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春己

  2005年1月25日,东京,渡边春己走进律师事务所的会客室,浅灰色条绒上装左侧别有一枚银色律师徽章。他快人快语,思维敏捷,笑声不绝,令人无法想像他已年届六十。

  在日本“中国人战争受害事件赔偿律师团”中,渡边春己担任秘书长。

  “假如败诉,只能说法官相当右翼”

  记者:关于李秀英的名誉侵权终审判决,你是什么时候接到的?

  渡边:这份终审判决是20日作出的,第二天我们便收到了。是用邮件寄到我们事务所的。打开一看,我乐坏了,马上通知律师团与中国律师联系,请他们通知原告。之后,中方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记者招待会。

  记者:一个日本人参与对日索赔的诉讼,这在中国人看来可能是令人欣赏的事情,你是怎么开始介入战后索赔案件的呢?

  渡边:1994年,我的朋友小野寺利孝从中国调查回来,跟我讲了李秀英的事情,问是否愿意参加这个诉讼,我欣然答应。这年秋天,我到中国开始调查,这是我最早接触战后赔偿案件。1995年,我们接受了731部队受害者原告、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原告以及无差别轰炸受害者的委托,这三个诉讼是一体的。1995年1月,我第一次与李秀英见面,此后,李秀英委托我做她的诉讼代理。

  记者:那么李秀英的名誉权案又是怎么缘起的呢?

  渡边:这个诉讼起源于松村俊夫写的《对南京大屠杀的疑问》(1998年11月初版)。1999年,一家研究会发现了松村这本书,与我联系。这本书的要点是,李秀英是假的受害者,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这是我们决不能答应的。我报告给律师团,律师团认为,如果不反击,那就会很被动。如果这种论调在日本泛滥,是对真实言论的压迫。律师团召开会议,决定对松村等提起诉讼。我和另一个律师去中国,去拿李秀英的委托书。李秀英听到松村之流的造谣,非常气愤。

  记者:这个案件持续到今天大概有5年半的时间。一开始你就有信心胜诉吗?

  渡边:案件的违法性十分明显,名誉侵权当然应该成立。我认为只要按正常程序就可以胜诉。假如败诉,只能说法官相当右翼(笑)。但很遗憾的是因为花了不少时间,李秀英没有等到今天这个判决。如果判决结果能更快些就好了。

  记者:几次审判的情况如何?

  渡边:一审时,对方说,没有说李秀英是假的受害人。但是2002年5月,一审判决认为,该书有两处可认为是说李秀英是假受害人。2003年2月,二审维持原判。二审判决指出该书明显表现李秀英是“假受害人”,而且“水平太低”(对“水平太低”,他加重语气,着重强调)。这本是我们想说的,法院替我们说了,哈哈。

  法院指出该书水平低,这很重要。法院认为,水平低,因此造成的恶劣影响不会扩散。而且一般读者会判断是非合理的,认为这是在撒谎(大笑)。

  “我们希望突破,突破是我们的课题”

  记者:律师与原告的信赖关系是怎样建立的?

  渡边:必须存在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曾有一个原告问,你们为什么做代理,是为钱还是为名?(笑)我们是自费去中国,而原告的费用都是募捐得来的,因为日中两国物价差距很大,飞机票也很贵,所以支援会对原告给予支付,不足部分则由律师团出。提起诉讼之后,原告来日本参加证人询问,他们看到我们工作认真,诚心诚意为原告做事,就相信我们了。我深深感到,中国人一旦信任你了,就完全委托给你。

  记者:战后赔偿诉讼已提起诉讼10个年头了,目前的进展情况怎样?

  渡边:现在在东京高等法院等待判决。

  记者:战后索赔的法律难点在哪里?怎样能突破?

  渡边:首先是事实认定,但现在几乎所有事实都已经得到认定。再就是时效问题,即民事的侵权行为的时效是20年。

  最大的法律问题是“国家无答责”,这是最大的法律瓶颈,认为日本国家没有责任。

  日本军专门跑到与自己没有关系的外国,施行暴力,然后以“国家无答责”来回答,这不是可笑吗?!

  而对法官来说,如果没有相当大的勇气,是不敢突破这点的。

  案子到高等法院阶段就比较艰难了。现在731案正在东京高等法院,该案2004年7月结审,但还未作出判决。不知道今年春天是否能作出判决。

  我们希望突破,突破是我们的课题。

  “如果真是诚心诚意谢罪,一次就可以”

  记者:你怎么看松村写的这类书?

  渡边:从日本现状来说,虽然有一些肯定南京大屠杀存在的书,但还是否定派的书多,因为他们有钱。不明真相的日本国民看见否定派的书占多数,自然就对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开始怀疑。作为日本人当然是觉得南京大屠杀否定论比较舒服???觉得自己的父辈、祖父没有做大屠杀在感觉上是比较好的。

  记者:但是法院的判决已经确认了731等日本国家犯罪的事实。

  渡边:这只是在裁判中得到认定,而实际上自民党等许多人以及民主党的一部分人仍然不承认。而否定派所谓的依据,就是否定派的这类书,他们据此说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虽然在法官来看,松村这书“水平很低”,具有合理判断的读者是不会相信这本书的主张的(大笑),但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否定派的书是一种心理安慰。

  我认为,应该以史为鉴,承认过去犯了错误,今后不再重犯。

  记者:目前中日关系“经热政冷”,有人认为历史认识问题是影响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你怎么看?

  渡边:有人问日本需要多少次谢罪,我倒认为,如果真是诚心诚意谢罪,一次就可以。但是,目前只是表面上说“对不起”,对南京大屠杀否定的言论却接连出现,这肯定会刺激中国人的感情。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就好像美国的报纸说美国没在广岛投原子弹、没搞东京大空袭,日本人肯定会感到愤怒一样。不论哪个国家都是这样,德国也曾否认holocaust。但是德国真正谢罪了,而日本不是这样,不但如此,反倒否认的风潮日益增长。

  你说的“经热”,这是因为经济在全球化的同时也在地域化。日本要生存下去只有靠亚洲,但是日本的政治家无法看到这点。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这种历史认识会影响到两国经济的交往?

  渡边:当然,两国都不想把政治问题带入经济。但是,现在一代的历史观是从上一两代人接受来的,是上代人的亲身体验。因此这个影响迟早会表现出来。比如德国现在在东欧经济投资就没有受到抵制,这是因为德国谢罪了。

  记者:你认为迟早要反映在经济上?渡边:我在庆应大学讲演,一个听众说自己在新加坡受到歧视,听我讲演后才知道,原来是因为过去的历史。因此应该知道历史,如果知道历史的话,情况应有不同。本来政治家应有这种想法。

  渡边春己的老家是东京附近的山梨县,他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从事律师工作已经将近30年了。对于被大家称为“社会派律师”,他说“我只是在实践自己年轻时代的理想”。他说,大学时代,他就对人权、言论自由问题十分关心,对国际问题也十分关心,不能忍受社会的不公,想为社会正义做些事情。“大学时代的朋友都说,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变了,而只有你,还保持着大学时代的热情。”

  渡边说,大学时代他阅读了大量的社会科学著作,其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记者问,哪部分内容给他的印象最深,他不假思索道,毛泽东预测的抗战三阶段完全被历史发展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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