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对时局宣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院部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剩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澄流等叩文。
注：此宣言起草之详情据应德田：《张学良和西安事变》谈到：一九三六年十 二月十一日夜，"张学良将军叫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洪钫和我起草一篇八大主张的通电稿，准备把蒋介石抓到后向全国发出。经过研究，稿子最后由黎天才拟出，大家看过略做修改、确定。十二日，抓蒋后发出。……原通电具名，只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几位高级将领，发出这封电报时，不知怎么加上了蒋方大员朱绍良、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万耀煌的名字。可能当时有人认为，这样可以增厚通电的力量，可以使南京和各省一时搞不清楚，觉得这些人也参加了西安事变。可是我想，这种做法……不仅不足以增厚通电的力量，反而表示自己有力量不足的惧心。”
张、杨为组织抗日援绥军通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衔略）日人嗾使匪伪，侵扰绥疆；虽前锋迭报捷音，而后方仍不容稍缓，学良等爰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委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克日誓师北上，剪灭仇雠，光复失土，特电布达，诸希察鉴。张学良、杨虎城同叩攸。
张对所部讲话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董参谋长，诸位同志：
这几天因为我很匆忙，所以今天早晨想和诸位讲话，结果未能腾出时间。方才又令诸位等好些时间，很觉得对不起。
过去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有同诸位讲话。不到班、不同诸位讲话的原因，实在由于我内心不愿意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的难过！我不愿意同我的部下说假话，违心的话；可是，我限于命令和职务的关系，不说则已，要说就得说些违心的话，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说。
关于此次十二月十二日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已经大概的明了，现在我再简单的述说一遍！
关于政治主张，我曾公开的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讲话的内容，今天我见到蒋委员长的秘书毛庆祥、汪日章，据他们告诉我，我同蒋委员长的讲话，他们都听到了。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也是因为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蒋委员长误会我，说我的意见不对，但又不能说出我的不对的地方在那里，更不能对他所说我的不对的地方加以指导！
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却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在最后的、万一的改变他的主张。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办法。假如不是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假如不是因为我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的责任，假如不是因为我采纳部下的意见，接受部下的批评，或者假如我只身离去，回东北作义勇军工作，也能收到和实行第三种办法同等的效果；实行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不在乎！
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所实行的，在实行这种办法时，我真是用尽心机，也可说舌敝唇焦，而绝对是纯洁无私的，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
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我可以说是蒋委员长的最高干部，而他对最高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词；反之，却专听从不正确的一面之词，这实在不能算对。曾扩情有两句诗，大意说华山虽然高，其奈四围被阴霾笼罩着。这种情形，正象说蒋委员长被人包围着一样。
第一第二两种办法都行不通，只好采取第三种办法。采行第三种办法，还有几个近因，也是主要的原因：第一，上海七位救国领袖被捕。上海各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说象他自己所说的“爱国未遂罪”！
有一次我对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竟说：“全国人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我心里的话，??那时没有说出来，革命政府并不只是空洞的四个字，革命必须有革命的行动！第二，“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
事前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出各种方法来制止。我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还不成，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叫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说是他叫警察开明枪，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尤其常听他说：除了到西北、除了我，没有人敢象那样说他，没有人敢批评他。他是委员长，他没有错，他就是中国，中国没有他不成等话以后，便断然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的确，我们平情的说，从蒋委员长的一切言行上看，他和专制大皇帝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件事情，也足以促成我采取第三种办法，也可以向诸位提出来，就是蒋委员长认为我的部下的行动有不检的地方，开始要求我对于我的部下加以惩处！我实在不能那样作，我不容于当局，牺牲我个人可以，无论如何，绝不陷害我的无辜的部下。
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的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作，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
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我们考查这次事件，和蒋委员长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应该注意两件事情：第一，重要事情要和重要干部详细讨论。
遇到重要事件，虽限于事实困难，不能和很多人讨论，但至低要和重要干部讨论，俾干部得以竭尽忠诚，发挥己见。至于全国民意，就是我们的主张，当然更绝对不能违背！第二，特务工作固然很重要，但情报只能供参考，不能完全听信，过去蒋委员长太重视情报，而蒋委员长所得的情报，可以说有很多是不正确的，试想根据这种情报，去决定政策主张，焉有不错误之理？
这次事件实关系我国家民族兴亡，务望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复兴！我们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绝不一错再错，诸位同志！中华民族终有自由解放的一天！
本人因工作忙，目前不能常到部，总部事情由董参谋长多负责，希望各位都切遵董参谋长的指导。至于诸位有什么意见，请用书面报告我，我当很虚心的酌为采纳。
张在西安电台广播讲话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各位听众，各界同胞们：
东北沦亡已经五年多了，华北也几乎名存实亡，西北的危机，也一天比一天的加深。“九?一八”后政府所签订的几次协定，实在是断送了许多的主权。日本于一贯的大陆政策，整个中华民国眼见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
我们的隐忍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近来国际情势越发危急，我们再不起来向我们最大的敌人反攻，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了。
绥东的抗战，全国民气激昂万分，在这个时机，我们的中央政府、我们素日所拥护的领袖，应该如何激励全国军民、发动全国的整个的抗日战争，而事实上我们的忠勇的守土将士，正在前方浴血杀敌，我们的领袖还是胶执“剿匪”的主张，把国内大部的兵力财力，都用在内战式的“剿匪”上。我们的政府的诸公，在后方力谋妥协，只顾苟安一时，不惜把民族立国的精神完全断送。
此外更在上海逮捕了大批爱国分子，查禁了十四种救国刊物，以致人心愤慨，舆论沸腾，这种情形是大家共闻共见的。十二月九号西安学生游行，完全出于自动爱国的精神，并无扰乱秩序的地方，蒋委员长竟主张以武力弹压，并申斥必须以机关枪扫射，才能停止这些爱国青年。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他的主张的希望。
学良追随蒋委员长多年，为公为私实在不忍坐视蒋委员长因这种行为，走到自误误国路上去，不得不实行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剩现在蒋委员长在此极为安全，诸位要知道我决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至于我个人的主张，不合民意、必至覆亡。这话不但我不信，恐怕除了少数汉奸以外，全国的民众都不信。我们可以问问全国民众，还是愿意立起抗敌、死里求生呢？还是屈辱到底、任人宰割呢？！
一个国家必须有强固的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政府必须建筑在民意的基础上。合乎民意的政府，当然要誓死拥护的，若政府措施违反民意，一定会把国家领到灭亡的路上去。大家只知作官，自然有改组之必要。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是即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天日在上，绝无一字之虚伪。诸位要知，我们谋国只应论事不能论人。一般不识大体的人，或者说我们的举动或者有犯上之嫌，若就事论，试问全国四万万五千万民命重，还是蒋委员长一时之身体自由重？我们也曾用过种种的方法，请求蒋委员长即刻领导起来抗日，不要摧残民气。他始终不听，我们才不得已而行权，我们的心地是绝对纯洁，我们的方法是绝对正当，如有反对者，必为全国民众听唾弃，结果必归失败的。
今后我们要共同负起抗日的神圣任务，共同走上民族解放的阵线上。我们否认对日一切屈服的条约，我们要确实实现孙总理最后所诏告我们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最后我们要郑重的向国人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吾们愿诚恳的接受各方面的指教和批评，对任何人都认为是中国人，对任何党都视作抗日的力量。
附带声明一件事，就是现在南京方面，把我们的电讯隔断，并且给我们造了很多谣言，他们不愿意国人知道我们在这里作些什么，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希望国人明了真相，我们不愿意任何人利用这个机会造内乱，给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造机会，我们只求有利于国家民族，至于个人的毁誉生死，早置之度外。广播完了。
杨在西安电台广播讲话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各位听众，全国同胞：
国难日亟，自十二月十二日张副司令与虎城应西北各界救亡的要求，毅然树起抗日的旗帜，其重大的意义，已于文日（十二日）通电及昨日（十四日）张副司令广播词中，很诚恳的说明了。全国自然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今晚虎城特再郑重的来向大家报告一下：同胞们！我们中国目前的国势已到了什么地步了？是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无厌的侵略，眼看着就要亡国灭种了，所以我们救国的方略，除了全国一致、不分派别、向同一的目标，对准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抗战以外，实在是再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现在南京政府在蒋委员长控制之下，他们一贯的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办法呢？他们所号召的口号就是“安内攘外”。同胞们！
我们平心静气的想想，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目前了！所谓“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的结果也只有同归于尽，还谈到什么“攘外”吗？
蒋委员长这次到西安来，张副司令就很恳切的诤谏过多次，无奈他不但不能采纳，反而变本加厉的在学生群众请愿出兵抗日中，忍使警察对着手无寸铁的青年实行枪杀，这是多么不幸的事呢！？蒋委员长是我们平素所拥护的，我们拥护他是希望他能领导我们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民族。他这样的政策错误，我们决不能以感情作用，使总理手创的中华民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地位。我们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我们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全国同胞一致团结，不但是不分派别，即就是不抗日的，我们也希望唤醒他们来抗日，纵然他是汉奸，我们还要拿出良心来激励他们，使他们能够回到我们的这一条抗日战线来。“一二?一二”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护蒋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国罪人。至于我们提出的八项主张，在昨天张副司令已经在广播上向全国同胞说明了。现在此间已组织了抗日联军，准备先向目前侵略我们绥远的敌人抗战，希望我们的全国同胞一致起来，不分派别，共同负起这个抗日救国的责任，争到最后的生存。南京政府对我们这次的行动，听说还有不谅解的人。同胞们！我们是抗日，不是内战。所以张副司令昨天说的话，我们就是剩了一兵一卒，必用在抗日的疆场上，虎城也是这个决心，只要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争得生存，为功为罪，虎城是不计较的。希望全国同胞们以后不时的指导，使虎城在抗日的战线上，不致有什么错误，虎城是十二分的感谢。
张在西安市民大会讲话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我们同胞们：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我们相信我们的心理都是一样的！
各位同胞们对“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大概已经知道了。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
在“一二·九”那天，我曾经向参加请愿的同学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内，有事实答复”，想诸位还记得，那天事情真是给我一个绝大的刺激。现在我再把发动“一二?一 二”事件的近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简单的向诸位讲一讲。
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面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违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作的工作，作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我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
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的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于上两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当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一二?一二”的事件。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主张清清楚楚的拿出来，清清楚楚的报告全国民众的面前。同胞们！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量的出力量，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同胞们起来！我们的主张要我们自己来实现。
诸位的情绪，十分热烈，深愿诸位能把这种热烈情绪坚持到底。用实际行动来保障诸位的热烈的情绪。诸位同胞，我们是诸位的公仆，我们替诸位打前锋，至于最后的胜利，还赖全国人民，一致起来争龋今天本人受诸位同胞这样热烈欢呼，真有点不敢当。本人以待罪之身，作抗日的工作，为公为私，都是应该的。本人一定要竭尽智虑，要求实现救国主张，不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止！完了。
杨在西安市民大会讲话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全体同胞：
今天开市民大会，兄弟受着各位同胞热烈的欢迎，觉得是非常之惭愧。我们应该知道十二日的举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义举。经过的一切情形，方才张主任委员已经报告得很清楚了，现在不必再来重说。兄弟现在所要说的约有几点，希望全体同胞加以特别注意。
第一点：我们今天是在什么地方开市民大会？（市民一致答是在革命公园）大家既知道是在革命公园，就应该知道革命公园这个地方，是许多民众的鲜血、和许多民众的头颅所换来的。死难的先烈，都是为革命而奋斗、为民族求解放而牺牲的爱国志士。现在我们既然在这富有革命性的地方来开市民大会，我们唯一所认清的，就是我们的中华民国目前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了！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更形扩大的向我们武装进攻，国家民族的危亡就在目前了！所以今天在革命公园开会，我们的同胞就不要忘记了先烈的伟大精神，大家都要踏上先烈为我们打开的血路，一致团结起来，努力抗日，才不负今天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意义了。
第二点：兄弟今天看到会场的热烈情形，不觉得大为感动。我们记得从前在这里开会的时候，每次所听到的都是“安内攘外”“敦交睦邻”的这些口号。群众们受着环境的压迫，可以说是没有一点自由的；切实的说，若干年来也就是在这些好听的口号当中，几乎已将中华民国断送完了。直到今天才得真实的来表现我们救国的意义，毫无虚伪的提出了我们的主张，这才可以说是第一次的民众大会，第一次的民众得到自由的大会。这是兄弟今天觉得非常高兴的。
“一二?一二”的义举，我们应该知道是真正的民气表现，更是民众自动的起来救国抗日热忱的表现。我们的主张是要抗日，因为见于蒋委员长对外政策的错误，经过了多次的劝谏无效后，于万不得已中才有这次的诤谏了。所以这次的事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生的。这一点是张主任委员与兄弟都是可质之天日无愧怍的了！
在过去国家的形势上说，西北各省只能算是抗日的后防。
但自日本帝国主义实际武装攻夺我绥远以来，于是西北也就随着而变为抗日的前线了。我们的民众，在这种形势之下，就应该认清西北民众切身的利害。西北的民众就要团结起来，巩固西北的国防力量，担负起西北的责任。要拼命的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下去牺牲、去抵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才能保全我们的中华民族。
兄弟相信西北的民众是早已认清了革命的时代的，是决不怕牺牲的。（民众高呼不怕牺牲）再一方面，在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印证，凡是一个革命，不只是由空谈的言论、虚伪的呼号所能成功的。是要拿血拿头颅去硬干才能胜利。我们的张主任委员很坦白的表明了他爱国的虔诚，并认清了西北民众革命精神的伟大性，是极力帮助我们；我们更要拥护保障东亚和平的领袖张主任委员，拿出铁和血的牺牲精神，领导我们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西北民众来完成我们革命的光荣史。我们知道“一二?一二”的举动，其更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将这种使命更扩大起来。希望全国同胞，大家都能团结起来，抱着绝大的牺牲精神来完成中国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张、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
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七八 天了。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忿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
也许有人在那里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队在那里参加，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二十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由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说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对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还不是很清楚吗？
双十二运动发生的一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的抗日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
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也许我们的飞机不好，那我们为什么必要买那样不好的飞机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北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我们全是中国人，谁不知飞机献寿为的是抗日。因为有抗日作目标，群众才那样的热烈。而现在我们有飞机却不对外，使我们的抗日战士无可奈何地受着敌人飞机的时时轰炸。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我们的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
也许还有人相信抗日的“准备论”，这更是大错。我们不要把日本当傻瓜，认为我们会准备人家不会准备。老实说，我们准备得还不到五分，人家已经准备到十分了，试问这种准备有什么用？这岂不是等人家准备好了来整个吞并我们中国吗？再说，人家也绝对不许可我们准备。在我们准备过程中，人家已经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各种各样的锁枷把我们束缚得死紧，教我们动不得身，抬不得头。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准备起来？这不是梦想吗？
我们因为不信任变相汉奸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准备论，我们因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劝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但我们大胆的赤诚劝谏，都一次一次的失败了。我们为服从全国潜在大多数民意，我们为贯彻我们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国主张，所以才有这一次双十二事件的发动。
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那党那派我们均愿意竭诚欢迎。
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
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虑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气。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亲爱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张学良、杨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