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过去了，又许多年月正浸漫而来。我处在历史河流的中央，溯流而上，正试图接近那一段历史。我是中国人，没有理由不重新掀开那一角磐石般沉重的史实，特别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来临之际。
我无意煽动仇恨，仇恨对我们的民族毫无意义。但仇恨火焰的内核，应是世人共识的问题。南京大屠杀，中华民族之痛，历史不容忘却和粉饰。从人性的角度，我沿着沉重的中国文化背影，绕着纷纷攘攘的近代中国军政局势，回去探寻大屠杀的灾难症结。
公元1937年。在南京，在我们中华国度。
之一：中庸宽容里的灾难
作为世界现代文明史最黑暗的一页，每一次翻阅这段史实的资料，我心情异常沉重和愤怒。我们太幸福了，因为我们远离了那个战争年代。然而当年南京下关江边、草鞋峡、煤炭港、燕子矶、汉中门外……那狂绝的枪杀声，那悲惨的嘶喊声，那毁灭性的火焰，那暗无天日的蹂躏，我们永远不能忘怀。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的六个星期里，南京城中三十余万无辜军民被屠杀，发生了二万起强奸事件。无数生灵涂炭，无数文化珍宝被掠夺，无数民房被焚灭。中华在哭泣，神州在淌血。南京沦陷，首都尽毁，俨然死城。偌大的中国乌云密布，警号哀鸣，国人奔突走难，国民政府消极不抵抗。泱泱中华，面临亡种灭国之危机。
有人说，庆幸美国人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诚然，美国和苏联对日宣战有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历数千年的刚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究竟怎么了，为何在日本侵华中蒙受大屠杀的国耻和奇辱？
历史是纷繁的，背景尤其复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离不开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基本精神。中国地大物博，山川秀美，气候宜人，人口众多，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勃兴于数千年前的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唯一存在的实体。从汉唐时代到康乾盛世，中国拥有世界领先的古代科技，璀璨的古典文学和五彩缤纷的古代艺术，拥有博大精深的古代哲学、史学、伦理道德和教育。千百年来，中国跻于世界强国，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国度太博大了，我们的文化太灿烂了，我们的封建政制太稳固了，我们的人文环境和自然条件太优越了，无须对外扩张发展，无须求纳资源引进外援。偌大天朝古国，无比富足、繁荣，可以悠悠饴享，繁荣迭代。主观和客观的铁律定位，宗法制度下的礼义之邦，儒道墨法的人文教化，“中国人不好战”，已成为国人共同特点和集约化心理。（当然，元朝来自于外蒙的成吉思汗征战欧亚大陆例外。）中华文化的优越，助长了文化的惰性，从而导致对外来文明缺乏警惕。中华民族有豁达乐观的精神。这种兼容并包、并行不悖的精神，使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吸纳能力和改铸能力，使中国人具有博大的胸襟和宽容的情怀。在兼容并包中，中国人往往“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甚至“见侮不辱”。这些观念渗透了中国，纵横数千年，大面积地集约成国人重视守成、乐于守成的保守心理。他们在成绩面前自我满足，不求进取；在重大历史隐患里，在关键社会危难面前，缺乏前瞻意识、危机感和紧迫感。于是，在甲午战争中，在辽东半岛。日军的兽性侵略上演了四天三夜的屠杀惨剧。近2万名中国人被残害，旅顺全市仅留36人掩埋尸体。“旅顺屠城”，本应是中华民族临危的一种端倪。无奈自强的中国人以宽容的中华文化，以大海能容之量原谅了日本人，将这惨重的历史深深地捂进了中华被欺凌的罪恶渊薮之中，见侮不辱。
历史名城南京是“虎踞龙盘”之地，向以山川雄秀、市井繁华、人文荟萃而著称于世。公元229年三国时期吴国定都南京之后，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均在这里建都。另有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也以此为都城，史称“十代故都”“六朝古都”。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该市行政管辖区域扩大，人口猛增。至1937年6月，南京有465.9平方公里土地和101.5万人口。当年日军在淞沪战场得手，调集重兵，气势汹汹，直扑南京。外敌入侵，全市人口锐减，据南京市政府1937年11月23日至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的公函：“查本市现有人口约50余万”。加上中国守军和外地难民，南京总人数应为60余万人。12月7日日本侵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起草了《攻占南京要略》。10日，日军向南京城发起总攻。12日下午，南京卫戍司令官唐生智根据蒋介石命令，向守城各部队下达撤退令，置数十万中国平民于不顾，落荒而逃。13日上午，罪恶之师如虎狼群从中华门攻占入城，南京沦陷了。民国之都，空前劫难降临！
我的心是锥痛的。这场中国人的浩劫，才过去六十余年。除了复杂的政治因素，南京城之所以如许轻易被攻陷，导致三十余万国民被灭绝，离不开一种厚重的古国大族自恃心理。中华民族重气节、讲情操，“正道直行”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但也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传统的气节观念讲究“君子小人之辨”“华夷之辨”，其中包含蔑视下层人民的贵族意识和蔑视外族的民族沙文主义和自我中心论。曾经不少人以“中国”为世界之中心而自夸。这种传统文化的倾向，途历漫长的封建帝国阶段，已发展成国人普遍的中华古国大族自恃心理。认为这里是天朝上邦，认为这里是四海臣服的王土。京都城下的南京人，更将这种古国大族的自恃心理倍数放大，他们认定南京有王气在，龙盘虎踞之地谁敢冒犯？他们对日军的沿海蚕食嗤之以鼻，“日本人不就是倭寇吗？”宋明以来骚扰沿海的日本海盗贼寇，已给中国散兵游勇式的侵略，但敌人失败了。倭寇败退的历史，助长了国人民族自恃、薄视轻敌的意识流。当日寇临城，灾难将至，不少前朝遗民正襟危坐在古幽的传统厅堂，颐指气使，数落城内外的炮火，大声斥怒：“这里是六朝古都，让日本人滚出去！”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愚勇，作脆弱的挣扎。在咽气的时刻，不失张扬一种古国大族的自恃。
谁也忘不了，当年在草鞋峡，日军将囚于南京幕府山的中国军民男女老幼5.7万余人，全部用铁丝捆绑，驱至这里。统一用机枪密集扫射，用炮弹轰炸，被集体屠杀。谁也忘不了，万千中国人麻木而乖顺地被日军统一捆帮，列队驱赶。一个伟大的国度，一个骄傲的民族，她的子民们就这样被怯懦地、妥协地、迁就地、极少反抗地、彼此面面相觑地被侵略者连线驱赶，如温顺沉鸣的绵羊群，一步一步，黑压压地，轰攘攘地被赶至死亡峡谷。惨白的日光下，一个强大的民族蒙羞。许多人先是慑于日军的枪口，许多人还巴望着俘虏的待遇，许多人逐波随流并未卜死亡。许多人仍厮守生命底线，望求最后的挣扎。许多人视死如归，用血肉胸膛反哺罪恶的枪舌………侵略屠夫的枪炮响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一切忍让、妥协、宽容、迁就、蓄积待机的反抗都被血性地泯灭了，一切的道德伦理都化作灰烬。
我在哭泣。哭泣国人的中庸特性。中国人向来看重和谐，坚持中道。“贵和持中”，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作为东方文明精髓，贵和持中思想对我们民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刻的。由于全民族在贵和持中观念上认同，使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成了国人普遍的思维原则。它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有积极的作用。然而，深受孔孟儒学的影响，我们民族以中庸为“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贵和持中，说到底也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回避战争、妥协于强权的简单协同的道德。它具有明显的弊端，它萎缩了国人的创造力，抑制了竞争性观念和道德的生长，钝没了国人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意志。这种传承于封建宗法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情感，这种来源于帝制朝代政治大统一的儒学法则，给我们的民族铸成了空前的历史性灾难。我们不能忘怀，被屠杀前一张张惶惑单一的国人的脸：绝望、无奈、愤懑、悲怆……以“豁达乐观”“正道直行”“贵和持中”著称的中国人，对文明隐患及外来侵凌尽丧警戒，直到屠杀枪炮轰响的前夕，仍然抱着种种幻想和巴望。
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也是一种国家性的中庸方略，是传统儒家文化在国难当头民族蒙难时期一种具化浸淫和实体演驿。当时国内外交困，国际上西方诸强陷于经济危机难以自拔，国联态度暧昧，苏联只要日本不侵犯其中东路权益，乐作壁上观。自“九一八”事变到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目睹中华民国的窘状，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据《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内文，“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哀弊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1931年9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对日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1937年12月12日，蒋介石下令撤退南京中国守军。这种貌似智慧的宽容，这种“攘外必先安内”的护国安邦方略，当被政治大赌徒摆上时局，注定国民陷水深火热，注定民族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南京防线全面崩溃了，全城沦陷，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发生了。
曾经不止一次地，我苦苦求索：大中华在日本侵华时期，为何屡屡败北？民国之都，为何不堪一击？是对国内外交困，综合国力衰颓。究其症结，不难发现中国人内战严重，国人钟情于“窝里斗”。承袭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和农耕文化，中国人主张平均平等。作为中华文化基本精神之一，其表现为经济利益上的彼此一致。其实，历史从未真正出现过平均平等的社会。封建统治者实行的均田、限田之类政策，是在缓和阶级矛盾，为了长治久安，并非为了实现“天下一家、人人平等”的社会。中华文化中平均平等思想，是小农经济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它丰富了我们民族平等自主的意识，并转化为争取自由的动力。但是历史上国人这种平均平等的思想，带有绝对平均主义的色彩。它反对不同的人或集团利用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开拓进取，先人一步过上好日子。它注重静态平衡，以牺牲效率和进步为代价。不少人利欲均衡意识强烈，动则妒忌，“小心眼”“红眼病”。这种观念意识相互邂逅碰撞，就产生“窝里斗”，同室操戈。扩大化为地方政权纷争，军阀割据，南北角力，东西交战，内战祸乱纷起。有史以来，中国是内乱纷争最多的国度之一。内战，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创伤和消耗。国力空虚，资源短缺，人口散乱，士气颓靡，国运低迷，不断助长外强觊觎的欲望和胃口。侵略者蓄谋待机，蠢蠢欲动。日本侵华，南京蒙难，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内战的祸害。
南京大屠杀，我们不无牵责。日本侵华，中国传统文化不无过咎。我们太以博大的中华文化而自诩，以致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泛滥，漫溃为国力的真空。日军长驱直入，正是揪准了我们国度的外困内讧、外强中干。1937年松井石根到达上海战场，扬言要“膺惩”中国，“把中国人民打得屈膝投降”“摧毁他们的战斗意志”。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第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日记记述：“基本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他们要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迫使中国政治、文化、教育俯首称臣。
南京，我为历史哭泣，为国人哭泣，为蒙羞的中华文化哭泣。忍让，喂哺罪恶。宽容，纵容侵略。内乱，给外国列强展现国丑。中庸，导致民族的巨大灾难。“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轻器，夜郎自大，令我们国度遭遇1937年侵略军的铁甲部队，不堪一击，溃不成军。
别忘了，曾身陷囹圄的中华民族。
别忘了，要为日本侵华期间的中国传统文化张罗民族性的祭奠。
之二：军国主义人性
我不想翻开这些沉重的国人遭难历史。
每一回停留，令人不寒而栗，肝气怒逆，血脉暴涨。我还是翻开了，只要任意撕落一页，足可暴现日寇残虐狠绝的集体兽性行径。南京大屠杀，天地震惊，山河悲恸，旷古罕见，罄竹难书。大和民族，在异国邻邦的大地上丧尽其最极丑陋、罪恶的一面。
日军屠杀中国人的手段层出不穷，砍头、刺杀、枪击、活埋、火烧、杀人比赛……无所不用其极。受害者，大多是无辜的工人、农民、商人、一般市民、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警察，连庙宇的僧尼、襁褓中的婴孩都不放过。屠杀与焚烧并施，日寇铁蹄践踏之处，烈焰烛天，惨烈无比，举国公私财产损失数至天文。屠杀与抢劫同行，大和民族在侵占的大地尽现其强盗的贪婪，挨家逐户，翻箱倒柜，衣褥、家具、粮食、珠宝、图书、古董………一切皆可移搬的值钱什物，都被劫掠一空，源源不断由火车、轮船运回东瀛。屠杀与奸淫一起，丧尽天良，丑陋无比，无处不成为日寇施暴的场所。他们四处乱窜，寻觅抓捕中国女人，肆意蹂躏。凌辱过后，又以种种灭绝人性的方式残害她们，肆意狂乐，啖血如饴，变态终极。军国主义下的侵华日军，成为极其狠绝、无耻的兽类集团。综观世界战争史，日军的暴行给人类留下深远的反思：侵华日军为何如此强悍、凶残、嗜血成性？日寇在南京的集体散体屠杀，除了日本当局打击中国人民抗日意志的战策方针，在具体的侵战中却暴现了日本人作为个体生命的可恐和可悲。军国主义教化、浸淫，已扭曲了日本军人的人性，他们可悲地由人兑变回野兽。
军国主义人性的形成，非一日之寒。由数千岛屿组成的日本，多山多台风，地震频常，人口稠密，矿产资源贫乏，信奉神道和佛教。成立于公元四世纪的大和朝廷，奠定了日本统一。那时日本神道教的特征是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和有功于国家的古代英雄，笃信天皇的神性。这些，成为军国主义的罪恶根源。经历了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公元1192年镰仓军政府的建立，开始日本封建时代。源氏族的“将军政府”统治日本，是日本军人政治的开端，历时七百年。1643年德川家族建立政府于江户，仿效镰仓将军政府，执政260年。之后明治维新，使日本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为了加强国防力量，明治政府实行征兵制，建立一支贯彻“武术道精神”、效忠天皇的“皇军”。这支新建的军队不断壮大，不久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
进入近代，日本经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得益。但大战后，随着欧洲各国从大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日本贸易收支恶化，转变为贸易逆差。1920年3月，以股票行市暴跌为契机，战后经济危机袭来，日本企业相继缩小或倒闭。1923年9月1日，突发日本关东大地震，给东京、横滨的首都圈以空前的严重打击，增大了经济和社会的不安。1927年3月发生挤兑风潮，日本金融危机。于是国内经济萧条，减薪，增加劳动强度，失业工人剧增，农民纷纷破产，社会抱怨情绪加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诱发对外扩张的民众思潮。为摆脱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日本以军部为主力的法西斯好战势力迅速抬头，积极怂恿向外侵略扩张。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霸占中国东北。1936年2月26日，日本军部法西斯内部的少壮派军官发动兵变。兵变虽然没有得逞，但是军部势力更加强大，新上台的内阁完全受它摆布，并加紧实行全面军国主义化。日本军部法西斯专政基本建立起来，人类一种巨大的罪恶力量形成。
军国主义人性，在日军侵华施暴中助纣为虐，离不开“大和民族优秀论”的鼓吹。日本人宣扬大和民族的大脑结构好，叫嚣“大和民族从5世纪统一日本时期，其大脑构造与其他民族不同”。他们认为，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品质、语言，都比任何民族优越、高贵。这种民族沙文主义，激起日本国民特别是关东地震灾区的青少年对亚洲邻国的仇视。他们自认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却要生存在多山多地震多台风的恶劣环境，是多么的不合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经过军国法西斯的毒化教育，逐渐被煽起形成庞大的侵略力量，“关东军”就是典型。在全面侵华中，这种狭隘民族观日益暴涨，一向自负自强的日本人妄图令中华民族灭绝消泯，竭尽其军国主义人性的本色，狂虐中国。
南京大屠杀的日寇暴行，离不开来自隔海相望的一种遥控理念??笃信天皇的神性。所谓日本“皇军”，在展现军国义主人性的同时，认为个人生命是天皇仁爱意志的延续。他们奉行“武士道精神”，一种强悍人格的广泛化，导致灾祸连绵。他们对外族的残暴，是反映对天皇的尽忠，即使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也面不惧色。作为日本军人，他们以武士勇敢为荣，以绝对服从为天职。一种强悍的、僵化的意识统一成流，力量极其可怕。日本战败期间，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很可悲。他们被煽动面向东方，遥拜天皇，或剖腹自杀，或吞枪毙命，或全家围坐引爆消亡。“武士道精神”的铁性灌输，是军国主义人性的罪恶内核。
军国主义人性，以机械化的思想为武装，以终极目标为发展走向，是人类一种极端的心态和理念。不难发现，人性极端走向的两面性。大和民族是一个强悍的民族，在战后建设中，日本人以一种炽烈的复国精神，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这种复国精神，其实是一种军国主义人性民间化的延续。不过，这种人性应用于人间正道、阳光路途。回望南京沦陷，日军远离故土，思乡日切，惦念亲人，饱受心理、生理的欲望煎熬，目睹自己国家的困窘，比较中国南京的丰饶和繁荣，欲壑难填，恼羞成怒，军国主义人性的野兽列车上轨了。1937年的中国之都，在劫难逃。
俱往矣！抗日战争硝烟尽散，灾难已经沉淀。回顾南京大屠杀，反思日本侵华史实，罪恶之源的军国主义人性给我们何种的恐畏？大和民族的种种标谤和禀性，给我们国人一种怎样的启迪和警省？
之三：第二个六十八年后
今年是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68周年。
南京公元1937，已成为特定的中国历史名词。
六十八年了，大灾难中幸存的人寥寥无几。现在，时有日军侵华的罪恶遗物被挖见天日，时有受难老迈的国人向那场战争索赔。偌大的中国，处于繁纷热闹的经济建设大潮。国人，则致力自足富裕，奔向小康。对那一段沉重的历史，世人态度不一。饱受祸难的东北人民，情感最为鲜亮，数十年不忘国耻。每年“九一八”纪念日的夜晚，长春、沈阳等地，所有的汽车、火车、轮船、厂矿都同时拉响警笛，勿忘国耻，警号长鸣。今日南京，在灾难废墟上建起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华民族以具象的形式铭记国难。对于南京大屠杀，有人每当触及必义愤填膺，仇视日本，呼吁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有人却反应消沉，“许多年战争何必旧事重提？”。有人提及日军侵华欲言又止，令人发指的暴行往往不忍述说。有人语出怪论，“中国人口众多，如果没有经过抗日战争死亡3000万人，现在不知怎样了？”前年9月18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影片《南京大屠杀》，一个夜晚因一段悲惨的历史显得漫长和沉闷。我特别询问了四邻，并以电话调查了若干观众。答案很令人心寒，许多人知道放此影片，没兴趣而转台。不少人把大屠杀当作战争影片，毫不为中国人的灾难、民族的耻辱而难过。更有人以一个怪异的心态，欣赏日军冲进国际安全区强暴中国女人的片断。我很不是滋味，我的灵魂开始颤栗。宽容包容的国度，往往钝没一个民族的脾性。而这个国度仍一如既往乐呵呵地，不屑一顾地看待历史伤痛和民族灾难，定会隐积成另一种国家的祸患。
不由得想起一个特别称谓，汉奸。这是与中国文化精神背道而驰的时代怪胎，是我们民族的败类。抗战时期，汪精卫及其爪牙周佛海、陈公博，为大汉奸代表。这小撮人丧失民族意志、国家观念，放弃种族归属感，出卖个体生命灵魂，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当年汪伪政权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卵翼下，成为日军侵华的工具，犯下滔天罪行。汉奸，永远被钉牢在中华民族的耻辱柱。
当代中国，却发现一缕文化汉奸现象。虽没有历史血腥的、媚骨的影像，但其别出心裁、巧图利欲的作为，与历史汉奸不相伯仲。旅顺市水师营镇的“会见所”，是一块国人难忘的地方。这里经历日军“旅顺屠城”的惨烈事件。1905年1月5日，侵华日军第三司令官乃木希典和旅顺俄军司令官斯特塞尔在水师营一刘姓人家商谈投降事宜。斯特塞尔将自己战马赠送乃木希典以示友好。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成立“满洲战迹保存会”，树碑建纪念馆，开辟旅游专线。水师营会见所，成为日本的圣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军队将纪念碑推倒，会见所被破坏并被拆除。1998年，有好事的中国人将此地重新开发为旅游景点：纪念碑被重新竖立；依原样重新构筑房屋；拴战马的枣树早已枯死，便重新栽上一棵；播放日本军歌、摆放图片和日本军装来增添气氛；参观票价每人40元。“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这曾经国家蒙羞的土地，却被当历史文化遗产来开发。好事的国人廉价地叫卖中国的痛苦，暴露出其心智的大残缺。“有奶便是娘”，见利思迁，其民族意志观念已可怜得薄如蝉翼。兜售民族耻辱的行径，使他们不折不扣地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汉奸。
南京大屠杀68周年祭。不得不警惕，当年侵华的日本今日发展走向。1994年5月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叫嚣：“那场战争使亚洲各国独立了,教育普及了”。对南京大屠杀的种种曲解，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事件，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自卫队海外派兵“新突破”，日本“新民族主义”抬头，日本右翼势力日益猖厥……这些迹象和作为，让每一位爱好和平的人不无忧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面对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对那一场战争灾难的消极态度，我们国人能想到点什么？铭记民族灾难，并非煽动复仇。忘却仇恨，才是忍辱为患。写完这篇历史文章的时候，我曾在午夜惊醒。梦见在南京紫金山下比试杀人的日寇，他们提着缺了口的军刀，拎起第106个耸拉下眼帘的中国人头，向我狰狞地挑衅狂笑……
回避诗情。在那个铁血的时代，我们解读的已不再是一段战争历史。它牵连太广泛了，但总离不开我们的文化和人性。不妨从博大的中医文化中，运用大剂量的“健脾参术汤”，来喂养我们的子民，壮健民族之脾性，增强中国之元气。在南京公元1937年后的第六十八年，我很惶惑的思想：再过第二个六十八年，人们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有一个声音很强烈，我们会被第二次屠杀吗？
原稿2002年9月5日作于粤西沿海2003年7月7日重修于茂名市区
附说明：
1．作者简介：廖君，1972年生，汉族，广东茂名人。中国写作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名老中医梁剑波弟子。业余笃好文学，喜爱中医，坚持“人性散文”写作。现供职广东省茂名市人民政府。
2．2002年11月8日，据江苏省朱成山馆长复电，此文稿现收存在日军侵华南京大屠杀历史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