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类比人在对待历史、战争、灾难、痛苦、事实、真理的不同态度和行为，可以照出人性，也可以在道义上将人分出个三六九等来。让正义和勇敢得到昭彰，让逃避和无知感到羞愧，让邪恶和罪孽得到遏制，就此而言，将未来之讼进行到底也有非常的意义。

为中国受害者辩护的日本“细菌战”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

悔罪的鬼子、赖帐的老兵和被蒙蔽的日本后生

    日本鬼子，这是60年前中国人对日本侵略兵的称呼；《日本鬼子》，这是近年一个日本导演拍摄的专题片的名字。60多年过去，当“日本鬼子”在日本本土被使用的时候，它的含义多了对人性的拷问和反思??在什么情况下，人变成了鬼子？

    “当我和他们面对面时，心中常会涌出十分奇怪和复杂的感情。有时是憎恶，有时是尊敬，更多的时候是怜悯。” 赵冬苓采访到的“鬼子”大都风烛残年，他们被战争毒害并负罪终生。有四个鬼子令赵冬苓难忘，因为他们都代表着一个类似的群体。

    ■不敢直面心底黑暗的金井志直。谈及战争经历，金井说，他在机枪部队，打仗的时候不在第一线。话没说完，就转到了一件具体的事情上：某一次，他们进了一个村庄。前面的日军已经扫荡过了，村里几乎不见了人。他下令把房子烧掉。这时不知从哪儿出来一个老太太，恳求他不要烧掉她的房子，说那是给儿子结婚用的，并在情急之下抓住了他的军刀。金井说老太太玷污了他的军刀，命令士兵把她杀掉！在这过程中，老太太死盯着他。他说老太太的目光他一直忘不掉，然后发挥说：所以我说，下命令的人最坏。我虽然没杀她，可我是下命令的人。

    金井曾在五十九师团当过训练部部长。而当时的日本部队，是用劈杀活人来训练新兵的。一个叫小山的原五十九师团的老兵，就讲过接受新兵训练的经历：几个中国青年农民被绑在柱子上，让他们一刀刺中心脏。“你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吗？”面对问题，金井尴尬地笑了：我下过那样的命令，可到底做没做，我没看到。接着又说：下命令的人最坏，我是下命令的。

    金井忏悔了吗？他显然是忏悔了。作为日本“中归联”的常任委员，战后这么多年来，一直为反战奔走，呼吁日本要走和平之路。金井真的忏悔了吗？他总是强调自己手上没沾过中国人的血，只愿意泛泛地认罪：下命令的人是最坏的，我是下命令的，所以我是最坏的；我骂自己最坏，可见我是认了罪的。照此逻辑推下去：天皇是下命令的，所以天皇是最坏的。而相对于天皇来说，金井只是一个执行者，还能承担什么责任呢？

    ■无法让灵魂靠岸的汤浅谦。86岁的汤浅几十年如一日地忙着悔罪，因为他曾在山西日军陆军医院里用中国平民做活体解剖来演习医术：10多名中国人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被他慢慢地摘去身上的各个器官，最终把一个健康人卸成一堆零件。

    汤浅用和缓的语调讲当时的情况，讲来讲去只讲第一次：那一次解剖了两个。年长的听天由命，毫无反抗。年轻的发出恐惧的呜咽，向后缩着身体。一个女护士微笑着对他说：上去吧，不疼，一会儿就完，给你打麻药。这句谎话让青年乖乖地躺上了手术台。几个日本军医围着这两个中国人忙起来：摘去盲肠，卸去胳膊，切去胃，打开呼吸道??被摘成空壳的青年居然还呼呼地喘着……

    汤浅说，第一次还有刺激，第二次就习以为常，等到第三次第四次，当他开始拿中国人训练新来的军医时，他已经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当被共产党抓住关进战犯管理所时，汤浅愤怒得大喊大叫：我怎么可能是战犯？我什么事也没做过！

    汤浅回国后沉默了多年，当日本右翼势力开始鼓噪复活军国主义时站了出来，把自己当年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他的同样在中国作过战的哥哥给他写了一封信：真佩服你的勇气呀。你的书是我们家的圣经，要永远流传下去，让子子孙孙都来读。

    汤浅多次重返山西，但他在那里始终没有说出当年的事。他说他已经没了请求宽恕的资格。只能用后半生不停地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汤浅用这种方式赎罪，一直到死，但他能清偿自己的罪恶吗？“世上有一种罪是不能犯的，一旦犯过，便永远地把自己的灵魂留在那儿，再也无法上岸了。”赵冬苓说。

    ■当兵两年赎罪一生的筱?良雄。十五岁那年，为了改变穷困的家境，筱冢报名入伍，来到中国哈尔滨一个叫平房的地方，成了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少年班的一兵。

    筱冢在七三一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比如，刷洗培养细菌的器皿，为活体解剖中国人准备用具，把七三一培养好的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投入中国河流的源头里，等等。“有几条我不知名，但有一条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它的名字叫黄河，我就是喝着它的水长大的。”赵冬苓说，筱冢的话使她想起过去在书上看到过的许多记载，中国北方一次次地流行霍乱鼠疫，成百上千的人死亡，无数个村庄变成废墟，只是不知道，其中的多少次灾难是人为的。

    筱冢说他已经不记得那些死在七三一的“马路它”（七三一对用做实验品的被害者的称呼，意思为原木）的面孔，有些眼睛却不能忘记。这真令人困惑：当年那些日本当政者，真觉得他们的少年应该接受这种教育，以至于所有的这些罪恶都不曾想过避开少年的眼睛？

    在日本，一些反对右翼势力、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人，谈起当年的战争，也坚持那只是天皇和少数几个军国主义者的责任，广大人民是无辜的。而十五岁参军十六七岁就被当成战犯的筱冢，却从来不说自己无辜，他总在说：我是犯了罪的人。我要用一生来赎我的罪。

    ■在角色转换中觉醒的永富博道。上高中时，永富就争着参加学生参观团到中国。在南京城外，他兴致勃勃地跟日军学习杀人：中国人跪在前面，日本军官拉好姿式，抽出刀，往刀上浇一点冷水，一刀挥去，人头飞出老远，两股血从脖子上窜出来。永富正想接过刀一显身手，一个中国人突然拼命地站起来，跳进了长江，身旁的日军士兵还没反应过来，永富已经抢过枪，一串扫射，水面泛起一片血色。

    后来，永富主动要求进入日军特务机关，来到中国山西。他在中国另外一个名字叫阎王，这个名字在山西许多地方妇孺皆知：他把长矛刺进人的肚子里搅动，然后把碎肉和肠子一起拖出来；他在一个山洞发现了14个女人和孩子，找来干草把她们全部薰死……据战犯法庭认定，永富在山西亲手杀害的中国人有111个，而永富自己说超过了200个。1956年对关押在山西的日本战犯审判，永富是唯一被判刑的。

    六十多年后，永富的生命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在接受《未来之讼》摄制组的采访时，他哀哀地哭着，一遍接一遍地说：我罪该万死，我向中国人谢罪。鼻涕眼泪糊了一脸。

    永富写过一本名叫《白狼的爪迹》的书，是写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恶的。某些篇章里，仍然残留着一个崇尚武勇的人谈起武力和征服时热血沸腾的感觉：“什么犯罪不犯罪，全然没想过。杀与不杀是我的自由。把人集中起来，殴打，只要觉得哪儿不对，‘啪－－啪－－’，就杀死。”……

    “简短的句子和急促的语气，这是一个在沉痛悔罪的人写的吗？”据赵冬苓介绍，大多数战犯回国后都遭到日本社会的排斥，把他们看成背叛武士道精神、被中国洗了脑的胆小鬼。永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警察却经常打电话或者直接到单位把他带走问话。迫使他辞掉了工作。从加害者的队伍里被扫地出门，曾经热衷吹捧的一切终于变成一块大石头，砸在自己脚上。永富从此以觉悟者身份出现，对日本社会现实强烈抨击。

    “不管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背景，毕竟，他们在忏悔在赎罪。但是这个比例很小。”赵冬苓说，“更多拒不认罪的日本老兵始终坚持那场侵略战争是圣战，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实现大东亚共荣，军国主义深入骨髓，凶猛残暴犹如禽兽。”

    老兵赖帐加上右翼歪曲，一段历史就成了空白。“我的美国公司里有日本同事，当我说起60多年前他们先辈犯下的罪行时，都说我是在开玩笑。”9月底的泉城之行，记者还有幸与美籍华人、山东国经咨询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邓沃霖交流，邓先生的日本同事大都在40岁左右，离那段历史更近一些，都被蒙蔽了，年龄再小一些又从哪里得知呢？

    下一页：深陷其中的两个女人和无故缺席的中国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