]。根据本文前言所述,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民国期间的重大疫灾有4次,本人认为应该增加常德的鼠疫灾害,为5次。
  第三,人口迁流也受到了疫灾的较大影响。首先,发生疫情的疫区被发现后,当局很快对该区实施封锁和隔离,居民出入没有自由。人口迁流的受阻限制了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就业,使疫区与外部的经济联系中断,严重影响了疫区的经济生活,使许多地方经济失去了活力。如防疫队把桃源马鬃岭地区隔离后,李家湾居民两三个月无法与外界保持正常往来,日常生活都断了来源,生产也荒废了。[8]其次,疫灾的发生也使许多居民离开家乡,成为流民、难民。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封锁之前和解除封锁之后的疫区及其周边地区,或者由于恐惧疫病而离乡,或者由于亲人疫死而离乡。[8]
  3、农业生产的衰退
  民国时期,广大中农和贫雇农是主要农业生产劳动者。农民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经营的规模很小,有机构成差,剩余劳动力低下。据国民党土地委员会1934年对16省163县的统计,平均每户经营面积为15.7亩,其中47%的农户不足10亩,而且每户地块也是七零八落。在农业资金、耕蓄、农具方面,据1933年22省统计,农村总户数中因收不敷支而借粮的占48%,借款的占56%,借款也主要用于非生产性开支(如伙食、婚丧等),用于生产性开支则不到10%。[9]
  抗战以后,农村经济日趋困难,农民生活更加困难低落。[10]然而,日军发动细菌战之前,常德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良好。由于1940年,粮食等农产品价格比去年同期涨了两倍以上,因而不仅粮食种植,而且农村副业都有较大发展,如猪、鱼、鸡、鸭的喂养均比以前增加。1939年,也是大丰收年,只是武汉、广州失守,洞庭湖各县谷米无法大批运出,沿湖所剩谷米在五百万石以上。由于湘北粮食丰富,人民生活较好。[10]
  日军发动细菌战后,鼠疫由常德城区迅速向周围农村蔓延。根据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1996年至2002年的大调查,常德细菌战造成的疫死地点遍及常德周围10个县36个乡156个村。[11]而细菌战武器是一种对人、牲畜、农作物等一切有生命的事物进行大量屠杀的最为残忍的武器,必然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首先,7643人以上的疫死人数基本上是农村人口,他们的大批死亡,直接减少了农业生产劳动力。其次,疫死者家庭纷纷举行尽量隆重的葬礼,耗费了几乎全部的农户生产资金。人财两失的农户无力继续进行生产,给农业带来损失。在许多疫区及其周边农村,农业生产衰退。正如《常德细菌战》电视片解说词第六集《扩散》所引马鬃岭幸存者李宏华口述:“交易无法做,生产也荒废了,一年的年成都没有了。”[8]
  4、防疫工作对巨额资金的耗费
  抗战相持阶段后期,国民政府积极鼓励工矿业发展,想方设法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以支持长期抗战,这些都急需资金支持。而这时的常德地区作为粮棉生产基地,农业经济对资金的需求最大,但实际财政根本满足不了这种需要。以常德县为例。民国时期全县财政收入以田赋为大宗,以其他捐、租课为辅。所收赋税全额解省,为省级财政直接管理。县级财政支出也由省财政管理,以文教卫生费为大宗,行政费次之。常德县在30年代年收入都在30多万元上下,年支出也都在30多万元上下。[12]银行发放农业贷款更少,1939年为8.47万元,1940年为1.53万元,1941年仅1161元。在工商业领域1940年年末贷款余额也仅为97.76万元。[12]
  鼠疫的大流行使得生产资金更形枯竭。常德爆发鼠疫后,常德防疫处紧急动员本地公立、私立医院、开业诊所、驻防医疗队等全力投入防疫,鼓励商会组织募捐,通过税务机关征收捕鼠捐等筹措经费,发动群众开展捕鼠竞赛活动发给奖金。由于自身防疫力量薄弱,财政支出捉襟见肘,于是急电湖南省和国民政府,强烈要求增援。[13]1941年度,湖南省防御鼠疫临时费是70135元,已支付完毕,于是省政府从省库向常德紧急拨款20000元。卫生署也向常德拨付临时防疫费10000元,然后再给增援常德的医疗防疫总队第二大队等防款20000元。[8]
  常德防疫处本身没有固定预算,经费依赖地方捐募和征收捕鼠捐等,常常不敷使用。1942年4月疫情迅速扩大,经费更为窘迫。14日防疫处第三次会议决定:(1)继续发动人民自动献金;(2)编列三个月预算,呈请省府拨款,不足之数再由地方补足;(3)限各镇公所将经收的捕鼠捐次日全部上缴。[13]本来1942年度省防疫临时费概算为七十万零六千六百元。鉴于疫情太大,常德防疫处请求增加到一百二十万元。到6月15日,行政院已核定的就有七十万元(据省档案馆档案)。如此巨额的防疫经费支出,导致生产所需资金供应实际上已经枯竭,严重阻碍了农业、工商业生产的发展。
  5、交通运输的停顿和商业服务业的萧条
  常德作为华中通往西南的交通枢纽,繁荣的商业中心,人口和货物的流动性是相当高的。鼠疫的传播和流行正是由于交通运输和城乡交流而扩大。为了遏制鼠疫的继续蔓延,常德防疫处对城乡交通实施了管制。1942年3月13日常德防疫处第二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往来本埠之船舶货物等如何管理以免传染鼠疫案》,通过了如下办法:(1)、由本埠运出之货物,应严格检查,破旧棉质品应洗净;(2)、准备输出之粮食、棉花等,应储存市外之堆栈,绝对不允许进入城内;(3)、限令驶来本埠之船只,应于靠码头或岸时迅速卸货,每晚九时以后,停泊河中,载货时亦然;(4)、本埠来往之客轮及船只亦须同样办理;(5)、每晚九时以后,各项船只如不能停泊河中,至少应留两丈之水面,不靠岸或码头;(6)、上项办法,由防疫处布告饰遵,由纠察股负责执行,违者严惩。会议还讨论《检疫工作如何实施案》,通过了如下办法:(1)、于本埠水陆交通要道设置检疫站,对往来旅客施以检疫,如发现疑似鼠疫病人,即送留验所留验,其余一律以鼠疫疫苗注射,已受注射者,须出示注射证,始得通过;(2)、离常旅客之行李货物,要检视后,认为可以运出者,发给放行证,无证者概不放行;(3)、检疫站暂设皇木关、落落口、北门、小西门等四处;(4)、检疫工作由检疫队担任,函请海关及纠察股协助。[13]上述水陆交通的严厉管制,阻滞了客货运输和城乡经济交流,使商业服务业陷于萧条状态。
  1942年4月初,常德城区发生肺鼠疫后,常德防疫处11日决定学校停课及旅馆、剧院、浴堂、饮食店、妓院及各公共场所停业一周,以防传染。4月18日又决定:(1)、疫区学校迁移;(2)、戏院、电影院、浴堂等暂行停业,候命复业。[13]这进一步影响了商业服务业的正常运行。以常德县为例,1937年有工业、手工业和商业店员37181人,[14]其中大部分应在常德城这一区域经济中心,约占全城人口10万中的三分之一。常德又是千里沅水和十来条支流货物吞吐转移的总码头,以至有人夸张地说:真正支配这个城市的是那几万的船夫。[15]1939年常德县内确有货运民船2400艘,有船员2600人。它们来往于大小数十座码头之间。又有客运民船四五百艘,交织成繁密的水运网。[16]鼠疫大流行后的一系列防疫举措,特别是交通管制使这一工商业、交通中心陷于萧条。
  综上所述,日军罪恶的细菌战,对常德地区造成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受害者,而且对区域社会经济产生了多方面的严重影响。对这一问题,依据已掌握的有限史料,笔者进行了初步探讨。但限于史料和笔者学识,这种探讨还不够深入。期望有更多史料的发现和更高水平论著的问世。

参考文献:
[1]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34页,78页,79页。
[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9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审判细菌战诉状》(上),59页。
[3]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355页,378页,《伯力审判》。
[4]陈先初:《1941年日军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攻击》,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编《揭开黑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291页,294页,339页,341页。
[5]常德县志编委会:《常德县志》卷二十四《医药卫生》,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535页。
[6]曹树基,李玉尚:《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95页。
[7]解学诗,松村高夫等:《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29页,《井本日志》,222页,216页。
[8]曾海波等:《常德细菌战》电视纪录片,第六集扩散,李宏华口述;第三集瘟疫,谢旋、曾金钟口述。
[9]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42页,543页。
[10]湖南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之《湖南妇女工作报告》( 1941年10月7日) ,第359~360页;《高文华关于湖南形势及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1940年8月),177页,179页,186页;《任作民关于湖南诸般情形及党的工作的报告》(1940年2月12日),238页,233页。
[11]陈致远:《关于常德细菌战研究的几个问题》,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编《揭开黑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309页。
[12]常德县志编委会:《常德县志》卷十九《财政?税务》,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442-445页,470页,469页。
[13]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365页,370-372页,366-367页,369-370页,374页。
[14]常德县志编委会:《常德县志》卷八《劳动人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201页。
[15]徐浩然:《常德抗日血战史》第一章《常德地势风光与历史》,转引自叶荣开编《中日常德之战》,常德市志编委会1995年内部印行本,15页。
[16]常德县志编委会:《常德县志》卷十五《交通邮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361-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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