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91岁的抗战老兵杨养正重新回到了上海苏州河畔四行仓库。在那里，杨养正与当年战友之子谢继民（谢晋元之子）、上官百成（上官志标之子）同唱“八百壮士歌”，共同回忆“四行孤军”的烽火岁月。历史的碎片因此连成一个整体。
而此前，谢继民先生也接受了早报专访，对当年“四行孤军”的一些具体史实，包括谢晋元的死因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军民共同参加的战斗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南岸观战，北岸打仗。它的意义主要是在政治上、道义上及士气民心上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谢继民如此评价当年的这场战斗。
当时的战争激烈程度，可以从一营营长杨瑞符的《孤军奋斗四日记》窥见一斑：“日军以猛烈的机关枪封锁路口，以平射炮及重迫击炮向四行仓库猛轰，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
密集的枪声吸引了上海民众的目光，苏州河南岸马路边、空地上，观战的人群一层层的挤得密密麻麻。从早到晚，大家忘记了喝水吃饭，不顾深秋天气的秋雨凉风。一发现敌情，民众就以各种方式迅速告诉守军。有的齐声高呼，告知敌军进攻方向；有的以几块大黑板拼接起来，写字或画画，向守军警示，更有人设法直接打电话入仓库，报告敌军动向，提醒官兵早作防范。
也许这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最为奇特的一幕，河北打仗，河南观战，四行仓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展示中国军人英雄形象和民众爱国热情的大舞台。守军每一次歼敌的英勇行为，就像舞台上漂亮的演出，立即受到数以万计的观众同声欢呼和喝彩。
“我们的条件很艰苦，”谢继民根据掌握的材料介绍说，“那时日军有飞机、坦克、大炮，88师是当时装备最好的，一个班才有一挺机枪，孤军总共有六七挺机枪。
“孤军营”内拒绝收买
八百壮士奉命撤入租界后身陷“孤军营”。而在谢继民眼里，孤军营中的生活不啻另一场特殊的战斗。“孤军营那3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全要靠父亲一人操持，解决300人的吃饭、训练问题。”“汪伪政权4月30日还都后，曾两次派人入营收买。第一次是派上尉军官，穿着伪军服，挎着东洋刀，得意洋洋进来，父亲一看，马上很反感，把他轰出去了。”
“过了几天，陈公博又带了一个人来。一些书上说带了十几个人是不准确的。”
“万国商馆大门是由外国雇佣兵看守，二门是士兵换岗守卫，父亲认为二门内是中国的主权领土，他说未经谢某人允许不得擅入。”
“据说当时陈还带了100万元的支票，50万给父亲，50万分给其他300多名士兵，还带来了委任状，希望官兵能够当‘和平军’。委任状和支票父亲看都不看，撕得粉碎，士兵没有一个人理解。”
谢继民的语气里充满了对父亲与老战士们的敬佩之情。他说，当年在场的几十个篮球队员几十年后讲到团长的气节时，都是一个个竖着大拇指：“团长的为人真是没得讲的。”
谢晋元之死
对于当年谢晋元团长之死，在一些文字记载中存在不同的看法：一说是谢对部下过于苛刻，一说是被日本人收卖的叛徒所刺杀。谢继民认为，发生这次变故的最主要因素是“孤军”的自由问题。
近年有报道称，“1941年4月24日，星期四，已经下了3天淫雨，天空一片阴霾。谢晋元像往常一样4时半起床，5时以后前往操场指挥官兵早操。5时50分，郝鼎诚、张文清、尤耀亮、张国顺四人，从大礼堂方向走来，谢团长正询问他们为何迟到，不料郝鼎诚突然拿出身藏的匕首，刺向谢晋元面门，随后在头胸各部猛戳，其余3人也帮主凶进行凶殴，谢晋元左太阳穴及咽喉等处被刺，当场倒地。6时零5分，谢晋元含恨离开了人间，时年37岁。
“叛兵后经证实为日伪收买，平日因不遵守纪律曾被团长鞭打体罚、关过禁闭。”
对于这些报道，谢继民指出，“以前有很多报道道听途说、添油加醋，渲染父亲被害是与部下的矛盾。那时候体罚士兵是军规，不是父亲个人行为。”
事实上当时孤军营内最大的矛盾、发生变故最主要的因素是孤军的自由问题。在官兵们看来，四行之战弹药尚足，完全可以抗命不退，坚守到死；看守孤军营的外国雇佣兵只有几十个，只要营外的地下工作人员安排好退出路线，几百名训练有素的孤军战士完全可以突围，冲出租界。因此大部分官兵都对羁留在孤军营中有看法。谢晋元曾多次写信给蒋介石，而蒋介石回复的3次电报都是要求“忍耐”、“艰苦支撑”、“坚忍自重，坚持到底”。
“为了中国抗战能得到西方大国的支援和援助，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获得自由的机会，这才是民族英雄谢晋元团长牺牲的真正原因。”谢继民这样总结道。
据介绍，谢晋元墓最初一直安放在胶州路孤军营，后迁到了万国公墓即现在的宋庆龄陵园。
“八百壮士”的去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租界。“孤军”官兵被英方过渡给日本。伪军政府最后摊牌：要么参加“和平军”，要么做苦力。孤军官兵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随即被押往上海郊区，在新龙华游民习艺所成了真正的囚犯。
后来，官兵300多人被转移到南京老虎桥陆军第一监狱，1942年4月，他们被分成五批分押到各地。
根据谢继民掌握的情况，“押到金陵的有100多人，他们种菜养马，后来在铁丝网上盖上棉被、毛毯，前后逃掉了六七十个；派到光华门部队做工的50名孤军乘日军外出调动之机，全部逃掉。雷雄等50人被押往安徽裕溪口采煤，也全部逃掉。雷雄因严重的胃病，1944年在湖北老河口去世。第四批在杭州的有60多人，其中在萧山的20人杀死2名哨兵，冲出日军驻地。最后一批被押往新几内亚作苦工，先回来34人，后来又有2人伤好后归国。“这些逃掉的人有十多个回到部队。但内战爆发，老兵们不愿意打自己人，都没有参加。”
谢继民说：“很多老战士经历非常坎坷。解放后在上海的老战士我都还有联系，上海最后一位‘壮士’李锦堂3年前去世了。其他的很多在湖北。但由于地址更换，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母亲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
一位伟大的军人背后必定有一位无私奉献的女人。
谢晋元与凌维城1927年在一次婚礼上结识，当时两人分别是伴郎和伴娘。尽管凌母对在战争年代嫁给军人表示担忧，凌维城还是不顾反对，1929年在武汉与谢晋元结婚。婚后两人聚少离多，大多靠通信来交流。
1936年初春节过后，谢晋元把妻子凌维诚以及三个儿女护送到广东原籍，临别时对怀孕的妻子说：“等到抗战胜利那一天，我亲自把你们接回上海。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如是男孩就叫‘继民’，让他继承先辈的优良品格。”谁知这一次分别竟成永诀。
至今谢家仍保存着凇沪战前谢晋元发给妻子凌维诚的一封家书：
“巧英吾妻爱鉴：日内即将率部进入沪凇参战，特修寸笺以慰远念。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孙无噍类矣。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志也；而军人不宜有家室，我今既有之，且复门哀祚薄，亲者丁稀，我心非铁石，能无眷然呼！但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也。老亲之慰奉，儿女之教养，家务一切之措施，劳卿担负全责，庶免旅人之分心也……”
这一担负全责就是几十年的无怨无悔。
1941年，宋美龄在重庆接见凌维城。抗战结束，凌维城携子女返回上海，迎接他们的已是忠魂一冢。
杨惠敏并非泅河送旗
1937年10月29日晨，四行仓库楼顶突然升起一面中国旗帜！
这面珍贵的国旗据说就是41号女童子军杨惠敏献送的。有关献旗经过，许多当事人各有不同的说法。
据杨惠敏本人描述，是她一个人从西藏路新垃圾桥匍匐前进，突破敌人封锁进入仓库献旗，参加了升旗仪式后从苏州河游泳过河返回。
谢继民参考多人材料，指出比较可信的说法是，“28日白天杨惠敏设法先传送一面小国旗到仓库，下午再陪四行孤军派来之人，到市商会取走国旗一面。她与曹聚仁等几名军官是28日晚经租界军默许，从西藏路东的租界爬过铁丝网进入仓库的。”
“杨惠敏渡河挂旗的事是没有的，这样宣传是为了避免日军找租界的麻烦。宣传杨惠敏个人，也是防日军报复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团员，毕竟杨惠敏所属的是一般学校的童子军，敌人是不会注意的。当时的种种宣传是各方的客观需要。”
昨天，在“永远的老兵”重返四行新闻发布会上，
杨养正（中）与谢继民（右）、上官百成同唱“八百壮士歌”。
早报记者 史丽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