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人民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国第一部关于“慰安妇”的长篇摄影纪实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青年摄影家陈庆港花一年时间遍访健在慰安妇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

　　“慰安妇”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制度既是日本封建主义的产物，又烙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印记，是日本传统的封建主义与军国主义思潮相互影响的怪胎。

　　日军慰安妇全世界超过40万人，中国在20万人以上。20万中国慰安妇绝大部分都已死亡。13年来，当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有计划地探访慰安妇幸存者时，研究人员走遍全国20多个省只找到100多名幸存者。

　　我国山西省和海南省是慰安制度的重灾区。1937年秋，日军攻入山西，第20、108、109师团等部队开始长驻当地。成百上千的山西妇女被日军抓入炮楼为官兵提供性服务。调查发现大量慰安妇幸存者集中在今天山西盂县。此外，海南是日军慰安所和慰安妇幸存者集中的大省。目前已证实的慰安所有60余个，愿意公开证言的慰安妇有20多人。

　　《血痛??26个慰安妇的控诉》就是对这些坚强地活下来并勇敢地站出来控诉日军罪行的老人的采访。作者陈庆港用一年的时间找到了所有愿意站出来说话的老人，用震撼人心的摄影作品和简约流畅的文字，揭开了我们民族记忆最深处轻易无法表达的创痛。

　　作者记录的是26个普通女子残酷的生命记忆，却是26个人一部用60年的血泪书写的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无言的控诉。因为任何的语言对于她们所经受的伤害来说都没有了意义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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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序

　　那年花开(1)

　　疼痛了一辈子的记忆

　　十三岁的侯二毛是什么样子？那些从我身旁忽闪而过的女孩子的笑脸，总让我忍不住要去想这个问题。走在山路上，总觉得她就刚刚挎着篮子，低着头，从我的身边羞怯地跑过；恍惚中也总能看到她坐在溪边，洗衣，洗自己那一头乌黑的长发；而抬头远望时，又看见她正在对面的山坡上，放羊，唱着那支最最凄婉的歌……就这样，她的影子时时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就像所有的山村女娃那样，她穿着土布红袄，扎着又长又粗的辫子，辫梢上插着花，一朵刚刚绽放的鲜艳欲滴的山花，她爱花，就像所有的山村女
　　孩一样，爱花，而她自己似乎就是另一朵刚刚含苞的山花。

　　又是开花的季节，此时，山路两边的草丛里、峭崖上开满了花，我已遥望不见60年前的那个开花季节里，13岁的候二毛那粗黑的辫子上插着的是哪种花，如今我只知道60多年前，在那个同样也是开花的季节里，13岁的候二毛，辫子上插着花的候二毛，就是从这条山路上，从这条两旁开满了花的山路上，和许多少女一起被日本兵押着，进了据点的。当年，那朵跌落在山路旁的小花，是侯二毛辫梢上插过的最后一朵花。

　　在据点里，13岁的侯二毛每天都要遭受日本兵的种种折磨和侮辱。

　　四个月后，13岁的侯二毛就被日本兵糟蹋得成一朵枯焉了的花，父亲便卖了家里的所有财产，还借了债，才把快咽气的女儿从日本兵的手里赎了回来。

　　这时，13岁的候二毛，肚子里怀上了日本兵的孩子。

　　为了赶走女儿肚里的孩子，家人用木杠在她的肚子上擀，赶驴拽着她在山路上颠……家人想尽了各种办法，候二毛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可孩子就是没有下来。母亲不想看着女儿被折磨死，就找来了村里的几位乡亲，问能不能等孩子先生出来，然后再……乡亲们说怎能让这孽种见天日？！最后，人们请了老医生，老医生的一剂烈药灌进了侯二毛的肚子里。椐说，孩子在侯二毛的肚子里挣扎了两天两夜，侯二毛也挣扎了两天两夜，第三天，肚子里的孩子终于不再挣扎了，侯二毛也终于不再挣扎了，孩子终于死在了侯二毛的肚子里，侯二毛也终于死在了被她擂塌的土炕里。

　　村里人又请了铁匠，铁匠用一天的时间，打了三根铁钉，三根七寸长的铁钉，铁钉被一根一根钉进了侯二毛的肚里，人们一边钉着，一边念叨着，说：不能让小鬼子的孽种出来祸害人，小鬼子永世不得翻身。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打听过许多位老人，想找到候二毛的坟，村里也还有她的亲人，他们带着我，寻遍了村边的沟沟壑壑，60多年过去了，谁都已经说不清究竟哪一撮土里埋葬着侯二毛13岁的冤魂。那些个日日夜夜里，我总是在睡梦中，被砸向侯二毛身体的锤声惊醒，于是常常望着漆黑的夜空，整夜整夜无法入眠，就想：她还是个孩子，家里不多的粗谷杂粮应该还没来得及把她喂养成熟，她的身子一定还很单薄，皮肤很薄嫩，骨头也不坚硬，尖锐的铁钉轻易就能穿透她的腹部，还有她腹中的婴儿，可为什么那锤声仍然那么沉重，经过了60多年的隔音仍然那么扰人？每当耳边响起这锤声时，都好像有一根铁钉正在一点点穿透我的心，剧烈地疼。

　　当年关押过侯二毛的窑洞还在，一把锈迹斑斑的锁，锁着洞门，也锁着那段黑暗的历史，锁着那段黑暗历史里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那段黑暗历史里太多已为人知的恐惧。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也蓄满了阳光，不知这些阳光当年是不是也曾洒在过侯二毛的身上？如果60多年前这里也曾有过阳光，那么洒在侯二毛身体上的阳光，一定是让她感到刀割般的疼，冰霜一样的冷。院子里的枣树挂满了枣，鲜红鲜红的枣无人采摘，落在树下的荒草间；院子里的枣树挂满了枣，鲜红鲜红的枣，当年13岁的侯二毛可曾采摘？这满地鲜红鲜红的枣，让人感觉那段历史并没走远，就在眼前。

　　那些施暴的日本兵，那些还活着的当年施暴的日本兵，如今他们也该都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也该有了自己的儿孙，在他们的生命同样行将走向终点的今天，在他们每每和儿孙尽享天伦的时分，他们是否会偶尔想起这个树上结满了鲜红鲜红的枣的小院子，还有院子里的那个13岁的中国女人？

　　钉入侯二毛身体的铁钉,辛酸而又无奈地表达了乡亲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可侯二毛的屈辱和仇恨的长钉该怎么钉？！其实每一个和侯二毛有着相似命运的 “慰安妇”，死去的或活着的，她们的身体里都被钉入过长长的“铁钉”，死去的或许已不再疼，而活着的仍每时每刻疼得难忍。

　　就在侯二毛的身体被钉入铁钉的那个秋天，在与她相隔数千公里之外的南中国，另一位名叫杨阿布的姑娘正经历着与她相同的苦难：在遭受日军的多次凌辱后，杨阿布怀孕了，怀着身孕的杨阿布东跑西躲，最后不得不躲进深山里。在原始的山林里杨阿布把孩子生了出来，但不久就夭折了。为了继续逃避日军的凌辱，杨阿布就藏在深山里一个人偷偷活着。杨阿布是当地最漂亮的姑娘，日军找不到她，就对甲长说：如果不把杨阿布送到据点，就要杀了村里的所有人。为了保住全村人的性命，甲长只好带着村里人到山里将杨阿布找了回来，全村人哭着把她交给了日本兵。从此杨阿布遂沦为日本兵长期发泄兽欲的工具。

　　带着羞辱和痛苦含恨活着

　　但她活了下来。活了下来，不知这是她的幸运还是更大的不幸：从此，一场噩梦开始凶残地吞噬她的漫漫余生。

　　60多年后的一个夏日，在一场无边无际的风雨中，在距离埋葬侯二毛的那片黄土数千公里之外的一个僻静小村里，我找到了杨阿布。她就活在那个处处留着她痛苦记忆的潮湿的村庄里，活在那间壁上挂着发霉的雨迹的昏暗的小屋里，活在小屋里的那张铺着椰树叶同时

　　也铺满了屈辱的老床上，活在60多年前的某一天里……已经瘫痪在床的杨阿布，手中握着一把刀，刀很锋利，但她仍在不停地磨着，吃饭的时候她握着这把刀，睡着的时候她握着这把刀，这些年来她永远都握着刀，谁也不能拿开，她说她夜夜都梦到日本兵来抓她，没有刀，她怕……说这话时，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手中的刀在身前来回地晃……

　　椰林仍是那片椰林，小路仍是那条小路，茂密的椰树掩映着崎岖的小路，60年，时光从这里走远，时光又从未从这里走远，对于杨阿布来说，一切就是昨天，或者就是今天。

　　在当年横遭日军铁蹄践踏的城市，或者偏僻乡村，寻找。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说出这是怎样的一次寻找，是对已然远逝的历史的某个鲜为人知的细节的擦拭？还是对正在行进的仍然无法终结的一份现实苦难的注目？在这绵长的寻找中，心里一直揣着一份无法言说的巨大苦痛。从阳光明媚的海南，到山重水叠的云南，再从黄天厚土的山西、河北，再到风轻云淡的江苏、浙江、上海……当我站在阴暗而又破败的慰安所遗址里，当我一步步迈进当年日军精心营造的坚固而又阴森的炮楼，我似乎仍然能听得到“慰安妇”当年凄惨的哭喊……一次又一次撩开被掩藏在内心最最深处的黑暗记忆，一次又一次将那些生动的名字去对应一撮撮冰凉的黄土……我努力将自己所能寻找到的历史碎片慢慢拼合，60多年的岁月虽然没能抹去那场劫难所有的印痕，但时间却也削弱了那场劫难所应有的太多残酷的色彩。

　　在三亚椰树掩映的海滨大道旁，当年日军的碉堡仍趴在白色的沙滩上。不时有游人站到碉堡前留影，灰色的碉堡后面是高楼鳞次栉比的三亚新城。就在三亚，还有海口，还有崖城，当年日军“慰安所”的遗址，正在一处处悄然消失在鳞次栉比的楼群背影中。碉堡上黑洞洞的枪孔沉默地盯着阳光下的每一个人，耳边只有海风吹拂椰林时的轻叹，还有海浪抚摩沙滩时的低吟。

　　没有太多炎热和灼痛的感觉，那个漫长的夏季，给我的只有沉重而又阴晦的潮湿，湿漉漉的潮湿。浑身内外，晴天被汗水湿透，阴天则被汗水和雨水一起湿透。而在不停的奔走中，无论天的阴晴，我的心则总是浸透在一场巨大的潮湿中，一种苦涩的泪水般的潮湿中。这种湿漉漉的感受一直延续到秋天，甚至一直延续到冬季、还有这个春天。

　　其实从前一年的春天开始，我就在筹划着这次采访，对这次采访的难度自认为有充分的准备，但一直到实施时，我才知道，这次采访的难度和内容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

　　在我没有进行采访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对那段历史了解得异常清楚，因为课本上我认真学过，影视片中我也都看过。而现在，我总是不停地在问自己，在我了解得异常清楚的关于那段历史的年表和诸多名词的背后，到底还隐藏些什么？除了熟知的那几部影视片中煽情而又苍白的一些场景外，对于那段历史，我到底又知道多少？

　　在日军侵华期间，被逼迫成为日军性奴隶的中国妇女达20万，大部分慰安妇，在战争结束前就已遭日军杀戮，或者迫害而亡，而少数带着羞辱和痛苦含恨活着的，在经过漫长而又动荡的60多年的时光流逝后，其中又有大部分离世，

　　今天仍然活着的已寥若晨星，而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受害人至死都耻于向人说出自己的那段悲惨经历，那段历史究竟还能有多少细节为我们留下来？有人说，对于痛苦的记忆，回顾一次，就等于重新经历一次。这些背负着沉重凄怆的记忆活到今天的老人，都已是八十岁左右的高龄，面对她们，我常常不知道该怎样开口，不知道该怎样开口去问，去问那些总能让她们肝肠寸断的事情。真的，如果有可能，我愿永远不去叩碰那扇让她们疼痛了一辈子的记忆之门……可我，不得不去叩碰……

　　“追思历史，不是要让人们永远活在仇恨的边缘。一个健康而成熟的文明，仇恨始终都不应成为人们思维的中心。”50多年前，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敖先生说：“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导致未来的灾祸。”

　　“慰安妇”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里记录了数十位“慰安妇”的悲惨经历，以及她们因为那段经历而被改变了的现在的生活。这数十位老人的悲惨经历，其实只是日军侵华期间所有“慰安妇”的一个缩影，她们的苦难，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而“慰安妇”代表的正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史上最最苦难最最血泪的那一页。

　　那段历史是留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一道伤痕。

　　“他们（日本政府）什么时候能向我道歉？我还能等到那一天吗？” 在讲述自己的苦难后，在用干枯的双手擦拭完眼角的泪水后，几乎所有的老人都会拉着我的手这样问。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她们，我也无法知道她们能否等到那一天，但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一天！

　　在我写这短文时，又来电话说有一位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拿着话筒好长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陈庆港

　　2005年5月8日

　　见证：日军慰安所

　　日本实施的慰安妇制度

　　用干枯的双手擦拭眼角的泪水

　　日本《广辞苑》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而更多的学者给“慰安妇” 一词作的定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慰安妇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

　　日军在其占领地区普遍设立了被国家默认的合法的强奸中心??慰安所。在这一制度的奴役下，大量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强征中国、朝鲜等地妇女为日军性奴隶，是日本政府和军部直接策划、各地日军具体执行实施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

　　由于日军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目前要准确计算出慰安妇的总量较为困难，但是，尽管如此，一些研究人员仍依据现有的资料，对慰安妇的数量作了推断：在亚洲日本的殖民地、占领区和本土，慰安妇的总数在40万人以上，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慰安所遍及中国20多个省，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日军与慰安妇之间的关系，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男性对女性、尤其是对敌国及殖民地女性集体奴役、摧残的现象，这一现象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阀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

　　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黑暗的一页，也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

　　日军慰安所数量无法统计

　　难以回首的悲惨经历

　　日军在亚洲最早设立的慰安所可以追溯到1931年，日本海军在上海指定“大一沙龙”等4家日本娱乐场所为指定慰安所。1932年3月，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要求从长崎派遣“慰安妇团”到上海大场等战地。此后，日军诱骗大量朝鲜妇女到中国（满州）充当性奴隶。

　　1937年日本侵略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后，日军在军队中有计划配

　　备性奴隶。经过多年的经营，日军在中国各占领地都设立了慰安所。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结果，上海一地的慰安所就达83个，海南岛62个，南京、武汉的慰安所也分别有60多个，日军在中国占领地的慰安所数量可以千万计。随着日军在东南亚侵略战争的进行，日军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建立了大量军队慰安所。

　　以下文字是日军几所慰安所的当事人关于当年慰安所的回忆及证言。

　　那大慰安所(1)

　　讲述人吴连生，海南三亚人，曾在日军那大慰安所做杂工。

　　海南岛檐县那大市（今信州市那大镇）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出于生计，我在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做杂工，当时21岁。慰安所“巴那个”（日语音译，即慰安所管事）差派我负责清洁卫生等杂务，目睹了日军慰安所里的情景。

　　1940年秋，侵琼日军开始修建那大市日军“军部”（民间俗称，即驻军机关营地）。在军部即将建成时，筹设那大市日军慰安所，首先强占赵家园三进十二间民房，设置赵家园慰安所。

　　1942年2月，第一批21名慰安妇被押送到赵家园慰安所。慰安妇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年龄在16岁至18岁，大多是邻近的临高县新盈地区人，也有东部的文昌县人，个别台湾人。慰安所挂牌开张的头天，早有日军士兵通霄达旦地在门外等着。天刚拂晓，慰安所前已门庭若市，人头攒动，日军用7辆大卡车接送士兵。日兵排起长队，每人免费领到一个牌号和一个印有“突击一番”字样的卫生袋，袋内装有避孕套和清洁粉。按照“巴那个”的指挥，日兵手持牌号依次进入慰安所，这边出那边进，一批刚走一批涌入，川流不息。原定日军每人“慰安”时间为3 0分钟，由于等候的日军人数众多，吵吵嚷嚷急不可待，结果缩减为15分钟。为了抓紧时间加快速度，进入慰安所的日军按照预先要求，自觉戴上避孕套，完事出来自行脱下，连同卫生袋一起随手扔进大门侧角的大水桶里。由日军方派遣进行性卫生监督的日军“值日官”站在一旁逐个检查，若发现未按规定使用避孕套和清洁粉者，便上前盘问记录在案，上报所在部队长官，罚其一个月内停止“突击一番”，目的在于严防日兵患上性病，造成部队减员。开始10天，我每天挑出倒掉的避孕套、卫生袋，就有满满的4个大桶。平时，日军用过的避孕套、卫生袋也不少于两大桶。

　　在开始的10天里；赵家园慰安所先后接待日军3千多人次，慰安妇每人每天至少接客2 0人次。持续地频繁接客，使慰安妇们精疲力竭，每天都有几个人因体力不支而休克，有的甚至一天数次昏倒，下阴大量出血。记得慰安所开张的当天，有位名叫阿娇的16岁台湾姑娘，被接连而至的日兵连续摧残，子宫破裂，血流如注当场昏死过去。糟踏她的日兵出门时告诉值日官，是我们过去将她抬出来的。经过抢救打针止血苏醒后，仅过半小时，“巴那个”又强迫她继续接客。在后来正常的接客日子里，我们每天抢出一、二个慰安妇进行急救，也是家常便饭的事。

　　赵家园慰安所除就地接客外，还要按照日军方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地到据点“慰问”皇军。在“慰问”期间，“巴那个”把慰安妇分成几路，每路二至三人用汽车送到日军各据点。“慰问”的路线一般是由远至近，有时亦由近至远沿途“慰问”。每个据点视日军人数多少，安排一天或半天或者一个夜晚。“慰问”的慰安妇比起在慰安所里所承受的折磨更是有加无减，她们日以继夜地接客，一天长达12个小时以上，每人每天接客多达50人次。

　　慰安所没有休假日，服务不分昼夜，日军随时到来，慰安妇随时接客；“慰问”则轮流摊派，在日军人数众多的突击接客日和下据点“慰问”期间，慰安妇一律不准休息，月经来潮也不例外，慰安妇如有不从，便受到严厉的处罚。慰安所开张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一位名叫好英的新盈姑娘，因一日兵逼迫她躬腰趴地接客，她没有顺从，“巴那个”听到报告后，恼羞成怒，派人揪住她的头发连抱带拖，将其捆绑在砖柱上，用抹污脏布堵住嘴巴，用辣椒盐狠狠地往她阴部抹擦。好英姑娘痛不欲生拼命挣扎，令人目不忍睹。

　　赵家园慰安所究竟有多少慰安妇？难以说准，时多时少，总的来讲人数不断增加，由开张时的21人增加至39人，后来多达45人。但人员变化无常很不稳定，有的来了一段时间，却突然销声匿迹，有的来了三五天后，便不见踪影了。究其原因，慰安所为迎合日军官兵喜新厌旧心理，将“老”的慰安妇转送他处，以换旧补新；或日军方将身患性病、治疗无效或身虚体衰、无力支撑的秘密处置，销尸灭迹了。有一位刚来不足一个星期的临高姑娘，名叫“报知”（临高方言，即河四），圆圆的脸蛋，年仅17岁。那天一下来了两卡车日兵，“巴那个”明知她月经来潮，身体不干净，却还逼她接客，结果染上性病，尿不出，痛得厉害。医生给她打了针，不见好转。第二天她病情恶化，下阴红肿，流淌浓血，疼得裤子都不能穿。她光着下身在铺板上翻来滚去，喊了两天两夜，慰安所里的人无不心里难受。第三天深夜，“巴那个”用汽车把她拉出去，偷偷将她活埋了。“报知”姑娘是“巴那个”叫我把她拖上车的。象“报知”这样半夜三更用汽车拉出去清理的，并非绝无仅有，在慰安所的第一个月里，我亲历亲见的还有两个。

　　赵家园慰安所的慰安妇来源，主要是日军从海南岛各地强征硬抓而来的。从语言口音上分辨，以临高县新盈地区的占多数，还有各县的，台湾妹也有，但比较少。她们大多是十七、八岁的未婚女子，也有部分十五、六岁的少女，二十一、二岁大姑娘仅有少数。慰安妇人员经常变动，她们的名字我大多难以记清。

　　赵家园慰安所的“巴那个”（管事）是个中年日本女人，身穿日本和服。她对外必恭必敬礼节周全，对内则心狠手毒。平时，“巴那个”要求慰安妇们身着和服接客，以营造日本故国乡情气氛。但在突击接客日，慰安所一天要接数百名日兵，为节时省事，加速进度，她则强迫慰安妇们整日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躺在铺板上和“慰安椅”上，任由日兵接连不断地发泄性欲。

　　慰安所里的设备非常简陋，房间里没有专人床铺，只有一层离地约40公分高的木板通铺；通铺既没有专门的隔房，也没有固定的间隔，仅仅拉根绳子挂上布幕或毯子。在突击接客日，慰安所里显得太狭，行动拥挤，“巴那个”干脆连布、毯隔帘都不用，嫌其挡风碍路。在大厅和露天的庭院里则设置一排排的“慰安椅”，以满足性猎奇的日兵欲望。慰安椅设制特别，慰安妇仰躺在椅上，臀高头低，手脚失去活动自由，任由日兵变换花招地站着行淫。

　　慰安所里的伙食简单粗淡，一日三餐，都是大锅饭、菜。米饭粗糙，常掺有百分之三十的表米；菜食匮乏，量少缺油。为了保持慰安妇的苗条体型，“巴那个” 只给她们素食，难尝荤腥。慰安所实行分饭制，由我们按慰安妇人头分派。在突击接客日，常有一盒盒丝毫未动的饭食被倒掉喂猪。“巴那个”没有给持续不断接客的慰安妇安排专门歇息进餐的时间，而疲惫不堪的慰安妇们亦早已胃口全无，根本就吃不下饭。

　　慰安所的管理相当严厉。为了防止性病传染，保证日军的性安全，慰安妇定期检查身体，每星期一次。若发现有性病者，马上令其停止接客隔离处理，轻者在日军卫生所打针治疗，病愈后转送别处继续使用，经三五天短期治疗无效的重患者，则被悄悄处死销尸。慰安所还规定：不准慰安妇私容日兵在慰安所过夜；不准私陪日兵外出留宿；不准与所里工作人员眉来眼去，如有违反，则严加惩罚。赵家园慰安所在那大市日军兵营范围内，慰安妇不能私出营区，否则以擅自行动或有潜逃企图罪名处治。

　　我在慰安所做工的那段时间里，尽管赵家园慰安所从开张时的21名慰安妇增加至45名，但还是供不应求，难以满足本地区驻军日兵的性要求，日兵为此争抢打闹的事时有发生。第二年（1941年）初，日军将那大市日军慰安所扩大，强占那大市民房李家大院三进二十间增设了李家院慰安所。李家院慰安所的“巴那个”（管事）名叫“我闯”（音），是个好酒凶狠的台湾人，40岁出头。自此，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分设两处，慰安妇人数增加到150人，大多为16岁至18岁的临高县新盈姑娘，也有当地的妇女。如周××（隐去名字）原系中共琼总第四支队第一大队炊事员，下村筹粮运米被日军俘虏，1943年6月投入慰安所，直至日本投降后，才得以解脱。

　　李家院慰安所的情形和慰安妇的遭遇，与赵家园慰安所大同小异。

　　与此同时，白马并、新州、新英、中和、光村等墟镇也相继设置日军慰安所，许多地区驻军有了发泄性欲的场所，那大市日军慰安所的紧张状况才稍有缓和。

　　我在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干了近两年，1943年底；我设法逃离了慰安所，日军对我擅自脱逃大为恼怒，便逮捕了我父亲吴亚老，将其押到那大市芋子顶活埋了。

　　新盈慰安所

　　讲述人宋福海，生于1927年，海南新盈人，曾在慰安所里干杂活。

　　1940年1月5日，日军在现在的新盈镇红民街设立了一个“慰安所”。 “慰安所’原是3间民房。其中两间用木板隔开，住着4名“慰安妇”；一间管理人员居住（两个日本中年妇女）。“慰安所”的后面有3小间低矮的瓦房，一间为饭堂；一间为洗澡室；一间为杂勤人员居住。

　　“慰安所”里的所有人员，都作了分工安排。两个日本中年妇女直接管理4名“慰安妇”及勤杂员。“慰安妇”都是美貌姑娘，年纪都在20岁左右，其中一人为朝鲜人，一人为新加坡人，这两人都是日军在新盈登陆后才从日本司令部送来的。一人为姓屠的姑娘，是从海口送来的，一人为姓刘的姑娘是在当地抓来的。我当时仅12岁，在那里干扫地、煮开水、煮饭等杂活。

　　“慰安所”直属派遣队，受队长川岗领导。川岗为管好“慰安所”，制订了苛刻的规定：“慰安妇”不得随便走出“慰安所”，不准逃跑，否则，连同家属立斩；要无条件听从日军的使唤与安排，对日军不得无理；要绝对服从两个管理员的管制，否则，处以重罚；日寇官兵无论什么时候需要，都应无条件地顺从。

　　川岗规定每个“慰安妇”每天接待20--30人，平均每小时要接待两到三名官兵。 “慰安所”的门口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慰安妇”们常常是通宵达旦工作。川岗曾派军医给“慰安妇”定期体检。

　　“慰安所”里的那个姓刘的“慰安妇”，是一户渔家的独生女，年龄十八，眉目清秀，身材也好。刘姑娘是在出门去洗衣服时，被正在巡逻的川岗抓住关进 “慰安所”的，记得那天正是“慰安所”设立后的第十天。进了“慰安所”，一个日籍女管理员，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对刘姑娘宣布：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慰安妇”了，要严格执行制度。日本管理员刚出去，就进来了一个日本中年军人，强奸了刘姑娘。这一天，刘姑娘先后遭受了几十名日军的糟踏。第二天早上，刘姑娘躺在床上起不来，又有一个日本军官过来要她接待，于是刘姑娘就向军官说了自己身体不适，不能接待。但军官硬是不听，非要刘姑娘接待不可。刘姑娘不从，于是日本军官就毒打刘姑娘，姑娘被打得不省人事，最后还是被军官粗暴地强奸了。

　　“慰安所”里其余三个“慰安妇”的命运，与刘姑娘的也都一样。

　　石碌慰安所

　　讲述人何十里，文史工作人员。

　　1942年春，日本侵略军在石碌铁矿开办了一间“慰安所”。以香港“合记公司”为名，在香港、广州等地大批招收青年女工。先后共有300多名青年妇女被骗来石碌矿山。她们年纪最小的仅有17岁，最大的不满30岁，这些青年妇女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到矿山后不久，她们就被强迫进了“慰安所”。

　　“慰安所”位于石碌矿山脚下，距日本碉堡东侧的100多米处，建筑面积约3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瓦片盖顶，房屋模式呈J形，西南角向南设大门1个，东、北向各设小门1个。室内中间为一条约1.5米宽的通道，两边对列隔成20多个小房间，门窗均为木质日式开敞，地板为水泥砂浆铺设。为防止慰安妇逃跑，“慰安所”四周均设警戒网，日夜都有日军巡逻，戒备森严。对逃跑被抓回来的慰安妇，有的当场被活活打死，有的被脱衣服后赤裸着身子吊在树上毒打，施加电刑、灌水等。慰安妇每人每天只供给3两多米饭，有时甚至是几块蕃薯。平常每人每天接客最少8次，碰到日本官兵休息的日子，多时接客竟达24次。每个星期都必须集中排队到医务室，做一次体检，以防性病传染。

　　2名慰安妇曾因不能继续接客，便被脱光身子，吊在大树上活活毒打致死。一个叫黄玉霞的慰安妇，因不堪凌辱，乘黑夜在“慰安所”里的一棵大树上吊自尽。另一位叫娜芳姐的慰安妇，跟着10多个姐妹一起逃出苦海后，却无颜回家去见丈夫和孩子，从悬崖上纵身跳死。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石碌铁矿“慰安所”里的300多名青年妇女，被毒打、奸淫、折磨，惨遭暴行致死和病死、饿死的就有200多人。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只有10多个人。

　　金江慰安所

　　讲述人朱永泽，海南澄迈县人，小时家在日军慰安所旁边，曾目睹慰安所里的一些事情。

　　1939年冬，侵琼日军十五警备司令部派遣两个警察中队入侵澄迈县，每个中队约300余人。一个驻在金江镇；一个驻在石泽乡的石浮岭。日军每个中队设一所“慰安所”。驻金江中队“慰安所”，设在金江乐善堂旁边陈国宗的家里，全所有“慰安妇”30余人，陈国宗一家

　　被驱逐到别处居住，楼上楼下几百平方米全部供“慰安妇”居住，四周用铁丝网团团围住，并设专人管理，关在里面的“慰安妇”是无法逃跑的，外人也无法进去；驻五浮中队的“慰安所”设在石浮岭的军部里，全所有“慰安妇” 2 0余人，也是用铁丝网围住，派专人看守和管理。

　　这些“慰安妇”都是被抓来的。如：山口乡一位姓叶的农民的妻子名叫黑姑，刚生孩子不久便被抓进“慰安所”服役，丢下丈夫和孩子在家里，直到日本投降后，一家人才得到团圆。文儒乡加炳村一位农民的妻子被抓进石浮“慰安所”后，受到日兵日夜轮奸，后来染上梅毒病，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又传染上丈夫，夫妻倾家荡产卖掉耕牛和生猪，拿钱请医诊治，才保住了生命。长相特别漂亮的，被选进军部专供指挥官玩乐，如丰盈墟有个青年姑娘名叫塔市姐，就是这样。“慰安所”里还有一条规定，就是非日籍日兵不得进所，违者从严处治。

　　黄流机场慰安所

　　讲述人钟强，海南黄流人，81岁，抗战时任过国民党152师情报参谋，1945年冬奉调到黄流机场与投降日军办接交手续，从而得知日军黄流机场“慰安所”的一些情况。

　　黄流机场日军慰安所称“军中乐园”，其实是随军妓院。设在黄流机场东门外围。有宿舍两间，分为两个“乐园”。第一“乐园”有慰安妇5人，第二“乐园”慰安妇有16人。第一“乐园”慰安妇专供空军军官玩乐，第二“乐园”供空军士兵享用。“慰安妇”大部分是从

　　广州抓来的，我到黄流机场接收日军投降时仅存4人，我们给她们都安排了工作。其中一人名叫吴惠蓉（广州人），有一天她和我谈军中“乐园”情况，泪水直下，诉说道：我16岁被日军抓来，同时被抓来的约 100人左右，到黄流后只剩下40多人，其中留一部分在黄流派遣队（即黄流司令部）。我们是从中挑选出来送到黄流机场的，挑我们5人为军官“乐园”慰安妇，余者为士兵“乐园”慰安妇，任由日军轮班玩弄取乐。有时月经不调，或是因病不能满足他们的兽欲，就遭殴打，有的甚至被打重伤，特别是日军喝酒后，我们更受不了，被侮辱被折磨更甚。“乐园”有哨岗日夜看守，我们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我们日夜思念自己的父母、姊妹。黄流日军派遣队慰安所的姊妹们境况也是跟我们一样，非常悲惨。吴惠蓉在海南解放前夕，随丈夫去了台湾。

　　“战地后勤服务队”

　　讲述人林帕公，海南保亭人，当年曾在保亭县城日军据点当伙夫。

　　日军在兵营和据点成立，为征战的日军官兵“服务”。日军称 的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病员和打扫营房卫生，而实际上是强迫良家妇女供日军官兵发泄性欲。“战地后勤服务队”的人员，绝大部分即地强征，从当地挑选年轻的貌美妇女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被编入“服务队”的妇女，如果逃跑，抓回来

　　必被处死；不按规定时间服“预防丸”或不慎怀孕者，也必被凶残地剖腹杀害。

　　我在日军据点当伙夫期间，常被日军招去搞“快乐房”的清洁。“快乐房”是日军军妓或“战地后勤服务队”队员接待日军官兵的地方。日军县城据点共有“快乐房”三间，每间房中安放两张用稻草编成的有尺把高的床，床上铺着塑料布（当时叫树泥布），上面铺草席。两床之间隔着一块帆布。每当“快乐房”中有日军人员，我都要提一小桶温水给服务队的女人净洗下身，事后收拾用来垫下身的塑料布，将其洗净晒干备用，还要打扫用过的避孕套和丢弃的卫生纸。起初我不愿干这种污秽下贱的活，结果被“快乐房”日军管理人员狠狠地用皮带抽打得遍体鳞伤，硬逼我干，想跑是不可能的。

　　在“快乐房”搞清洁时，我常看到黎族姑娘乌昂扎、味冬盖、伍来春等（战地后勤服务队）妇女被迫接待日军。遭遇最惨的是杨嫣邦（音）。日军下村清剿时抓住她，把她轮奸后带回据点编入“服务队”，她体质虚弱，但仍然要时时被迫供日军奸淫。

　　每月中旬，日军还从三亚军部用车载来5－6名“慰安妇”到保亭各个日军据点巡回“服务”。每当有“慰安妇”到县城据点时，“快乐房”的清洁工也必由我负责。加茂、番雅、南林等日军据点都设有“战地后勤服务队”。

　　1944年上半年，南林据点的日军，抓来刚满17岁的黎族少女李亚茜，把她硬编入“服务队”。由于她年轻俊美，在服务队里，日军官兵个个都指名要她服务，她遭受的蹂躏折磨最甚。李亚茜逃了几次都逃不了，每次被抓回来，日军对她的摧残变本加厉。她性格倔强，把日军发给她的“预防丸”偷偷扔掉，拒绝服吃，这就引来了杀身之祸。当年下半年，日军发现她有了身孕，结果被日军绑着押到庆训村边的坡地上剖腹致死，日军还从剖开的肚子里掏出胎儿，然后随手扔掉。

　　凡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的姑娘没有一个能逃脱日军的魔掌。直至1945年8月底，日军投降后才得重返家里。

　　据了解原在县城据点服务队的10多名妇女，绝大多数不能生育，无子女，丧偶后或由亲属抚养或孤独地过“五保户”生活。

　　采访：我不是日本娼

　　万爱花：第一个出来控诉的中国女人(1)

　　勇敢地控诉

　　万爱花

　　生于1929年，原籍内蒙古，4岁时被人贩子卖到山西省孟县西潘乡羊泉村李家当童养媳。1943年6月，被日军抓进进圭据点充当“慰安妇”。

　　从我住的宾馆打车，几乎穿越了整个太原城。在城西一条吵杂的巷口下车时，我问出

　　租车司机知不知道这巷里的那棵树在哪？司机没有回答我，反而问：你找树干嘛？

　　找树干嘛？找树是因为有人在树下等我，一个穿着红色毛线衣的人（电话里她这样告诉过我），她叫李拉弟，今年59岁，李拉弟将带着我去见另一个人----万爱花。

　　李拉弟是万爱花的养女，万爱花现在就和她一起过。

　　万爱花老人很矮，李拉弟领我回家的时候，老人来为我们开门。打开门后，老人站在门边，并示意我在前面走。穿过一个房间，我回头看时，老人就叹着气说：“难看，人不人，鬼不鬼的。”老人说的是她自己，她的身体明显的变了型。我后悔不该回头看。

　　“当年自从闹上日本鬼子，人们就过着不是人过的日子。鬼子杀了多少人，作践了多少妇女，点了多少房子？方圆几十里的无人区啊。在赵家庄，日本兵把婴儿扎死，挑在刺刀上转圈儿玩。玩够了扔到井里，还要一石头砸下去。卢家庄，李五小的一个姐姐，被倒吊在门扇上，一边一条腿，活扯了……” 万爱花老人说：“不能就这样算了，只要我活一天，我就要争取一天，要把公道要回来。”

　　1992年12月9日，万爱花老人曾作为中国大陆受害妇女的代表来到日本，向世人发表证言：1943年，人侵中国山西的日军第一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派遣盂县进圭据点的部队“扫荡”羊泉，我被抓到进圭据点”。万爱花脱掉上衣，向所有在场的人展示自己身上的处处伤痕，她字字泣血，含泪控诉当年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直至当场昏倒在地。这一场面通过卫星传向世界各地，日本国内也为之哗然。一位日本人在给万爱花的信中写到：“您从遥远的山西来到日本，真诚地欢迎您。您为了真正的中日友好，不畏艰难而勇敢斗争着。对此表示崇高的敬意……由于日本政府现在仍抱着对过去侵略罪行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孤立于亚洲和世界。对于日本的再生，您的奋斗我们无比感激……”

　　万爱花是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军“慰安妇”暴行的中国女性。

　　1943年6月7日，我被扫荡的日军抓走，带到了进圭炮楼，被关进一眼窑洞，一孔农家土窑，青石码的门面，木格子窗户被砖头垒着，里面黑乎乎的，我蜷在地上铺着的草上。那年我15岁。当晚，几个日军就进窑强奸了我。之后，不分白天黑夜，日军成群结队地来糟蹋我。到后来，我一听到门响就忍不住地要呕吐。

　　一天我没服务好，就被日本兵踢倒，用靴子踩……双手反捆住，吊在树上。就这样，我被折磨了21天。6月28日，炮楼突然安静下来，炮楼上的日军不见了，我趁日军出发，就在半夜弄断木窗棂，逃了出来。养父在我被日军抓走时受了饬，又听说我被日军糟蹋了，连病带气已经去世了。我就先跑到邻村一户亲戚家躲了几天，回到羊泉时丈夫不要我了，把我卖给了一个叫李季贵的人。

　　李季贵比我大了29岁，一家三条光棍。除父亲外，还有个瞎眼拐腿的哥哥，穷的娶不起亲。李季贵给了我丈夫五六十块大洋，我就成李季贵的人了。在李寄贵的照顾下，我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

　　8月的一天，我在山洼洼里洗衣裳，忽然听到有人喊“鬼子进村了！”。我还没把衣服收进盆里，就被日本兵揪着头发提溜了起来。西烟炮楼的日军和进圭炮楼的日军包围了羊泉村。 还是进圭敌人据点，还是那个院子，那孔窑。日军用皮鞭把我打得死去活来，还轮奸了我，把我提起来，摁在炕席上……

　　一个月后，我的下身开始烂了。不能在这里等死，还得要想法子逃，当时我就这样想，上次被扳断的木窗棂，已经钉上了一块厚厚的木板，这次我打算从门扇逃。第29天，趁敌人去扫荡，我把木头门扇从门桩的低凹点抬高，然后趴在地上爬出了门，跑进山。

　　这回，我没有回家，而是连夜往外乡逃。等我的伤慢慢好了，地里秋庄稼收完的时候，才又回到了羊泉村。家里，男人正病倒在炕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

　　这年的腊月初八早晨，我正给男人喂药。忽然，院门被几个日军踹开了，羊泉村又一次被日军包围了，我又一次被日军用绳子绑上扔到骡子背上，我第三次进了进圭据点。先是轮奸，后是打耳光、压杠子、坐老虎凳，吊在槐树上，凡是能想到的整人方法他们都在我身上用了，她死过去又活过来。大腿也折了，身子也变形了，右边这个耳朵也被撕开了……

　　这一次我被关了整整50天。

　　最后我身上的伤口和下身止不住地出血，已不成个人样。第二年正月的一天，我昏了过去，日军就以为我死了，扒光我的衣服，把我像死狗一样拖出来扔了。

　　日本兵把我扔在村边的河里。1944年的冬天，天寒地冻，进圭村的乌河结着厚厚的冰。一位路过这里的老汉救了我，老汉把我抱回家，在我身边整整守了一天一夜，我活了过来。

　　在老汉家过了几个月。一天，有人从羊泉村捎过话来，说我男人快死了，能回去让我回去看看。我不能走路，让人把自己捆在驴背上，回了趟羊泉。男人看我回来了，就吐出一口血，咽了最后一口气。

　　无法忘记过去的苦难

　　整整三年，我不能走路。当时我才十七八岁，就没了月经，也挨不得男人，肋骨、跨骨都断了。为了日后有个靠，我领养了一个小闺女。我和4岁的闺女从盂县逃到阳曲，又从阳曲逃到太原，最后在太原租下一间小屋，靠做针线维持生活。

　　赵润梅：捆起来，放到毛驴背上

　　赵润梅

　　生于1924年，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南村人。1941年农历四月初二，赵润梅被到村里扫荡的日军抓进炮台，长期充当性工具。后其父亲变卖家产并多处借债，最后用200块大洋把赵润梅赎回。

　　赵润梅老人在炕上慢慢地解开裤带，然后拉下裤腰，露出自己的臀部，老人的臀部满是疤痕。赵润梅老人告诉我当年日军强暴她的时候，非常的野蛮，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无论地上有什么东西，他们都不管，就把自己按在地上……有时自己的身下是石子，有时自己的身下是树枝……在日本兵疯狂蹂躏后，自己的臀部、背部常常鲜血直流。

　　80岁的赵润梅现在和她的女儿曹金爱一家一起生活。赵润梅只有曹金爱这么一个女儿。曹金爱是赵润梅36岁时抱养的。赵润梅由于当年受了日本鬼子的摧残，终身不育。曹金爱今年45岁，有四个孩子，大儿子今年20岁，在西北工业大学上学，大女儿今年18岁，在盂县一中读高中，二女儿16岁，在西烟镇上初中，而最小的14岁儿子没有上学，曹金爱说没钱供，上不起，家里几个孩子上学，高中的一年要5000多，初中的一年要1000多，大学的一年要一万多，家里的所有收入全靠15亩地，满收入一年四、五千元钱，化肥、种子钱还不算，学费钱全都要靠贷款。

　　赵润梅和女儿一家人生活得很艰难。

　　1941年的农历四月初二，那天早上，河东的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村子，村里的许多人都都没有来得及跑。听说鬼子已经进村了，我的奶妈就告诉我说邻居柴银柱家有个地洞，你赶快躲到那里去，我就赶忙往邻居家跑。我是小脚，跑不快。跑到邻居家门口时，我看到邻居家的人已经被日本人杀死。我就又转身往回跑，两个日本鬼子端着刺刀枪从后面追了上来，眼看日本鬼子就追上我了，我就拼命往奶妈家跑，我三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是奶妈把我一手养大的。我跑到了奶妈家，日本鬼子也跟到了奶妈家，奶妈就挡住日本鬼子兵让我跑，鬼子就在奶妈的头上砍了一刀，奶妈被当场砍倒在地，奶大（养父）的脖子上也被砍了一刀，我看到奶妈奶大被砍倒，就跑不动了，这时日本兵又把刀对着我，把我抓住，当场轮奸了我。轮奸完了后，他们又把我捆了起来，然后把我放到奶妈家的毛驴背上，就这样把我驮到炮楼上去了。

　　奶妈被日本鬼子砍了一刀后，头上流脓流水，也没有钱医治，一年后就死了，奶大脖子上被砍了一刀，一年半以后才死了。奶大脖子上被砍的刀口口子大，

　　吃饭的时候饭会从刀口里流出来，喝水的时候，水也会从刀口里流出来。没有办法，后来就在刀口上贴了一块鸡皮，贴了鸡皮也没有用，受了一年多的罪以后死了。

　　我被日本鬼子用毛驴驮到河东的炮台上以后，就被关在炮台底下的一个地洞里，圆的地洞，没有窗户，就一个人关在里面，木栅栏挡着，出不去，地上铺着木板，每天有人送饭来。

　　我在炮台关了四十多天，每天都要被好多日本兵强奸。

　　奶大那时还没有死，他变卖了家里的所以家产，又向别人借了，总共筹了200块大洋，想尽了法子才把我赎了回来。

　　回来的时候，是我奶大和我奶哥哥拿担架把我抬了回来，我当时已经被糟蹋得不成人样了，精神也失常了。回来后，奶姐姐整整照顾了我半年，半年以后我才能自理。

　　因为被日本人抓去过，就没人娶我了。一直到两年多以后，河东村的一个家境特别穷，兄弟又多的丑汉子才要了我。结婚以后六年没有生下孩子，丑汉子就不要我了，我就又回到了娘家。在娘住了一年后，家里又把我许给了第二个人，他也不想娶我，嫌我被日本鬼子抓去过，糟蹋过，名声不好，但是因为他家里穷，娶不到别的女人，所以最后他还是就娶了我。还是一直没生下孩子。

　　36岁的时候，抱养了一个女儿。

　　张仙兔：老头就哆嗦了一辈子

　　张仙兔

　　生于1925年，山西省盂县西烟镇西村人。15岁那年的大年初三，日本侵略军冲进了她的家，把她抢走。在日军的炮台上张仙兔受尽凌辱，后被家人以700大洋赎回。

　　在张仙兔老人给我讲述她的或是他们家的那段往事的时候，张仙兔的老伴郭昧栓都一直

　　坐在边上，他的双手在一直不停地抖动，张仙兔说他这毛病是被日本鬼子吓出来的，当年鬼子闯进家的时候，他就这样子抖，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好过。郭昧栓大爷今年77岁，比张仙兔老人小两岁，当年妻子被日本鬼子抓去的这段经历并没有拆散他们，这一劫难反而使他们在后来漫长而多舛的人生旅途中变得更加体贴关怀。张仙兔和郭昧栓早年生有两个儿子，现在俩位老人已经有了5个孙儿。张仙兔、郭昧栓如今和他们的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

　　张仙兔老人60多年前所经历的那段往事中的许多细节，今天我们已经无法

　　知晓，或许已永远无法知晓，但60多年前两位老人在那个日子里所经受的恐惧，我们仍能从郭昧栓大爷那双颤抖了60多年的手上感觉得出来。

　　当年日本鬼子的驻地就在河东村，离我们村里12里地。

　　当时我15岁，老头子才13岁，我们刚刚结过婚。

　　鬼子进村的那天，是大年初三。刚刚起床，正在扣扣子呢，日本鬼子就一头冲进了屋，进屋就搜，到处翻，还几里哇拉地嚷，就这样端着大枪，刺刀明晃晃的。家里被折腾个底朝天，他们把窗子也弄坏了，缸和罐子也砸碎了，连被子也要抱走，那是我俩结婚的被子。家里有两头骡子，也抢走了，然后就抢人。

　　我俩结婚刚刚一个多月，老头子那年还小，就被吓得蹲在屋角浑身哆嗦。从那时间开始，他就哆嗦了一辈子。

　　日本鬼子用枪尖抵着我，要我出屋，抓我去河东村。鬼子的驻地就在河东村。那天是晴天，天气很冷。

　　我是小脚，再加上害怕，浑身打颤，就走路走得慢，还老是跌倒，日本鬼子在村里就又抓了个人，让他把我背在背上背走的。怕的不得了。

　　到了河东村，一开始几天，就住在村民家里，村民家里人都被赶走了。被抓到了河东村以后，遭受日本鬼子的那个罪啊……没法说。几天以后，我又被拉到了炮台上，在炮台上日本鬼子还是整天没了命的强奸我。每天，我就哭，有人送饭来，送也不吃。房间里很黑，日本鬼子很多。

　　从我被抓去以后，家里人就四处借钱，最后筹足了700块银元。家里人拿着这些银元，就去赎我。

　　是公公把我背了回来，我已经被糟蹋得不能走了。公公把我背到了娘家。

　　回来后，我病了一年。父亲到处借钱，把我看病。身体被糟蹋坏了，差点死掉。

　　家里嘛，房子也破了，东西也都被抢光了。吃的没了、喝的没了，老头子就被公公带着，一家一家挨着过。

　　郭喜翠：不停地有鬼子来欺负

　　郭喜翠

　　生于1926年，山西省盂县西潘镇宋庄村人。15岁那年被日军关押充当慰安妇。两个月后，由于日军日夜折磨而致重病，被家人接回家治病。几天后，不等病愈再次被日军抓回，这样一共被抓过四次，最后被逼疯。

　　在郭喜翠的床头，放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放着一张一个年轻军人的照片，照片已经发黄，显然这张照片已经很多年了。

　　照片上的那个年轻军人叫周富玖，周富玖是郭喜翠的丈夫。郭喜翠是在12岁的时候和周富玖定下亲事的，那一年周富玖14岁。

　　郭喜翠15岁那年，被日本鬼子抓去了。当时，17岁的周富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的气愤，他发誓要为郭喜翠报仇，要杀掉抓走郭喜翠的敌人。一天夜里，周富玖偷偷地溜出了村庄，一路逃荒，离开了家乡。

　　后来，周富玖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投入到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伟大洪流中，实践了自己要为郭喜翠报仇的誓言。

　　日本投降后，周富玖回到了家乡，把深受日本鬼子蹂躏的郭喜翠从娘家接到了他自己的家里。那时的郭喜翠已经因为长期受日本鬼子的摧残而精神崩溃，她疯了。

　　1962年9月，因为郭喜翠的身体一直不好，周富玖便离开了他退役后的工作地点西安，回到了村里。

　　郭喜翠25岁那年，周富玖和她结了婚，结婚时没有举行仪式。

　　周富玖和郭喜翠婚后生育了5个孩子，三儿两女。

　　周富玖于五年前去世。

　　郭喜翠现在和她的大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

　　我的娘家在西潘宋庄村。我被日本人抓去的那年15岁。当时我在东楼村姐姐家，照看孩子。

　　那一天进圭炮台里的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东楼村，当时村里的人大部分都没有来得及逃走，日本鬼子就一家一户地堵住门，然后用枪押着把村里人都集中到了村头的打谷场上，由于村里曾经住过八路军，当时日本人就杀了一些人，又抓了一些人。我和姐姐、姐夫都被抓到了据点里。

　　姐夫在日本鬼子的据点里被日本人杀了，姐姐后来也被放了回来，我就被日本鬼子关在了那里。

　　当时，我和其他几个姑娘一起被关在一孔窑里。关在窑里的时候，不许我们出来，吃饭的时候有人送，每天不停的有日本鬼子来欺负我们。

　　过了一些天，我们窑洞里的姑娘一个个被日本鬼子弄走了，也不知道弄到了那里。最后窑洞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在这个窑洞里被关押糟蹋了两个多月，后来我身体被糟蹋得不行了，就被人送到了姐姐家。在姐姐家疗养了许多天，身体刚刚好了一些，就又被日本鬼子抓了回去。就这样子，身体不行了就被送出来，一旦好些了，再被抓进去，反反复复一共四回。我的身体实在是越来越熬不住了，姐妹们就都对我说你快逃吧，这样子下去你会被弄死在这里的。

　　有一天深夜，天很黑，我开始逃，姐妹们帮助我的，先逃到东楼村姐姐家，又连夜逃往外地，在外面四处躲藏了很长时间，一直不敢回家。

　　后来，父亲在外面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找到了我，接我回了家。

　　高银娥：每天都被带出去几次

　　高银娥

　　生于1924年山西省盂县西烟镇黑石窑村人。1942年高银娥被日本人抓到河东炮台，成为日军性工具。由于遭受日军极度摧残，她终身不育。

　　黑石窑是个僻静的小村庄，村庄里只有十几户人家，十几户人家的房屋错错落落的排在

　　灰蒙蒙的山坡上，一条几乎干涸的小河在坡底无精打采的躺着，村里人在自家的围墙下悠闲地晒着太阳。

　　高银娥家有三间房屋，还有一个不小的土墙围合起来的院子，高银娥平时很少走出这个院子，她在院子里养了几只鸡，还在院子里辟块地种了菜，她在院子里有许多事要做。

　　高银娥没有生养过孩子，日本鬼子剥夺了她作为女人的这个权利。

　　高银娥32岁时收养了一个女儿。

　　如今80岁的高银娥和86岁的丈夫李正义并没有和女儿一起生活。

　　家里的两亩地则由李正义的兄弟种着，每年他们将地里收下的一千斤土豆留给种地人作为报偿。

　　高银娥和丈夫李正义这些年来一直在黑石窑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里，过着平静而又贫苦的生活。

　　日本人包围了村子的那一天，是阴历四有初四。那天日本人在村里还杀了四个人，杀的都是村里的老百姓。

　　发现日本人来的时候，当时村里的老老少少就都在往村外跑。我就也想跑，可婆婆舍不得家里的东西，就要我收拾点家里的东西带上再跑。这时间日本兵就到了，把我和婆婆堵在了屋子里。当时家里的其他人已经都走了，只剩我和婆婆在屋里。日本兵进屋后，先是端着枪满屋翻了一遍，然后就将枪朝炕沿上一戗，张着两只手朝我扑过来，要抱我。我手里还拿着刚刚收拾的东西，就把那东西紧紧地抱在怀里。日本兵夺下我手里的东西，接着就抱住我剥我的衣服。这时门外又进来两个日本兵，他们一个冲上来帮抱着我的那个鬼子剥我衣服，一个朝我的婆婆扑了过去……

　　日本人把我收拾的东西连同我人一起，用一辆小牛车拉到了河东的炮台上。

　　拉到炮台以后，先被关在一个黑房子里，房子里有木板床。开始的时候，房间里还有其他人，有年纪大点的妇女，也有小媳妇，十几个人。因为我是这十几个人里是最年轻的，所以每天都有日本鬼子来带我出去，每次都是带到一个土窑里，土窑里什么都没有，就像个猪圈一样，日本鬼子就在这里对我进行强奸。他们根本也不管你死活，每天我都要被带出去好几次。

　　后来，我就又被单独换了一处地方关了，这样一来就更遭罪了。

　　为了赎我回来，家里卖了五亩地，家里人用卖地得来的200块银元，还有两大篮子鸡蛋，才把我给赎了回来。

　　回来以后，娃娃也不生了，丈夫也就不要我了。32岁那年，黑石窑村一直娶不到媳妇的李正义娶了我，我就来到了现在的这个村里。李正义娶了我之后，多少年也还是生不出孩子，后来我们就过继了我兄弟家的一个孩子。

　　日本鬼子真是造孽啊。

　　王改荷：一枪托，牙掉了四颗

　　王改荷

　　生于1920年，山西省盂县南社乡侯党村人。24岁时，日本侵略军闯进了她的家，枪杀了她的丈夫，并强奸了她。后被关押在炮台上，成了日军性工具。

　　车在山间行驶着。公路两旁的山崖刀劈斧削般矗立着，似铜墙铁壁。60多年前，这片土

　　地上的人们，就在这浩瀚的太行山脉中对日军进行着最顽强最惨烈的抵抗，日本人也因此在这里实施着最灭绝人性的统治。至今，在这里仍流传着许多关于60多年前人们抗击日寇以及日寇疯狂残害当地人民的故事。车过一个山坳时，司机指着山坳里的那个村庄说：“盖山西”就是这个村的。接着司机就为我讲述了这个叫着“盖山西”的慰安妇的凄惨故事：60多年前，就在这个村庄里，有个18岁小媳妇，由于容貌美丽，远近无人能及，乡亲们就都称她“盖山西”，以至今天没有人记得她的真实姓名。由于她的美丽在这一带很有名，有一天，日军就出兵把她家所在的这个村子包围了起来，日军把“盖山西”掳进了炮楼。当时“盖山西”已经成了家，有一儿一女，她被抓后刚刚出生一个月的女儿就被活活饿死了。和“盖山西”一起被关押在日军炮楼里的还有其他十几位妇女，日军昼夜不停地来糟蹋她们，因为在这些妇女中“盖山西”最漂亮，所以她被强奸的次数也就最多，有时一天内要遭受强奸四五十次，她身体流出的血都染红了炕头。这些被抓来的妇女很快就都被日军糟蹋得不行了，特别是“盖山西”更是快活不成了。为了不再让日军继续蹂躏自己，“盖山西”就和姐妹们悄悄约定，一起逃出炮楼去跳崖自杀。但日军看守很严，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她们手拉手刚刚出了屋，就被日军发现并抓了回来。为了防止她们再逃，日军于是就扒光了她们身上的衣服，她们也从此受到了日军更加残暴的性折磨。惨无人道的摧残终于让“盖山西”快要死了，家人就买通了炮楼里的一个伪军，让他悄悄给“盖山西”服用大量鸦片，日军误以为服用了大量鸦片的“盖山西”已经断气，就让她家人把她抬出了炮台。到了村外，家人急忙帮“盖山西”吐出鸦片，“盖山西”就又活了过来。后来日军得知“盖山西”还活着，就又派兵去抓她，为了躲避日军的抓捕，“盖山西”就逃出了山西，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盖山西”家的那个村庄离王改荷家并不很远，王改荷也几乎有着和“盖山西”相同的不幸。

　　王改荷老人几乎是在以最简洁的方式，向我讲了她的那段经历，叙述中没有太多的细节，但不等于她忘记了那些细节，她或许只是不想再让那些细节来伤害自己，不想再让那段经历复活过来。

　　日本人进门后一枪打死了我的男人，然后就扑过来强奸我，我稍一反抗，他们就朝着我的脸砸了一枪托，我的牙就掉了，掉了四颗。

　　就在我昏过去的时候，这些鬼子轮奸了我。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天。那天是1944年阴历二月初三。日本鬼子把我强奸完了后，就用一头毛驴把我驮到了河东炮台，关在一个土窑洞里。

　　天一黑日本兵就来强奸我，多的时候一晚七八个，少的也有两三个，有时候白天也来，都是日本松春队长的兵。

　　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个儿子，那一年儿子才6岁，他爸爸被打死了，我又被关在炮台，可苦了孩子。一想到孩子，就忍不住要哭。

　　日本鬼子坏透了，糟蹋人的时候无恶不作，他们叫你怎样你就得要怎样，如果不顺从，那你就要糟罪了，不仅要打你，还不许你穿衣服。一天中午，有个鬼子来到窑里，他凶狠地强奸了我，强奸完了不肯走，还示意我光着身子跳舞给他看，我不会，更不肯，我是小脚，也没法跳，这可惹怒他，他就用他腰上的皮带抽我的屁股，我当时身上什么也没有穿，皮带抽在身上啪啪的响，抽一下就留一个印子，他像赶牲口一样的使劲抽我，我就赤身裸体的在炕上来回跳着躲避着他的皮带……他一边抽打我一边哈哈的笑着，直到他抽累了才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