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成立于1999年3月15日,是目前中国大陆研究“二战”时期日本实施“慰安妇”制度的惟一的研究机构。
近期和慰安妇有关的事有两件:
3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中国“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在此之前的2月20日,一个叫朱巧妹的老人孤独地死去了,悄无声息。她是国内已知年龄最大的原慰安妇。
“慰安妇”的话题再一次引起我们的关注,3月25日,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生存现状
有些地方,在我们援助之前“慰安妇”几乎到了无法维生的地步。大多数孤老一个人生活,有些受害者到晚年自杀……
记者:慰安妇是您学术上的研究对象,一个课题而已吗?
苏智良:我不否认刚开始是这样,但这个伤痕被揭开以后,我看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触目惊心。没到过她们的家,你不会有真实感受,会和这件事有隔膜。一旦到过她们家,就感到应该帮她们一把,应该为她们实实在在做点事,(这是)良心和责任。
记者:她们的生活窘迫到什么程度?
苏智良:有些地方,在我们援助之前几乎到了无法维生的地步。大多数孤老一个人生活,有些受害者到晚年自杀……
记者:目前已知的还有多少人健在?
苏智良: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还有39人。分布在黑龙江、上海、海南、山西、北京、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辽宁。最大的92岁,最小的71岁。但我估计隐藏身份的人数至少是公开身份人数十倍或十倍以上。
记者:慰安妇研究中心每个月给每位受害者100元生活费,这对她们有多大帮助?
苏智良:她们大多生活在农村,这笔钱可保证她们的温饱。
记者:钱的来源?
苏智良:主要来自海外募集,国内募集的很少。直到2000年12月,我才收到国内第一笔捐款。今年到现在有两笔:国内一笔100块钱;另一笔是国外,是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500美元。凡是援助老太太的100块钱,我给收条。但他们不支付为援助而发生的诸如交通费、住宿费、劳务费,这些钱都是我们自己出。特别是在我们拒绝了“国民基金”后。
记者:您指的是日本“亚洲妇女国民基金”?
苏智良:对。这个赔偿是民间的,日本政府想通过这个基金会来赔偿。现在基本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抵制这个基金,因为它很暧昧,我给你点钱你就不要再说话,它不是明确地作为认罪以后的赔偿。
记者:帮助她们的过程中,您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苏智良:一是人手,二是资金缺口。
记者: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慰安妇是如何帮助的?
苏智良:1998年,韩国建立了“日军慰安妇历史馆”,并把慰安妇集中在敬老院内,由政府统管……
敏感话题
所谓的敏感,往往是大家都不敢碰,因为要中日友好。日本现在的嚣张,从根本上来讲,是否和我们的一再退让是有关呢?
记者:和您交谈我能感觉到您的疲惫,这种疲惫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苏智良:这几年比较麻木了,没有太大激情。最初的时候还会找援助。但人家一听到慰安妇首先就说这很敏感。所谓的敏感,往往是大家都不敢碰,因为要中日友好。中日友好应该说是个手段,不是说为了中日友好,什么都要顾忌。日本现在的嚣张,从根本上来讲,是否和我们的一再退让是有关呢?
记者:13年来,您觉得在认知上,或是对她们的态度上有所转变吗?
苏智良:应该说有所好转。这几年,媒体宣传,大家都知道后,逐渐的她们的压力反而小了。甚至照片被刊登出来后,也并不是我所担心的那样压力更大,这就是社会的进步。大家有一种宽容和比较有爱心了。感觉这样的老人太可怜了,应当关心、理解她们。
记者:既然如此,为什么朱巧妹(慰安妇)和李秀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时场面上会有那么大区别?
苏智良:事先我能够预感到这样的差别。对两者的态度差,造成了这样的差别。
记者:2001年您开始对慰安妇做法律公证,起了什么作用?
苏智良:2001年、2002年开始请国家公证处对这些老人的受害事实予以法律公证,永久地保全证据。因为人总会离开的,要以法律的形式来确认这个事情。
记者:到目前有多少人进行了公证?
苏智良:20来个。由于资金问题停下来。一些地方坚持收费,一些地方是山区,公证要车子接送,还要吃饭等等,所以有的地方一个人公证下来要两三千元人民币,甚至更多。只有上海是免费的。
道义支持
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将来总有一天会胜诉,但从现实来说,实在看不出。
记者:这些年,“慰安妇”受害者对日本的诉讼尚未有一起胜诉。
苏智良: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将来总有胜诉的一天,但从现实来说,实在看不出。
记者:这种情况在劳工、毒气弹等问题上是不是同样存在?
苏智良:对,是这样。
记者:政府对诉讼是什么态度?
苏智良:政府对民间的诉讼现在采取默认,或者有所支持,但这些支持都是道义上的,我希望支持能够落实到实质上。
这些受害者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今天在你之前我接到黑龙江的记者来的电话,他们去访问了当地的两位受害者,这两位受害者我也接触过。老人让记者问我,‘胜诉有没有可能,我们能不能看到。’老人已经87岁了。她们常常问我这个很无奈的问题。
记者:您印象中,对她们的冷漠有没有极致事件?
苏智良:云南某县,曾有4个受害者找到当地官员:“听说我们可以得到日本人的赔偿……”官员奚落:“你们这样的事还有脸说吗?”
记者: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吗?
苏智良:他们很封闭,根本不了解世界的变化。
记者:您希望政府怎样帮助她们?
苏智良:国家对这些饱受磨难的老人,应该有制度性的保护与帮助。首先,应该马上确认受害者,然后给予受害者一个制度上的援助,来改善她们的生活。不仅是一般生活费,我想最低生活费应该保证她们;其次,还有医药健康上的援助;也可以资助她们去打官司,因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应该去保护自己的国民,去为她们争得应得的利益。
此外,应该有一个国家性重大调查项目,让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证据在消失。但很遗憾,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项目,同时这些人正在一个个离去。
后记
文章开头提及的近期和慰安妇有关的两件事情让我们感慨:
败诉不是新闻。也许,有一天胜诉才是大新闻,会有这一天吗,没人敢给答案;
幸存的原慰安妇死了也不是新闻,她们本已高龄。
朱巧妹走的时候,冷清,但毕竟还有人送行。山西老人侯冬娥,在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悄无声息地死去后,她的一生只有《工人日报》记者陈宗舜记下的这样一些片段:“她是村子里最受轻视的女人,大家不叫她真名,称她是‘进过炮楼的’,更有人拿她的遭遇当笑话说。……一个雨天,她重重摔倒在村口,因为嫌她‘不干净’,没人肯过去扶她……”
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珍视她们,就是珍视历史。
她们,已经伤痕累累。
别让她们,再泪水涟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