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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以“本报记者石洪涛”名义采写的《前驻日大使杨振亚:要防止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其“要防止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下简称‘防止说’)的观点以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被民族主义情绪所‘劫持’”“目前阶段,民族主义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极端的情绪”“是一把害人害己、货真价实的‘毒剑’了”(《学者新论:一位记者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等观点,真如“黄钟大吕”,骇世惊俗。笔者现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视角谈一下对杨振亚先生“宏论”的读解,想来还不至于被看作是“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的什么“意见”吧。


  一、“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令人大惑不解的推理和结论


  杨振亚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两国应根据‘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既坚持原则,又努力维护中日友好大局,尽量不因为历史问题影响各方面的友好交流。还应该防止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待历史问题,最重要的是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等中日间三个重要政治文件的精神,予以妥善处理。应尊重历史事实,区别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基本界限,尊重被害国人民的感情,不要轻易伤害。”

   推理:既然“两国”都要根据八字方针,都要努力维护中日友好大局,都要“尽量”不“影响各方面的友好交流”,都应该“防止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就都应“尊重历史事实”,“尊重被害国人民的感情,不要轻易伤害”。事实如何呢?

   质疑:“钓鱼岛”问题是个历史问题,而日本也没有遵循“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反而在企图由租借而占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更有甚者,2004年春节前后,中国民间组织保钓协会发起的登陆钓鱼岛活动由于受到日本海军的两艘军舰的撞击和拦阻,致使香港保钓人士朱先生受伤,登陆钓鱼岛行动不得不中止。可见,日本在处理类似钓鱼岛的“历史问题”时,从来就没有顾及“中日友好大局”,反而“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极其猖獗;无独有偶,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前不久竟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新年后不久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而且态度极其强硬。作为堂堂一国政府首脑的小泉居然遵从三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原则,“根据”“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精神来处理中日双方的历史问题,“维护中日友好大局”。反而“民族主义”情绪膨胀,“连续参拜靖国神社”,至于这“情绪”是否健康,那只好烦请杨振亚大使来“公断”了。小泉居然不怕“影响”中日“各方面的友好交流”。可见,在小泉的心目中,中日关系远不是“必须”和“只能”搞好的“关系”。此其一。众所周知,中国、朝鲜、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受过日本的侵略,也都曾被日本“伤害过感情”,那么,按照杨大使的逻辑,小泉理应“尊重”被害国人民的感情,但是,小泉政府却如此频繁地触及各国人民的“伤痛”,这难道是“尊重被害国人民的感情”和“尊重历史事实”?此其二。前不久,就是2003年9月曾经出席日本为杨大使举行的由日本天皇颁发的“勋一等瑞宝章”的隆重授勋祝贺会的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居然跑到台湾,为陈水扁“助选”,对台海问题大放厥词。对此杨大使没有也并没有提及,却将人们对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海、废宪、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上的倒行逆施所表现出来的正常的“义愤”和“反应”称之为“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请问,按照这种推理,究竟什么样的举动才算是对各国人民的“伤害”呢?难道只有让日本军人打着“太阳旗”,在中国及东南亚各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烧杀抢掠时才叫伤害?在“理性”和“客观”的表征之下,在“反民族情绪”堂皇旗子下,杨先生的愿望是不是显得有点过分善良了?反而带了点“情绪”。


  二、防止民族主义情绪:一种“情绪化”的武断的结论


  杨振亚先生说:“中国和日本是搁海相望的两个邻国,只能友好,决不能对抗。”“在网民正常发表观点的同时,网上也出现了一些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言论,甚至是极不负责的言辞。它们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对中日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杨先生的论断里有两点组成:一是由于中日是“搁海相望”的邻国,只能“友好”不能“对抗”;二是网民的一些“言论”对中日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已经“损害”了“国家形象”和“中国的国家利益”。以笔者看来,第一点好理解,是地缘原因,“隔海相望”就必须“友好”,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第二点就是为了“国家利益”即“经济利益”中日必须友好,亦即必须“防止民族主义情绪”。

  质疑:这种推理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情绪化”观点。

  其一、中日两国友好相处,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无可厚非。但这种愿望必须双方皆有而且要两国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但是2003年以来,我们这个邻国在对待中日两国关系问题上给人们的感觉是在促使两国关系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有事实为证:日本政府刻意主导的修宪行动,实际上已经埋葬了其“和平宪法”,借以保障日本成为和平国家的宪法“第九条”的废除只不过是一个字面和手续上的问题了;最近,日本又扩大了对“有事法案”的解释,“自卫”有了新的含义,这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与此同时,运输日本军人的飞机正在呼啸在伊拉克的上空:这说明,日本已经完成了对所谓“战后屈辱外交”的清算,一个和中国及周遍国家愿望背道而驰的“新”日本已经呼之欲出了。而这个“日本”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教科书问题、钓鱼岛问题、核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向人们传达出现实的两国关系离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愿望愈来愈远的信息,而小泉政府是这种趋势无可争辩的主导者。在日本主要媒体上,对有关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中国潜艇在日本附近公海上浮、人民币升值论争、福冈中国留学生杀人案等问题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其中的倾向性,稍有留心者便可分辨得出。笔者在此信手几笔,聊以备忘。2001年9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期盼人民币升值----日渐强烈的中国威胁论》将日本经济衰退归结为人民币币值过低。2002年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要求人民币升值,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分别于2003年2月、2003年8月在不同的场合对人民币问题大放厥词,要求人民币升值。在中日两国关系和媒体应负的责任上,五十川伦义 (日本朝日新闻中国局总局长)认为“中国对日报道中,还是负面报道比较多”。高原明生(日本立教大学法学部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方面对于日本政府有很深的误解,认为日本没有就历史问题进行谢罪。”将中日两国民间的情绪对立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媒体的“负面报道”和“中国方面”对“日本政府有很深的误解”,根本不反思日本媒体和政府在“妖魔化中国”方面以及日本抛弃“和平宪法”方面的责任。这两人在“客观”名义下,不也是流露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吗?让后学不解的是,“堂堂”的“前驻日大使”却为何对此视而不见,反而对网络上的个别过激的“言辞”“耿耿于怀”?

  其二、从战略利益和整体利益角度,从中国的视角看,中日两国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确非常重要。2002年中日贸易额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而2003年有可能超过1200亿美元,占中国2003年8000多亿美圆贸易额中相当重要的比重。日本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中日两国经贸关系就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从哲学的目的与手段关系来看,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和“经贸关系”也只不过是“途径和手段”,是为我国实现现代化或者是为两国的“共同发展”而服务的。如果把“手段和途径”上升到外交哲学的目的层面,这无异于“本末倒置”,那可真要被某种“情绪”所“劫持”了。

  换个角度讲,按照杨先生的说法,“经济成为一根巨大的纽带将中国和日本连在一起,日本在产业空心化之后,是在依赖中国实现经济缓慢复苏。同样,日本已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离开日本,中国将失去大量的外国投资和庞大的商品市场。”这显然是想当然的推论。因为,凡是可以获取“外国投资”和“庞大的商品市场”的途径都是可以考虑的。日本也只是“获取外国投资”和“庞大商品市场”的备选之一,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加强和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借胡锦涛主席访问法国所取得的成果、借助伽利略项目等),密切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关系,强化和东盟的关系,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等渠道来达到这样的目的。这有成功的先例的。六?四风波后,中国面临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时任外长钱其琛同志,将中国改革开放所成就的市场经济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对西方国家阵营实行各个击破,打拉结合的方针,很快就打开了外交僵局,中国经济不退反进,从1992年开始又进入一个新的持续高速健康发展的好时期。按照美联社和法新社的对胡主席访法的报道评论说,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绕开中国”了。2003年中国GDP即使是按照美圆汇率算法也已经是达到1.4万亿美圆了,如果要按照购买力平价的算法,我国的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了。况且,中国平均每年500亿美圆的实际投资,也诠释着中国经济的辉煌和魅力。面对这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后一块大“蛋糕”,又有哪一个国家不趋之若骛呢?退一步讲,即使是中国“失掉了”日本大量的“外国投资”和“商品市场”,其他国家难道就都会这“蛋糕”视而不见了。资本逐利的本性和价值取向难道就会改变了吗?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在日本面前,为了所谓“经济利益”而一味地向日本人“示好”退让,甚至连我们自己的正常感情的表达也成了“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了呢?

  反过来看,既然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年均7%的增长率(2003年更是达到了9.1%)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挡不住的诱惑”。按理讲,日本为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也应该有“只能友好,决不能对抗”的起码认识和全力“维护中日关系”的实际行动吧?可纵观2003年中日之间的沸沸扬扬的事件,哪一件不是日本人发难在前,我们被迫反应在后呢?参拜靖国神社事件、8.4事件、西北大学事件、罗刚事件、珠海买春事件等等,对于这些事件,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的主流媒体,又有多少是从“维护中日友好大局”出发,对日本人所负的责任进行反思的呢?由此可见,真正“不健康”的,是日本政府和所谓“主流媒体”带有着明显的羞辱和丑化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杨大使居然没有看出来,真是匪夷所思。

  其三、网络上网民的一些言论,果真如杨大使所说“对中日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吗?鄙人孤陋寡闻,虽每日也读点书,看点报,上一上互联网,却竟然不知“个别网民”的言论,会有如此大的作用,居然可以决定国家的盛衰走势。中国的小百姓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礼遇”被人高看如斯。我忝列“百姓”之中,真是三生有幸啊!但我静下心来查看了一下,所谓“损害国家利益”和“负面影响”的“根据”,不外乎就是对西北大学事件,“学生上街游行,许多外电就报道说我们现在存在着极端民族主义,有损国家形象”和“京沪铁路论争之中,一些网民签名要求抵制日本新干线技术”两种说法。我想问一下,难道这两种说法比中国外逃的四千贪官和数千亿元财产的流失影响还要坏吗?何况大学生的游行也是合乎宪法的,至于个别人冲击武警,还有法律呢。姑且不谈京沪铁路究竟采用哪种技术尚没有确定,纵然是已经决定,网民们发表点看法和意见有何不可?照杨大使的推理,似乎京沪铁路只有采纳日本新干线技术,那才叫维护了国家利益?那才叫合乎“理性”和“负责任”的行为?这种“宏论”和见识,也太高远了吧!再有,中日两国民间关系敌意增加,这是事实。仅在2003年,民间对日索赔、罗刚事件、保钓行动、京沪高速铁路论争、齐齐哈尔化武遗毒、珠海嫖娼案、西安大学生游行等等事件就已沸沸扬扬。照理说,民间对此种事件的反映,也已大大地影响和“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利益”?可为什么两国贸易额却年年增加,2002年中日贸易额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而2003年则达到1200亿美元?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居然没有阻止中日双方的旅游和经济交往,岂非咄咄怪事?连杨振亚大使都说:“中日关系已经走过了31年的历程。31年的道路并不平坦,风风雨雨,波折不断,但从总体上看,应该说中日关系取得了重要发展,无论哪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请注意是说“无论哪个领域”,自然也包括“经济领域”,可见,“民族主义情绪”损害国家利益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一种情绪化的武断的结论。

  在我的印象里,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最强烈的国家不是我国,而是韩国,这一点,已经为世人所公认。我记得有这样一个镜头:一场韩国和日本足球比赛胜利后,韩国运动员冒雨跪在草坪上向天空呼喊,其欣喜欲狂的神态给我很深的印象。日本运动员也说,他们无法理解韩国运动员和他们比赛时的拼命劲头。联想到韩国在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两国共同举办“世界杯”赛等事件中的反应,哪一件不是被“民族主义情绪”所“劫持”啊?就在我写作本文的前几天,韩国不顾日本的强烈反对,发行了两国有争议的领土“独岛”的纪念邮票,有趣的是,这个举动既没有损害韩国和日本的经济关系,也没有损害韩国的“国家形象”,更没有发现韩国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小“龙”也并没有因此变成小“虫”嘛。几年前,“江泽民主席在访问日本时候要求日本把道歉写入联合声明,而遭到日本的拒绝,但日本却对韩国进行了书面谢罪。”这一点,真令人感慨万千。如此“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竟然没有顾及什么“负面印象”和“损害国家利益。”相反,却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要照杨大使的推理,韩国早就被“民族主义情绪”这把‘毒剑’损害的一塌糊涂,乃至亡国了。但韩国看起来却是“越来越好”,依旧蓬蓬勃勃。恕鄙人孤陋,到现在为止,除了德国和日本之外,我竟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发展为“极端”,成为一把“害人害己,货真价实”的‘毒剑’而几至“亡国破家”的?我认为,民族主义的“极端情绪”确实要防止,只不过,需要防止这种“情绪”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

  我曾经在网上拜读了一篇转自日本一家人气很旺的网站的日本人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居然扬言要在十五年内灭亡中国。而且,灭亡中国的步骤也“谋划”的清清楚楚。借问杨大使,不知道这样的文章和言论算不算“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物呢?联想到前一段,中国海军潜艇在日本附近公海上浮的时候,日本的主流媒体对此的反应,大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因为一艘中国潜艇的出现而爆发的架势。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这些,作为“堂堂的”前“驻日大使”不会不知道,可为什么对此只字不提呢?

  由此可见,杨振亚先生在谈论目下中国的所谓“民族主义情绪”时,不仅逻辑混乱,前后矛盾,推理上也破绽百出,而且还真得带了点“情绪”,这也是我深为杨大使感到遗憾的。


  三、“防止”说:“中日外交新思维”的延续


  我认为,这种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批评的“防止说”的实质是要求人们“搁置历史”而“善待日本”,以宽容的心态来接纳“一个正常的日本”的存在,哪怕这个国家正在抛弃“和平宪法”和复活“军国主义”。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即经济利益,中国也必须“主动”和“理性”地去实现“中日接近”的“外交革命”。在笔者看来,它实际上是开始于2002年并且贯穿整个2003年的“中日外交新思维”争辩的延续。准确地说,是“中日外交革命”论争的“阵地”转移。

  (一)、“防止说”的出现是“应运而生”

  “防止说”在2003年出现决非偶然。有几个因素导致了这种“情绪”的“再现”“江湖”。

  第一,中日两国的综合实力消长是“防止说”出现的根本因素。日本的经济复苏步履艰难,产业空心化严重、泡沫经济后果尚未消除,财政困难。所有这些都使得日本综合国力大幅下降。与此同时,日本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朝核问题六方第二次会谈尤其是中国蓬勃向上的经济更是和日本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2003年更是达到了9.1%增长率)。现在人们已经在谈论将“七国集团”,变为“九国集团”的时机和条件问题了。中国的影响在大幅上升,这是无庸置疑的。日本根本不情愿或不能接受这一事实。正如李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所说,改善中日政治与文化关系,日本方面从官方到民间,也需要有新的思维。问题的核心不是中国要给日本一个做正常国家的机会,而是日本要给中国一个做正常国家的机会。日本不应习惯于中国作为贫弱国家的过去,中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有权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求发展与统一。日本是不是能够理解、接受中国正常的发展和统一,这是一个远远没有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防止说”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日本没有确立一种与生机勃勃、综合国力大增、实力和地位已经今非昔比的中国相适应的“对中新思维”。(《中日关系新局从何破题》朱萍)。因此,仍然沉浸于昔日辉煌中的日本会想方设法地羞辱中国,频频地在历史、台海、废宪、人民币升值、中国军事力量增长等方面向中国发难,肆意挑起两国民间的争端。这样自然会激起中国人民尤其是反应敏感的知识分子的“义愤和抗争”,这才是所谓“民族主义情绪”的根本原因。第二、“防止说”是日本国内的主流“情绪”和中国内部某些学者文人的声气相通的结果,更是国内某些人“绥靖心态”和“求媚心态”的具体反映。本质上,它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企图为其复活“大日本”和“废宪”活动大造声势的政治需要而故意挑起的一场“争论”;也是日本政府惯用的将“国内矛盾国际化,用外部因素来掩盖其内部问题的手法”。正如美国高盛公司的分析家就人民币升值问题所指出的那样:“日本指责中国加剧了日本的通货紧缩,实际上是在给自己的金融政策失误找借口。”是转移国人对经济复苏缓慢而不满的一种手段而已。而在国内,某些所谓学者、专家为了“学术上”的创新,在“博爱”和“宽容”“负责”“理性”的口号下,以一种非理性和“创新”的姿态来对待严肃的历史和国家安全战略问题,把两个国家和民族的纠纷俗化为邻里之争和兄弟矛盾。在理性和“辨证”的堂皇大旗下,对一个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正常的“义愤”之情,偏执地理解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将个别人的“言论”上升为一种群体性的声音。从而对民族主义大加挞伐,这才是笔者所不能理解的。

  (二)、防止说:一种“陈旧”的利益观念的情绪外化

  “防止说”和“中日外交新思维”有着密切的相承关系。

  1、两者的立足点是相同的。都是基于一种注重“平衡”和“均势”的陈旧的国家安全战略观念。马立诚曾经说过:在美中日三角中中国处于劣势,现在中国如果不对日本增进友好的话,将把主动权更加交给美国。如果增进中日友好,可以提高中国在美中日三角中的地位。(《中日关系新局从何破题》朱萍)杨振亚大使也曾经说过:“政治上,(中日)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有影响的国家,两国的一举一动都深刻地影响着地区安全。”笔者认为在这种所谓三角平衡的国际格局中,日本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被大大地高估。实际上,目前国际战略格局可以用“一超多极”(雁阵型)或者说是“多极崛起,齐头并进”来概括。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远东及东亚地区(包括日本)、环太平洋地区力量(东盟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等构成了当今主要势力格局。所谓的美国、中国、日本存在着一个“三角关系”,不过是二十年前冷战时期作为和前苏联抗衡的一种暂时的“力量实体”而已。显然它和目前的世界战略格局是不相适应的。对照一下杨先生言论和现实中的日本情况,我们发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尤其是日本,由于经济复苏缓慢,其战略和政治影响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其一举一动都在邻国警惕的目光里,其“能量”也找不到释放的合适空间,还远称不上“一极”。因此,对日本地位的高估是导致“中日外交需要新思维”“中日外交接近”“防止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等观点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是一种“主观”“情绪”的自然显现。

  2、两者的实质相同。都是基于一种陈旧的“利益”观。“对日新思维”的立足点是为了国家利益。这里所谓的国家利益是指经济利益。马立诚先生曾经说过:“战后已经60年了,我们要尽快把这段历史翻过去,要向前看。国家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要比这个问题重要的多。”“防止说”则强调中国不能失去日本这个“资本技术”和“商品市场”。是的在目前,发展仍然是我们目前的第一要务。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利益就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最高或最大利益,就是体现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根本走向的战略利益,而不是一时一地的权宜之“利”。“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它应该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文化利益”“军事利益”“民族价值体系利益”等等。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应该是“早日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和“迅速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超级大国”这一根本走向和趋势,而决不仅仅是所谓“经济发展”。为了几个美圆或日圆,而丢掉中国人的应有的“义愤”和“情感”,进而丧失了“民族主义”,我认为,这种“主张”不是“无知”就是“居心叵测”。

  3、“对日新思维”和“防止说” 两个观点所折射出的不健康的心态是相同的。两者都对中国民间的“仇日情绪”感到不安,对中日两国民间的敌意增长忧心忡忡。在字里行间还表现出一种对日本对华援助的“感恩戴德”的心理。马立诚先生曾经说:“自1979年以来,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达2.9万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援助了中国150项大工程,北京国际机场就有日本300亿日元的贷款。而且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利息低,比世界银行还低五六倍。这也表示了日本的一部分诚意。”笔者姑且不指出马立诚先生的语法错误(按照语法,增长不能用倍数),仅就这段话所反应出来的某种“心态”,也令人感到遗憾。在马先生的眼里,日本从1979年开始的对华开发援助,似乎是一顿“免费的午餐”,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其实不然,按照日本新修订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日本的援助的目的是为了“国民利益”而不是“人道目的”。在这个“新大纲”的指导下,2004年的对华援助在2003年援助额度减少25%的基础上再减少25%,控制在8亿美圆。而与此同时,对印度的援助却增加了25%,总额达到了10亿美圆。(《学者新论:中日关系需要怎样的新思维》乔新生)这段话传达出这样的信息:第一、日本援助中国的目的,决不像马先生所说的那样富有“诚意”,而是为了其自身的“国民利益”。而且这顿“午餐”也不是中国所独享的“满汉全席”,印度、蒙古、柬埔寨等国家也有份。可见,这2.9万亿日圆不是单独给中国开的“小灶”,更不是表示所谓 “诚意”的战争赔款;第二、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在解释这一变动时直言不讳地说:“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成功,中国将其开支用在军事和其它领域,民众反对将援助给中国”。话说得够明白了吗?请记住,不是某些人眼里的“少数右翼分子”,而是民众反对这样做,这难道就是所谓日本政府的“诚意”?这可真是辜负了马先生的一片好意。“诚意”,多么强烈的情绪啊!第三、这同时表明,是日本政府而不是“少数人”在公开地给“中日关系”敲警钟,破坏“中日友好大局”,宣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无独有偶,杨振亚先生也曾经把日本2003年9月在东京举行由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森喜朗等500多人出席日本政府授予他的“勋一等瑞宝章”授勋祝贺会。作者还为这件“象征中日友好的喜事”未被充分报道而感到“遗憾”。一种沾沾自喜的心态跃然纸上。杨大使大概忘了,“桥本龙太郎”是日本右翼的什么“遗族会”的负责人和骨干分子,而森喜朗前不久还跑到台湾,为陈水扁“助选”,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也成了“中日友好人士”。真让我等感到“世界变了”。

  这种带有强烈“倾向性”的观点所反映出来的“情绪”和“心态”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四、“防止说”:对新国家安全战略的错误解读


  在我看来,“防止说”在此时“现身”绝非偶然。而是与某些所谓“专家学者”对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所作错误读解有关,与其错误的认识有关。现在“防止说”和“劫持说”之所以引人注目,很大程度是由于“对日新思维”在全国范围内遭到批判而声名狼藉。因此,借新领导集体所提出的新安全战略之机,在“负责任”和“理性”的堂皇大旗下,转化“话题”和“阵地”,易地而战。

  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具有哪些特点呢?以笔者看来,新时期国家战略是基于以下的认识:第一、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是以“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为外交指导方针的。这种方针既是秉承了中华民族“亲仁善邻”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复杂的周边地缘形势所决定的。是中日、中印、中国和俄罗斯、南海问题等多方面利益关系的要求,也是基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走向所确定的方针。第二、这种外交方针的具体内容可以温家宝总理所说的“睦邻、富邻、安邻”来简要地概括。诸如中国加入东盟、改善和印度的关系、着手解决南海问题、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强化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促使上海合作组织向一体化“联盟化”的方向发展等等都是这种富有智慧的外交方针的具体佐证;第三、对中国发展与世界关系的重新定位,构成了中国新时期战略的核心指导思想。这种重新定位是基于“和平崛起”的理论。这种理论的要点包括: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国是作为有理性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出现的;中国的崛起同时也是有尊严地“崛起”;中国的崛起是对世界的善意回应而不是对世界安全的挑战,中国的崛起对世界而言是一种维护和平的力量而不是麻烦制造者;中国既要适应世界,世界也同时存在适应中国的崛起和发展的问题;中国的崛起是要达到中国和世界“双赢”的目的。

  而“防止说”则是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错误的解读。这些错误表现在:
  1、片面地理解“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外交方针,不恰当地对日本的挑衅行为一味的“示好”,片面强调中日两国之间“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将一时一地的“权益”上升到“战略利益”层面,仍然以“韬光养晦”的心态看待变化了的“世界”和中日关系,其实质也是侧重于对日本的“理性接纳”“宽容”等,对“民族主义情绪”持一种排斥的态度,将“正常”的“感情”斥责为“极端”而大加挞伐。

  2、过分地强调“理性”和“负责任”,过分地关注中国在他人眼里的地位和形象,将“理性”和“感情”对立起来。按照马立诚先生的说法,中国要做一个理性的大国、负责任的大国、平衡的大国。中国高速崛起之后,面临着一个将要扮演什么样角色的问题。中国是理性大国,应该尽量减少非理性的行为。这无疑是对的。但决不能为了所谓减少“非理性行为”就把原本属于一个人正常表达意见都视为“极端”或“不健康的情绪”。将一个民族的正义呼声和呐喊视为“不健康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将大多数人对所谓“民族主义”的赞同曲解为被“民族主义情绪”所“劫持”和“高风险”。

  3、对中国“和平的崛起”理论作了片面的解读。将中国的“崛起”解读为一味地向世界“示好”,将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涉理解为“忍让”,要求中国做一个“平衡”的大国,以调解纠纷和冲突,过分强调中国“不能为所欲为”(马立诚语),束缚中国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遏制中国应该发出的声音。不顾实际条件地追求所谓“双赢”甚至“多赢”的结局。试想一想,在“辨证”和“理性”的口号下,如果一旦失掉了“有尊严的崛起”这一根本条件。中国的“崛起”就变得毫无意义。而“防止说”的要害也在于此。


  结论:

  诚如刘小彪先生所言: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共同体成员对自己民族根深蒂固的热爱和对自己民族利益深切关怀基础上的关于民族生存、发展和权利的思想观念。是对本民族的“热爱”和“深切关怀”,是对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思考和焦虑。因此,“忧患”意识或“忧患情结”就是其核心内容。而作为民族的一个特殊阶层,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前途的思考,自然要深刻和痛切一些,对本民族的生存状态的焦虑感更深沉一些也更敏锐一些。曹丕在《典论》中曾经把写文章称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对民族的期望和发展的重任一并交付给了知识分子。而后代的知识分子也“以天下为己任”,以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气不惜“我以我血荐轩辕”,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同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和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一脉相传的,是对向我们民族挑衅的行为的积极“抗争”和“回应”,是一种可贵的忧患意识。当此“台独”势力猖獗,国家仍然处于积弱状态,内忧未除,外患犹存的情况下,对于民族的热爱,对于民族的自信,就更需要提倡。从这个角度看,杨先生的“防止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确有耸人听闻之嫌。

  试想,中国如果真的没有了这些“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那该是一种怎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啊!

          (山东 安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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