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和平人士认为这是历史给予的又一次机遇
经过四年的沉淀，政治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设想再次浮出水面。
按照12日北京会议和15日上海会议的构想，今天（21日）“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和中国二战被强虏奴役劳工联谊会（筹），正式对外发布“强虏?奴役中国人补偿基金（草案）”（以下简称“补偿基金”）设想，中日数十“民间网站”将同时刊发并将发表联合声明。
国内一些和平人士认为，这是“寻求打破僵局”的“具体可行”的方案，预示着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历史给予的又一次机遇。
承认事实和认罪是实施的前提
5月15日，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代表与中国受害者代表、对日索赔民间爱国人士代表以及部分“爱国网站”代表齐聚上海华仑宾馆，召开了“中日联合会议暨中国爱国网站协调会”。
在会议上，日本律师南典南律师详细介绍了“补偿基金”的设想，初步决定21日对外发布基金草案，24日福冈劳工诉讼二审判决之后正式向日本政府和国会递交。他一再强调，“补偿基金”实施的前提是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承认加害事实，并公开谢罪，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谈及赔偿的具体问题。
“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要让诉讼获胜，而且要让所有的受害者都得到补偿，这是一个更高的目标，普通诉讼很难做到这一点。”南典南说。据介绍，此时提出设立“补偿基金”，一方面是借此进一步给小泉内阁施加压力，促使日本政府在福冈判决后放弃上诉；二来迫使日本政府承认加害事实，并进行处理（谢罪、赔偿），同时就基金的细则和原则等实质性内容交换意见，以进而推动中日两国政府达成共识，最终实现“一揽子解决”。
王选也表示：“只有这样，政治解决才有着其可行性，才具有自身的价值。”
据悉，草案只是提出了基金目的、出资主体、补偿对象等纲领性条目，尚没有提出基金运作和具体金额等强操作性细则，只是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框架性方案。
“我们错过了绝佳时机”
早在2000年10月由中国律师协会召集的“中日学者交流会”上，“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团长尾山宏、小野寺利孝等日本左翼和平人士就曾提出“一揽子解决”的政治解决途径，并得到了王选等国内知名人士的认同。
据悉，当时正处日本和平运动高涨阶段，仅那次与会的日本学者就有日本共产党、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20多位年富力强的教授级专家学者，是迄今日本方面访华学者最多的一次。但是这些和平人士发出的“声音”没能引起国内有关方面的足够回应，这些日本学者的中国之行也基本没有什么收获，“政治解决”这一构想就这样消遁无息。
当时，国际和平运动也正值一个高潮期。2001年9月8日《旧金山和约》签署50周年之际，为抗议美、日签订旨在“要将50年来美日两国的军事同盟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旧金山宣言》。美国的一些和平人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也在旧金山举行了活动，抨击战后美、日两国掩盖二战期间日本残害的历史事实的罪行，掀起了世界和平运动的一个高潮，世界各大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王选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真是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时机。此后，我们的诉讼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逆转和日本国内和平运动的整体低落，整个对日索赔运动还是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相对低谷期。”
在旧金山和平运动后三天，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受此冲击，整个国际形势的中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转移??由以前的和平运动转变为“反恐”，再加上之后的伊拉克战争以及日本国内相继出台《周边事态法》、出兵伊拉克等事件，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也在逐渐削弱，和平运动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相对低谷期。在2003年日本众议院大选中，本来在众议院就处于人数劣势地位的日本共产党、社民党和保守新党等小型政党的力量再次受到打击，日本共产党由选前的20个议席下滑为9个议席，社民党由选前的18席直降至6个议席。
福冈判决是一次有利时机
在15日的上海会议上，南典南律师曾表示，就现在福冈劳工诉讼的进展和日本国内的形势来看，5月24日的判决很有可能会取得全面胜诉。
2000年5月10日，15名中国劳工及其遗属在福冈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是日本国家和加害企业三井矿山。2002年4月26日福冈地方法院作出判决，令加害企业赔偿每位原告1100万日元，但驳回了对国家的诉讼要求；5月24日，日本福冈高等法院将对此案作出二审宣判。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认为，5月24日是一个有利时机，“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日子”，制造舆论，推动对日索赔向前发展。
近年来，由于日本右势力抬头，再加上钓鱼岛问题、中日战争遗留问题和靖国神社三个问题的困扰，中日两国平关系一直就比较微妙，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大了两国政府出面，建立补偿基金，政治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难度。
不少和平人士认为，借助福冈宣判提出“补偿基金”方案，促动日本政府加深认识。
王选表示：“不论对受害者，还是对日本政府，这都是历史给予的又一次机遇。若是这些问题再得不到解决，随着一些受害者的相继去世，现在我们所讲的‘中日战争遗留问题’将完全转化为‘中日战争责任问题’，而这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永远没有办法去改变的现实。”
这是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
小野寺利孝在北京也曾表示，随着近两年中国劳工赔偿诉讼胜诉的案件逐渐增加，建立基金的时机也越来越成熟，希望能够推动日本正视历史，全面解决中国劳工问题。
据统计，自1995年6月28日花冈劳工诉讼开始，10年间共有24起诉讼愈千人在日本进行诉讼，内容涉及劳工案、731部队细菌受害案，慰安妇案，化学武器伤人案。其中一些诉讼重取得了一些进展，象“国家无答责”、“诉讼时效”以及“个人能否成为国际法的主体”等制约都逐一得到突破。
但是，10年下来，和平力量的消耗也是巨大的：日本和平人士和国内捐助以及受害者自筹的资金已达数千万元人民币，日本一些律师和和平人士也几乎是散尽家私，且年岁日高，一些受害者也日渐衰老，相继去世。
正如最初设想的一样，法律上的诉讼虽说是为了要日本政府承担“法的责任”，但是不少人士还是认为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两国政府“坐下来商讨”，以求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解决”路径。
不过，南典南也强调，采取“补偿基金”方案，实际上是在寻求诉讼之外的另一种途径，这也意味着它只是要求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承担着一种“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而舍弃了在“法的责任”上的拘泥。
王选认为，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她认为，对于中日遗留问题，具体的问题还是应该具体来处理，不要搞成一个抽象、混沌的局面。就这方面来看，提出建立“补偿基金”的设想是切实可行的。
对此，日本律师解释，两国之间的遗留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是通过两国政府“政治解决”，诉讼职能是起到寻找一个“突破口”，推动最终的政治解决。
一些民间人士认为，补偿基金能否得以施行，关键在于日本政府能否正确认识，并与中国政府坐下来就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