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作者有视西安事变为一滑稽之喜剧者，余则视此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斗争也。盖去年十二月十 二日以后，半个月内，西安事变之经过，其情状之复杂，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至其对于内者，则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积于其间。今欲事后回溯，表现其准确明了之事实，固非易事；苟勉为之，首应排除个人之情感，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方面同时活跃之经过，方能窥得其真相之全豹。
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南京虽为首都，其在黑暗中摸索之状况，不减上海。余偕孔部长及端纳（余已约彼伴余飞赴西安）匆促入都。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会，决定办法，立付执行；并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命令措词，异常严峻。京中已于是日晨接到西安发来之通电，署名者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重要部将外，复有在西安之中央官吏多人。电中列举非难中央之事状，皆足令人发指者，并称彼等曾“涕泣诤谏，屡遭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剩”最后提出自命为“救国主张”之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至所列八项要求，则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实际注重于剿共军事；）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实行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
此我等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晨抵京时，京中紧张迫切之状况也。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其变化实易受热情与狂想之激荡，而余本人复系有严重个人之利害。第一念袭我心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继余复念，此事若处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余必坚持我主张，将一切措施纳诸合理轨范之中。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是晨八时前，余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端纳亦同时去电，盼其即复。余等到处搜索消息，而消息始终沉寂；周遭接触者唯紧张之流露，形形色色之猜测；辗转传布，如飞沙，如雷震，诸凡捕风捉影之传说，眩人欲迷。时西安电线早已中断，不特西安之真相无从探索，而亦无人能一究其事实发展与结果何如也。
余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余主张：既未能确证西安将领别有企图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 方面迅速搜寻其动机之真相。余曾作臆断曰“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具有相当之理由。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
西安来电所提八项要求，余初未加以重视，当时一般人亦多作如是观。盖张学良部以西北地瘠民贫，驻军其间，早感不满，故测其所提政治条件，实只备为移调丰腴省分谈判时之借口而已。主张讨伐者或即因此而益坚其主张欤？
是日晨，得张学良来电二通：一致孔部长，一致余者，皆经中途阻碍，延搁已久。读其致余之电，涉及委员长，语多不逊。余初愤甚，继念：安知此电果为张所亲笔签发者，安知张非与其部下有隔阂者；即此电确为张所亲发，又安知张非在激昂情绪下措辞失检耶？时端纳西安之行，待张学良复电尚未至，为节省时间计，端纳决于午后先飞洛阳，余恐或有需译员处，派黄仁霖偕行。余复请端纳携一函致委员长，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余复以长函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卤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
端纳于夜间由洛阳来长途电话，称于日落时抵洛，彼处离西安虽只余一小时半之飞行，然消息之沉寂，不减于南京。
且言是日已有飞机三十余架在西安上空飞行示威，目的欲告谕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之手，以张学良预令其驻洛直接指挥之炮队占领机场之命令，其部下实未遵行也。端纳复称：彼不问张学良有否复电，决于明晨飞赴西安。余于是夜卒得张学良致端纳电，欢迎其入陕，于是端纳所乘飞机中途被击之顾虑始得释然矣。
时军政部长已受命，在委员长未回京前，执行指挥调遣全国军队之职权，空军亦归其统辖。然余仍继续进行“全国航空建设会”改组事宜，盖不独事务本身之重要，未容诿卸；且努力从公，亦暂时可使身心得所寄托。闻左右偶语，竟窃窃私议委员长已不讳，且谓即幸存，亦无生还望诸人于面对时，未尝不表示同情与慰藉；然一转背间，即充满悲观之空气，而全国斥责西安叛将之怒焰，则已蓬勃不可抑止矣。然余个人于事变发动之初，即决心与劫持我丈夫之西安将领作正义之周旋，任何牺牲，任何代价，皆所不顾；至咒诅谩骂，则非所愿为。盖余深信唯诚挚与真理乃能建树永久之基矗此为余生平之信念。遇西安事变而益坚。
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故愿中央诸公共信之，因此反复申述，请各自检京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盖战事开始之后，委员长即不为其亲自统率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为怨恨暴戾之叛军所残害。不料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矣。
或有责委员长不应轻赴西安作此不必要之行，可免躬蹈危机者。余即告之曰：“委员长若欲不愧为委员长，无论在何时何地皆应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彼所朝夕萦心者为国家大计，更安有余晷顾虑其个人之安全？策划其安全者，实非委员长分内之事，而为其部下及其左右义不容辞之责任。彼为其干部者，实应随时随地敬谨注意，策其万全。如委员长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顾虑，又安足为全国领袖哉？”复有人言：“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余又告之曰：“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孰能领导全国者乎？”当时群情激昂，主张纷杂：或言委员长殆已不讳矣；或言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词色之间似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余乃详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则余必首先劝其牺牲。唯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径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吁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愿诸公深信我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今日此举，实抑制情绪，抓紧现实，乃以公民之资格，要求以最少之牺牲，为国家与民众解决此严重问题之症结。倘余夫或余个人之牺牲可以为国家造丝毫福利者，余必不假思索，力主牺牲。唯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而国难严重如今日，在余心目中，在全国民众之想念中，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连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证其安全也。诸公今日，一 面尽可作阵地之配备唯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而一 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凡余对此大局之观察，以及余所贡献解决之方策，事后必能证实其不谬。深信诸公虽与我观感两歧，而态度之诚挚则同；余今自信所取态度之不误，必将竭全力以求我主张之实现。谩骂不足以慑服叛徒，更不足以解决现局，幸诸公深思之。”
余言既，复明告彼等即亲自飞往西安。群议哗然，以为不可，反对之声纷至。盖当时谣传，血与火充塞西安，该处已成赤色恐怖世界，而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即未死，亦难幸免。故向余进言时，不曰余此去决无收获，即劝余勿作不必要之牺牲；不曰余去被囚，徒令叛变者多一要挟我夫之凭借，即曰最少我投身作质，徒扩大事件之纠纷。悲戚、失望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信仰更难。余虽未受悲观者之影响，然亦不禁黯淡凄怆。尝自反问曰：岂我等求出生民于水火之努力，已至最后绝望时期耶？岂我等复兴民族，建立国家之计划，果将从此毁灭耶。深思终不得解，然余终坚持我信仰不舍。于是迷梦渐去，始恍然唯“信仰可以移山；”欲纠正一切错误，唯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
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至此。然此种思索不足自慰，徒增烦扰而群集我室者，宾朋如云，或进同情之辞，或索时局真相，更有作消息之报告者，扰攘终朝，益增我之烦恼。
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军校学生皆为余夫亲自教育之生徒，坚请训话，余不能却，因向其集会作公开之演讲。余告诸生：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民众对西安叛变之负责者，怨恨愤怒已不可遏，诸生幸勿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之。并告诸生：已嘱端纳赴西安探真相，迄今尚无一人出入西安；故吾人所知西安消息，除孔部长与余所得二电及西安将领之通电外，无片纸只字可为凭借继复诫之曰：“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委员长统一 全国军队之功绩，固为国人所乐道，然其手创之新生活运动，更对国家精神建设有积极之贡献。诸生既为彼忠实之信徒，不唯须努力继续推行此运动，且应恪遵其信条为终生之圭臬。余深信西安叛变者，目睹其妄动所引起之全国反响，必能憬然悔悟，痛恨前非。凡诚意悔悟者，应开其自新之路，则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塞。叛逆如有悔罪之诚，我黄埔诸生当宽大为怀，迎其来归，不究既往。”继余复言曰：“凡余所言，绝非为叛逆求开脱，盖其妄动无开脱之可言；余所努力者，欲令叛逆反省其妄动之影响国家者为如何可怖，求其及时悔悟，自赎其罪谴而已。”
当余精神肉体忧劳交迫之时，孔部长及余两姊孔夫人、孙夫人与其他戚友，掬诚慰藉，爱护之情，至足铭感。然西安真相仍笼罩于消息沉寂之中，悲剧之阴影，紧依彼等心头，则其慰藉之辞，亦黯淡甚矣。最可感者，孔部长兼代理行政院长之职，既代委员长为一国行政之首领，所处地位备感困难；然彼于谨奉职守之余，仍能充分同情余所坚持之主张。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晚，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确证余主张之未误；盖端纳自西安来电，报告委员长平安，居处甚适，彼正随侍在侧。该电复称张学良亟盼孔部长赴西安，尤盼余偕行，后又得张学良直接对余电，邀余赴西安，并保证无危害委员长之意。
时论忽有致疑端纳来电者，余闻之骇然；盖南京一部分人士，咸认叛部计划异常险恶，以为委员长即不死，亦必身陷危境，对于与此歧异之消息，反不愿轻予置信。彼等之言曰：“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部长入陕，多一重要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至张学良致余电，用意亦同，亦欲诱余入陕而加以拘禁耳。”凡此种种推测，皆不足以动摇余之初衷，反令余信念益坚，知避免战争之奋斗，更有努力推进之必要。因此余竭全力求赴西安，孔部长与余之诸姊弟皆愿伴余同往，尤足感人。然主张讨伐者仍竭力阻我成行，余始终未为所动，当激烈辩论、情绪亢张之时，竟无暇计及发言之态度矣。
是时西安电报交通虽已中断，不料余于星期二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欲狂。盖端纳于是晨冒恶劣气候之危险，飞抵洛阳，直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简短之言辞，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允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次与张学良谈话，惟怒气仍未息；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彼自承举动虽错误，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彼与其部下，对余推崇备至云云；然最后又言委员长坚嘱余切勿赴西安。余请端纳明日来京，端纳称彼已允委员长及张当日返西安，惟气候恶劣，不利飞行，决于明晨返西安，京行势难办到。余因告以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彼返西安，或有危险，并嘱其以此真相设法转告委员长。端纳复言，彼虽不能来京，张学良亲信之爱而传与彼同机出陕，将于明晨飞京，可当面详述经过情形；彼并嘱携一函致我，补充未荆是晚，余又以长途电话告端纳：孔部长因医生坚嘱，不令飞陕；况孔为代理行政院长，势难离职。因嘱端纳征求对方意见，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之。且告以各方阻我成行，然余已决心飞陕，余复告以外间传言，彼有袒护张学良之倾向，询其曾否发送新闻电。端纳答称，彼曾发二电：一为新闻之概述，一为答纽约泰晤士报记者阿朋之询问。
是日，适有人以端纳致阿朋电示余。电中略述委员长健康如恒，张学良已承认劫持领袖之错误，唯自称其动机纯为爱国。来人即持此为端纳捏造消息，袒护张学良之确证。此种推论实难理解，或者军人为情绪激发，应作如此想像。余因即电端纳，嘱其此后勿再拍发任何新闻电报。端纳昔随委员长赴边远各处，各报记者每去电探问真相，端纳并一一致答；今突守沉默，各报记者骇怪之余，当不免武断西安局势之恶化，以为端纳亦已被扣，不知彼处发生如何不幸之变局。
此时实施检查之影响，更使消息沉寂，而谣诼亦因以丛生。盖此时之西安，就新闻观点言，已成死城矣。
星期三晨，余乘端纳未启行前，复与通话一次。余嘱端纳告张学良彼若不愿手造惨酷之国难，应立即护送委员长返京；并请以目前余所处之境遇告委员长，详述余努力阻止战争之经过。余复嘱端纳抵西安后，应速乘机返京。彼答曰：“否，我愿留西安。”余最后曰：“余若不能阻止战争，则尔在西安或有生命之危险。”彼答曰：“或有其他办法，我今不能多言。”时孔部长在余旁，即接电话机继续向端纳说话，嘱其转告张学良：彼即不计令誉，当知彼之生死存亡，亦将以能否确保委员长之安全为断；彼欲拯救自己，拯救国家，当以飞机护送委员长赴太原，恢复其自由。倘能照办，一切皆可不究。
此后余即运用我忍耐之全力以待爱而德所乘由洛来京飞机之到达。该机在蚌埠被迫降落，又向南飞一小时，故爱而德于午夜始来见我。据彼诉述：委员长失足倾跌，今尚负伤；事件发生，实属意外；当日天明时，西安城中张学良部队已为杨虎城缴械，杨氏统制全城，即张学良部下出入城门，亦必先向杨氏领取通行证；张学良部队在城中者，只有卫队四 百人，在城外者亦只六千人，是即驻守飞机场之防空队也。其被缴之枪械，至是日下午始得发还。当日并有杨部兵士一队赴飞机场，初意欲将停留该处之中央飞机，捣碎油箱，击毁机身，后经爱而德劝阻，仅倾倒其箱中储油而去；高射炮皆经封口，严禁使用；飞机场职员皆经遣往他处，只留若干哨兵看守。黄仁霖已于昨日晤委员长，唯因委员长嘱其携亲笔致夫人之函，故被扣不得来京。但委员长草毕此函时，曾当众高声朗诵，故爱而德犹能忆其概略。据称：“委员长函中表示宁死不受挟持，且以身后事向夫人叮咛嘱付，足证其已抱牺牲之决心。”
端纳在洛阳电话中之最后一语，所谓“或有其他办法”者，犹震荡余之耳鼓而不能去怀，因询爱而德以张学良自备之鲍音飞机今在何处，爱而德称该机尚在西安。余又问曰：“倘攻击开始，张学良有否挟委员长乘此机离陕他去之意乎？”彼曰：“颇有可能。”余因作推测曰：“此殆准备中之计划欤？”又询：“张学良之正驾驶员巴尔安在？”答：“在汉口。”余愕然曰：“然则鲍音机将由何人驾驶耶？”曰：“将由其副驾驶员李奥那任之。”余托其邀巴尔由汉来京见我。爱而德诚挚言曰：“我等皆愿为夫人效忠，当立电巴尔，想彼必乐受驱策也。”因嘱其速招巴尔来。
凡上事实，皆为余等以前绝未闻知之真相。今则危机毕露，明示其他部队哗变之时，张学良实无保护委员长之能力。
因此余阻止进攻之决心益坚。在委员长固公忠为国，不计个人生命之安危，亟盼挞伐之实现，余则未愿作如是想委员长致余函之内容，余亦未告军事长官；盖深知此函立意之宣露，更将影响彼等之心理，益艰余之处境。余知轰炸西安必置委员长于死地。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此为余始终坚持之信念，故愿决死为和平奋斗，以期其成。因此余决意立赴西安。此时虽张学良在城内无甚部队，其在城外之兵数亦甚寥落，明知事态异常险恶，然余亦不愿多加考虑矣。
已而避免武力以求和平解决之希望，又微露其一线光芒；盖是晚接端纳来电，称已抵西安，向委员长及张学良转达我电话中之意见，今西安将领已欢迎子文与顾祝同之入陕矣。于是余以和平方式营救委员长出险之主张，始得第一步事实之佐证。然此后数日，焦虑奔忙，困惫更甚。因潼关以西之军事，业已发动，虽幸飞机为雪所阻，不能超越华山而向西安轰炸，然洛阳与群山间沿路各处，被轰炸者已不胜数，又安能保证群机之无冒雪西飞径向西安投炸者也！后得端纳来电，称委员长已遣蒋鼎文主任飞京，携其亲笔致军政部长函。不料政府中人闻讯，声称彼等不独不愿与西安作谈判，且亦不愿在委员长离陕前，接受任何命令，盖此书即出委员长手，又安能确证其为出于委员长之本意者诸公竟测其领袖将屈服于劫持之下，宁不可异？余因直告之，并欢曰：“诸公与彼共事多年，竟未能了解其真性格至此耶！”二日后，蒋鼎文果来，彼等闻其面述委员长令，始服从无间言。蒋鼎文并恳切劝告，勿任南京、西安间之裂痕日见加深，谩骂之无线电广播及恶意之报纸论文，皆以中止为佳。同时其他方面阻止冲突之努力，亦在进行中。孙科、王宠惠等诸先生访余，拟商请阎锡山主任出面调停，营救委员长出陕，因决定由党政领袖联名电阎此电亦经拟妥发出。
巴尔由汉来，余即与研究张学良是否有挟委员长同乘飞机出陕他往之可能。余昔日飞行曾深入西北边省，故详知彼间地形崎岖人烟寥落，难觅飞机着陆场地之情况；余更预料凡有中央军驻守之机场，必为张学良所不敢去者，则其目的地点当在共产军阵线之后，或者即在新疆，余问巴尔“倘鲍音飞机满载其携带油量，足敷飞往新疆之用否？”巴尔答曰：“可。”又问：“张学良曾提及乘飞机往新疆否？”巴尔答曰：“曾言之。”余因与之再研究地图，倘张迫于环境，须乘机出陕他去时，张挟委员长至何处最为可能。余并告以张学良若真挟吾夫他飞，余必跟踪往探；故余愿深知何机所携油量，足达鲍音机满载后中途不再添油而可往返之地点。巴尔答曰：“德格拉斯机如只有夫人一人乘坐，舱中储油，足应长途之用。”余因嘱其留待后命，倘余不能阻止进攻西安，乃有飞行之必要也。
委员长被禁后一星期，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余电告端纳，子文决入陕；后因阻力横生，余又去电取消前讯：一 小时后，再电告其最后成行。盖子文力排群议，最后请以私人资格前往。我等主张：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作劝导叛变者之工作。故子文行后，政府令各报登载，充分说明子文此行，纯为私人资格之意义。
及十二月二十日晨，停止进攻之期限已届，余力争展限三日，决偕子文同机入陕，神经兴奋，几不能持。行前最后一瞬间，政府中高级长官群集余所，坚请暂留。亦有谓余若留京，尚可于委员长未离西安以前，劝止中央军之进攻者；余乃自动与彼等约，倘子文去后，三日内不能返京，则不得再阻余飞西安，同时接张学良来电告余，倘不能阻止进攻，切勿往陕。盖彼亦无力护余矣。
次日晨，得子文二电：一告委员长平安，一告端纳即日飞京。然是日端纳未抵京唯由洛阳来电话，据称坐机在黄河岸被迫降落，将于二十一日（星期一）来京。余复接子文电，亦称将于是日到京。星期一下午，端纳、子文先后到达，各述闻见。余坚持明晨必偕彼等同机返陕。端纳云：“张确有计划，拟于进攻开始后挟委员长乘机离陕他行。”余闻言，自觉能想像张之心理如见其面，因此益自信，倘能与张当面商谈，必能以余信心感其迷瞢。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
时蒋鼎文亦已出陕来京，余念委员长或需军官如彼者为代表，请彼与戴笠偕行。且对西安表示中央之信义，决不一 去不回，稍示怯懦之意。然鼎文夫人方喜其夫得离危城，故力请偕行，坚持不让其夫独冒此险。翌晨，余在机场恳切劝之曰：“余非强蒋主任为余所不愿为者，余一妇人，所冒危险实较汝夫更大。汝夫为军人，其生命本已贡献于国家，汝为一高级军官之夫人，应鼓励而安慰之，此方是汝之本分。”鼎文夫人乃默许余言，慨然允诺，不复悲戚。孔夫人在侧，亦以温言慰之，携之侧立。余等即登机行矣。人或有称余此行为勇敢者，然余自念，所作所为并无异人处，二万万中国妇人处余地位，皆必取同样步骤。鼎文夫人经余说明后，竟不坚持同行，而肯为国家利益牺牲其丈夫之安全，即其一例。余登机前，已熟闻各方危机之警告，即余本身，亦详悉西安城中军队之性质。但余启行时，神志清明，镇定坚决，绝无怯意。然冒险而入叛军统制之区域，能了解此危机之巨大者，当时固无人较余更深切也。
一星期来，今日独异常晴朗。然机抵洛阳上空，俯视机场，轰炸机罗列待发，心坎突增阴影。余下机与该地中央驻军及空军将领面谈后，即登机，坚嘱洛阳空军司令，未得委员长命令，切勿派机飞近西安。及机启飞，余渐感悬悬，不识前途如何。时飞机正在盖雪群山中遵铁路线前进；过华山，远望如晶莹之冰山，闪烁作光；最后见平原，知近西安矣。端纳于白色山丛中遥指一方形城邑告余曰：“彼处即为临潼，委员长被劫处也。”此时余万念猬集，枨触若狂。俄顷，余等似已盘旋于西安及飞机场之上空。余于飞机着陆前，出手枪授端纳，坚请彼如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余复筹划，面对劫持我丈夫者，应取若何态度；盖余深知成败契机，全在于此瞬息之间。最后决定余对彼等之态度，即使彼等行动暴戾，而余必须强为自制，勉持常态，只有动以言辞，以达余来西安营救委员长之唯一目的。
飞机盘旋机场上空，乃未见机场中有迎候之车辆，只有三两守兵木立于其间。继思我等启行时所发之电报或未送达西安，因此折飞西安城上环绕数匝，引起城中注意。俄顷间，乃见车辆续续向机场来矣。
机方止，张学良首登机来迎，其状甚憔悴，局促有愧色。
余仍以常态与之寒暄。离机时，乃以不经意之语气，请其勿令部下搜查我行装，盖惧紊乱不易整理耳。彼即悚然曰：“夫人何言，余安敢出此！”时杨虎城亦踵至，余坦然与握手，似偶然过访之常客。杨状甚窘，但见余镇定，又显觉释然。
车行街道间，初未见意想中之紧张。及抵张宅，彼即问余是否欲立见委员长。余请先得杯茗，盖欲示意，余信彼为君子，愿以安全寄彼掌握间。此时余忆在京时，曾有人戒余。
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余固知张之为人，不至如此，今更得证明矣。时委员长尚未知余至，余不愿其延候焦急，故戒勿通报。委员长被禁处离张宅只一箭之遥，禁卫森严，且多携机关枪者，盘旋于四周。
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
言既，愀然摇首，泪滑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盖余知此时当努力减低情绪之紧张。时吾夫以背脊受伤，方卧床，面甚憔悴，因先加看护，缓言其他，使得少些舒适。此时目睹吾夫，负伤床第，回忆遇劫当时，黑夜攀登山巅，手足为荆棘与山石刺破，遍体鳞伤之状况，余实情不自禁，对于事变负责者不能不深加痛恨矣。
吾夫言曰：“余虽屡嘱君千万勿来西安，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我夫历述被劫之经过，并称在劫持中，决不作任何承诺，因要求我勿以签订某种文件相劝。余告之曰：“余本视国家福利重于吾夫之安全，幸勿虑我有强劝吾夫屈服之举。”吾夫屡言，苟利国家，愿以身殉。
余告以自彼被困之后，全国民众，忧疑惶急，向所未见；即平日反对其政策者，亦抱同感，祈祷其出险者，遍布全球；稚龄学童，号哭如丧考妣；兵士闻其不讳之误传，竟有自杀者。
因劝之曰：“此后君不应轻言殉国矣。君之责任乃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愿君自慰，上帝常伴我等。余此来，分君苦厄：上帝愿余死，死无悔；若愿余生，亦当保此生命，与吾夫共为国家努力也。”余复告以感觉劫持彼者已萌悔祸之意，倘处理得宜，或可立即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吾夫述十二日晨经过情形时，感情冲动不能自持，余即温慰之。出圣诗就其榻伴诵读者有顷，始见其渐入睡乡。
余今又来西安矣。西安本为我中华民族产生地之摇篮，今岂将变成其棺木欤！倘委员长不获生还，中国之分裂与灭亡立见，此后不幸之变化未易测也。若幸而脱险，则国家之团结益固，可怖之祸乱或将蜕变而为国家之大庆。余之心头似嘤鸣“祸中得福”之颂辞，余深信之然到此关头，需具信心与智慧，偶一错失，立入死亡之陷阱。我等处境实遭大难，四 周军队皆整装待发，叛军之后，复有共军，此又为委员长多年剿讨之寇雠也。凡此各方，皆屏息以待，立可爆发。而中国境外，复有各国静观此间之结果。所谓东北军者，人数众多，军械精良，其作战之计划，即以后方之共军为其唯一之后盾；万一战事发动之日，即共党重生其活力之时，则其影响将如电流之疾走，酿成空前之内战，召致不可预期之浩劫。
而虎视眈眈之帝国主义者，正悬盼中国内战之暴发，俾得借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凡上述之危状，皆为日来缠绕我心坎之魇影，自闻军事长官坚决主战之论调后，未能一日忘怀者也。
余见委员长后，再召张来见；彼或因余未加斥责，显有快慰状。余立以镇静诚挚之态度与之面谈，告以彼等自谓此举得全国民众之拥护，实属错觉；今大错已成，若何补救，实为当前唯一问题。并语之曰：“汝若向余问以后之方针，余可以诚意告汝，尔等欲恃武力以强迫委员长作任何事，皆无成功之希望。”张曰：“夫人如在此，决不致发生此种不幸之事。”
此语殊出余意外，骇然久之。张续曰：“我等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当；唯我自信，我等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然委员长坚拒不愿与我等语，自被禁后，怒气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深愿夫人婉劝委员长暂息怒气；并望转告我等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即签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余表示深信其言之由衷，不然，则彼等行径又何异于旧时军阀。唯目前欲示世人以无他，应放弃胁迫态度，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因复语张曰：“尔性太急切，且易冲动。
尔当知世上有许多事，皆非躁急之举动可以成功者，唯步骤一致渐进之行动，乃可得真正之进步；换言之，即全国人民程度进至适当之水平线后，仍将感效果之迟缓。然余之经验告余，躁急者百分之力量，只能得一分之收获；而徒求快意一时之举动，决不能致中国于富强，惟坚忍卓绝之苦干，始能得理想中之成功。”张闻言颇感动，诚挚言曰：“夫人，余已觉悟此举之不当，决不愿托辞掩饰。唯自信动机确系纯洁。
倘此次夫人能一如往昔偕委员长同来者，余敢断言，决不致发生此不幸之事变。今余屡欲向委员长有所申述，彼辄禁我启齿，厉声呵斥，奈何！”余曰：“汝仍未能了解委员长也。彼所斥责者，每为其寄有厚望之人；倘对汝鄙为弃材，财决不再费如许精神对汝斥责矣。汝每称事委员长如事父，彼信汝此言之诚，故不假颜色。”张应曰：“夫人应信我敬戴夫人之诚，即余部将亦一致敬戴夫人。委员长被禁后，彼等搜索其文件，得夫人致委员长函二通，拜诵之余，益感夫人之伟大。盖此二函中，夫人为民众求福利之至诚毕露，故深信夫人此来必可调整现局，使委员长早日离陕，余及余部将实同具此种信念我等希望委员长安全离陕之热情初不后人，盖我等不独不愿阻碍其政治上之工作，且一致推崇彼为我等唯一之领袖。
今但求向委员长面陈款曲，一切皆无问题，深信夫人必能助我了此危局。”余骇问所称二函究竟何指。张曰：“一为请筹援绥经费与补充空军事宜；在另一函中，夫人缕述救国感想，实足动人。夫人告委员长，有‘深感我二人共同救国之事业，未能尽责之处甚多，此后当加倍努力一方面不负人民付托之重任，一方面不背我二人结婚时为民服务之誓言’之语。我等读此二函，实感动万状。”余即乘机向彼劝导：“汝当更忆及函中之又一语，即谓我等救国之努力，乃随时默祷圣灵之启导，始能免于错误。汝若诚意欲有所建树，亦应随时祈求圣灵之向导也。”盖彼此次举动，不独扰乱秩序，自坠人格，且身为军人，竟甘超越轨范、毁灭纲纪如此之甚。更可痛者，数年来辛苦经营之统一幸告完成，正足增进中国之信誉，造成万世之福利，今竟为彼等毁其垂成于一旦。余复令追忆彼欧游初返时余向彼告诫之言。余当时之言曰：“活动能力之强盛，若不能纳之轨范，危险实大。”曾嘱彼处事要随时谨慎。
至彼称无伤害委员长之意，余又告之曰：“十二日事变发生之晨，枪声四起，委员长未衣棉衣，备受严寒之侵袭，且流弹飞舞于四周，若未获上天之默佑，彼不饮弹而亡，亦将罹肺炎而死矣。然而已过者今勿再提，目前应讨论者，如何可使此事件迅速结束；盖委员长留此间愈久，国家之损失亦愈大。汝意以为如何方可收拾此危局？”余复述前言，促其速自悔悟，力图善后。张屡颔其首，并言彼个人亟愿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唯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余因促之曰：“然则速将余意转告彼等。倘彼等欲与余面晤者，可遣之来见；凡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余留此候汝复音。”我等谈话至此告一段落，时夜已深矣。
余坐候至十一时，张尚未至，以电话询其行踪，据答称，彼尚在开会。因留语，散会后嘱其来我所。及清晨二时，仍不至；复以电话询，越数分钟，始至，目光疲倦，为状惫甚。
彼言散会过迟，料我已入睡，不愿扰我，故未来。余急问：“彼等何言？”张曰：“杨及其部将不愿释委员长回京。彼等言，子丈与夫人与我交谊甚厚，我固可自保生命，彼等将奈何？彼等责我使其牵入漩涡，并称所提之条件无一承诺，遽释委员长，岂非益陷绝境？明日将再开会。”余见其疲惫不支，知多谈无益，因曰：“已将三时矣，明日可继续再谈，汝当去休息。”
此后数日，令人焦悚之问题益多。盖疑惧之军官，因急欲保证其本身之安全，随时有囚禁我等之可能。因此人抱不安，空气益呈沉默之紧张，剧变之发生，固意中事即屋外监视之卫兵，似亦受此种心理之影响，盖当子文与余往来各室，与诸人会晤时，彼等咸现探询究竟之目光。余与子文唯一可以暂弛神经之法，为散步于积雪之前院中。院中各处皆有荷轻机关枪之守兵，日夜巡逻，以防外人之擅入；而院墙之外，更有大队之守兵，以防委员长之出走。仰首上瞩，天宇清朗，白日行空，此昭昭之青天白日，殆为此间唯一具有光明之物象。余二人绕院行，周而复始，守兵皆作怪异状，不辨我等有无用意；及闻我等发笑声，骇怪益甚，殊不知我等故意纵笑，以减去紧张空气之压迫也。
是日，子文正往来各将领间，作多方面之接洽。各方说辞纷至叠来，所谓“最后要求、”“最后论据”竟层出不穷，说服其一，第二第三乃至十余种之“最后”与“不可能”者接踵而来。然就西安军人之心理观察之，盖皆惧遭国法谴责之闪避行为耳。我等此来实已造成彼等内部之分裂端纳入陕，张学良即招群疑；自子文及余与彼谈话后张坚主立释委员长，西安将领竟目彼为“我方之一分子”矣，于是欲将彼与我等一网打尽之危机益迫。此所以各将领每次开会议决之办法，散会之后，突起疑团，于下次开会之时又全盘推翻，坐致一无成就。怀疑顾虑，笼罩一切，似已无止境可寻。余告委员长曰：“此中央军日迫西安之故也。”然此时之委员长，对于事件之开展，已不感关切，彼厌见周旋，厌闻辩难，尤厌倦于周遭疑虑之空气，出陕与否已不在彼顾虑之中。曾语余曰：“事态既继续如此，余决不作脱险之妄想，望吾妻亦不枉作匪夷所思矣。”然余深知在此重要关头，惟忍耐与自制为成功之要素；我等当使叛变诸将领深信我言之诚挚，彼等若能悔祸，我可劝委员长呈请中央不究其既往，决不兴师讨伐，以造成内战之危机。
我等此次到陕，尚未闻赤祸之威胁，有如外间所传之甚。
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然我辈不能健忘彼等过去残酷之行动，今虽一时沉默，仍未减其威胁之危险性。更有人告我等，彼等早已放弃其昔日之政策与行动，然我亦不愿信此无稽之谈也。我等不唯自警，且警戒西安人士，告其勿中彼等之诡计也。
余全日出入室中，每有新转变，辄报告委员长。某次，余正与委员长谈话时，余之侍媪忽牵余入邻室，耳语余曰：“夫人，出言务请谨慎，窗外守兵正在门隙窃听，幸余及时阻止之。”余问如何阻止之，彼曰：“余瞪视之并告之曰：‘尔必听有趣新闻，余愿伴汝同听之。’因是坚留不肯远离，彼始悻悻去。”
时张学良正竭力解劝疑惧中之各将领并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 切。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追溯彼等怀抱之烦闷，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与如何酿成劫持委员长之经过。余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其言曰：“国事如今日，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述其对于国防上所抱之杞忧，亦喟然曰：“我等并非不信委员长救国之真诚，惟恨其不能迅速耳。”余俟其言竟，然后温语慰之曰：“青年人血气方刚，每病躁急。中国为一古国，面积之大，人口之众，领袖者欲求成功，理当作合理之进步，安可求快意于一时。更有进者，领袖之实行其理想，决不能超越群众之前而置群众于不顾，尤当置意于经济问题之重要。”彼言经济实为国防最重要之部分。余复言：“汝等若真信委员长为全国之领袖，即当遵从其所主张之政策；不然，则混乱扰攘，国家与民族更受巨大之损失。若欲达同一目的，固可遵由不同之路线；然既择定一途，即当坚持不舍。不负责任与不重程序漫无计划之行动，必无达到目的之一日。我人对领袖既信任其有达此目的之诚意与能力，则唯一之道，即矢我等忠诚，步其后尘而迈进。”彼又言，此次兵变实出意外。余又告之曰：“如此小规模之政变，彼等尚无力阻止其流血与暴行，又安能自信其有主持国家大政之能力耶？”彼又言，彼等崇敬委员长十年如一日，未改初衷；奈委员长始终不愿听彼等陈述之意见何，谈话结果，彼允劝告杨虎城早日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并约次日再见。
次日，余又见彼，嘱其转告各方，反对政府实为不智，并历数最近十年来称兵作乱者皆无幸免之史实。倘彼等果有为国为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今日此等举动，徒增加人民之痛苦与彼等个人之罪戾，应及早悔悟。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此为委员长一贯之主张。
即对共产党亦抱此宽大之怀，故常派飞机向共产党散发传单，劝告彼等，如能悔过自新，作安分之良民，决不究其既往，一 念从善，即可为中国造福。共产党所到之处，我人民不唯不能得到任何益处，而且只受其害，即共产党本身实亦无丝毫利益可言，盖彼等自身既奔波而成为流寇，乃复浪费国家实力，阻碍国防与建设之发展，究竟所为何事。国难如今日，民族运动者如为真正之爱国者，应即放弃其不能实行之政策，各尽其在中央领导之下诚意协作之任务。
圣诞夜转瞬至矣，是日一日间之前后形势，希望固迭生，而失望亦踵至。余告张学良，圣诞日为停战限期之最后一日，如今日不能释委员长回京，则中央军必开始进攻。我等固死，汝亦不能独免。此外，正如孔部长在南京所言，若于此日恢复委员长自由，不啻“赠国家以无价之圣诞礼物”也。张闻言，状甚踌躇，唯允当勉力达我期望；但彼既无多数部队驻于城中，城门又皆为杨部所把守，此为难耳。彼又曰：“如杨部反抗，我等固可与之抗战；然夫人为一女子，则处境极危。
或者夫人与端纳先飞洛阳，余再设法潜偕委员长出城，此计如得售，则大佳。余可向彼等托词，请夫人再赴南京交涉罢战言和；一方面暗中将委员长化装载以汽车，混出城门，径赴东北军所驻营内，再派车送赴洛阳与夫人会合。”彼并以此计告子文，谓最后办法，只可如此。子文亦以为一切计划失败后，不妨留此作最后之尝试。然余坚持反对，不独委员长背伤不能受汽车长途之颠簸，且如此鬼祟行藏，亦决非委员长所愿为。余曰：“委员长决不肯化装，倘彼不能公开乘飞机离陕，余必同留此殉难，决不愿离此一步也。倘彼因中央军开始攻击而殉国，余决不愿独生也。”余知张及子文咸憾余不屈不挠固执之态度，不能稍为彼等移易委员长之决心；然余已具决心，不能妥协。张将出，余又语之曰：“汝当劝告彼等，应立即释放委员长，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皆向汝等作此要求。
全球各处之中国人皆纷纷通电要求恢复委员长之自由，斥汝等为卖国贼，汝等知之否？”张曰：“余知之，彼等亦有电致余，然彼等实未知余无加害委员长之意也。”
子文与张之努力，益增沉默中紧张之程度，正不知圣诞日将发生如何之景象；然就现状观之，乐观成分实甚少。余频频警告彼等，停战之限期已届，余深知南京掌军权者之感情与心理，过此限期后，大规模之进攻即行开始，无人能挽此浩劫，尔等亦不能幸免此巨祸之临身。西安将领所惴惴者，实只其本人之安全。余因告之曰：“尔等如真能悔祸，个人安全决无问题；若不知悛改，任何人决不能保证尔等之将来，委员长平素之大度容人，为尔等所深知，今日即当信任其度量。”
时张已躁急不能自持，向彼等声称，倘彼等不即“改变旧态，”彼将自取适当断然之行动。所可喜者，双方辩论虽甚激昂，始终绝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不能去怀之主题，此次竟未有一人置怀，由此足见彼等此举有异于历来之叛变。民意与公论已促成自私心理之消灭，实为中国政治进步最大之征象，足令人认此实为最后一次叛变之史实。就事实言之，中国将领所主张之种种要求，委员长亦早有加以详讨者；彼等读其日记及私人文件，已稔知之。委员长之性情，每有计划，非俟其成熟，不愿告人，遇他人向其陈述意见时，或有不容异议之见，而以对其部下为尤甚。盖彼以为服从，命令为军人唯一之天职。委员长为主张厉行纪律之人，见其部下将领有违反军人基本信条之举动，自将深嫉痛恨。彼所期望于部下者，为军人唯有严守命令，战死沙场，不能擅加探讨然深蕴于委员长心底之唯一信心，则永远为求人民之幸福，以完成真正足以代表民意之三民主义，为其努力之标的，不惜竭全力以赴之。当其推进剿共军事之时，仍注重于招抚投诚，开其自新之路。共党或被感动而来归，或被俘而劝服，即分送各处反省院，衣之、食之、教育之，使了解行政上种种革新，实皆为大众求生活之改善。此即新生活运动之所以能奠定广大之基础，而赣省农村运动之所以有今日显著之成效者也。委员长深知欲根绝共产主义之传布，当就其症结而取消其愚惑民众之口实；故努力整饬吏治，使旧在共党区域中之人民在各方面皆能改善其生活之状态，以反证共党宣传之虚伪与残暴。赣省为共党盘据中心之省分，经共党统治之后，凋敝荒凉，数百万人民房舍为墟，室家荡荆委员长驱逐共党出境之后即开始恢复地方之繁荣重奠人民生活之基础；先于各处成立组织，指导民众自力更生之方法复经赣省教会之合作，成立“江西省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继复发起新生活运动，使人民得精神生活之信条，教以家庭卫生、自力工作与合作服务，以及其他新国民应有之常识。此项运动今已遍布全国矣。
圣诞之前夜，失望之成分仍较希望为多，直至深夜，谈判尚无结果，于是圣诞日至矣。每至圣诞日，委员长辄与余约；是日先致圣诞贺辞者，即得享受全日计划决定之福利。今日彼得胜利矣，盖曙光初露，委员长即于被褥深处，呼“圣诞快乐。”余对此寒冷清晨，颇感不怿，然仍抑此情绪，欣然应曰：“祝君圣诞快乐。”时余不睹圣诞树，心殊怏怏；然深知在此颠危中，何来圣诞树？圣树老人即过西安，亦将望望然去之矣。此念闪过我心头尚未消失时，忽见室门顿启，以委员长卧室之外，监视者始终看守，无论昼夜，不能锁门也。二 仆人相随而入，每人手中各携一沉重之长物，酷似巨大之圣诞袜。审视，果为袜唯，为“高尔夫球”置棍之长袜。先见一袜，系一手提打字机，并系片祝余夫妻圣诞快乐；另见一 袜，系一厚暖之旅行毯，是为致委员长者，盖余夫旧有旅行毯已在兵变时遗失矣。噫！圣诞老人竟来西安耶？而此老人竟与余等共居一屋中！彼昔为我先父之友，现常为我家之宾，亲朋皆呼为“Ｇｒａｎ，”或呼为“端。”委员长仰首笑曰：“真老人至矣”此为余首次在西安闻委员长之笑声。
圣诞阳光挟希望与快乐而俱来，然在上午，疑云仍未去。
叛变者仍要求于释放委员长前必得其亲笔签字之令，而委员长坚持不愿落一字，且亦不愿发一言。余为助长勇气计，开始整理行装，希望于日落之前飞达南京。如以此作标准，则必于十一时半启行；及至十时，结果杳然。俄十二时半过矣，张来言：“飞机已准备，然一切仍未决定。”至一时半，我等希望已粉碎，然仍不愿放弃。有人言曰：“我等可先飞洛阳过夜。”余急应曰：“然，余等万勿失望，若诚挚祷告，必能达我愿望。”时诸人皆奔走往来，状甚混乱。子文入新城访杨虎城，其他各人亦分头疏通，求解此结。然午后二时又至矣，仆人告曰：“午饭已备。”但并无人来报消息，希望似绝，然我等仍进餐；既饭，希望似又复生。即有人建议曰：“即四时启行，我等亦可于日落前抵洛阳。”因此我等决定下午四时为最后关头矣。三时响未既，见张越庭院来，身后随一工役，荷一提箱，守兵皆露惊异状。时子文等方在各处向诸将领反复说明，即委员长在此决不能有亲笔命令，但返京之后余信其决不咎既往，以释其疑。然迄无消息传来，电话仍继续不断，交涉迄未完结。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张曰：“日云暮矣，曷勿明晨径飞南京？”余呼曰：“尚欲等候耶？离此愈快愈佳！岂将等候彼等之改变态度耶？犹欲等候彼等之恐惧与妄念，而发生变故耶？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决不能作片刻留！应速行，毋再滞疑。”张忽又言：“杨虽允我等行，然其部下多未知者，苟风声传播，或有不稳；故我等虽行，仍应小心，请勿带侍媪。”
余呼曰：“岂将留彼任变兵处置耶？我等离此后，真不知彼等若何结果。”张曰：“彼定可安全。”余曰：“否，彼等忠于我，余决不忍令彼冒此险。当余离京时，余曾告以此行危险万状，彼若恐惧，可不随行，然彼答余，愿随我至任何处所。”最后解决，余以此媪交黄仁霖，始双方皆无间言。
余告委员长可以行矣，彼言：“且暂缓行，余等行前，须与张学良及杨虎城作临别训话以慰谕之。”因即召杨虎城；此时杨不在家，约候半小时后始至。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分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政治之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张之请求亦有其特殊之意义，足使此后拟以武力攫夺权利者，知所戒惧而不敢轻易尝试。故余与子文赞成其意，允其同行。余更愿在此特别声言，负责叛变之军事长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国法之裁判，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此中央政府之所以赦宥张学良，而为若干外人所骇为不解之真实理由也。
当杨虎城率卫队若干人来时，空气益形紧张。彼偕张径入委员长室，立正行敬礼。委员长邀其就坐，彼等皆屹然不敢动；余即进言，委员长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卧谈，如彼等就坐，较易听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员长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文详附录。）彼等闻委员长诚挚之言，余从旁察觉彼等容态，实显现一种非常感动与情不自禁惭愧之色。
谈话约半小时始毕，时已四时余矣。急整装行，委员长与余偕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径就车之前排坐；子文、瑞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开至张坐机之门旁。机已开热备用，一声怒吼，离地腾空上升，余夫与余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别。是夕安抵洛阳，祝颂圣诞佳节。此日之纪念，不唯恢复委员长与余之自由，而中国全民众解放之基，实亦肇于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