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未来之讼的日本立场与中国角度

    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宣布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要求。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包括那些在日军侵华期间受到残酷伤害的人，都诚心诚意地支持政府这样做：以德报怨、宽宏大量，不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吗？

    到20世纪80年代中，中国有学者站出来说：国家赔偿和民间赔偿不是一回事，政府宣布放弃的只是国家赔偿，而受到日本侵略军祸害的中国人有权利以个人的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战争赔偿。这位学者的话使一些战争受害者激动了起来：难道，那些血海深仇，今生今世，真会有一个说法吗？也是在这个时候，这些被日本侵略者毁掉一生的人才知道：宽容，并没使一切成为过去，那些仇恨、那些伤痛，其实一直就埋在心里。

    自1995年6月花冈暴动幸存者在日本提起战后第一起诉讼以来，至今已有四十多起诉讼，在日本列岛从南到北各个法院审理着。在战争结束近六十年后，中国战争受害者提起这类诉讼的意义何在？

    为中国战争受害者代理诉讼的日本最大律师团团长尾山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诉讼的意义》。他站在一个日本国民的立场，对诉讼的意义做了阐释：作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来说，提出索赔诉讼，这是他们个人的权利；从日本的角度来说，诉讼的意义，在于使国家明确自己的侵略历史，只有国家承担了历史责任，才能和亚洲各国建立真正相互信赖的关系、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从法的角度来说，促进在立法实践中国际人道和国际人权法理的进展，在法的实践中更体现出对人、人性、人的权利的关怀；这是基于人类未来和长久和平的诉讼。

    那么，站在中国的角度，这些诉讼的意义何在呢？赵冬苓经常把“未来之讼”和“民间陈述”混在一起，作为一个作家，在她看来，它们的意义是等同的。

《未来之讼》剧组在731部队遗址拍摄

    “发生在中国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或加害企业的这场跨国大诉讼，它直接标示着中国民众个人权利和人权意识的觉醒。最起码，能让战争受害者一生的痛苦有个宣泄的机会。”赵冬苓亲眼得见，在诉讼的过程中，受害者们眼界不断地开阔，人也开始变得开朗。

    “为了中日长期友好，我们曾放弃了国家赔偿，但日本政府仍在犯错，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否认战争罪行，等等，时有发生。”赵冬苓表示，用诉讼捍卫真理，迫使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心诚意地反省和道歉，主动承担历史责任，妥善处理遗留问题。

    在日本，有关那场战争各种版本的说法交织在一起，使民众迷离，民间陈述可以让更多日本民众了解事实真相，以这种方式支持日本的爱国人士反战人士，让日本当政者不重蹈覆辙。“日本既是加害国，又是受害国。”赵冬苓说，“那场侵略战争不也把日本人民坑害了吗？”

    当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复活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时候，当日本政治右倾化仍然在继续发展的时候，当中日之间的关系一度僵化、未来不容乐观的时候。“用这种方式在两个民族和进步人士间架起桥梁，共同维护睦邻友好，追求人类的正义和和平。”赵冬苓说。

    “知耻而后勇。”赵冬苓说，民间陈述中的受害者以及后来的声援者、关注者，都在不知不觉中承担起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责任：要努力让国家更强大一些。“我也希望这个团体大一些再大一些。”

赢得最终的胜利需要全民参与

    “我们要不停地诉说，让整个世界都知道，日军法西斯的残暴，中国受害者的苦难，赢不了他们的法律，也要在道义上战胜他们。”所有投身这场诉讼中的人们都这样说。

    但是，岁月流逝，许多人已经辞别人世，活着的也是风烛残年。群体骤减：参加过劳工情况调查的一个学者说，头一年统计的数字，第二年再落实时就消失了一大半；日本细菌战原告代表团团长王选说，她的那一支告状大军人数越来越少。官司历经5年，27次开庭，10%的原告已逝去。个体骤减：山东劳工刘连仁在审理中去世，山西慰安妇侯冬娥在申诉途中去世……

河北福冈劳工案中的受害者已经风烛残年

    再坚强的意志也抵挡不了自然规律。对于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与日本政府对阵、亲口陈述的机会越来越少。也有日本律师介绍说，日本政府和当年的加害企业，对认罪和赔偿也多怀了几分侥幸心理，希望再坚持几年，人死光了，就可一笔勾销。

    也正因如此，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希望能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情况开展抢救性的调查取证。但因为资金、因为人力，更因为有许多复杂的考虑，有关方面至今仍不见动静，任凭那些脆弱的生命含冤死去。

    “难道我们的觉悟和良知还不如一个农妇？”赵冬苓说的是河北农妇王小扶。王小扶是劳工的女儿，同样也是一个受害者。5岁那年，日本兵要绑父亲，她哭喊着扑过去，一个日本士兵端起刺刀对着她就捅过去。童年的这段经历，造就了王小扶刚烈不屈的个性。10年前，一听说有人和日本政府打索赔官司，王小扶就激动起来。当劳工的父亲没等到这一天已经死了，可留在她肚子上的那个伤疤似乎从来没有痊愈。

    这位农村妇女靠自行车、靠两条腿、靠从一家人牙缝里挤出来的生活费，跑遍了河北的村村镇镇，到处联络当年和父亲一起受害的劳工。整整十年，找到了几百名劳工或者他们的家属。

    在不知不觉中被感染并深陷其中的赵冬苓，决定将一部电视剧改拍成一部纪录片。“我要用镜头抢下更多的活证据，把那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将未来之讼进行到底。”这个自称“做事顾头不顾腚”的女人，在总投资200多万元没有任何着落的情况下，带着借来的30万启动资金和几个年轻小伙子就上路了，“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中国社会中引来更多关注的目光。这不仅是受害者的需要，更是道义与公平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