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许多日本官兵被派往中国。他们是那场战争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作为加害方的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官兵，直接参与了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因此，他们是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亲历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一些日军官兵利用战斗的间隙，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内心感受以及所见所闻以日记的形式纪录了下来。战后，少数日军官兵的日记被公布于众，而更多的日记则仍埋没于民间。近些年来，在日本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一些原日军官兵的日记终于被陆续发现并在日本公开出版。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原日军官兵，出于内心的良知和正义感，将自己多年保存的当年在中国战场上的日记公之于众，以警世后人。

　　在本册中，编者收集了从日军华中方面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到普通士兵的十余人的日记，这些日记，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形。

　　尽管松井石根在东京审判时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并推卸自己的责任，但在他的日记中还是记述了日军在南京所犯下暴行。他在1937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记述说：“有一阵子，我将士中有少数人员出现过掠夺和强奸行为，这多少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作为日军华中方面军的最高指挥官，没有严格地管束自己的部队，在发生暴行后，却说“这多少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这充分说明松井石根是清楚地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本册中还收录了冈村宁次的“阵中感想录”。冈村宁次时任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后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他于1938年撰写了“阵中感想录”，按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阵中感想。他在1938年7月13日的感想中记述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到达中支那战场后，在听取了先遣官宫崎参谋、中支那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的报告才知道，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 首次披露的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充分说明南京大屠杀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此外，本册还收录了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日记、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日记、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日记，以及日军第十六师团士兵的日记等。其中中岛今朝吾日记和佐佐木到一日记国内曾摘译出版过片断，而本册中则扩大了和充实了日记的内容，使读者对日军攻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在本册中收录了一些日军高级军官和日本政界要员的日记，均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其“支那事变日志拔萃”中记述说：“我军在入城时，发生了很多我军人干的暴行和抢劫事件。这些事件大大诋毁了皇军威严和仁义的形象。”

　　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记述说：“当荻洲部队的山田支队用刺刀分批处置一万数千名俘虏时，因为是在几日内将相当多的人押送到同一地点，因此俘虏发生骚乱，最后我军用机关枪扫射，致使我军若干官兵也一同被打死。”

　　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1937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也记述说：“今日中午高山剑士来访，当时恰有7名俘虏，遂令其试斩。还令其用我的军刀试斩，他竟出色地砍下两颗头颅。”作为师团长的中岛对待中国战俘的态度都是如此，更不用说是普通士兵了。

　　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第一小队第四分队伍长林正明在1937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记述说：“在南京城外警戒，担任下士哨。为杀光所有的败兵残卒而高兴，就此为战友复了仇。”

　　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第一小队第四分队伍长林正明在日记中说：“14日去市区扫荡，杀败兵残卒。又去抓捕逃进避难区的支那兵。街道上都是支那兵脱下扔掉的服装，明摆着是逃进了难民区。除了难民区，其他的地区都扫荡了，抓到支那兵就杀。”

　　除了日军官兵以外，本册中还特别收录了日本外务省亚洲司司长石射猪太郎的日记。石射猪太郎在1938年1月6日的日记中记述说：“上海来信，详细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信上所说的掠夺、强奸等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吗？这也许是日本国民民心颓废的表露吧。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本册收录的日军官兵日记，出自当事人当时的记录，因此，这些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记不仅纪录了南京大屠杀的内容，还纪录了战争的残酷和日记作者的内心感受。这些日记史料价值高，可读性强，且出自加害方之手。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日记更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