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关注》：中日交锋后 钓鱼岛离我们更近还是更远

　　        2010-10-26 10:20:34  凤凰博客 林泉忠

　　钓鱼台撞船事件后上演的中日外交角力战，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中国成功使日本屈服，似乎「赢得漂亮」。然而，原本「亲中」的日本民主党因此倒向美国，日本社会「反中」情绪高涨，国际舆论也对中国「财大气粗」充满戒心。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役，钓鱼台并没有离中国更近，而且还似乎更远。

　　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在比利时的「走廊外交」，以及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与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在越南的「电梯邂逅」，使中日两国政府围绕在钓鱼台撞船事件上的交锋避免了进一步升级。然而，中日民间的互呛行为仍然持续，意味着中日之间的踫撞在未来仍时会发生。

　　回顾这次中日角力的整个过程，双方推演的脉络清晰可辨。先是中国渔船「入侵」钓鱼台海域，继而发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的踫撞事件，日本因此依照二零零八年七月开始实施的「领海外国船舶航行法」，首度逮捕中国船长。随后，中日外交战正式展开。

　　在中国六度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宇羽一郎无效后，一系列对日制裁措施陆续登场，将这场角力战一步步推向高潮。这些一连串的抵制措施目不暇给，包括宣布中断部长级以上官员的互访、叫停东海气油田合作谈判、延期日本青年团访华、呼吁国人少到日本旅游等一系列制裁措施等。其中，以禁止稀土输出日本的传闻最受注目。角力战最后的焦点，停在坚持要沿法律程序处理钓鱼台撞船事件的日本，如何面对来自中国前所未有的压力。结果则是口硬的日本在拘捕了中国船长十八天后宣布释放，使事件得以出现转机。

　　检视这场围绕在岛屿台撞船事件及随后展开的中日外交角力战，不难发现几个值得关注的新特征，而理解这些特征更有助于透彻地认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其一，这次冲突的双方与以往有所不同。在钓鱼台海域发生的冲突事件过去时有所闻，包括二零零八年发生的台湾「联合号」撞船事件，以及一九九六年前往钓鱼台宣誓主权的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的溺亡事件，然而发生在大陆船只与日舰的冲撞突事件则是首次。这是这起事件导致中日外交直接冲突的关键之处，陈毓祥的溺亡事件则是发生在香港回归之前。

　　第二，日方首度根据新的国内法逮捕中国船员。日方不仅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次事件的特殊性及预估逮捕中国船长的后果，甚至一意孤行地企图沿用自身的法律处置中国船长，这是引发中方强烈反弹的主要原因。尽管日本扣留「入侵」钓鱼台海域的船只、与拘留相关人员的举措也并非首次，但是依照国内法来处理则是第一宗。

　　第三，拘留中国船长时间过长，使中方不得不不断加码抵制，导致冲突加剧。换言之，如果日本在较早时间放人，当可将冲突的范围缩小。两年前的「联合号」冲撞事件，日本只扣留了台湾船长何鸿义三日之多。

　　第四，中方首次大打经济牌反制日本。这次中国反制的重点不在外交方面，而在经济领域。虽然，中国首次中止了部长级以上的交流，但是并没有召回中国驻日大使等进一步的行动。而在经济方面，则与过去的贸易战引发的零星反弹动作不同，这次中国宣布的对日的经济制裁不止规模大，且准而有力。由于中国已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这是中国经济牌奏效的主要背景。

　　以上的四大新要素，使这场中日角力如假包换地成为一场目不暇给的外交博弈。综观中日媒体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在这场较劲中大获全胜。然而，中国是否真的是赢家，不仅要看事件的结局，更要观察其对双方关系的影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以及对解决钓鱼台问题的利弊，即评估中国在这场外交博弈中的得与失。

　　先来看看这起事件对中国在解决钓鱼台问题上的利与弊。由于这起风波成为世界瞩目的国际新闻，再次让世人了解到钓鱼台并非如日本政府所言：「尖阁诸岛不存在主权争议」。这是这起事件对两岸三地而言较为正面的意义。

　　然而笔者以为，除此之外，这起事件对中国在争取钓鱼台主权上似乎没有任何明显的帮助。中国既没能逼日本回到谈判桌上来商议钓鱼台归属问题，这次也没有任何保钓人士成功登陆或靠近钓鱼台，中国政府甚至不让其国民出海参与宣示钓鱼台主权的行动。另一方面，对日本而言，基于中国渔船「入侵」日本海域，这将促使日本对钓鱼台附近的海防更为重视。此外，日本社会出现了更多要求派兵驻守钓鱼台、或要求前往视察的声音。

　　而目前钓鱼台在行政上归其管辖的冲绳，原本对中国与中国人都相当友好，被视为日本里面最「亲华」的一个县，然而该起撞船事件发生后，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冲绳县议会、冲绳县町村议会议会长会、以及石垣市议会等都分别一致通过了对中国抗议的意见书。这些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方面的一连串举措，并不利于中国在未来争取钓鱼台主权上的努力。因此，笔者以为，这起撞船事件及因此引发的中日外交角力，其结果不仅没有使钓鱼台离我们更近，反而更远。

　　其次，备受世界瞩目的这场中日交锋，对中国而言，借助其越来越强劲的经济实力，在应对未来中日关系上当更有着力点，对维护其领土主权与国家利益也当更有自信。然而，经此一役，不仅采取「亲中疏美」政策的鸠山时期所昙花一现的中日「蜜月期」提早结束，也使菅直人政府更倚重日美同盟关系。如此一来，不仅使中日之间在军事上的假想敌关系无法改变，也不利于消除两国长期的潜在紧张关系，而以中日韩为主轴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也将被迫推迟。

　　再者，如果将这次钓鱼台冲突的过程与结果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长河来看，该事件对中日双方地位与关系的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在争夺东亚霸主地位上乐此不彼，而在此之前，中国曾经以其无以伦比的文化实力傲视东亚，建立起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体系」，或至今仍为日本人所理解的「儒教文化圈」与「汉字文化圈」。然而，中日两国的国力在十九世纪末发生逆转。当年，中国在西方与日本的的压迫下，不仅一一失去了附属国琉球、越南与朝鲜，自己也沦为半殖民地，而日本则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全面征服了除了泰国以外的整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共荣圈」。虽然日本在二战中败北，不过仍在战后以其强劲的经济实力，创造其让美国为之惊叹的经济神话，继续其「亚洲一哥」的地位。

　　然而，时隔百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日两国国力开始再次发生消长。此次钓鱼台纷争发生在中日的国内生产总值逆转之后，而该场角力又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中国在经济牌效应下告捷，正印证着中国再次名副其实的回到亚洲的中心。

　　中国的「中心」化现象，固然一洗了百年来的民族屈辱，让国人扬眉吐气。不过，中国的再度崛起，对外而言，最大的课题是如何避免赋予人们「霸气」的印象，取信与邻国和国际社会。

　　这次中日冲突后，《读卖新闻》在日本释放中国船长后举行的民调显示，高达百分之八十四的受访人认为「中国是不可信任的国家」，此数据是中日自一九七二年关系正常化以来最高的，甚至还比两国关系因「历史问题」而跌入谷底的二零零五年还糟糕。

　　如果说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反感是因为彼此争夺领土所致，那么国际社会对这起中日冲突的理解又如何呢？综观国际媒体的整体反应，大致上似乎对「财大气粗」的中国有更深的戒心。不仅欧美、澳洲的媒体不乏此言论，连也跟日本发生领土纷争（「竹岛」，南北韩则称为「独岛」）的韩国，舆论也偏向对中国的批评。

　　此种批评一方面是自九十年代以来在面对中国的崛起趋势而在中国周边以及欧美各国不断蔓延的「中国威胁论」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对此次中国在应对钓鱼台纷争上「过火」的高姿态的不满。尤其是当呼吁国人杯葛到日本旅游以及禁止稀土输出日本的传闻传开后，国际舆论大多不以为然。两国关系恶化，取消一些访问行程和商业订单并不奇怪。然而，此两种经济制裁不仅仅只涉及某团体或某企业的利益，而是会对日本某产业造成严重打击。除非两国关系已恶化到接近断交的地步，否则一般不会作如此的经济制裁。

　　诚然，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将越来越高，在国际社会将更有影响力。然而，如何以善用「经济牌」涉及到中国能否成为受邻邦与国际社会肯定与尊崇的大国，这是中国崛起后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