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先生“石破天惊”的新作《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洋洋一万一千余言，以大量篇幅，用剪裁事实的方式罗列了种种貌似杂乱无章而处处伏笔的细节，在两国的民间舆论、经济现状、军事和国际政治及经济关系等方面作了一大通议论、疑问和假设。对此种种，马的结论和开出药方又是什么呢？

    归结马先生的大作，不过是以“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论”导出“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已具备必要基础；以“日本是亚洲的骄傲论”导出“以日本为主导实现亚洲一体化论”的马立诚新“思维”（以下简称为“马‘思维’”）。

                                         二

    马先生游历日本一番，抄录了一段地理教科书将日本概况介绍一番后，笔锋一转，“日本国内生产总值5万亿美元的成就，高踞世界第二，实事求是地说，是亚洲的骄傲。”

    如果说日本以国内生产总值4.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是“实事”的话，不知马先生“是亚洲的骄傲”的“是”是如何“求”出来的？马先生引日本经济以为自己的“骄傲”是马先生的个人自由，但马先生没有列举任何证明材料，就武断地认为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也会和马先生一样，以日本经济以为自己的“骄傲”是没有根据的。

    关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内外原因和对亚洲国家的影响，有大量有关研究成果和文献。因马先生的文章未论及此议题，故本文不作过多有关论述。仅就日本对亚洲国家经济的影响的角度简要讨论一下。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博士的学术论文（个人主页http://www.rieti.go.jp/users/kan-si-yu/index_cn.html）《对华投资是否会导致日本空洞化》中提到：
“据《联合国投资报告》显示，2000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仅为328亿美元，不足日本GDP的1％。远不及排名前列的英国（2498亿美元）、法国（1725亿美元）和美国（1392亿美元），位居加拿大和瑞典等国之后，排名世界第十二位，尚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地区）的排名：英国、法国、美国、比利时、荷兰、香港、西班牙、德国、加拿大、瑞士、瑞典、日本。（在日本对外投资的328亿美元总额中）对欧洲的投资占52%、对美国的投资占25%、对其它地区的投资占12.5%、对中国的投资占2%、对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的投资占10.2%。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2000年度?外及?内直接投?情?》”论文全文见http://www.rieti.go.jp/users/kan-si-yu/cn/c020215.html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承诺了人民币不贬值以稳定亚洲经济，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东南亚国家贷款十几亿美元，体现和兑现了负责任的亚洲大国的义务。而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亚洲国家却乘机以日元贬值来打压中国，并使遭受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雪上加霜。这能够使亚洲国家引以为傲吗？
 
    就日本的上述表现，马先生又凭什么认为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会认为日本“是亚洲的骄傲”？
起码，如同亚洲国家不会以日本是反法西斯二战中是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中的亚洲国家而认为日本是亚洲的耻辱一样，因为那只是日本的耻辱。

                                          三

    马先生说：“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人已先后来到中国的芦沟桥和沈阳等地哀悼,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表示反省。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
马先生真是快人快语，只一句“拘泥刻板形式”，马先生就将中国政府和人民要求日本正式道歉的合理要求置于蛮不讲理的位置。

    朱?基总理2000年10月14日在东京广播公司答日本民众问时说：“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本所有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1995年，当时的村山首相曾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

    请马先生注意中国总理使用了“正式文件”的提法，中国政府首脑对道歉问题的解决形式的表态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正式态度。

    对此不知马先生作为中国公民作何感想？您认为这就是您所说的“拘泥刻板形式”？

    江泽民主席在1996年9月3日答法国记者时说：

    “在半个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历来主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希望日本政府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受害国家和人民。 但是，日本国内不时出现一些人公然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事情，特别是最近以来，一些阁员竟然络绎不绝地参拜靖国神社，为东条英机之流的亡灵招魂，一些国会议员竟然纷纷散布掩饰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罪恶事实的奇谈怪论，这表明日本国内确实有那么一股势力企图重温军国主义的旧梦。他们的言行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愤慨。 日本今后究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别的什么道路，应当引起世人的高度警惕。日本必须妥善处理好历史问题，肃清反动的历史观，才能有助于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有利于日本与邻国建立信任关系。”

    中国领导人的严正论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志：警惕和防止蠢蠢欲动、妄图侍机卷土重来的军国主义这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法西斯主义，从根本上维护亚洲和世界长久和平！

    这，就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要求日本正式道歉的含义。

    日本的道歉问题问题仅仅“形式”吗？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了吗？马先生，您太自以为是了，太过于蔑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志了。

                                            四

    在属于地区经贸合作范畴的自由贸易区和属于国际政治学范畴的地区一体化的概念内涵上玩偷换概念的花招，是马先生的思维逻辑之一。虽然马先生以“推动中日韩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应尽的责任”来阐述他的自由贸易区概念，而不是以分析已经存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或美加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等自由贸易区实体来阐述自由贸易区概念内涵和作用，但从他关于“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比如,日本向海外派出军队参加维和行动,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及马先生以欧元、欧盟国家统一宪法为例等言论，可以知道马先生对一体化的内涵是很清楚的，并且马先生主张的是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的全方位一体化。

    为证明自己自由贸易区=地区一体化的观点，马先生说：“朱熔基在2002年11月4日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中，提出了适时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受到日本、韩国有识之士的欢迎。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呼唤"亚洲新时代",即在尊重各国文化特性的基础上,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首先是东亚和东南亚逐步实现经济一体化,然后再向前迈进。朱熔基的提议,揭开了‘亚洲新时代’的序幕,堪称大手笔”

    经过马先生巧妙的文字“处理”，将自己的“自由贸易区=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新思维”变成了中国总理的观点，在这点上马先生就堪称大手笔了也。

    马先生又在阐述他关于“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时，马先生说：“在历史上,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次数比亚洲国家更多,彼此宿怨也比亚洲更深。从1814年到二战巴黎沦陷,光法国首都就六次领略了德国铁蹄的滋味。近的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欧洲掀起，并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今天,欧洲人在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方面的探索已经远远走在亚洲前面,不但启用了欧元，而且正在制定欧盟国家统一宪法。这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人类迈向大同的最大胆的尝试。”道出了他的本意：以欧洲一体化为例，得出自由贸易区=地区一体化的结果。

    为了使读者对“一体化”有个直观的概念，这里举个例子：2002年12月，白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就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是否合并的问题对白俄罗斯居民进行民意调查的结果是：约有18%的人主张并入俄罗斯，有46%的人主张以欧盟的原则与俄实行一体化，约有22%的人赞成保持睦邻原状（见200３年1月５日《参考消息》），可知国家之间的合并、一体化、睦邻结盟三者间的区别。

    众所周知，欧洲一体化是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的全方位一体化。那么我们来看看马先生主张的以“日本为主导实现亚洲一体化论”与欧洲一体化有没有可比性：

    欧洲国家（主要是西欧）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大致相同，是一体化的基础。而中日之间毫无此种基础；
欧洲国家的面积和人口相对都较小和少，自然资源条件近似。他们都认为以单个欧洲国家的实力无法维护自己与美国利益不重合的部分，都认为只有“用一个声音说话”才能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要求，是联合的政治条件，欧洲议会和拟议中的欧洲宪法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标志。在这点上中日之间没有可类比之处；

    以集团对抗为目的，有共同假象敌的军事同盟北约中的非美国力量是发展欧洲联合的组织基础，欧盟与北约的成员国的高度重合性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以法德为轴心建立的首批6万人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是欧洲军事一体化的标志。而中日之间不存在有共同假象敌的军事同盟，反而是日美之间存在以反华反共为目的的《日美安保同盟条约》，而这个条约正是战后历届日本政府坚定不移的外交政策基石；

    欧洲国家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大致相同，是联合的经济条件，欧元就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标志物。而中国没有采用日圆作本国货币的打算，只有日本有建立日圆经济圈的想法，即日本为头的“雁行理论”。

    “目前的东亚已面临体制重组的新阶段。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曾殷切希望能够组成一个以日本和日元为中心的体系，也就是所谓的“雁行理论”与“日元区理论”。但是，因为日本无法取信于东亚其他国家，这种日本自居雁首，中国及东协为雁身，亚洲四小龙为雁翅的构思和企图也只能幻灭。如今，整合的模型已经改变，变成中日韩代表的东北亚与东南亚相互合作的二元分工体系，这种经济的整合力势将扩展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摘自《亚洲周刊》文章《中国经济急升与亚洲新意识》http://member.netease.com/~fmtnet/200101/eco0109.htm）。显然，马先生是在作无米之炊。

    但如若认为马先生的本意仅仅是作无米之炊的话那就错了。马先生在阐述他关于“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时所依据的前提：“在历史上,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次数比亚洲国家更多,彼此宿怨也比亚洲更深。从1814年到二战巴黎沦陷,光法国首都就六次领略了德国铁蹄的滋味。”，相比之下，中国首都领略日军铁蹄的滋味比“六次”少，“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事。

    虽然关于战后德日两国对二战态度区别和原因的文献资料汗牛充栋，但马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一反自己在文章中的“立论严谨、论点明确、论据充分”的评论家风范，没有列举出任何一个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仅仅以战争发生次数比较就草率得出了结论。就此我们来看一下发表于《历史学习》2002.6.的文章：

                      《为什么德国、日本对反省侵略表现如此不同》

                         作者：湖北阳新第一中学  李名升

    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同为侵略国、战败国，但战后两国在对待侵略战争罪责问题上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战胜国对德日的占领方式不同决定了对两国法西斯清算的彻底性不同

    德国，二战后初期由苏美法英四国分区占领。由于战后初期四国充分合作，对德国法西斯的惩处是比较彻底的。首先，对德国战犯的审判是彻底的。在纽伦堡审判中，尽管美英对德国有一定的袒护，但在苏联的坚决要求下，终于使德国的战犯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其次是战争赔款问题。50年代初德国就开始实施战争赔偿。前西德在1953年还通过了《战争受害者赔偿法》。截至1993年11月，德国战争赔偿已达1222．6亿马克。有关对犹太人和战时外籍劳工的赔偿现在还在进行。（注：1994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新的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案，明文规定同情纳粹、否认纳粹罪行、宣扬种族歧视为犯罪行为，加强了反纳粹的法律武器。）

    日本，二战后由美国单独占领。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逐步改变了对日占领政策，极力扶植日本的右翼势力。“东京审判”就是在美国操纵下进行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广大亚洲国家却几乎没有发言权。结果，在甲级战犯中仅宣判25人有罪，其中7人被判处绞刑。1950年以后，美国还擅自非法释放了刑期未满的各级战犯。对发动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日本天皇不但未予以起诉，反而被说成是“民主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这样，东京审判对日本的惩戒作用就很有限了。在战争赔偿方面，由于复杂的国际背景和美国的操纵，战后多数亚洲国家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要求。1951年签署的《对日和平条约》（即《旧金山条约》），在排除中国参与、苏联不参加、完全由美国主导的情况下，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作出了对日本十分有利的规定。到1995年初，日本向亚洲受害国家提供的赔款只有37．6亿美元。同时，日本却以二战时美国强制收容日侨为名，从美国那里得到12．5亿美元补偿。正是由于战后对日本战犯的惩处不力，对日本的赔款压力不够，使得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认真地接受历史教训、反省侵略战争。

    （二）战后两国建立的政权基础不同

    在德国，由于纳粹主义和纳粹分子受到了较彻底的清除，所以战后的德国联邦政府都是反纳粹的，对战争的反省也是认真和诚恳的。如第一届联邦政府总理阿登纳就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政治家，他在二战期间还因此遭到迫害，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前总理勃兰特也曾因反纳粹而被迫流亡国外，战争结束后才得以回国。
 
    而在日本方面，战后建立的政治基础是不利于认真反省侵略战争的。首先，它保留了天皇制。尽管天皇大权已被剥夺，但他的“日本国之象征”、“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日本新宪法语）的特殊地位和日本国民对天皇的信仰没有根本破坏，既然对臣民和亚洲各国负罪的头号战犯（裕仁天皇），未有丝毫认罪表示，且依然巍巍在上，?颜于世，又如何能消除日本国民的“皇国史观”和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呢。其次，由于美国的包庇、扶持，一大批战犯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政坛要人。如甲级战犯岸信介释放后竟于1957年担任了内阁首相，他的内阁成员大多数也是战争余孽。他们构成了右翼保守势力，长期左右日本政局。当今的日本遗族会（由二战中阵亡军人的家属组成）拥有成员500万人，其许多主干成员还是日本参众两院的议员。1981年4月，311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了“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该组织的宗旨就是要“告慰英灵，推动靖国神社的国营化，促成政府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否定侵略战争”，自民党党首自动成为该会会长。可见其影响力之大。正是由于战后朝野右翼势力的存在、发展，使日本反省历史缺乏必要的政治基础。

    （三）两国的宗教文化传统不同

    从历史上看，欧洲存在着带有“原罪”忏悔意识的基督教文化，这是战后德国反思战争罪责的精神基础，使他们能诚恳地对自己或自己的国家曾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深刻的反思和仟悔，以求得世人的宽恕和自己心灵的净化。

    日本传统文化（武士文化）中有所谓“耻感”观念，这种“耻感”依附于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忠诚意识”上。有些日本政客曾扬言，如果承认侵略战争，就是给日本的历史“沾上污点”，就是对不起当年“为国捐躯者”。正是这种“耻感”观念在战争年代曾驱使“日本鬼子”干尽了伤天害理之事，并使今天的一些日本人始终不愿、也不敢认真反思他们祖辈曾进行的那场侵略战争。

    （四）在有关侵略战争的社会教育方面，两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德国政府一直坚持如实地将希特勒的野蛮残暴行径公之于众，并对纳粹分子的活动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1994年9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的新的反纳粹和刑事犯罪法案，除继续禁止使用纳粹党的标志、口号外，还明确规定，凡宣扬种族歧视及否认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大屠杀的人均为犯罪行为者。为了向青少年准确地说明希特勒的战争罪行，德国在编写学校教科书时，曾专门征求过波兰的意见。
 
    而日本政府却长期向国民灌输错误的历史观，只是强调日本“受害”意识，而忽略其“加害”意识。从1948年起，文部省就不断要求修改教科书中有关批评军国主义的内容。80年代以来又多次掀起修改中小学教科书的风波。修改后的教科书在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方面一次比一次严重。这种错误的历史教育毒害了战后的成长起来的日本青年，使错误的战争责任观得以“代代相传”。

    （五）两国对其周边国家和人民的认同感不同

    地处中欧的德国，二战后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重新融入欧洲社会。阿登纳上台伊始，就向法国做诚恳的道歉并得到了法国人民的宽容、谅解。勃兰特访问波兰期间，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双膝跪下，为此震动了世界舆论。1994年，德国总统赫尔佐克访问波兰时再次表示：“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他这番沉重仟悔的话得到了在场波兰人热烈的掌声。今天的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大家庭中平等而又重要的一员。

    日本对亚洲则缺少认同。战后几十年，从战争废墟中再次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作为亚洲惟一的发达国家，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中国、韩国、东盟诸国的总和还多。随着经济的发展，战败国的压抑感被优越感所取代，而且越来越瞧不起亚洲国家和人民，“大和民族优秀论”、“脱亚论”甚嚣尘上。使得日本不愿意，也不屑于反省历史，并未真正认真看待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和融入亚洲社会。

    （六）两国战后所处的地缘政治因素不同

    深受德国侵害的苏联、法国、英国、以色列等国，战后经济、国力强大，在严惩德国法西斯方面态度也一直十分强硬，即使德国已经深刻反省了战争罪责也是如此。直到现在，以色列还在坚持要将那些隐姓埋名流亡世界各地多年的纳粹战犯引渡回国并绳之以法。

    而在亚洲，深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都还处在相对落后状态。而且，这些国家在二战后国内政局很不稳定，如中国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抗法、抗美战争等。此外，为了冷战的需要，美国战后一直在扶持日本。这些都被日本政府利用，使日本国内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大大减少，极右翼的法西斯势力便得以发展。

    综上所述，德国和日本在反省战争罪责问题上的态度如此不同，不是偶然的，有着十分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 (《历史学习》2002.6  版权所有：人民教育出版社)

    战后，盟国在欧洲各地判决德国战犯8万多人，而日本战犯仅有5000多人受审，并旋即被全部提前释放。东京审判判决甲级战犯7人，放过了头号战争罪犯天皇裕仁。东京国际审判中，虽然对日本25名战犯作出了有罪判决，但并没有追究所谓“天皇”及731部队的罪行，后来又释放了19名甲级战犯嫌疑人。其他恶贯满盈的战争罪犯竟逍遥法外，到处从事军国主义复活的行动，比如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司令石井四郎。日本自己更是从来没有处罚和追究过战犯。

    按照基本的国际法原则，日本天皇裕仁是二战时日本的国家元首，因此法律上由日本天皇来代表国家，日本所发生的一切国际性问题，日本天皇都有义务代表国家享有权利，承受义务，担当责任。天皇不接受审判，带来的后果就是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没有了承担国际法义务以及国际法战争责任的代表人，换句话说就是对日本是否侵略了他国没有在法律上得到最根本的清理。

    为公平起见，下面摘录一段美国记者查默斯?约翰逊对二战后麦克阿瑟的日本政策的有关论述：

    “结束二战的《波茨坦公告》命令麦克阿瑟使日本‘民主化’。麦克阿瑟本人也认为这一命令有极大的危险，如不小心行事，他的民主化行动只会让人觉得这是征服者的意愿，并很有可能成为日后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推翻外国改革的靶子。

    麦克阿瑟作了一些战略决定，他没有将裕仁从天皇的位置上赶下来，他的许多改革决定都是用天皇的名义发布的。他没有更换战时的日本政府，而将其保存完好，通过这个政府发布命令。战后的日本新宪法，土地改革法令、工会法令和开放日本经济的法令都是以日本政府颁布的法令的形式推出的。

    审判战犯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二战后审判战犯意在教育日本民众战争的危害，但这一行动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摘自美国《洛杉矶时报》2002年10月17日文章《重建伊拉克不能搞日本模式》，详见2002年12月25日《参考消息》）

    对中日两国而言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台湾问题。

    众所周知，台湾当局顽固坚持源自“一中一台论”的“两国论”“一边一国论”是中国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而“两国论”的始作俑者正是日本政府。椐最近解密的日本政府文件，早在1961年，日本外务省就研究让台湾继续留在联合国的方案，1964年2月28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制定了的“基于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创意”的《台湾问题研究课题案》（绝密），1964年3月外务政务次官毛利松平访台，通过官方途径试图说服当时的台湾领导人采纳“一中一台”的政治主张（日本《东京新闻》2002年12月24日报道。详见2002年12月25日《参考消息》），赤裸裸地进行分裂中国、干涉中国的内政的活动。

    实际上，日本对台湾问题之深深卷入，是有其深刻历史渊源和现实利益的，较系统的研究可参考国防大学范跃江的文章《试析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台湾情结”》，日本学刊  1999年第2期。http://www.google.com/search?q=%E6%97%A5%E6%9C%ACGDP&hl=zh-CN&lr=&ie=UTF-8&oe=UTF-8&start=40&sa=N

    又，领土争端，钓鱼岛问题。

    新华网北京2003年1月4日电

    1月4日，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就钓鱼岛问题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王毅说，日本政府从所谓“民间所有者”手中租借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事件曝光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发表谈话，表明了中方对此问题的严正立场，亚洲司负责人随即向日方提出了交涉，要求日方做出说明和交待。现在，我愿明确告诉大使，中方不接受日方做出的解释，我奉命再次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王毅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对此拥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和法律依据。王毅说，我郑重重申，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是非法和无效的，中方决不能接受，我还要提醒日方，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任何试图窃取中国领土的图谋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王毅指出，在钓鱼岛问题上，由于日方的原因，中日关系曾几度受到影响，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日方曾承诺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出现影响两国关系的事态。但日方的举措显然违背了承诺，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也势将给两国关系带来不必要的损害。王毅要求日本纠正错误作法，停止制造危害中日关系的事端。

    关于中日在钓鱼岛主权问题的争端是世所共知的，此处无须多言。

    再让我们看看刚发生的事情：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于东京时间1月14日下午14时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国家电视台对小泉参拜的实况进行了转播，参拜用了一分钟。这次是小泉自担任首相以来，第三次前往参拜。小泉的这一举动，将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就中日关系的现状而言，就连使用“两国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发展友好关系的重大悬而未决的问题和障碍”这样的外交辞令来形容都是有困难的，更遑论实现“一体化”了。

    很难设想，德法两国会在德国坚决否认和粉饰纳粹罪行、与另一方存在领土争议、另一方对己方进行分裂活动、另一方与超级大国结成针对己方的军事同盟的情况下实现“一体化”。马先生是在以法德轴心作例子“教训”中国人民的同时给德法两国抹了一脸的胡椒粉。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国际事务，尊重世界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摘自《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所作报告》）

    请马先生说说，中国21世纪的对外政策有没有放弃独立自主、不结盟、不搞集团对抗的原则呢？

    其实，马先生对其政治主张：以日本为主导、以日中轴心为枢纽、实现亚洲政治、经济或许还有军事一体化，与欧盟、美国形成三足鼎立抗衡的世界秩序格局，至少在现阶段是不现实的事实是心中有数的。想必马先生还没有狂妄到认为自己可以左右国家基本政策决策的地步。实际上马先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不过是以进两步退一步的策略，在貌似合理的的结论下证明不合理结论的前提假设：与德国一样，日本已经彻底反省摆脱了反法西斯战争中战败国的历史阴影并已经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完全可以有“正常”国家的“诉求”了！

                                             五

    马先生花费大量心机“论证”的“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论”，将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历来主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日本政府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受害国家和人民的一贯方针和要求“简化”为“道歉问题”，并武断地认为“已经解决”，从表面上看无非是为他开出药方“（中日已经）化敌为友”，为“实现（亚洲）一体化”作铺垫而已，其实马先生另有用意。

    马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2002年2月9日江泽民在会见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时说：“我认为中日双方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中日友好，友好可以促进繁荣，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利。”

    不知马先生是否知道，2002年6月24日江泽民主席会见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时指出：能否认真反省二战期间的侵略罪行，关系到日本的国际形象，歪曲历史将有害于中日两国发展长期的睦邻友好关系。

    此处我们无意与马先生进行领导人言论的引用口水战，而是说明引用领导人论述应有系统性。前一条论述说明了实现两国友好的积极意义，后一条论述说明了要实现两国长期友好的必要前提。马先生唯我所用断章取义地引用领导人言论，只能说明马先生的居心叵测。

    这里，马先生通过“实现一体化”的主张，将江泽民主席关于“中日双方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中日友好，友好可以促进繁荣，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利。”的论述巧妙地引向了自己的“扩展性”的解释：将实现“友好”和“繁荣”的途径解释为“以日本为主导、以日中轴心为枢纽，实现（亚洲）一体化”。这的确是马先生“高瞻远瞩”的“新思维”。

    要实现一体化，就有个谁来领头，以谁为主的问题。虽然马先生在其大作的结尾提到“亚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本”，以对应其所举的法德轴心的例子，但马先生在其大作第二章节得出的第一个“马理论”：“日本是亚洲的骄傲论”，可以明白马先生的结论。

    其实，马先生对其政治主张：以日本为主导、以日中轴心为枢纽、实现亚洲政治、经济或许还有军事一体化，与欧盟、美国形成三足鼎立抗衡的世界秩序格局，至少在现阶段是不现实的事实是心中有数的。实际上马先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再次在貌似合理的的结论下证明不合理的结论前提假设：与德国一样，日本已经彻底反省摆脱了反法西斯战争中战败国的历史阴影并已经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完全可以有“正常”国家的“诉求”了！

    但如果认为马先生的“新”思维仅止于此就未免太过于小看马先生了。

    马先生文章题目很巧妙，从一开始就将中日关系这个由国家政府决策运作的大课题用转折号置于民间。诚然，国内民众舆论?也就是马先生所说的“民间”舆论的主流性本质性的意见是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因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和政府力量的主体来源，是党的十六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组成之一。

    “之忧”二字点出了马先生的意思：中日关系存在着“忧”，按马先生的看法这“忧”的根源是出自民间。其实马先生这样的资深学者，是不会不清楚由中国政府综合各种因素作出的对日外交决策和决策的实施是对中日关系实际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

    马先生认为中日关系存在着“忧”，联系到中国政府对“参拜神社”、“修改教科书”、“钓鱼岛问题”等所作有碍“实现一体化”的反应，而造成这“忧”的根源马先生指向何方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六

    马先生以“军旗装事件”为抨击中国民间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为切入点，一开始就对“军旗装事件”起因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先是怀疑国人的眼睛都有问题，不能分辨出日本海军旗，后是置事件发生后以南京大屠杀事件幸存者就此事发表的联名公开信为代表的主流理智反应于不顾，仅列举了部分民间人士出于源自百年来被压迫民族的悲情激愤而发的少数欠理性言论作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主流。

    对“姓吴的31岁的泼粪者”的个人行为是马先生的着墨重点，这里马先生为了发泄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不满，就泼粪事件穷追猛打（马先生很看重这个个别的唯一事例，特地为此注明了他引用甘地言论的出处的第一个文献：《大学人文读本?人与世界。），又以发生在动乱时期少数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人所为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与“军旗装事件”的大讨论联系起来，马先生没有在“国人”前面放置部分或个别之类的范围限定说明词的前提下指责国人“使用暴力”和“残暴”，用甘地的非暴力理论教训了全体国人一番，证明国人尚未在“精神上觉醒”。

    还算马先生笔下留情，没有将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的一些人痛打了正在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火烧了订立共建东亚共荣圈的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的、“火烧赵家楼”等源自反对蔑视压迫中华民族“巴黎和会”和约、“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闹剧”类似的“爱国冲动“列举出来。

    “此类行为，名为“爱国”，实为祸国，是对国家和民族不负责任的群氓行径。人们从中看到了什么呢？文明和野蛮的界限消失了。”在这里，马先生将他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切齿之恨，以文雅的大家手笔方式溢于言表。

    马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中日两国民间的民族主义进行了貌似“公正”的抨击，惟独没有对国际政治范畴内的民族主义的实质作起码的分析。我们来看看蒋立峰研究员对民族主义的分析论述：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只能界定在近代民族国家时期的内外阶级关系之内，即指资产阶级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显然具有进步的、革命的意义。但在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形成后，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其民族主义则体现为在近代合理主义指导下推行的民族扩张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显然是反动的、必须加以否定的。于是又出现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区别。如果把二者混为一谈、同等对待，显然就是抹杀了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伟大意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把民族主义一般化为民族优越感和爱国精神。在现代乃至冷战后时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远未消亡，其本质并没有变，只不过获得了新的发展，丰富了新的内容，故而往往被称作新民族主义。总之，民族主义原本就是阶级关系范畴的概念，将民族主义非阶级关系化、认为民族主义只要不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就是“好”的民族主义的观点是难以令人首肯的。”??（摘自《关于日本的民族主义》，作者  蒋立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

    就国际政治学范畴而论，世界上的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基本观点之一乃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