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幸存慰安妇的照片
60多年前，她们在被称作“慰安所”的人间地狱里遭受非人的凌辱；60年后，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凄苦中辞世。60多年前，她们在慰安所房间的牌子上只有号码；60年后她们不愿也不敢向身边的人提起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她们痛恨这个名字?? 慰安妇。
针对近日日本政要接连否认慰安妇历史的事实，本报继上周刊发文章揭秘日军在华最早的慰安所后，今天将继续关注日军在华最大受害群体??中国慰安妇幸存者的生存现状。
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公开承认的只剩下35人
2005年2月20日，96岁的朱巧妹在孤苦中辞世。此前她是上海市崇明庙镇慰安妇幸存者，也是世界上最年长的慰安妇幸存者。随着她的离世，公开承认的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只剩下35人。
“朱巧妹和郭亚英等六人并称‘七个姐’，在1938年后被日军编组成慰安妇，她们常被要求在家中和到炮楼向日军官兵提供‘慰安’，每周五次以上，一直持续到1939年底。朱巧妹的婆婆、姨婆和远房姐姐也在‘七个姐’中，是中外罕见的一家四人沦为慰安妇的事例。”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说。
朱巧妹当年被汉奸劫掠强迫做慰安妇。上海沦陷后，日军指使汉奸政权在虹口、闸北等地设立一批慰安所。汉奸组织常常借口登记“良民证”，挨家挨户地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朱巧妹就是这样被胁迫来充当性奴隶。
山西省和海南省是慰安制度重灾区
日军在中国建立慰安所初期，慰安妇都是从日本贫困山区招来的年轻女子。但随着日军建立慰安所数量增加、规模扩大，战争中后期建立的慰安所里则有大量中国妇女和朝鲜妇女。
我国山西省和海南省是慰安制度的重灾区。1937年秋，日军攻入山西，第20、108、109师团等部队开始长驻当地。成百上千的山西妇女被日军抓入炮楼为官兵提供性服务。调查发现大量慰安妇幸存者集中在今天山西盂县。此外，海南是日军慰安所和慰安妇幸存者集中的大省。目前已证实的慰安所有60余个，愿意公开证言的慰安妇有20多人。
终生与病痛相伴 1/3慰安妇不能生育
“中国慰安妇在各国慰安妇中处于最底层，她们十几岁就被抢掠或欺骗而来，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日军肆意蹂躏摧残，经历了无法想象的痛苦，并且这痛苦持续到她们生命的终结。”苏教授痛心地说。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部分接受调查的慰安妇幸存者(后三位未提供照片)
万爱花(1929年生)
是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中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军暴行的勇敢的妇女。她抗战时期就是中共党员，先后多次被日军抓获污辱、折磨。非人的摧残使她整个身体严重变形，在床上躺了三年后顽强地活了下来。
赵润梅(1925年生)
1941年4月被抓入炮楼边窑洞中，被日军日夜凌辱达40天之久。她被赎回时精神失常，左臂外侧被木床磨出一个大洞，下身肿烂无法行走。因无法生育被前夫抛弃，与后来的丈夫领养一女。
杨时珍(1927年生)
14岁就被一日军军官霸占，并随军转移，直到两年后精神失常才被家人赎回。
30岁就绝经，仅有的一个女儿出生不到20天夭折。现在除精神病外，大小便失禁，需人照顾。
李秀梅(1927年生)
1942年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关押在一个日军据点附近的小窑洞达5个月。
因反抗日军侮辱遭到毒打，致使右眼失明，脚骨断后长短不一，平日只能摸索着在固定位置做些简单的活。
日本老兵忏悔
受良心谴责“晚上我睡不着觉”
在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长达13年的调查中，有20多份来自日本老兵的口述，这20份口述有着特殊意义。这些老兵受不起良心的谴责，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到研究中心，留下证言。
“近藤老人住在日本久留米市，他青年时代在上海生活。他作为第13军司令部的传令兵，曾去过杨家宅慰安所。我与他有个约定，他生前我不公开他的证言，现在他已离开人世。”苏教授说。
苏教授告诉记者，他接触的日本老兵感到精神非常痛苦。一名日本老兵曾说：“想起那些被强奸、轮奸，然后被杀掉、被侮辱的女性们，晚上我就睡不着觉。我们深重的罪孽和被害者的苦难同样是不可消除的。”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每月资助幸存者100元
“朱巧妹晚年时病魔缠身，生活十分艰苦。她去世时家里已经家徒四壁，只有一尊寄托她全部精神信仰的观音菩萨像放在炉灶上。最终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将孤苦伶仃的她安葬。”苏教授描述的这个片段是中国几十名慰安妇幸存者生活的缩影。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发现，慰安妇幸存者因无法劳动在经济上都非常贫困。为了帮助这些苦难的幸存者，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现在资助慰安妇幸存者每人每月100元。
苏教授说，现在还健在的慰安妇有35人，其中山西老人占三分之一，其他分别在黑龙江、河北、湖北、海南等地。如何有效地保留日军慰安制度的证据，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老人的心灵创伤，是中国慰安妇研究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文／本报记者 袁婷
日军三种方法征集慰安妇
◆暴力强行掳掠 日军在上海掳掠中国女子后，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
◆诱骗 欺骗随军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员、打扫营房卫生，诱使妇女参加
◆通过汉奸组织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