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5日，侵华日军发动了进攻南京的战役，并在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实施了史所罕见、震惊中外的大屠杀：在连续40多天的时间中，屠杀中国军民30余万人，同时进行疯狂的抢劫、焚烧、奸淫，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残暴的战争暴行之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动因是什么？国际舆论界与国际史学界历来有着种种不同的解释与说法。笔者认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当局自明治维新以后，在对华侵略扩张中，多年实施的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政策的继续与发展，是这个法西斯政策的最高峰；同时，也是这个政策走向破产与失败的转折点。

（一） 日本当局多年实施对华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

　　在世界历史上，一切侵略国家的当权者在对外扩张与侵略中，总是特别迷信武力，迷信自己国家的军事力量，总是把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放在最优先、最重要的地位，以求达到使被侵略国家迅速屈服、求和、求降，成为自己殖民地或附属国的目的。在20世纪70年代任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说：“威慑就是向对方提出危险性，这种危险将使对方认为，与其要获得的利益不成比例，因而使对方不敢采取某种行动的捷径。”在20世纪末提出“震慑”理论与战术的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教授哈兰?乌尔曼说：“‘震慑’战术的精髓是：使用最少的部队（注意，这里的最少只是相对的，有时甚至可以是大批部队），做到最大的破坏，最小的伤亡。它针对的是敌人的意志，是为了让敌人充分认识到你力量的强大，你是不可战胜的，从而使冲突或战争在短时间内结束。问题是，你如何影响敌人的意志和感觉，让他们按你所希望的来做？所以，你要集中瘫痪敌人抵抗的能力。”i

　　在近代日本对中国多次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最高当局就一直迷信并全力实施以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为手段，以迫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畏惧、“猛省”与屈服，达到以战迫和、实际是以战迫降之目的，实现与满足日本对中国的种种权益要求。??这一直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华殖民侵略战争中第一位的与最主要的政策。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迅速崛起、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以后，一直把对外扩张、攫取别国的领土、资源与财富，以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的霸主，作为国策。中国成为日本对外扩张与侵略的首选对象。日本政府专门秘密制订了有计划、分步骤地入侵、分裂、瓜分与控制中国的所谓“大陆政策”。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与不断滋长、迅速漫延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思想相结合，成为日本对华侵略的精神支柱；日本高速发展的近代经济与陆海军，是日本对华侵略的物质基础与战争工具；而日本自明治以降、近百年间一批接一批涌现出来的军国主义分子与右翼势力，则充当了日本侵华的先锋与骨干力量；为军国主义分子控制的日本最高军政当局则是日本侵华活动的指挥部。

　　早在1874年，即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才数年，就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以琉球渔民遇难为借口，侵略台湾，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与种种要挟，形成“台湾事件”。结果由于日本本国的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不足，以及中国满清政府既备战、又求和的两手策略，使得日本政府仅获得了中国政府50万两白银的赔款，以及占据琉球群岛，使之成为日本的冲绳县，此外就没有太大的收获。为此日本最高当局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只有迅速地、大力地增强日本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才能在对华侵略中具有强大的征服力量与威慑力量，迫使中国屈服，实现其对中国渗透、瓜分、侵占、控制的目的。

　　1894年，日本凭借其迅速增强的陆、海军力量，对中国发动了处心积虑的甲午侵略战争，打败了腐败的满清政府军队，迫使满清政府迅速屈服，与日本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不仅从中国获得2亿两白银的赔款，而且从中国割让了台湾、澎湖等大片土地，控制了朝鲜，还获得了在中国开厂经商的资本输出的侵略特权。??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对中国推行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的侵略政策所取得的第一次成功，然而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日本举国狂欢。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更加迷信他们的对华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必将给他们带来更多更大的成功与胜利。此后，日本随着其国力与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增强，其对中国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的侵略政策也一次接一次地升级与付之行动：1900年派遣第5师团等部队，参与组成八国联军侵华，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了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又一次获得了巨额赔款与在北京、天津等地驻兵等更多的侵略特权；1903年出兵中国东北，击败沙俄，从此控制了“南满”地区；1914年8月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机会，出兵霸占中国的胶东地区与胶济铁路达8年之久；1927年与1928年两次出兵济南，残酷杀害中国的外交人员与济南民众，阻挠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北伐。日陆军参谋本部与内阁陆军省共同拟定《对华方策》，狂妄地宣称：“显示皇军的武威，使全中国感到震骇”；ii   ……

　　日本军国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后，加快了侵华步伐：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迅速侵占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制造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接着又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的华北与长江流域地区，先后发动上海“1.28”事变与“华北事变”；在这同时，日本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威逼与要挟南京国民政府承认他们的侵华既成事实，承认伪“满洲国”，答允“华北特殊化”，等。

　　但日本当局的这一次侵华计划与侵略行动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反抗。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国内情况与国际局势已大大地不同于晚清时代，也不同于20世纪的最初20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空前高涨；中国国民政府虽在某些地方、某种程度上对日本作了一些让步，但始终拒绝承认伪“满洲国”，拒绝答允“华北特殊化”等，因而使得中、日间形成了多种“悬案”而不得解决。“满洲事变始终没有结束！” iii 这使得日本当局焦躁不安，并在对华政策、如何解决日中悬案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与争论。其中占主流地位的强硬派主张迅速对华发动战争，以武力胁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以战迫降，一举解决日、中间的“悬案”。1937年6月9日，担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向日本最高当局建议：“应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最为上策”。 iv 1937年6月4日， 日本近卫文?组织内阁。这是一个对华强硬派占主导地位的内阁。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挑起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当局中的强硬派立即要求借机派遣重兵赴中国，一战击败中国军队，迅速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日本首相近卫文?狂妄地说：“把中国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毁他们的战斗意志。” v 陆相杉山元对天皇说：“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可以解决。” vi 日参谋本部第三课课长武藤章大佐把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当成武力征服中国的幸事与开端，说：“愉快的事情发生了！”“通过一击结束战争。”vii 日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在军部讨论向华北增兵时，说：“船一开到大沽海面，不用登陆，中国就会举手投降。” viii

　　日本最高当局由于一直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与军事威胁中取得成功与胜利，因而对自己军事力量有一种近乎狂妄的迷信，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对中国、对中华民族，则有着根深蒂固的蔑视，认为是无法更改的愚昧、落后、分裂、自私，永远不可能形成足以抵抗日军的强大战斗力，相反，却极易屈服，极易产生卖国求荣的汉奸政权。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与世界在这时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看不到中国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出现的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民族团结与一致对外，也看不到中国在贫、弱以外所具有的长处与日本在强权背后致命的弱点。他们认为“中国一击就倒了”。所谓“一击论”在日本军政上层风行一时。

    他们始终忘不了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在日本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下，中国军队迅速惨败，中国清政府迅速屈服。日本最高当局希望，也十分自信，甲午战争的场面与结局，在1937年会在中国重演。
    
（二）甲午战争的历史没有在中国重演

　　但是，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政策却一再遭到挫折与失败。中共中央于7月8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南京国民政府也立即表明了坚决抗战的态度。1937年8月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正式确定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与“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抗战国策与基本战略方针。中国军队在各个战场上顽强战斗。中国各阶层人民更是掀起了前所未有、空前高涨的抗日救亡斗争。它使日本当局以一战击败中国、迫使中国政府与中国军民迅速地向日本求和乞降的美梦一次次失败，化为泡影。

　　首先在华北战场。日方当局调兵遣将，在占领北平与天津后，于1937年8月31日组成“华北方面军”，以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向华北各战略要地进攻。其中从日本本土抽调到华北战场的第5师团（师团长坂垣征四郎中将）、第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第14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中将）是日本陆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日本当局认为，“板垣、土肥原、矶谷三位师团长一出马，不是就能一举解决事变么？”ix   可是日军很快在保定战役、石家庄战役与南口战役中遭到挫折；在山西战场上，也在平型关、娘子关等地遭到重大损失。日军既未能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未能使中国政府屈服求降。

　　于是，日本最高当局把主要作战方向逐步移向上海方面。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始。日本政府于8月15日发表声明，宣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之觉醒”，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并于当日组成“上海派遣军”，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日军第3、第11师团等，协同海军，赴上海增援，向中国守军发动猛烈进攻。日本当局认为，攻占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与对外贸易港口上海，“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切断其对外关系”，就能使中国的“军队和国民丧失战斗意志”；同时上海邻近南京，日军逼近中国的首都，必将给南京国民政府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与心理压力，就能迫使其尽快屈服。1937年8月21日，日本陆、海两军联合拟订出一份《奉答关于处理事变下问要点》，其中把日本对华发动战争的目的定为：“采取手段，使中国丧失战争意志，痛感继续抗日战争之不利。然后光明正大地以我方的条件，获得和平之结局。”x   1937年10月以后，日本当局又增调大量援军前往上海参战，向中国守军加大攻击力度。战况之激烈残酷，史所罕见。在这同时，日本当局下令日本海军航空队从1937年8月15日开始对南京进行空袭。日方当局向执行空袭的官兵宣布：“轰击无需直击目标，以使敌人恐怖为着眼点。”xi??这就说明，日本当局空袭南京的首要目的，并不是空袭军事目标，而是以疯狂的轰炸与野蛮的屠杀使南京军民“恐怖”，使中国政府屈服，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

　　日本当局为实施对中国“以战迫降”之目的，在猛攻上海的同时，从10月21日开始，策划了一场让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从外交上诱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与向日本求和乞降的阴谋。

　　然而，日方当局从军事与外交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对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实施“以战迫和”、“以战迫降”的殖民政策，迅速遭到了挫折与失败。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8月15日，蒋介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名义下达全国总动员令，号召全国奋起一致抗日。在中国守军的英勇抗击下，日军在上海伤亡惨重，战事历时约3个月，付出伤亡6万多人的代价，才于11月12日才占领上海。上海战局的逆转与日机对南京的野蛮轰炸，都未使中国政府与中国军民屈服求降。中国军民以更大的爱国热情进行抗战。11月5日，当德国大使陶德曼在南京向蒋介石转达了日本政府提出的关于中国必须接受的投降条件时，蒋介石当即“严词拒绝之”。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宣布即日迁都重庆，坚持长期抗战。对南京作为中国之首都，虽明知敌强我弱，而且南京地形对防守不利，但国民政府仍决定以部分兵力作短期防守，以显示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与抗敌决心。11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颁布首都卫戍部队的战斗序列。??这是向全中国军民、也是向日本、向全世界再次公开表明中国不畏强敌、拒绝乞降、坚持抗战的决心与行动。甲午战争的历史没有在中国重演。

　　（三） “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
　　
　　日军攻占上海后，南京国民政府拒绝乞降、坚持抗战的强硬态度，使日本最高当局更加恼怒。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为了更快地实现“以战迫和”、“以战迫降”，只攻占北平、天津，甚至攻占上海，还是不行的；必须攻占南京并实施严酷的，才能迫使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迅速而完全地屈服。??日本当局将对中国的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政策推向了一个新的更危险的高峰。

　　在日本当局对中国实施的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政策中，攻占南京被认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南京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古都之一，而且滨江临海，地处中国最富饶的江南经济带，扼制着津浦、沪宁、宁芜三条铁路线与长江的交汇点，具有极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与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华民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是指挥中国军队与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司令部与大本营；同时它又是各国驻华外交使节的集中地，是国际观瞻所在地??因而攻占南京必将在中国国内与国际上产生极大的震撼力与极大的政治、军事影响，对中国广大军民与中国政府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冲击与压力，使他们在失掉了经济中心上海后，又失掉了政治中心与首都南京，才会深切地认识到抗战是没有前途的，抗击强大的日本只能是自取灭亡，从而放弃抗战，向日本求和乞降。正像美国著名人士白修德所分析的那样，日本最高当局“觉得中国首都之攻陷已经剜掉了中国抗战的心脏，觉得蒋（介石）会愿意讲和。” xii

　　担任进攻上海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就是一个强烈要求攻占南京以征服中国的强硬派代表人物。早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松井石根在对“东亚联盟”的一次讲演中，就表示：“迅速拿下南京……这将说服中国公众摒弃蒋介石，把他们的命运托付给日本的领导人。”xiii  8月15日，松井石根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后，再次表明以武力攻占南京的决心与打算。“他已经想好了在预定的占领上海后就进兵南京。他在离东京前，要求给上海派遣军五个师团。因为他早就对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过调查，所以他对进攻南京作了实际的准备。” xiv  1937年8月17日，松井石根在被裕仁天皇召见时，陈述了他的军事计划与战略目标：“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 xv 1937年8月19日，松井石根离东京赴上海前线时，向前往车站送行的陆相杉山元再次表露了他这次出征的“雄心”与计划：“无论如何要攻打南京，使国民政府屈服，这是膺惩支那的特殊使命决定的。” xvi 在日军占领上海后，松井石根更加积极地要求乘胜追击，迅速攻占南京。他对从东京来的参谋本部战略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说：“我意已决，非打下南京来给你们看看！”xvii

　　但是，日本军政上层中的一些所谓“慎重派”，在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后，一直主张要考虑到日本的国力与日本面临的国际形势，在战争的进程中要适可而止。他们在日军攻占上海后，主张将战事限制在上海地区一带，在苏州、嘉兴附近一线划了一条“制令线”，要求日军不得超越此线，更不得向南京发动攻击。然而，持这种“慎重”主张的人在日本军政界越来越失去影响。被攻占上海的“胜利”所鼓舞与膨胀起来的战争狂热与因中国政府、中国军民不肯屈服而更加强烈的“武力征服、以战迫降”的殖民侵略欲望，已不可遏止地在日本军政界迅速高涨。前线各部日军迅速突破“制令线”向南京进击。松井石根于1937年11月22日正式向东京参谋本部发出了必须攻占南京才能真正打败中国军队、征服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的报告。他从军事、政治等方面讲述了攻占南京的重要意义：“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现在敌之抵抗在各阵地均极其微弱，很难断定有彻底保卫南京的意图。在此之际，军如停留在苏州、嘉兴一线，不仅会失去战机，而且将使敌人恢复斗志、重整战斗力量，其结果要彻底挫伤其战斗意志将很困难。从而事变的解决越发推迟，国民也将无法谅解军的作战意图，有害于国民舆论一致。为此，利用目前的形势攻占南京，当在华中方面结束作战。”松井尤其强调，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较之中国任何其他城市都有更重要的意义，“为了要解决事变，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为此，“华中方面军”愿“以现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牺牲”投入战斗。松井石根并向参谋本部保证，“估计最迟在二个月以内可以达到目的。” xviii

　　在前线日军迅速向前推进的胜利形势鼓舞下，日本最高当局也随之振奋与狂热起来，摆脱了“慎重派”的种种疑虑与犹豫，迅速下定了一举攻克南京、以武力彻底征服中国的决心。1937年11月20日，日本军事当局在天皇御殿上正式宣告成立大本营，以便统一指挥对中国的战争。1937年11月28日，日参谋本部向日“华中方面军”下达了“向南京追击”的电令。接着，由裕仁天皇亲自批准，加盖日本国玺，正式下达了攻占南京的书面命令??“大陆命第8号”的敕令。其主要内容是：“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xix

　　日“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立即行动，向全军正式颁布了进攻南京的作战计划与兵力部署的命令。除以第101师团留守上海一线外，“华中方面军”所辖两个军的全部兵力都投入到进攻南京的战役中去，计有8个师团、2个支队及各辅助部队，共约30多万人，另有海军第11支队协同。其作战计划是：将其全部兵力分为北、中、南三路，协同日海军，对南京地区进行迂回、包抄、合围与猛烈攻击。松井石根向各部队发出攻略南京的命令：“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 xx

　　日军的战火日益向南京逼近。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与监督下，唐生智与南京卫戍司令部依据南京的地形与多年来形成的战备工事，为南京设立了两道陆路防线：第一道是南京外围的孤形防御线，东北起自长江边的?霞山、龙潭，向东、南沿伸至汤水镇、句容、湖熟、秣陵关，再向西至长江上游的江宁镇；第二道是南京内廓的弧形防御线，以南京城垣为依托，东北起自长江边的乌龙山、杨坊山，向东延伸至紫金山、河定桥，再向西经雨花台、牛首山，至长江边的板桥镇。长江防线则依靠江阴、镇江、江宁（乌龙山与狮子山炮台）三个要塞的重炮，协同海军渔雷部队，封锁长江江面，阻止日海军舰艇西上。

　　战场形势发展很快。各路日军凭借其优势的武器装备，攻势凌厉，连连攻城拔地，迅速向南京逼近，在12月4日已推进至南京外围阵地前。日“华中方面军”于当日下达进攻南京外围阵地的命令。5日晚，在日空军的配合下，日军各师团向南京外围各阵地开始发动猛烈的进攻。??南京战役开始。8日晚，各路日军全线突破中国军队防线，推进至南京城下。中国守军各部退守第二线复廓阵地。

　　12月9日，松井石根见南京已是危在旦夕、指日可下，认为被包围在南京城内、无处可逃的中国守军必将会放弃抵抗、向日军乞降，因此下令各部日军暂停进攻，于该日中午用战机向南京城内空投散发数千份致南京中国守军的《劝降书》。但南京守军对《劝降书》轻蔑地不予理睬。松井石根恼羞成怒，于10日“午后命两军进攻南京城”。下午1时，日军各部同时向南京复廓阵地发动了猛烈进攻。日军兵器先进，火力猛烈，甚至违背国际公法，施放毒气。中国守军以疲惫残破之师，用血肉之躯“与钢铁相争”，进行着英勇的抗击。南京城内外枪炮声震耳欲聋，杀声惊天动地，双方短兵相接，阵地反复争夺。经过1天多的血战，至11日，日军在多处突破中国守军的阵地。12月11日午后，蒋介石两次致电唐生智，指示“如情势不能久持，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 xxi 但中国守军继续顽强地抗击日军的攻击。直到1937年12月12日上午10时后，日军才先后占领南京各主要城门。12日下午5时，唐生智召开守军各军、师长会议，宣读了蒋介石关于“可相机撤退”的来电后，下达全军撤退的书面命令，指令各部队的突围方向与目标、方案。12月12日下午5时半开始，中国守军放弃阵地，开始突围与撤退。由于当面日军的火力猛烈，更由于唐生智口授“可渡江撤退”命令的消极作用，10多万中国守军，除第66军、第83军这两支广东部队从正面冲破日军战线、退往皖南，以及第二军团在长江下游乌龙山、黄天?一带渡过长江北撤外，绝大部分部队都向城北下关江边一带溃退，至江边因无渡江船只，终至被日军包围、俘虏达8?9万人之多。

　　1937年12月13日傍晚，日军完全占领了南京。

（四） 以大屠杀的恐怖威慑促使中国人民“反省”
　　
　　日本在对华侵略战争中实施的武力征服、恐怖威慑的政策，不仅包括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击败与歼灭中国的军队，攻城略地，显示其不可战胜的“武威”，更重要的是，在战场胜利以后，对拒不乞降、敢于抵抗的中国军民实行严厉的“膺惩”??疯狂的血腥大屠杀与法西斯的烧杀淫掠。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对都市或村庄居民实行屠杀以为报复，这就是日方所谓的‘膺惩’行为。这些行为在中日战争中一直未停过，其中最坏的例证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对南京居民的大屠杀。” xxii

　　早在1937年8月中旬，当松井石根受命率军离开东京前往中国前，就在与裕仁天皇、近卫首相及杉山元陆相商讨进攻上海与南京战事时，表示，如果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在日军的武力进攻面前不肯求和乞降，继续“坚持民族主义”和“排日情绪”，那就必须“付出代价”。所谓代价，就是遭到日军的严厉“膺惩”??疯狂的大屠杀。1937年10月8日，松井石根在上海发表声明，对不肯屈服、正浴血抗战的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发出杀气腾腾的威胁：“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 xxiii 1937年12月8日，松井石根在给南京军民的《劝降书》中，再次赤裸裸地进行烧杀抢掠的恐怖威慑：“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贵军如果继续抵抗的话，南京将无法免于战火，千年的文化精髓将会毁于一旦，十年的苦心经营将也化为乌有。”但南京军民不予理睬。对十数万杀气腾腾的日军的疯狂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使日军伤亡惨重。日本的武力征服与战争威慑政策、日军速战速决的军事计划与战无不胜的神话，在南京城下再次遭受严重的打击与挫折。日本当局恼羞成怒。为了维护与修补它的“武威”，再次论证与宣扬它的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乃周密策划与实施在日军攻占南京后对南京军民进行“膺惩”的大屠杀。据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记载，在日军攻入南京的第二天，他曾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福田会晤。福田告诉他们：“日本军人为这个城市设想了一个‘悲惨的命运’。” xxiv 在日方当局既定的“膺惩”方针与恐怖威慑政策指导下，进入南京的日军官兵立即对放下武器的战俘与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疯狂的血腥大屠杀，伴之以对南京妇女的不分老幼的奸淫，对南京房屋财产、工商企业、文教胜迹疯狂的抢掠与焚烧，形成了自古未有、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军的恐怖暴行遍及南京城内、城郊每一块地方、每一座房屋，时间则延续了6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可怕的时间中，南京成了一座尸山血海的人间“活地狱”。据1946年中国国民政府组织的“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大规模集体屠杀，共有28案，屠杀19万多人；零星屠杀有858案，屠杀约15万人。其中集中屠杀的地区有：

　1、城北长江沿岸：屠杀战俘与难民15万多人，其中：
　　　（1）、中山码头                9000余人；
　　　（2）、鱼雷营、宝塔桥一带      30000余人；
　　　（3）、煤炭港                 3000余人；
　　　（4）、草鞋峡                 57400余人；
　　　（5）、燕子矶                 50000余人。
　2、城南雨花台、花神庙、凤台乡一带：屠杀难民5000余人，战俘2000余人。
　3、城西
　　　（1）、水西门外至上新河一带    屠杀中国军民28000余人；
　　　（2）、汉中门、汉西门一带    屠杀平民、警察2000余人；
　　　4、城东：中山门外至卯山、马群镇一带：屠杀中国军民约数万人。

　　总计日军屠杀中国战俘与难民达30余万人。xxv

　　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调查后判决：“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根据这些团体的报告说，尸体大多数是被反绑着两手的。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抛尸入江，或以其他方式处理的尸体计算在内。” xxvi

　　为了进一步向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进行战争恫吓与恐怖威慑，日本当局在日军攻占南京后仅4天，在12月17日，在日军正对南京进行屠城的高潮中，就急不可耐地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日军占领南京的“入城式”。在这天下午4时，松井石根在南京特地召见了“华中方面军”掌管对外宣传的报道部部长，讲述了他指挥所部攻占南京的“观感”，并要求将他的这番讲话“作为司令官之谈话予以发表”。松井石根在讲话中首先炫耀日军攻占南京的巨大胜利，说：“现在太阳旗在南京上空飘扬，皇道在扬子江南闪耀着光辉。复兴的曙光即将来临。” 接着，他一方面对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进行威胁，宣称今后皇军的行动将永远不会后退，即在中国政府没有彻底屈服乞降之前，日军将不会停止进攻；另一方面又假惺惺地对蒙受战争灾难与恐怖威慑的中国人民表示“同情”，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反省”。他说：“本人对于遭受战祸的数百万江浙地方无辜民众的损失，实不胜其同情之念。在这样的时候，特别期望中国四万万人民加以反省。”xxvii??“反省”什么呢？正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所说，所谓迫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猛省”，“这事实上就意味着接受日本的统治。” xxviii

　　与南京前线的松井石根一样，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分子们也被攻占中国首都南京的“巨大胜利”与对南京军民的大屠杀“膺惩”所鼓舞与激动。日本“举国狂欢”，武力征服中国的军国主义热潮席卷日本全国。与松井石根发出的“期望中国四万万人民加以反省”相呼应，在东京的日本最高当局也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政府“以战迫和”、“以战迫降”的压力，提出了对中国侵略权益更加露骨、更加贪婪与狂妄的要求。1937年12月22日，由外相广田递交给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一份名为《为日华和平谈判事项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请他转交中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关于日中和平谈判的4项基本条件以及9项条件细目。这已不是什么议和条件，而是向中国政府提出的选择是灭亡还是投降的最后通牒。
　　
　　（五）日本对华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的破产
　　
　　对日本当局指挥与组织日军在南京进行连续多日的血腥大屠杀，以实施其对中国的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中国人民与国际舆论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当时在南京的西方侨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意见”，认为这是“日本军最高当局所采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xxix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贝德士在1937年12月27日致日本驻南京使馆官员的信中，指出，日军在侵占南京后所实施的政策，是一种“军事恐怖主义（army  terrorism）” xxx    

　　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结尾部分说：“日本军在中国所犯种种暴行，难道只是士兵们在胜利的高潮中之越轨行动的结果吗？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当局所采取的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也许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告诉我们，结论是后者。军队的暴行更发生在占领城市后不久，尤其是在这种占领使疲惫不堪的军队的军事行动将要结束之后，即使没有分辨的余地，也是能够了解其情况的。可是以南京为例??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日本军的暴行在占领市区后持续了三个月时间，直到笔者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离开中国时尚未停止。因此，笔者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或是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兵处身于无人管束的状态之下，或是日本军当局企图以恐怖威慑中国人，以此迫使中国人投降。” xxxi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F.Tollman.Durdin）在1937年12月15日离南京赴上海，12月17日从上海拍发出第一份关于他亲见亲历的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于12月18日刊于《纽约时报》，题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俘虏全遭杀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扩大》。德丁在揭露日军在南京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时，深刻地揭示了日本当局推行武力征服与屠杀威慑政策的用心：“日军似乎想把恐怖尽可能长时间地延续下去，以便使中国人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如果抵抗日军，就会有这样可怕的结果。”xxxii

　　但历史最终证明，南京之战与南京大屠杀，既是日本最高当局对华推行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的最高峰，也是这政策走向失败的开始。日军对南京的武力侵占与疯狂屠杀，并设有能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害怕与屈服。在南京失守后，中国军民继续以简陋的武器与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日军作战。在1937年12月13日，在南京失陷的当天，中国政府发出通电，表示了中国军民不以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动摇抗战国策与全国一致继续抗战的决心：“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则之国策，其唯一意义，实只有更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xxxiii

　　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指出：“虽然占领了南京，并没有取得挫伤中国抗日斗志的效果。在占领南京时，日军掀起了大规模屠杀事件。日军的这种暴行，更加坚定了中国民众的抗日斗志。” xxxiv 日本当局的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从他们占领南京那一天就开始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