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中的8岁女孩成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活化石”

她,在美国牧师约翰·马吉于1937年12月拍摄的纪录片《南京暴行纪实》中留下了影像,她流血的伤口,惊恐的神情,是南京大屠杀的个体诠释。

她,在著名的《拉贝日记》中,是8岁的女孩,她被日本军人捅了三刀,和家里7个死人共同生活了14天。

她,在《南方周末》的系列报道中被称为“历史活化石”。

她,因被日本学者东中野修道称为“假证人”,数次赴东京打 “名誉侵权官司”,11月2日打赢官司,最终获赔400万日元。

她就是夏淑琴,河南媳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

11月12日下午,她在南京的家中,接受了今报记者专访,讲述自己东京官司的前因后果,中、日两国爱好和平人士对战争的反思,也借此生动呈现。

“夏淑琴,她住在19栋301”,11月12日,在南京市近郊白水佳园小区,一听记者报出夏淑琴的名字,看门的中年男子就报出了夏淑琴老人的详细住址。
“这个小区住了1000多户人,但从这个月4日开始,像你这样背着包的,有上百人,全是找她的!你也是来采访的吧?”看门人说。

夏淑琴,不到1.6米,略有些耳背,但思维很清晰。记者一开口,她就说,听你口音是河南的吧,我是河南媳妇,已去世的老伴是河南开封通许县的,我听了27年河南话,自己都会说了。

自称仅读过三年私塾的夏淑琴连日文都能认一些,从抽屉里拿出日本法院给她的判决书,夏淑琴说:“这个主持公道的女法官的名字,你该报道一下,她叫三代川三千代,还有好心的11名日本律师,他们是我的律师团,他们的名字是渡边春已、山田胜彦…”

在和记者两个多小时的问答中,78岁的夏淑琴反复强调的是中、日两国爱好和平人士对战争的反思。

这个日本人能有这样的举动,我很高兴。我通过翻译告诉他,我宽恕他

记者:日本人怎么看待您到日本打官司的事?

夏淑琴:我是今年10月31日到的日本,第二天下午,日本《东京新闻》等媒体记者专程来采访。日本众议院一个议员也在当天和我见了面,他表示日本应当充分认识“南京大屠杀事件”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

让我没想到的是,议员和我见面结束后,一个日本人突然跑过来跪在我面前。手里捧着东西,口里还叽里咕噜的,我听不懂。

翻译告诉我,他是一个当年参加了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的儿子,今年70岁了,他说他的父亲叫长谷川幸二,他叫长谷川顺一,他的父亲参加过侵华战争,在南京杀过两个中国平民,这成为他父亲心中永远的痛。他要代表去世多年的父亲,请求我的宽恕。这个日本人能有这样的举动,我很高兴。我通过翻译告诉他,我宽恕他。

记者:打赢官司后,日本人有什么样的举动?

夏淑琴:判决后,我召开了简短的新闻发布会,NHK、朝日新闻等20多家媒体都到场采访。我说:“这是个公正的判决,不仅告慰了我死去的7位亲人,更告慰了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也同时说明,东中野修道是在说谎。”
11月3日,在日本东京,上百名日本人为我举行了一场和平集会。还打出标语:“南京大屠杀七十年,史实最终胜利!”

这次集会是由一个日本和平人士协会主办的。在集会上,几位年轻人还演了一出短剧“历史篡改会议”,讽刺东中野修道等所谓学者篡改历史的行为。看到这么多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我当时也很激动。我说:“我来打官司,是为了给30万屈死的中国冤魂讨个公道。我告东中野修道,只要求四个字,求告和平!”

和平人士代表佐川隆彦表示,夏妈妈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很大,每年12月就开始一直流泪,但她还在“求告和平”,让人非常感动。

每到12月,我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就出来了

记者:为什么从12月开始就一直流泪?

夏淑琴:70年前的12月13日早上,我们一家人刚吃过饭,就听见门外传来了一声声用脚踹门的声音。我的祖父母慌忙将我和大姐、二姐以及四妹藏到被窝里。紧接着,家里的门被踹开了。

躲在棉被里的我,黑暗中只听到一阵阵枪声和亲人的惨叫。随后,被子被掀开了,一个穿黄军装的日本军人举起刺刀向我们姐妹几个捅了过来,身中三刀后,我昏死过去。

黄昏时分,我醒来,一伸手摸到的是祖父母的脑浆;大姐死了,身上没有一丝衣裳,下体还插着一根拐杖;二姐死在大姐旁边,衣服也全被撕开了;只有年仅4岁的妹妹还活着。

来到院子里,我看到了母亲的尸体,身上没有任何衣裳,下体插着一个香水瓶子,尚在襁褓中的五妹死在母亲身边;父亲则倒在大门口。一家9口人,只剩下了8岁的我和4岁的妹妹。两个小孩子躲在家里,仅靠一点锅巴充饥,度过最艰难的14天。

我家里的七口人被日本军人杀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们,每到12月,我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就出来了。

记者:听说你一直没有见到东中野修道?

夏淑琴:2006年6月,2007年10月,按照法院要求,我两次以活的历史证人身份踏上日本土地。我去日本,不为别的,我只想告诉包括东中野修道在内的日本人,我就是那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孩子,我是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
如果见了东中野修道,我一定要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侮辱我?侮辱30万屈死的中国冤魂?

日本军国主义是坏的,但日本人民是好的

记者:听说你前后5次去日本,都是为了打官司吗?

夏淑琴:去了日本5次,两次是为了打官司。1994年,我受日本大阪一个和平组织的邀请,去做报告。当我讲完后,一位日本青年走到台上给我鞠躬,他说,感谢我告诉他一段真实的历史。

我在日本做了很多报告,每次都有几千人来听,而报告的组织方每次不仅供给食宿,还给钱,数量不多,人民币100元或200元作为报酬。

当我用亲身经历讲述那场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时,底下往往哭成一片。我有个体会:“日本军国主义是坏的,日本人民是好的。”

记者:日本律师向你提供了什么帮助?他们的帮助是无私的吗?

夏淑琴:帮助我的11名日本律师,没要一分钱。这些日本律师都是好人。自接手“东京案”后,他们先后派出4批律师来到南京,调看中方律师准备的5组共31份证据,并走访南京大屠杀的其他幸存者和目击者进行补证。

令我感动的是,他们来南京的食、宿、行全部自费,谈臻律师提出给点贴补,也被他们婉拒了。

我到日本后,就在由日本出庭律师租下的日本东京律师会馆演练出庭过程。日本律师非常尽责,演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满意为止。

记者:你的官司是2000年11月开始打的,这么多年来,谁给你的支持最大?
夏淑琴:这么多年来,许多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日本人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在帮助我的人中,谈臻律师是我最应该感谢的。

7年来,他放弃了挣钱的机会,为我免费打这场官司,而且还自掏腰包负担我到日本的费用,东京的生活费是很贵的,住一夜旅馆得1000元人民币。这钱都是谈律师出的。我打听了一下,这些年,谈律师为我的事,可能花了有30万人民币。

我打算等自己拿到赔偿金后,一定要拿出一部分给谈律师,作为律师费。
记者:听说你和河南还有渊源?

夏淑琴:我老伴是河南人,属于“南下干部”,我们1953年结的婚。我老伴离开我28年了,他知道我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我想,知道了我在日本打赢官司的事,九泉之下的他也会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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