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第4个年头。这年的春天似乎格外的寒冷，直到四五月，山西仍感受不到飞花的气息。
在1940年4月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武乡县王家峪一户农家，直到深夜，灯光依然闪烁。灯下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正在作战室里讨论着近期的作战形势。作战室正对屋门处一张华北地图占满了整个墙壁，地图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道道黑色的粗线、细线。粗线代表着铁路，细线代表着公路。粗线与细线密密麻麻，像一个巨大的蜘蛛网，给人以十分压抑的感觉。此时，恰好一阵冷风吹过，一股寒意充斥整个房间，涌向朱、彭二人心头。
这年春天，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时期。1939年9月，德军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战争疯子希特勒的吼叫声中，德国法西斯军队连续发动闪电攻势。在短短70天的时间里，德军先后打败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号称世界陆军第一强国的法国，几乎囊括了整个西欧。就在美英苏等大国的眼睛随着希特勒的指挥棒上下跳动，游离迷失之际，日本认为南进时机已到。1940年春夏希特勒在欧洲取得的辉煌，更是给处于困境的日本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整个岛国就像被泡在烈酒杯中，人们陶醉如狂。5月10日，日本陆军省一听到德国入侵西欧的消息，立即聚会磋商对华战争的指导方针，制定了要在1940年年底以前，以全力迅速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屈服的策略。根据这一策略，日军双管齐下，政治上加紧对国民党政府诱降，军事上加大国民党政府的压力。
这年5月1日，驻武汉日军第11集团军发动了自武汉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枣宜战役，于6月12日攻占鄂西重镇宜昌。占领宜昌后，日军又以之为基地，空袭国民党政府临时首都重庆和四川其他大城市，两个月进行了4000架次的持续轰炸，仅重庆一地就遭到日机3300多架次的袭击，投弹量为2500多吨，其中约2000吨落在重庆市内，炸死炸伤5500多人，造成要进攻重庆的气氛。同时，日军还在开封和黄河北岸及山西南部的三角地带集结重兵，声势之大，似有割断陇海路西段，南北夹击中原，西取陕西的企图。一时之间，西安的国民党当局也受到很大震动，以为日军要沿陇海路西进，占领西安以至兰州，截断苏联援助中国军火物资的交通线，使中国的国际交通全部断绝。
正当日蒋之间的秘密谈判紧锣密鼓地进行时，“汪记”国民党政府在日军的操纵之下，在南京开张了。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按照日方计划成立伪国民政府。10天之后，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率领一批大小汉姆就任伪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日本的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一时使中国大地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国民党内一些人动摇了，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
就在国内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华北八路军前线也出现了极其不利的局面，日军旨在困死共产党八路军的“囚宠政策”全面展开。负责实施这一政策的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多田骏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学员，比冈村宁农还早一期。多田骏从小对中国问题就很感兴趣，早年在关东军任职，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是关东军军事顾问团的最高顾问，后在1935年接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之后不久改任第11师团中将师团长。1937年出任参谋本部次长。这个号称中国通的多田骏，上任伊始就采用了“囚笼政策”来对付八路军，具体做法是建立联系紧密的交通网，使村村有公路，路路有炮楼，以公路、铁路为纽带，欲将整个华北结成一张坚韧的大蜘蛛网，将八路军和根据地困死在这张网里。多田骏的“囚笼政策”很快见到成效。1939年秋，华北抗日根据地有近百个县城，而到1940年夏，只保有几个山区偏僻小县城。八路军活动困难，物资匮乏，形势顿显紧张。
朱德和彭德怀在这个难眠之夜，对着地图上的这张巨网，苦苦思索。
早在1939年底，冀中军区呈报的一份密电，即引起他们二人的警觉与高度重视。这份由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说：“敌最近修路的目的同过去不同……一是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由任丘到大城，河间的公路修得比地面高五尺，两旁沟深八尺到一丈，沟底宽六尺，沟面一丈六，把根据地划成不能相互联系支持的孤立的小块，部队也不能转移，便于敌人逐次分区‘搜剿’。第二种修法是汽车路的联络向外连筑，安国县已完成三层，敌人汽车在路上不断运动，阻挡我军人其圈内。”
到这时，日军已在华北修筑了5000余公里的铁路、3万余公里的公路、3000个据点。根据地要发展，必须撕毁这张黑网。朱德和彭德怀的思路渐渐地清晰起来。为了更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大量钳制敌人的兵力，破坏敌人进攻西安、昆明、重庆的计划，克服当时严重存在的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投降危险，朱德、彭德怀决定调八路军主力，对日寇来一次破坏交通为主的大破袭战。
1940年4月末，朱德离开八路军总部前往洛阳与卫立煌谈判停止国共摩擦，后顺道经西安返回延安。八路军总部只剩下彭德怀和参谋长左权负责前线的作战。为了商讨对敌斗争之策，一天，彭德怀将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将领召集到了八路军总部。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
邓小平首先发言，他认为交通斗争已经成为我军同日军进行军事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区全部斗争的60％是交通战。日寇在太行、太岳山区，抢修白晋和临（汾）邯（郸）铁路，妄图将我太行、太岳区分割开来。
聂荣臻说：“今年以来，日军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修成石家庄到南宫、内邱至巨鹿、邢台到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和许多支线，把我冀南根据地也分割成了很多小块，同时，日军还在我平汉线西侧积极增筑据点和公路，严密封锁我太行、冀南间的交通，妄想缩小我军的活动范围。”
刘伯承对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他说：“日军现在加紧抢修道路，在平汉、津浦两侧挖沟，这些实在不单纯含有军事意义，而且包括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严重意义。因此敌人是以战略眼光来组织它的交通。在军事上说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敌人方面铁路乃是它的大运兵线，公路乃是它的小运兵线，据点乃是它的兵站，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彭德怀同意大家的意见，他接着说：“敌人要筑路，要利用交通线达到快速调兵遣将的目的，从而把我们根据地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小块，同时在铁路、公路两侧修建了很多据点，使我们很难接近。现在的形势按老百姓的话来形容就是‘出门上公路，抬头见炮楼’。铁路、公路就像是一根根绳子捆住了根据地。不破坏敌人的道路，我们自己就无法活动，就难以在被动中争取主动。”
说到要破路，大家的情绪更热烈了。最后大家一致把目标盯在正太铁路上。当时华北有七条铁路干线??正太线、同蒲线、平汉线、津蒲线、平绥线、北宁线和胶济线。在纵横交错的铁路网中，从河北石家庄到山西太原的正太线处于中心位置。这条全长200多公里、横越太行山脉的铁路，在崇山峻岭中蜿蜒西去，把巍巍太行劈成两截，大部分路段处于两山和峡谷之间，桥梁、涵洞较多。它连接平汉、同蒲两铁路，是贯通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在这条铁路线上，有天险娘子关和日军在华北的重要燃料基地阳泉、井陉煤矿。如果正太线中断，山西境内日军的给养补充和外运掠夺的战略物资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它还是日军实施“囚笼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日军在铁路沿线大小城镇、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均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至数百人的兵力守备，并经常派装甲火车巡逻。铁路两侧10至15公里的要点，还筑有一线外围据点。在2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日军部署了第4、第8、第9三个独立混成旅团，日军妄称正太铁路沿线是“不可接近”的地区，用它隔绝入路军总部、第129师活动的太行抗日根据地与晋察冀边区的联系，并以它为依托进攻抗日根据地，可以说，正太线是我必攻、敌必守的重要交通线。
这样，发动一场以袭击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大破袭战役便在1940年的早春就确定下来了。接下来，便是选择开战的时机问题了。
转眼间，夏天到了。6月27日，八路军总部迁回砖壁村。据当时作战科长王政柱的回忆，这段时间彭德怀和左权每天都要在地图前站上很长的时间，他们在思考、酝酿、设计着最好的作战方案。终于，战役计划酝酿成熟了。
7月22日清晨，随着“嘀嘀哒、嘀嘀哒”的电报声，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从山西武乡东南深山区的砖壁村飞向了四面八方。电报指出：在国内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为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打破其进犯西安的企图，争取华北战局向更有利方向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大举破击正太路。
8月8日，八路军总部又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进一步明确了战役部署及作战地域，并规定战役发起时间为8月20日。
大战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