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yxk.cn.yahoo.com/articles/20091202/1bsu_1.html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由于在“反霸条款”上的分歧,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并不顺利。1978年,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日双方都有意推动旨在缔约的会谈。但是,就在中日缔约谈判准备再开之际,1978年4月中下旬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却使谈判险些夭折。此次事件在中日关系史上非常重要,但是,由于档案材料的相对缺少,其过程却鲜为人知。本文根据笔者搜集的材料,就此事件的来龙去脉加以梳理。

 

风波骤起

 

1978年4月12日上午7点半左右,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出现了很多中国渔船。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那霸)的“八重山号”巡视船的雷达,发现了这些渔船,称“共有108艘”。其中,16艘渔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领海内。日本巡视船以中国渔船进入所谓的日本“领海十二海里内”为由,要求中国渔船退出该海域。此时,中国渔船上的渔民用粉笔在木板上写出“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有权在此作业”的大字,以示抗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钟。此后,中国渔船多次进出钓鱼岛海域。日本方面提出:台湾方面曾有过这种行动,但中国大陆方面这还是第一次。是否是因为追逐鱼群来到这里,还需要进行调查,如果继续侵犯日本领海的话,就要考虑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钓鱼岛事件由此发生。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因此,中国渔船出现在钓鱼岛海域,是完全合法的。但是,由于日本对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怀有野心,故对此事反应强烈,不仅向中国方面提出交涉,有的日本政界要人还气势汹汹地提出:“为尖阁列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下同)出现的事态感到非常担心,政府将对此进行调查,希望中国政府做出回答。”此外,还有人担心:“从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的争端来看,尖阁列岛问题在将来终会成为重大的问题。”

4月13日下午,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田岛约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秘宋文,要求中国渔船立即撤离钓鱼岛海域,遭到宋文的严词拒绝。宋文义正辞严地向日方指出:“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4月14日,日本外相园田直提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推进肯定会受到此事的影响……我觉得是中国方面错误地判断了事态,中方认为这样一来会再开和日本的谈判。中方对日方怀有误解。这种误解是双方的不幸。日本还有人提出,只要中国渔船“侵犯”领海事件得不到最终处理,就不能恢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甚至有人扬言:这次事件是“叫醒了睡着的孩子”,日本“自卫队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出动?”……要使用武力“立即拘捕来犯的渔船”。

同一天,日本驻华公使堂胁光郎就“钓鱼岛事件”向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表示“遗憾”。王晓云回答:第一,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第二,将要对有关事实进行调查。

4月15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在会见以田英夫为团长的日本社会民主联合访华团时,指出“这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耿飚说:“这几天,你们日本的报纸、广播,再加上苏联的挑拨,说这是中国有计划的行动。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日本朋友,我们不是有意识、故意布置搞的,恐怕日本政府方面有人要借题把友好条约的缔结拖下去。至于钓鱼岛问题,是早已明确的,是我们的。你们说是你们的。双方有争议。何必现在去争呢?将来慢慢解决,现在挂起来,我们不会去挑起这个麻烦。台湾那么大的地方还没有收复,先去搞钓鱼岛,没有这个必要。”耿飚进一步强调说:“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与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毫无关系,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友好。”耿飚的谈话本来是对事实的陈述和澄清,但是,却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加以利用,有意借此事件破坏中日关系。

由于耿飚与田英夫此番谈话并没有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加以披露,世人并不知道谈话的具体内容,因此,关于耿飚对钓鱼岛事件谈话的不同版本便出炉了。台北《中央日报》及《世界日报》均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法,将“偶发事件”一词抽出,诬陷耿飚此语即是“出卖钓鱼台”。钓鱼岛事件的发展以及耿飚的谈话,在留美中国人中也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目前以反苏为当务之急,应该重视主要矛盾,联日反苏,早日签订中日和约;有人则指出:日本人对耿飚的谈话断章取义,而全部谈话的内容中国官方尚未公布,所以不该急着下结论。

 

事出有因

 

钓鱼岛事件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中日缔约进程中掀起了热浪。那么,钓鱼岛问题是怎么出现的?中国政府有什么对策和考虑?日本方面大肆喧嚷的目的何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要从钓鱼岛问题的历史中去寻找。

钓鱼岛问题主要涉及的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归属及相关海洋权益问题。20世纪70年代,钓鱼岛问题主要表现为中日两国对钓鱼岛主权之争。

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称呼并不统一。中国外交部对此的称呼一般为钓鱼岛等岛屿,也曾经用过钓鱼诸岛这一称呼;中国大陆学者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称呼有钓鱼岛列屿、钓鱼列屿、钓鱼台群岛、钓鱼岛群岛或者简称钓鱼岛;中国台湾学者一般称钓鱼台列屿或者简称钓鱼台;日本国内一般称尖阁列岛或尖阁诸岛。通过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称呼,往往可以推断出作者所在的地区及立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最早是由中国人发现并命名和列入中国海防范围的。明朝永乐年间的《顺风相送》是现存记载钓鱼岛最早的史籍。而日本政府借中国甲午战败之机“窃占”了钓鱼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从法理上本该归还中国,但是,由于美国的介入而使钓鱼岛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在日美“冲绳归还”的过程中,美国又将钓鱼岛包含在归还的内容中,并继续租用钓鱼岛附属岛屿中的黄尾屿和赤尾屿供美军使用。

为了捍卫钓鱼岛的主权,中国留美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游行群众高举“七亿人民一条心”等大幅标语,高呼“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阴谋”等口号,到美国国务院、日本驻美使馆门前示威,并且分别递交了抗议书。1971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声援留美学生的保钓运动。

中美“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中美关系开始松动,而中国方面的海外“保钓运动”发展到一定时期,出现了“统一运动”。很多在台湾出生的年轻人希望回到祖国看一看,加深与祖国之间的联系。在这种双重背景的作用下,加之中国政府对“保钓运动”的支持态度,一批批保钓人士组成访问团,回到祖国大陆。这些特殊的客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周总理有时还亲自抱病接见。

1972年10月的一个夜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日华侨国庆参观团。主客在拍摄团体照后各自入座。座位排为圆形,前后四排,第一排中间是周恩来总理。据当时在场的保钓人士孙正中回忆:周恩来总理在会见中谈到,海外侨胞发起保卫钓鱼岛运动,是一个很好的运动。这个问题出在签署旧金山条约的时候,蒋介石为什么不把它弄清楚?从历史、地理及法律上看,它都是属于中国的。最近日本的井上清教授也写了文章讨论这件事。这个运动是有前途的,大家还要继续努力。田中首相问我有关钓鱼岛的事情,我说现在不谈,因为它现在在蒋介石的手上,我们要考验考验他。中国政府对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的立场,已经发表过声明。希望海外同胞多供给资料,密切注意,不要让它有国际共同开采的阴谋发生。钓鱼岛与金门、马祖、澎湖、台湾,均为我国台澎地区,台湾问题不解决,这些其他岛屿也没有办法解决。台澎地区是中国的领土,是要一并解决的。钓鱼岛是台澎地区的问题之一,在与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才会谈判。

也许,周恩来并没有料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六年才得以签订,并没有想到在他有生之年无法亲眼看到该条约的缔结。但是,周恩来等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对钓鱼岛问题的关心是深切的,对把钓鱼岛问题置于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处理的策略是英明的。此后,邓小平在1974年的一次谈话中,按照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策略,进一步提出对钓鱼岛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1974年10月3日,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黑田寿男和中岛健藏时,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提出:(1)尽早排除一切障碍,实现条约的签订;(2)谈判在事务性协定签署后开始也可以,或与事务性协定同时并进也可以;(3)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为好——“谈判时,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最好搁置起来。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恐怕几年也解决不了。”

虽然中日两国人民都希望加快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步伐,但是日本国内部分右翼势力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权益垂涎欲滴,伺机在海洋权益问题上挑起事端、侵犯中国的合法权益。在钓鱼岛事件中,他们把中日两国本来就非常敏感的钓鱼岛问题凸现于世人眼前,给中日缔约进程投下了重磅炸弹。

 

疑云顿生

 

自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后,港澳地区以及日本国内不断有人发问,为何在中日缔约谈判即将再开之际会出现此次事件。总体来看,他们对此次事件持两种完全相左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中国政府主导了此次事件,认为中国政府此举是为推动缔约谈判进程而显示实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反对缔约的人士蓄意破坏中日缔约的事件。

东海汹涌的波涛和历史飘散的烟云为钓鱼岛事件的真相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但是,透过这层面纱,还是能够寻得一些蛛丝马迹,使人疑云顿生。

 

疑点一:日本有关人士曾经预言4月中旬将会发生有趣的事情。

 

根据当年日本报纸的公开报道,在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日本部分政界人士和台湾当局往来频繁。

1978年1月6日-12日,福田的亲信与蒋经国会晤;2月20日-22日,青岚会玉置和郎访台;4月4日-5日,日本自民党、民社党议员33人访台,在台北发表反对缔结中日和约的言论;4月6日,日本自民党要员提出中日双方关于“尖阁列岛”的分歧要“搞清楚”;同日,访台归来的属青岚会的自民党议员向报界透露,“四月中旬将发生有意思的事”;4月11日,日本青岚会头目之一、农林省大臣中川一郎访苏谈判日苏渔业问题。

4月12日,钓鱼岛事件才发生,4月6日,属青岚会的日本自民党议员又怎会知道4月中旬将会发生有意思的事情呢?难道是未卜先知?

此外,根据日本长崎渔船“赖户丸”船长户摩胜的讲述,赖户丸自3月12日从长崎出发,13日在冲绳北方的农业渔区与近百艘中国渔船相遇,并在此区域和中国渔船一起捕了10天鱼。3月25日,赖户丸和中国渔船一起南下,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捕鱼。既然3月25日中国渔船已经在钓鱼岛附近海域,那么,怎么到了4月12日才被“发现”而演变为事件呢?

根据中方调查,中国渔船以往每年都会在此海域捕鱼。既然中国渔船多年来一直在此捕鱼,为什么偏偏1978年就成为“事件”了呢?

 

疑点二:大字报从何而来?

 

据传,1978年6月,香港《明报》曾刊载一篇涉及钓鱼岛问题的“大字报”的文章。中日两国的有关专家在论述此次事件时,对此多有提及。《明报》是这样写的:

上海出现一张署名“同济大学新东方红”的大字报,标题是《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按这张大字报的说法,上海市水产局的渔船,以及宝山县、崇明县、川沙县水产局和渔业合作社的渔船,出航前召开了渔业和气象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市革委会副主任陈锦华对苏联在海上搞霸权主义和日本掠夺海洋资源进行了抨击。会议的口号是“发展海洋、增加生产、保卫祖国、反对侵略”。

参加会议的各单位的渔船从舟山群岛朱家尖起航,驶往琉球群岛。驶到尖阁群岛西北90海里时,随船出航的宝山县水产局干部打电报给上海水产局,问:“是否继续航行?”上海市水产局回电:“同意。”接近尖阁群岛时又一次打电报请示:“万一遭到袭击怎么办?”水产局答复:“在中国领海上捕鱼,谁敢袭击?反击嘛!”于是,民兵副团长牛海藤下达了“誓死捍卫中国领土”的战备命令。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市革委却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必须在24小时内撤离”的撤退命令,然而,几百艘渔船并没有按时返航,在这种情况下又宣布:“不愿撤离的,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

据说,“同济大学新东方红”原是受四人帮控制的红卫兵组织。看来“新东方红”继承了它的传统,大字报公开责问:“当时是谁煽动他们去尖阁群岛的?现在又是谁在迫害爱国群众?”

这张大字报从何而来?目的何在呢?只要稍加分析,不难得出结论。

如果《明报》谈的这张大字报确有其事的话,那么,首先,在“文革”早已结束的1978年,采用所谓的“同济大学新东方红”这一署名,本身就有点奇怪。其次,从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来看,在措词中还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根据常识,如果真是在上海出现的大字报,在行文中不可能出现“尖阁群岛”这样的称呼。这个称呼不光中国大陆不用,就是港台也不用。中国大陆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正式称呼一般为“钓鱼岛等岛屿”,台湾和香港一般称其为“钓鱼台列屿”。而“尖阁群岛”恰恰是日本国内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称谓。根据不同地区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称谓的不同,可以判断,这张大字报很可能来自日本。综合上述两点,这张大字报有可能就是日本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同济大学新东方红”之名伪造的。

中日发展友好关系是大势所趋,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即使有人恶意破坏,但更多的人是支持和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后,在日本国内,就有很多充满正义的声音。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指出:“这次‘事件’明显地是日方以破坏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目的,故意引起的。”“叫醒了已经睡着的孩子,绝不是中国方面,而是日本方面。”

 

戏剧化结局

 

钓鱼岛事件令钓鱼岛海域风高浪急。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方式,日本政府也能够从大局出发进行处理,因而风波渐渐平息,没有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致命的影响。

“睡着的孩子”钓鱼岛被叫醒之后,日本国内一时质疑声、喧闹声不绝于耳。日本国内的亲台、亲苏势力借钓鱼岛问题对中日缔约横加阻挠、挑刺。更有人指出“中共不承认尖阁列岛属日,就无法缔约”。

尽管如此,中日两国政府都不希望因为钓鱼岛主权争端而恶化中日关系。中日友好既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也是日本外交所必需。日本外相园田直认为:日中两国政府在日中关系问题上都是从大局出发,在这一点上,双方是一致的。4月22日,日本外相园田直称,在考虑了中国方面的反应及日本民间的多方面反应后,决定不再就此问题继续争执。27日,园田直进一步指出:“尖阁列岛事件已经解决。”此后,日本外务省开始筹划福田首相的访美之旅,钓鱼岛事件终于划上了句号。

事件虽然平息了,但是它对中日缔约进程的影响如何消除?具体来讲,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否遥遥无期了?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久以后,在福田访美期间,中日缔约问题上就出现了转机。卡特总统在与福田会谈时问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搞得怎么样了?希望你们态度更积极一些。希望你们成功。就这么几句话,令福田的脸色刷地一下变白了。

5月10日上午,日本驻华大使佐藤和中国副外长韩念龙举行了100分钟的会谈,就中日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会谈中,两人就中日友好关系在今后的持续发展,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如何沿着共同声明的原则而努力,表明了双方的态度。

就在5月10日当天,日本外相园田直就日本的外交政策发表了一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谈话,他说:“美国总统预祝缔约成功的激励不会左右日本的外交。我们也没有必要大肆渲染美国欢迎日中早日缔约的态度。我们只需要按照既定的方针办,不能给国民以日本的外交受他国左右的印象,我们推进缔约只能说明,缔约的国内、国际时机都已经成熟。”

1978年7月21日,中日两国开始就缔结和约进行事务性谈判。8月11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草案在北京举行的事务性谈判起草委员会议上最后拟定。当天下午,福田首相在首相官邸就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同大平干事长等自民党五位领导人进行会谈,并达成同意签署条约的一致意见。8月12日,中日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时,邓小平应日方邀请访问日本,互换批准书,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

两天以后,即10月25日,邓小平在访日期间,出席了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在回答有关钓鱼岛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这次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都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放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的此次讲话为中国方面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的政策定下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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