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无论是当年的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8月26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中学习时强调，要深入汲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经验，这无疑给抗日战争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20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抗日战争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仍感到有许多不足，这里就如何深入开展抗战史研究和纪念，谈谈我的一些浅见。
一、必须壮大抗战研究的力量，出精品，出大作品
作为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持续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对现代中国发展的重大影响不言而喻，它理应成为历史学科研究的重点，投入足够的力量，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然而事实上，目前从事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队伍却是十分薄弱，与抗日战争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
我国至今没有设立抗日战争的专门研究机构，一些重要学术机构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也重视不够。近年来，尽管也建立了一些专题性的研究机构，如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等，但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全面研究抗日战争的专门学术机构。为数不多的研究人员分散在不同的系统和部门，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同行间缺乏必要的合作，难以形成合力，也就难出精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一些实力雄厚的相关科研机构里，抗日战争研究却未取得应有的地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某著名大学的日本研究院，作为我国规模最大和最权威的两家研究日本的学术机构，其研究重点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历史研究一直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更不要说日本侵华战争的专题研究了。在一些省级社会科学院和大学的日本研究中心，抗日战争研究也基本处于边缘化状态。令人不解的还有，国内各高校拥有20多个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但关于抗日战争课题的学位论文却少之又少。
同时，随着刘大年、蔡德金、张振?、章伯锋、黄美真等抗日战争研究专家的离世和退休，老一辈学者中能像张宪文教授、余子道教授那样、坚持在学术第一线奋斗的已是鲜见，抗日战争的研究人才越来越青黄不接。只有步平、徐勇、王希亮、朱成山、张连红、孟国祥、卞修跃等不多的壮年专家，在支撑着抗日战争研究的局面，30?40岁之间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无论是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考虑，还是出于对日本政界歪曲历史斗争的需要，这点力量显然都是太薄弱了。
经费投入不足，也制约着抗日战争研究。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关系史”专项研究经费，催生和正在催生一批有质量的成果问世。但总体而言，抗日战争研究缺少科研经费。所以，加大资金的投入，是推动抗战研究的重要措施。应该从政府、企业、基金会、个人各种渠道筹措研究资金，没有资金的保障，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实证调查，是无法实施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苏联、英国等非常重视二战史的研究，各国政府均将其列入重大课题来推进。美国出版了汗牛充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海军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航空兵》等，苏联出版的二战史研究成果达2万种。连战败国日本也集中了15000名专家研究出版了百卷本战史。至今我国规划和出版的重大抗战著作非常少见，如全面展示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场的丛书仍付阙如。不仅如此，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互相丑化、互相否定，这样不仅否定了国共双方的抗战，也贬低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我们高兴地看到，张宪文教授主编的25卷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目前正在陆续出版。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这套1200万字史料的出版，是南京大屠杀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我们还需要由更多的这样的书籍。应该有权威的、超过日本《战史丛书》规模和质量的《抗日战争全史》和《抗日战争研究丛书》，如实地将这一段沉重的人类历史全面地记录下来，昭示后人。
二、必须加强微观的实证性研究
在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而出版的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中宣部确定的百种重点图书）中，尽管不乏优秀之作，但也应当看到，相当多的成果研究方法陈旧，忽视微观的实证性研究，有的甚至是重复而已，毫无学术创新可言。50年代，我们大搞阶级斗争，丧失调查日本侵华暴行的良机，这尚且不论，近20年来，2000多个县实施耗资巨大的县志工程中，几乎没有对抗战的有关问题（如本地被屠杀人数和名录、遭受毒气、细菌战、无差别轰炸、三光作战、妇女受害情况、日军慰安所和“慰安妇”状况、被毁房屋财产、被掠毁文物和图书状况等）作深入调查，更是一个新近的沉痛教训。我们应该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对抗战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将微观历史学和宏观历史学结合起来，特别是实证研究，要化大力气进行调查，如日军占领地区、日军在各地的统治和暴行、“慰安妇”制度、细菌战、毒气战、三光政策、无人区、劳工问题、中国的战争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以及民间赔偿的国际法问题等。如日本侵略思想、理论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日本各阶级、阶层对战争的态度及其变化，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战争中的发展变化，以及战后日本对战争的认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来龙去脉等，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急迫的任务。
我们的研究人员，一般较为重视现有资料（特别是文字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运用（我们当然不是否定这种研究方法），而往往忽视实证性研究，较少走出图书馆和书斋，步入社会、深入民间、走向田野，去抢救、挖掘、保护、整理和运用更为真实、也更有说服力的实证性资料（更多的是实物资料和口述资料）。其实，实证性研究早已为国外学术界所重视，日本史学界就对这一方法极为推崇。具体到抗日战争研究领域，日本记者本多胜一62和小学教师松冈环63就是突出的代表。从事对日细菌战诉讼的王选女士，曾多次在学术会议上，强烈呼吁史学工作者重视实证性研究，要与时间赛跑，更多地抢救和挖掘正在大量湮灭和遗失的珍贵证据和资料，为对日索赔诉讼提供更为翔实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尽到史学工作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当然田野调查，要付出更多的体力和财力支出。
事实上，对于我国抗日战争研究工作者来说，依赖现有的文字资料进行研究并非易事，因为抗战研究的资料一直就很匮乏。战时国民政府对资料的收集、整理、统计、保存和流传等工作，既缺乏应有的重视，也无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留下了大量难以弥补的空白。在50-60年代，我们也没有系统地调查和搜集史料和证据。目前大量研究资料分散在大陆和台湾两处，而大陆存放抗战时期历史资料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位于南京）的资料查阅也十分不便。时至21世纪的今天，抗战文献档案的封锁仍相当严重。以“慰安妇”问题为例，90年代初期，国家有关部门下文要求所有档案馆封存战时“慰安妇”档案，不准利用。据笔者所知，这一禁令至今生效，致使大量“慰安妇”档案未能得到及时利用，来作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证，并推动中国“慰安妇”问题的深入研究。胡锦涛主席再三要求，提高执政能力，看来在档案、史学领域也有不少这样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地挖掘收集实证资料、进行实证性研究，就成为抗日战争研究面临的一个极为紧迫的课题。这就要求研究者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实证性研究的重要价值和紧迫性，积极开展实证性研究，将抗日战争研究推向深入。要认识到一些重大的抗战课题，还长期无人系统、深入地研究。如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势力研究等，直到今年才有旅日学人初步完成。在日军集中营研究方面，也刚刚有所突破。还有不少课题如，侵华日军伤亡人数、中国人在细菌战伤亡人数研究等，还是一片等待开垦的处女地。
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我以为，中日之间的争论还将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为此，我们还要加倍努力，系统、深入地展开研究，这里提出我的一些建议。第一，认真对60余年来中国各方面征集的资料，作梳理和研究。第二，尽可能搜集海外资料。第三，针对日本右翼的弯曲历史的言论，召开系列国际研讨会，组织力量进行针锋相对地反击。要有更多的精通日语的年轻学人加入。第四，将我们的研究成果传播到欧美国家去。出版更多的、更精致的图文并茂的学术著作，拍摄电视片，通过各种手法宣传。让世界上更多的正义人士了解历史的真相。
历史精密才能锻造出严谨认真的国民性格，历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根基。我们面对的是做事严谨仔细的日本民族，要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研究更有说服力，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必须有大量一流的实证性学术著作。
三、纪念馆、博物馆、资料馆等设施严重不足
纪念馆、博物馆、资料馆等设施，不仅具有纪念展览、教育后人的社会功能，同时还具有收集保存资料和文物、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功能，从来都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托和阵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我国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纪念馆、博物馆起步晚，数量屈指可数，资料馆更是空白。少数几个规模较大的纪念馆、博物馆，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九?一八事变博物馆、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遗址陈列馆（哈尔滨平房）、淞沪抗战纪念馆等，都是近年来相继建立的。作为第一个抗战博物馆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于1985年，此时战争已结束40年了。由于起步较晚，资料收集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尚处于起步阶段，独立开展学术研究有一定的难度，更多的是承担了开放展览的社会功能。这些纪念馆、博物馆不仅建立时间较短，且研究功能有限，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前不久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就明确指出，作为中华民族浴血奋战14年抗战的标志性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规模还不如仅仅进行了65天的淮海战役纪念馆，这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以上海的淞沪抗战纪念馆为例，作为上海唯一一个抗战博物馆，理应全面反映上海这座英雄城市的抗战，包括抗日救亡运动、各阶层民众的全民抗战、文化战线的斗争、两次淞沪抗战、国际反法西斯和日军暴行等内容，但现在的情况是展览场地过小，展览内容陈旧，许多内容是空白，即使是关于两次淞沪抗战的陈列，也非常单薄与落后，与全面反映上海日军的抗战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近年来，我国重要的抗日战争遗址保护，取得一定进展，如黑龙江哈尔滨的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行陈列馆的扩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扩建举世瞩目。但同时，更多的抗战遗址和日军暴行遗址正在消失。
我们国家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后，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农村地区的城市化也如火如荼。然而，大量的抗战遗址也在各地修建新城的浪潮中被破坏、被摧毁了。沈阳的北大营消失了，冀中地道战的遗址，遭受很大的破坏，娘子关、阳明堡等，也都已埋没在荒野之中了。曾经关押过2000多名美、英、荷、澳战俘的沈阳集中营，围墙被拆除。日军在海南实行血腥的殖民统治企图把海南岛作为第二个台湾，因此，海南岛上的日军暴行遗迹比比皆是，残暴程度令人触目惊心，但时至今日，这些遗址被破坏殆尽。两年前，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曾组织中朝日三国联合调查，邀请朝鲜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朴永心重返中国，她所确认的南京利济巷慰安所遗址，尽管多方面呼吁，但仍无可奈何地被摧毁了。在具有抗战传统的上海，宝山城、罗店、吴淞、闸北、天通庵车站、南市难民区等遗址，也已基本不见了。四行仓库是全球华人心中的抗战圣地，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讲话中曾特别提到，但对它的保护非常糟糕，仓库外墙的景观早已面目全非。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抗日烈士的墓地长期无人管理，目前已破败不堪，这不能不说是地方政府的失职。
令人非常担忧的是，如果战争遗址都消失了，明天，我们拿什么去记忆战争？
卢沟桥、长城、延安宝塔、四行仓库、平型关、台儿庄……它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抗战记忆，不屈的抗争，民族的光荣，是永远不应该损毁的。同样，南京大屠杀遗址、平房七三一细菌部队驻地等，刻印着日军的暴行，苦难的痕迹，也需要永远保留，以警示人们。
为了让人类反省战争、谴责罪恶，联合国专门在世界文化遗产中，设立了“警示性文化遗产”这一门类。如今，奥斯维辛集中营早已是警示性文化遗产了，珍珠港美国遭袭伤心地是文化遗产了，连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地也是文化遗产了。然而，作为东方最大受害国的中国，作为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三光政策、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化学战、强制劳工等暴行最深的国家，至今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对此，我们难道不应该深刻反省吗？
另外，国外专题性的资料馆比比皆是，如日本广岛原爆纪念馆就建有非常完善的和平资料馆，供国内外学者利用，这就为相关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国有关抗日战争的资料馆目前仍然是空白，这不能不让研究者叹息与无奈。
我国应系统规划和建立各类抗日战争纪念馆，以不忘国耻，以教育来者，这里谨以慰安所为例。
众所周知，在侵略亚洲期间，日本曾实施惨绝人寰的军事性奴隶（一般称为“慰安妇”）制度，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战争罪行之一。上海是日军建立慰安所最早的城市，也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知的日军慰安所最多的城市。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确认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已超过150个。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建议尽快保护日军慰安所“大一沙龙”遗址??东宝兴路125弄。并希望将来建成中国“慰安妇”纪念馆。
根据日本战时出版物、老兵回忆和中国证人的证言，日军“大一沙龙”慰安所建成于1931年底，结束于1945年8月，隶属于日本海军。其中受害的有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妇女。至今遗址内还存留着慰安所时代的“大一”标记、富士山木雕、琵琶湖木雕等。该处现在为居民所用，年久失修，已成危屋；且地方政府已将此处列入东宝兴路商业街的建设，如果不加以保护，不出数年，这个世界上最早、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遗址，便会消失。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民众希望保护该处建筑，留下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罪证，并建成纪念馆。如加拿大教师访华团、日本著名的“慰安妇”问题专家西野留美子女士、韩国尹贞玉教授等多次呼吁，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还曾陪同日本国会议员、日本历史学教授、美国律师、朝鲜官员、国际会议代表等参观该处。
中国是日本“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国，目前全国尚无切实保存的慰安所遗址，更没有纪念馆之类。而日本最近在东京设立慰安妇资料馆，韩国设立了“慰安妇之家”。对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遗址进行保护，并建立“慰安妇”纪念馆，其意义不下于保护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这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最近，上海正在积极筹备成立慰安妇问题资料馆，浙江也拟建立细菌战资料馆，以推进抗战资料的搜集和保存。
四、我国应建立国家级抗日战争纪念仪式
西方人只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对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慰安妇”制度、三光政策等知之甚少。推究起来，首先是我们自己有责任，60年来，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是否尽全力在纪念抗日战争呢？答案显然是不够的，有人指出，在中国，国家失忆正在成为一种公认的传统。
在战败国的日本，从1963年开始，每年的8月15日战败日（日本称终战日），全国各地都要举行各种仪式，以示纪念。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8月15日全国“战殁者追悼式”。追悼式通常在东京武道馆举行，由天皇和首相、众参两院的议员、内阁成员及死亡者家属出席，会场上气氛“庄严肃穆”，参加者依次向“英灵”献花。而每年一次的广岛、长崎的“和平祭典”无核大会规模盛大，还要通过决议什么的。日本在原爆纪念方面化了非常大的心血和投入，包括不断统计死亡受害人数、邀请各国政要出席纪念仪式、以各种文字宣传。这些不能不说日本政府是深谋远虑的，日本社会是积极参与的。
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60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一种神圣的、固定的仪式，来追悼千万的死难者，来哀思难以统计的抗日志士，来追忆14年抗日艰难而卓绝的斗争历程。既然从政府到民众都说抗日战争是百年近代史上唯一胜利的对外战争，我们为什么不建立国家的抗日战争纪念仪式呢？我们应学习俄罗斯等国，建立国家级永久纪念仪式64。早在1951年，中央政府就确定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要求全国人民每年举行纪念。1995年9月3日，中央政府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讲话。今年的纪念活动更为空前，更为盛大。但每隔10年才举行一次大型纪念活动显然是不够的，我国应该尽快建立每年一次的、由中央政府主持的抗日战争纪念仪式。
在有关抗战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要有深度，要有说服力；切忌庸俗，切忌轻浮；不仅要善待同胞，也要有理性，也要“善待”敌人。丑化，并无多少底气和说服力。我一直很钦佩，李根源先生等在腾冲国殇墓园中设立“倭冢”的勇气。
时不我待，中国史学工作者应该承担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在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下，对抗日战争史认真规划，深入研究，争取在抗战全面爆发70周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九一八”事变爆发80周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有一大批优秀的、世界级的学术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