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弘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不久就去了日本，一直在那里居住生活。十年前，朱弘开始计划拍摄关于日军慰安妇的纪录片，为此，他在日本采访了许多日本老兵，跑遍了中国很多曾经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寻找慰安所旧址和幸存的慰安妇，此外，他还去了朝鲜、韩国和缅甸……这一切，用的都是他自己的钱。
和其他的同学不一样，朱弘和我们的联系更多的是在网上，我经常收到他的e-mail，内容没有其他的，都与慰安妇相关。为此，他很有成就感，经常把日本媒体关于他的纪录片的报道扫描下来传给我们，并配上细致的翻译。前几年，国内媒体也开始报道朱弘，原因是他陪着一位幸存的慰安妇－－朝鲜人朴永心来到中国，从华北、华东、华南一直到云南边境，逐个指证当年日军慰安所的位置。一路上，朱弘对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老人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去年朴永心逝世时，在日本的朱弘痛哭流涕，含泪写了一篇祭奠的长文发给我们，丧亲之痛溢于言表。
昨天，又收到朱弘的邮件，他一如以前一样兴奋，声称找到了七十多年前的一件珍贵文物－－当年日军在慰安所使用的避孕套“突击一番”和配合使用的外用药膏“星秘膏”（见下图），当然，这些都是没有使用过的。朱弘在信中非常冲动地告诉我，他用了八年时间才找到了传说中的“突击一号”的实物。一九九八年，在采访当年的侵华士兵时，几个老兵都谈到了这种安全套和外用药膏，之后，朱弘满世界寻找，踏破铁鞋无觅处，此物居然被他找到，并花高价买下了。朱弘首先转给南京的一位收藏家一套，然后又把另一套转给了一位研究慰安妇问题的日本女学者。
作为拍纪录片的同行，我很清楚，朱弘找到的这件东西，除了送人，在他的纪录片里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数秒种的镜头，而且更可能是为了配合那些老兵和慰安妇口述而出现的。纪录片就是这样，它永远注重局部的、细节的真实，为此，拍片的人经常会殚精竭虑，不惜代价。但如果想使片子更具有真实性和说服力，往往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简单画面，哪怕是一只带有沧桑感的避孕套。
这次我们同学二十年聚会，考虑到差旅不菲，朱弘曾考虑放弃和同学见面的机会，直到我们开始联欢的第二天，他才临时决定回国与我们团聚。见面时，朱弘的话题仍然离不开当年的那场战争，离不开他的慰安妇主题，这让我们觉得他的确是一个生活在历史中出不来的人。见到他，一个个脑满肠肥的我们都有些自惭形秽。
为了拍摄慰安妇纪录片，朱弘辞去了原来收入很好的工作，在日本像苦行僧一般地生活，他没有谁的灵魂附体，他只是一个人。值得庆幸的是，日本纪录片创作的环境和空间都比国内好得多，靠拍这片子，朱弘也可以勉以为生。日本的几家电视台也都播出了他制作的关于慰安妇的节目，应该说，在那个异国他乡，他发出了自己了声音，微弱而坚定。
在前面说到的那封邮件的结尾，朱弘附上了另外一张图片（见第二张图），他在仔细分析之后，发现当年生产突击一号的日本厂商今天还在做着安全套的生意，而且仍在向中国出口。在上海著名的“好德”超市24小时连锁店卖安全套的货柜上，杜蕾斯的旁边，赫然摆放着“日本NO.1”冈本橡胶避孕套。朱弘在信中很激动，“这个冈本橡胶恰恰就是当年“突击一番”的生产厂家，而且是独家生产！当年它就是NO.1，现在它还是NO.1……”
其实，不就是个避孕套嘛，有必要这么较真儿？但在朱弘的那里，这，就是个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