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安事变迄今已届三十年,当时的情况,大体是可以回 忆起来,但事情的先后和其错综复杂,很难一一序列,故名之为杂谈。

    西安事变的大体情况,虽尚能记忆,但某月日的时间,有的已记不太清。本篇所谈,凡不能记出时间的,只好铺陈其事,甚或有时间颠倒亦所难免。

    本篇所谈,是着重在事变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其事变前之背景,与事变的结局,只择要一谈,不作为重点。同时,关于红军和十七路军两方面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具体情况,我知道的很少,因而本着不知为不知的精神,谈的也很少。

    关于群众爱国团体,如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和东北群众抗日救亡总会陕西分会等组织,它们的活动,对于西安双十 二事变亦有很大的推动力,但其实况,应有待于当时负责人的叙述,我除对于请愿援绥一事而外,都谈不出来。

    在谈具体情况时,或多或少,有些夹叙夹议之处,只是表达本人当时的甚至到现在的观点和立论,见仁见智,当然有所不同,但并不自以为是,欢迎指正。

    本篇所谈都是就本人当时亲自参加的,或出于别人参加说给本人事后知道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作夸张语,亦不为贤者讳,因此可能引起有立场不同的意见,亦所不辞。

    所谓原始材料,除凭本人记忆而外,只有翻旧报,查档案,而旧报和档案亦有与实际情况相出入者,即皆当时亲身经历的人,今天亦言人人殊。本篇所谈是提要性质,并不全面,只能略供研究史料的参考,说不到都是原始材料。

    西安事变中,各方文电甚多,但多属假象,不尽真实。无论一般性的不便抄录,即其重要的,亦只录其一、二,无必要完全抄录以占篇幅,况电文俱见于当时各报纸,随时可以翻阅。

    本篇所谈,根据事情内容,有详有略,每节的文字亦有长有短。长者逾千言,短者或仅数百字,甚或数十语,不勉强求其平衡。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一从九一八谈起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用军事行动入侵中国。在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及热河,先后沦亡。当时张学良将军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同时又是国民党政府海陆空军副司令,(因此通常对张以副司令称之)因病在北平协和医院疗养。先是东北挂的旗帜,是辛亥革命以后,旧民国制定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帜,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于一九二八年,张学良因与蒋介石合作,改换青天白日旗,即国民党执政时的旗帜(蒋介石现在台湾仍挂此旗)。

    对这件事,一般简称为易帜。东北之易帜,是表示取消张作霖时期的军阀割据,而服从国民党的所谓统一政府。因此,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不能不向国民党政府有所请示。当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准东北军加以抵抗,将由他们的所谓中央,作为地方冲突事件处理。这样,便使日本军队长驱迈进,如入无人之境,不到一、两个月的时间,不费吹灰之力,囊括东三省的全部,掠为己有,使当时吾东北三千万父老同胞,遂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东北沦陷以后,张学良将军无论如何,是失土有责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掩盖蒋介石的乱命起见,把不抵抗的失策,又完全归之于张学良。

    张只好忍辱负重,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一听蒋介石的摆布。因而奸险狡猾的蒋介石,用苦肉计的手段,使张学良将军下野,出游意大利。张在意大利为时虽不到一年,但受法西斯的感染甚重,欣赏他们讲独裁不讲民主,拥护一人为领袖的作风。故张回国后,高唱拥戴蒋介石为领袖,一切惟蒋之命是听,对蒋以父执视之。其动机不过想以此激发蒋介石,帮助蒋介石把国家搞好,以便收复失地,重整山河。殊不知蒋介石以流氓市侩之资,沐猴而冠,根本没有国家人民的观念。他为了巩固其反动的势力,不惜勾结洋人祸国殃民,以自残杀。所以,蒋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始终贯彻不抵抗政策,对国内革命则坚决镇压。张学良将军目睹这种情况,已觉事与愿违,内心感到不安。然而张此时对于中国共产党,尚无正确认识,还以旧历史的眼光,看作是“流寇”。故仍追随蒋介石,以解决共产党为前提。一九三五年,蒋介石调东北军在豫、鄂、皖“剿共”之后,又派张学良率东北军入陕甘“剿共”,在西安设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自任为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司令。蒋之阴谋在于使东北军与共产党红军互相冲击,结果两败俱伤,或伤某一方面,他都坐收渔人之利。张对于蒋是信服的,意想不到蒋有这样居心,于是毅然接受“剿共”之命。当时有一插曲,即妒贤嫉能器小易盈的陈诚,企图到西北立功,欲亲自挂帅,对于任张为副司令表示反对。而不知蒋的阴谋深刻,别具肺肠。后来西安事变发生,陈诚颇以有先见之明自负。实则当时是嫉妒张学良,争权夺利而已。

    二张学良之于蒋介石

    张学良将军承继乃父张作霖封建割据的遗业,掩有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盘,加以热河,察哈尔之辅助力量,基础相当巩固。当时国内其他军阀的实力,无出其右者。

    一九二八年,因父亲张作霖被日寇炸死于沈阳,急于报父仇,并为保全东北起见,不惜违反乃父誓不与蒋介石合作之意气,仓卒易帜(后来枪杀杨宇霆,主要因杨反对易帜,有勾结日寇之嫌),而对于蒋介石之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和革命的三 民主义,未加思考。不了解蒋介石之为人,不明白国民党的真相,只从主观愿望出发,遂在一时的形式上,成就了蒋介石以武力镇压国内各军阀,统一了混战的局面。从此蒋介石也就更进一步实行反人民的战争,在英美和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坚决“剿共”达十年之久。先是张作霖进入北平当大元帅,因早年在东北曾与孙中山先生一度合作过,对蒋介石以后辈视之。迨革命军北伐,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节节 胜利,此时日本军阀,阴谋使张作霖实现袁世凯出卖东北的二十一条,因出兵山东济南,阻止北伐军前进,以表示助张。

    同时日本即由驻北平的芳泽公使,对张作霖威胁利诱,迫张承诺,被张严厉拒绝。日本因计划失败,乃令日军由济南撤退。后有人提议与北伐军讲和,以保全东北军的实力,张作霖亦不许,严令张学良反攻(时张学良为东北军三、四方面军团长),决与北伐军战斗到底。但当时张学良是不欲打内战的,因暗中策动东北三省法团,推举代表到北平请愿,哀恳张大元帅退保家乡。张作霖不得已,始允退回关外,不料而遭到沈阳皇姑屯车站爆炸之变。这是日本军阀因阴谋未遂,乃下此毒手。事已至此,张学良益不得不屈服于蒋介石,惟蒋介石之命是从。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唆使张学良借口收回中东路管理权问题,与苏联红军发生局部战争,致使东北军损兵折将,旅长梁忠甲、韩光第等战死。一九三○年,蒋介石又诱使东北军入关,击败反复无常之石友三和摧毁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所谓扩大会议,以致东北边防空虚,加速日寇入侵,而有“九一八”炮击沈阳北大营之变。接着东北亡于日寇,达十四年之久。张学良在收复失地与报父仇的思想下,一而再地受蒋介石的欺骗,直到“九一八”之奉命不抵抗,下野出游意大利,回国拥蒋为领袖,入陕“剿共”等等,无一不在蒋介石的阴谋摆布之中。张学良由于无正确的政治方向,又缺乏政治斗争经验,遇事每多感情冲动,西安事变之一起一落,就吃亏在无沉着坚定的魄力,缺乏集思广益的民主作风。以轻率冲动之少年,与一奸险狡猾无耻流氓相共事,自不能不事与愿违,身遭祸败。然其为国家牺牲个人的精神,颇为国人所钦仰,尤其东北旧人,每谈及此事,对于蒋介石之背信弃义,忘恩负德,未有不愤慨扼腕,欲炙其肉而撕其皮者。余怀张诗有“咤起风云留正气,白山黑水忆将军”,是写实也。

    三红军北上抗日

    “九一八”东北沦亡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遵义会议),恰值中国共产党在新的错误路线领导时期,使中国红军和红军根据地,受严重损失,红军乃由各根据地退出,实行战略转移,一方面保持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方面必须北上抗日。于是爬雪山,过草地,备经艰苦,坚决奋斗,才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即有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并发表宣言,建议国民党团结御侮,号召全国一致抗日,乃蒋介石反动派顽固拒绝,而全国人民都一致拥护,这种政治影响,更感召了东北军的中下级官兵和流亡在关内的东北进步人士,都愿望停止“剿共”,解除内战,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

    因而非情愿入陕“剿共”之东北军,兵无斗志,士多反蒋。而蒋介石则一味骄狂自负,对此实际情况,昏然不省,只认定红军在长征过程中损伤甚大,不使其有喘息机会,遂急命张学良率东北军入陕,与西北实力派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合力“围剿”。张学良初亦以红军此时已无多大力量,错误地认为可以用东北军的优势兵力解决红军,然后再实现其“抗日”和“收复”失地的目的。迨与红军接触后,在陕北大小劳山及直罗镇等战役,遭到严重惨败,牛元峰、何立中两师长阵亡,中下级官佐以及士兵多数被俘,方觉悟兵在精而不在多,况且战争胜利主要决定于正义,而不决定于武器。在此重创以后,张学良面临两种不同的对待,即一方面,红军优待东北军被俘的官兵,他们号召被俘官兵,去留随其自愿;而另一方面,蒋介石却乘机削弱东北军的实力,对于牛、何两师的番号,公然撤销,不再补充。这原是合乎蒋的阴谋,不足为怪。但在这两种情况对照之下,是非利害一清二楚,何去何从无待犹豫。此时,张学良一向对蒋介石的信服,自不得不发生变化。

    同时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一方面抵御蒋介石的所谓围剿;一 方面巩固革命政权,并进行各式各样团结御侮的政治活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例如拥护张学良将军共同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标语,揭穿蒋介石安内攘外的谬论,皆深得人心。故共产党之威望日隆,尤其进步青年之景仰,若大旱之望云霓。虽当时红军的人数有限(约二万五千人左右),而由于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其实力之坚强,远胜于反动派号称百万的所谓国军,虽因反动派的拦阻,未得正式与日寇接触,但实已打下后来抗日胜利的巩固基矗四张杨合作“九一八”后在关内之东北军,约有三十万左右。除万福麟部五十三军共四个师驻河北保定一带,另有黄永安(号大定)之炮六旅驻防洛阳未开入陕甘而外,其余包括于学忠部五十一军共三个师,董英斌的五十七军(后由缪澄流接充)共六个师,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共四个师,另有张廷枢(张作相之子)的一个师(后由霍守义接充)和刘多荃的一个师(即百零五师,共三个旅,实际他每个旅等于一个师,亦即三个师的兵力),加以何柱国的骑兵军共五个师,再加上三个独立炮兵旅和一个辎重大队、一个工兵团等,总共约二十万左右,均于一九三五年的五月到十一月末,先后开入陕甘边境,声势之大,可想而知。同时西北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是一地方实力派,故蒋介石外示优遇,而内实嫉之,杨亦自感孤危,对于东北军入陕,既愿嘤鸣求友,又恐齐大非偶。而东北军初次入陕,对于西北的风俗习惯不甚了解,加以带兵的军官们自以兵多饷足,此行大可以战胜共产党红军,不自觉地有些骄气,在小的事务上,言语态度,给人以不良的印象。因此十七路军和杨虎城将军,对于东北军和张学良之间,有些误会。蒋介石也怕张、杨会在一起真正合作,将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于是利用其特务分子在西北散布谣言,谓张学良失掉东北,有取西北而代之的企图。这样就更增加十七路军和杨虎城对东北军的疑忌。张学良为解除误会,避免冲突起见,曾派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先后见杨虎城主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加以解释。但未收效果,反而增加误会。迨后高崇民在上海经胡愈之、杜重远等计议,应劝阻张学良,不要随蒋介石打内战,要保全实力,联共抗日,才能解除张、杨之间的误会。高由一九三五年的九月,从上海回到北方,经过天津、北平,分别和陈先舟、王梓木等商谈以后,于同年十一月间到达西安。适值张学良去南京开会,高乃把杜重远致杨虎城的亲笔信,通过杜斌丞,由杜斌丞介绍见杨虎城将军,由此与杨相识。迨张学良会毕回西安,高始向张学良副司令力陈红军之不可“剿”,亦绝对“剿”不了的道理,并指出蒋介石令东北军“剿共”完全是一种阴谋。张表面虽未接受高的说法,内心实甚满意,乃首先告高以西北军与东北军之间的误会,必须解释开,方可共图大事。当即授高以解除误会的使命。高于是代表张学良再见杨虎城将军。高根据张的指示,见杨时披肝沥胆,说明张之苦心孤诣,绝无失掉东北而企图到西北苟安之意。杨大为感动,认为高之言谈态度爽直诚恳,无当差气习。是日,留高午餐,请其夫人谢葆贞作陪,三人围一火锅,边吃边谈,尽欢而散。高以后即留西安,作些宣传抗日活动,例如出一本小册子,名为《活路》,鼓吹联共抗日,散发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杨主任一度同杜斌丞带高到三原,见孙蔚如、赵寿山等高级将领。同时,中共地下党人在十七路军里,又作了许多推动团结的工作。从此十七路军对东北军逐渐谅解,张、杨取得一致抗日的意见,走上合作的道路。此时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安乱行捉人,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等,和张的职员某,先后被绑架。张为拿到国特的把柄,以资镇压起见,乃以武装包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抄出特务对于张、杨造谣诬蔑的文件甚多。不过为避免蒋介石看出张、杨合作的破绽,故意表示两方有矛盾存在,以麻痹蒋介石派在西安之大员如邵力子、晏道刚等和其他特务分子。这是张、杨明白蒋之挑拨阴谋以后,将计就计之策。所以西安事变,国民党反动派事前毫无察觉。特务头子戴笠事后向张、杨表示,因以张、杨为自己人,故未加防备云云。此无非掩饰其特务工作之失败而已。

    五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是指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和共产党红军联合起来,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一种新形式。这三 位一体的所以形成,第一,是由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其次,是由于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和红军接触之后,在西北各战役中,俱遭受重大损失,张、杨在军事上得到了严重的教训,在政治上也提高了新的认识。尤其十七路军杨虎城,一面与共产党对立,一面为了防备蒋介石的压迫,表面佯为不知,内里有意的涵养一些革命党人和进步的军政人员,如张汉民、阎揆要、张希钦、赵寿山、杨明轩、杜斌丞、王炳南……等。故十七路军素有进步之名。至于东北军经受红军惨痛的打击后,张学良鉴于红军之不可“剿”和“剿”不了的事实,为了保全实力,准备抗日,不再受蒋介石的阴谋摆布起见,亦思与共产党取得联系。所以当时通过在上海的李杜将军,请共产党员刘鼎以李杜将军代表的名义,住在西安张的公馆,作为顾问;同时张还拟走国际路线,密派栗又文赴新疆联系盛世才,实际是为通过盛以接近苏联。但当时苏联对中国的看法,认为国民党已经掌握了政权,特别重视蒋政权,而不重视地方实力派。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具体情况,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尽可能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娶分化、打击、削弱蒋介石的反动势力,以便彻底实现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即以张学良、杨虎城两个地方实力派为主要统战对象,分别进行工作。运用与张、杨有联系的青年和进步人士,如刘澜波、宋黎和高崇民等,在张、杨之间和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中,起到他们一定的作用。最收成效的,是释放被俘的东北军中级军官如高福源等,与张学良将军直接通气。因此张、杨两将军,在一九三六年四、五 月间,已经与红军形成默契,尤其张学良将军与中共负责人李克农、周恩来先后在延安会面协商以后,对红军不但不进行“围剿”,而且暗中接济金钱和军用物资等。所谓“剿共”只是蒙蔽蒋介石的耳目,作些假象。这种协定之成功,实是中共统战政策的一大胜利。可是张、杨虽皆与红军暗中有联系,但彼此都心照不宣,丝毫不敢暴露,甚至互有戒心,以防泄密。因此,张学良将军作进一步的努力,拟与杨虎城将军举行秘密会谈,以便交换意见,决定如何联共抗日,扭转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当时张驻洛川,遂通知高崇民陪同杨虎城,由西安飞赴洛川。二位将军在极端慎密的商谈以后,确定了不打内战联共抗日与共产党红军三方合作的意见,并由张担任劝蒋,放弃所谓安内攘外的政策,当时共产党亦放弃反蒋抗日为联蒋抗日。这是形成三位一体的初步经过,亦即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所以应张学良之邀请,推派周恩来同志率代表团飞赴西安,参与其事之由来。以后张学良亲身送蒋回南京,蒋介石竟背信弃义,又反手扣张学良于南京,不放张回西安,就是为破坏这三位一体。更加东北军的所谓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文大可等,受托派和国特间接直接造谣挑拨的影响,制造内讧,惨杀了东北军的核心王以哲军长,无意地作了蒋介石破坏这三位一体的内应。

    幸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坚持和平解决的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与国民党反动派相周旋,终于使西安事变得到正确的和平解决,终于走上抗日的道路,终于达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

    六由劝蒋到扣蒋

    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实际上既已和红军有了默契,成了三位一体的友军,张学良又担任劝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责任。张、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乃多方面进行各种准备措施。第一、培训中下级抗日干部,组织抗日同志会,在王曲建立军官训练团,在西安东城门楼上组织学兵队;第二、联络各省实力派,一致主张联共抗日,分别派代表到广西、四 川、山东、冀、察(冯玉祥系)等地征求意见;第三、张亲自飞往太原见阎锡山,交换了劝蒋联共抗日的主张。杨虎城亦派代表分赴山西、山东、四川等地。以后都得到各地方同意的反应,如广西的李宗仁,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榘,且各派代表驻到西安(广西代表刘仲容,四川代表黄慕颜,山东代表裴某)。张、杨这样布置后,张遂亲赴南京,当面劝蒋。

    继之又用书面向蒋陈述利害得失。张初以为有各方面的后盾,可以得到成功,而不知反动阶级的本质是不变的。故蒋介石不但顽固拒绝张的正确意见,反而对张大加斥责,认为张受了共产党的欺骗。同时蒋既知张学良对于“剿共”已有动摇,加以红军过河东征,蒋即以援绥为名,陆续派其中央嫡系军队十几个师,先后开赴西北,飞机二十余架进驻西安。布置安毕以后,乃亲到西安以示镇压。是年为蒋的五十岁生日,阎锡山因有张学良的预约,以祝寿为名电蒋来西安晋见,实际是应张学良之约,来西安共同劝蒋。蒋知其来意,乃以避寿为名,转赴洛阳。于是阎锡山与张学良又同赴洛阳祝寿。蒋在洛阳军校召开大会讲话,痛诋中国共产党,并大骂联共抗日的主张为无知。他指着张学良说,你们要知道,日本是皮肤之患,不足为虑;共产党是心腹之患,必须彻底消灭。“剿共”是我们既定的政策,也是国家根本大计,决不能动摇,就是有人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这十足代表蒋的反动阶级立常但他毕竟是流氓出身不吃眼前亏的,在平时尽管装腔作势,吹大气,说大话,一旦面临横尸二人、流血五步的紧张情况下,即软化如泥,此西安兵谏后,蒋所以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要求。阎锡山与张学良在洛阳听了蒋的训话后,出了会场,阎拍着张的肩膀说,汉卿(张学良的别号),大家只好另想办法。以后,张学良再接再厉地晋见蒋介石,反复谏劝,并说明若继续“剿共”,他对于东北军是无法指挥的。蒋听了非常震怒,于是决定再到西安对东北军将领训话。同时知道张、杨已不可靠,乃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蒋介石将亲自督战。并拟定把东北军调到福建予以改编,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或者河南。张学良将军由洛阳回到西安与杨虎城紧急商议,认为若服从蒋的命令,他二人与红军的协定计划,根本被破坏,而自己的实力,皆将被瓦解。在这种间不容发,万分紧迫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作法,对原来联合西南、西北、山东、冀、察等方面,胁迫蒋介石放弃安内攘外的计划,已嫌迂缓无济于事。因而张、杨才秘密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举行兵谏(扣蒋的主张,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里,都有人向张、杨建议过)。换言之,把蒋介石扣起来,逼他放弃“剿共”,一致抗日。这种非常手段,完全是由于蒋介石暴戾恣睢,临时所激成。这是由劝蒋到扣蒋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至于当时如何扣的,已有人专文记载,兹不赘述。

    七扣蒋前后

    (一)扣蒋前的预兆。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丧失东北三省以后,更加反动,大举“剿共”,实行内战。当时除少数反动分子而外,莫不痛心疾首。尤其民主人士和爱国青年,当日本军阀继续侵略华北,勾结内蒙的所谓德王进攻绥远时,无不义愤填膺,要求援绥。所以各地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于一九三五年展开了“一二九”之示威游行,纷纷请愿的爱国运动。陕西各学校学生,同样在一九三六年的“一二九”那天,聚集一万余人,列队游行,要求援绥。因蒋介石住在临潼县华清池,距西安约五十里,大队遂向临潼进发,蒋介石闻讯,立即用电话命令张学良严加制止。电话中有,如不服从,即严行镇压的乱命。张学良为爱护学生,赶紧追至灞桥,加以劝阻。张将军被学生的爱国赤诚所感动,在寒风凛冽中,声泪俱下,不自觉地向学生们告以我在一星期内,当用事实答复你们。学生们听到张的讲话,看到张的态度,也受了张的感动,乃整队高呼而返。

    (二)扣蒋时的分工。张、杨两将军对蒋介石之倒行逆施,既决定用兵谏的手段,只有先把蒋扣起来再说。当时蒋住在临潼,而跟蒋来西安的文武大员邵元冲、陈诚等约二十余人,都住在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城里还有蒋的中央宪兵团和警察特务等机关。为了实现兵谏的任务,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不能不分工执行。因此前往临潼捉蒋的任务,即由东北军刘多荃负责指挥,实际是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久等人执行的。

    尤其孙铭久,首先率领士兵,于晨昏之中,冲进华清池。蒋的宪兵,予以抵抗,旋被击溃。经搜索到蒋的寝室,发现蒋已逃出,但被褥尚温,知逃出不远,必逃上骊山(华清池在骊山下边)。于是刘多荃请示张副司令,令军士们包围了骊山。

    军士们搜索到半山腰一个巨石的旁边,终于把蒋捉到,其形象甚为狼狈。其次,西安城内的任务,则由十七路军赵寿山负责指挥,实际是由宋文梅、孔从周、王劲哉等人,分别包围西京招待所和省政府宪兵团以及警察等机关。除警宪稍有抵抗,旋被缴械外,其余均顺利解决。在西京招待所的所谓文武大员,一一扣押起来。其中邵元冲在逃窜时,被流弹射伤,流血过多而死。最狼狈的是陈诚上将,躲在秽物箱里也被搜出。在分工之前,张、杨两将军各自告诫执行任务的将士们,只是把人扣押起来,不准伤害蒋介石和其仆从人员。这就说明,张、杨是逼蒋联共抗日,而不是如其他军阀反蒋争权。至于事变中,偶有些人的伤亡,如钱大钧、邵元冲以及蒋的仆从人员等,那是仓卒间不可避免的事情。至于杀害青年、恶贯满盈之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之死,乃是当时由刘多荃命令就地枪毙,是大快人心的处理,非与其他误被伤亡者相同。

    (三)扣蒋后的临时措施。事变发生以后,对内对外都要有负责机关执行一切任务。因此,将原有的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为“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指挥一 切重要军政事务。加上“临时”二字,是谦虚的表示,用意是等待全国各方面的统一意见。当即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以马占山为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

    另外新编一东北抗日先锋队。同时在军事方面,又成立一个参谋团,包括东北和十七路两军的将领在内,以及红军代表叶剑英等,以何柱国为主任。在政治方面,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包括东北和西北的政治人员,以及共产党方面的同志如南汉宸等,以高崇民为主任委员。这两个设施,均是研究讨论性质的组织,而不是决策执行的机构,是由张、杨负责领导,可以说是上层建筑的一种民主形式。另外杨主任任命民政厅长王义山暂代省主席,以后由杨报请南京政府改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为秘书长,其余专员、县长或局长等官吏,完全由陕西省政府负责任免。张学良指示东北军不得过问地方人选,因此,张学良颇得好评。

    八西安事变的中外反映

    (一)内奸蒋斌的通敌。蒋介石既突然被西安扣押起来,为了使国内和国际很快的明白真相,张、杨乃议定八项爱国主张,用文电通报全国。八项内容是: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文电大意是,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情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艰,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指外交部长张群勾结日本)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指蒋介石)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剩此电在十二日当天交由主管部门(即交通处)负责人蒋斌,限即日发出。不料奸生肘腋,张所委任的交通处长蒋斌,将此八项主张之文电压下来未发,而先秘密向南京何应钦告发西安事变的情形。于是南京得有所准备,将国内邮电全部加以控制,并伪造谣言说,西安已经赤化,蒋委员长已被杀害。何应钦即坚决主张讨伐,故意举行白衣誓师的仪式,以激励反动派。八项主张的电报被内奸蒋斌压了两天,直至住西安的山东代表裴某,接韩复榘来电询问真相,我们始发觉蒋斌之通敌,遂逮捕蒋斌,急电天津无线电台台长陈先舟星夜来西安接任交通处长。由于内奸事故,致使中外对于西安双十二事件,一时不得真相,因此各方面的真实反映,除广西李、白,四川刘湘等而外,其余均经南京加工伪造,才能发表。故当时张、杨所收到的电报,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大骂张、杨劫持统帅,为大逆不道。

    (二)阎锡山的背约。一九三六年一、二月间,红军为抗日援绥,由陕北过河东征,进入山西省境内,阎锡山感受威胁。当时虽有蒋介石的大军援晋,但阎锡山前怕狼后怕虎,更加忧心重重,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乃同意张副司令联共抗日的主张,故张约定阎锡山共同劝蒋。迨张、杨扣蒋实行兵谏时,阎是知道张、杨的意图如何,而竟背弃前盟,始而发出四个“乎”字的电报(从略),表示其暖昧姿态,继而以争权夺利不可告人的野心,电请张、杨把蒋送到太原,由他召集会议解决。此种投机取巧,卑鄙无耻的态度,实与南京亲日派何应钦等相呼应。

    (三)盛世才的反复。盛世才当时以亲苏联共为手段,伪充进步,他是因缘时会,据有新疆地盘。苏联欲利用盛世才有所企图,故支持这个地方实力派,使其形成半独立的局面。

    盛原属张学良的旧部,在张联共抗日开始时,拟采取西南、西北大联合的计划,特派秘书栗又文赴新疆与盛已取得联系。乃西安事变发生时,盛世才竟通电表明他对西安事变事前毫无闻知,表示中立的态度。他这是受苏联对于西安事变错误看法的影响,一则不得罪国民党反动派,二则也表示他是与苏联一致的。其反复无常的小人行径,亦断定其必为蒋介石所俘虏。

    (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个别将领的叛变。东北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驻防洛阳,事变前夕,张副司令分别密电甘肃于学忠、洛阳黄永安,将所在的中央文武官员全部扣押,或全部缴械,并电令驻保定之东北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配合黄永安阻止中央军之前进。于学忠遵令完成任务,万福麟则按兵不动,黄永安竟拒绝受令,投降反动派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叛张学良于洛阳。西北十七路军师长冯钦哉,受南京孔祥熙的勾引,又怕打仗,遂率部叛杨虎城于大荔,冯的队伍是驻在潼关、大荔、朝邑一带。万、黄、冯之叛变,使洛阳、潼关两地的防线不待敌之进攻而自破,所以使南京之所谓讨伐军得长驱直入,其先锋部队桂永清竟进到华阴县,幸被我方击溃,反动派始收敛其凶焰。以后东北军的骑兵师长檀自新,叛张学良于蒲城,十七路军的团长王劲哉,叛杨虎城而出走,犹其小焉者。这些将领之叛变,不是忠于蒋介石,更不是有爱国思想,完全是由于个人一时权利之争的表现(细节从略)。

    (五)苏联对西安事变的错误看法。苏联当时对中国一向是重视蒋介石的政权,而轻视所谓地方实力派,故对于西安事变之发生,误认为是一种军事阴谋,非正义的举动,甚至认为可能与日本军阀相勾结。这是当时张学良最恼火的一件事情,也是他沉不住气的主要因素。

    (六)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态度。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一向是在中国的华东和华南,故其对日本的侵略东北,是持隔岸观火的态度。迨鉴于日本军阀得寸进尺,由东北而华北,有侵吞全中国的企图,才感到自己的利益受了威胁,不能再袖手旁观,于是唆使买办阶级宋子文、宋美龄等,包围蒋介石,阻止日本南进。恰值西安事变发生,更表示支持蒋介石,以打击汪精卫、何应钦、张群等亲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敢于和亲日派作斗争,正是由于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阀的斗争作其背景。蒋的外国顾问端纳之去西安,热心赞助和平解决,完全是站在英美的利益上。故就当时西安事变来说,英美的态度表面是同情的。而日本则极力鼓动何应钦掀起对西安的战争,以便大举进攻中国。张、杨扣蒋之举,初以为除少数反动派而外,必成大快人心的事(实际上是大快了人心),不料适得其反。但张、杨不知道,反对西安事变的各方通电,都是出自南京的加工伪造,应该自信兵谏是正确的,久而自明。但张却因此失掉信心,而未沉住气,遂致考虑不周,未妥善安排,即仓卒放送蒋介石,因而未能得到更圆满的结局。

    九被扣后之蒋介石与南京

    (一)蒋介石的丑态。在由临潼押蒋解往西安的途中,蒋在车里探问孙铭久,这件事张副司令知道不?孙回答我是奉副司令之命来请委员长的。蒋始明白,他被捉原是有计划的行动,既不是他所想象的东北军兵变,也不是共产党的红军打来。他知道张对他无恶意,故蒋到西安绥靖公署以后,张学良去见他时,他便装腔作势地对张说,如果你还承认你是我的部下,你应立即把我送到洛阳,否则你就把我枪毙吧。张说,我是不是你的部下是另一个问题,我现在是以中国老百姓的资格,对你说几句话。蒋摇头说,你不必说,说,我也不听。于是他就合衣仰面躺在床上,用被把头一蒙。张只好退出。蒋在被扣之后,南京方面大肆宣传说,蒋已绝食了,实际是头两天,蒋因为一口假牙,在华清池仓皇逃跑时遗落在寝室的茶几上(被一士兵拾到),口中无牙,不能咀嚼,无法吃饭,只好喝些流质,到了第三天,经我们悬赏得到了假牙,蒋立即大吃而特吃。这说明贪权怙势的人,是不会轻于自杀的。把蒋解到西安以后,无论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里的中下级官佐,因蒋十多年的反革命,祸国殃民,万恶滔天,无不恨入骨髓,故颇有人主张把他枪毙。十七路军中,原属于冯玉祥旧部的人,如李兴中等,尤多报复思想。张学良为了蒋的安全起见,已与杨虎城说好,命令孙铭久把蒋移到金家巷张的公馆对面,高桂滋的住宅里。孙铭久到绥署去请蒋时,天已昏黑,身上还带着手枪,蒋以为要枪毙他,就战栗发抖地说,这是公家的地方,我死就死在这里。孙铭久百般解释,蒋也不相信,于是他又一次合衣仰面卧在床上,用被把头一蒙。

    孙铭久无奈,只好回报张副司令。在蒋的思想,以为他此次被扣,有共产党参与其间,必死无疑,遂准备了给宋美龄及其子蒋经国、蒋纬国的遗嘱。给宋美龄的遗嘱是,余死之后,余之全部财产由汝继承,望汝善视经国、纬国两儿,有如己出,祝上帝赐福予汝。给蒋经国、蒋纬国的遗嘱是,余只承认宋美龄女士为余唯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之下,亦瞑目矣。此外,对所谓党和国事无一言及之,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于他的国民党和他的国家机器都不爱,只是爱他的老婆孩子,丑到极点矣。

    (二)南京的内部矛盾。扣蒋的第三天,蒋介石的外国顾问端纳,由南京乘飞机到西安,我们才知道南京反动派们还有一幕内部矛盾,即何应钦与宋美龄的斗争。端纳到西安后,先见了张、杨,了解了实际情况,然后,由张学良陪他见蒋介石,这才由端纳说明张、杨对他迁居之好意,陪着蒋乘车移到金家巷高桂滋的住宅。蒋介石自被扣以来,一直认为东北军与张学良已被赤化,害怕共产党要他偿还血债。端纳对蒋把他亲眼看到的和亲耳听到的实际情况,向蒋作证,绝不是象南京所传的情形,因劝蒋不要坚持成见,要采纳张、杨两将军的联共抗日主张,如能这样,你的威望将是更高而不是降低。同时,将宋美龄亲笔给蒋的信递给蒋。信中的大意是说,你(指蒋)平时,总不听取部下的意见,因而发生今天这样事情,但我相信张、杨不会对你有加害的意思,他们是出于爱国思想,我希望你千万不可自寻短见,要以党国为重(这对蒋是何等讽刺)。信中最后一段说,南京目前正在唱戏。而且戏中有戏(指何应钦下讨伐令,白衣誓师等事)。蒋看完信,不自觉地发了感触,流下眼泪。端纳又趁机说,他来的很不容易,何应钦不主张他来西安,说西安城墙上都挂着红旗,去有危险,力主讨伐,何说委员长纵然为党国牺牲,也是光荣的。惟夫人(指宋美龄)极力反对何的态度,特召集黄埔军官开会说,你们要想营救你们的校长,就不能讨伐西安,若讨伐西安就等于送你们校长的死命。端纳又说,何应钦如何急电汪精卫回国,准备联日“剿共”云云。先是在蒋被扣的第二天,张学良即曾向蒋请宋子文来西安,而蒋不允。以后南京到底下了讨伐令,分成五路讨伐军,任命刘峙、顾祝同、卫立煌等为各路总司令。张在蒋面前故示愤慨说,要打咱就打,但其后果应由中央负责。至此蒋乃亲笔写所谓手谕,嘱张命蒋鼎文(从扣押中提出)持赴南京制止,但以三 天为限。这是蒋介石想利用军事,迫张、杨迅速解决事变,使他早日回到南京的阴谋手段。于是蒋鼎文随同端纳乘飞机返南京,张这时又提议请宋子文来西安,蒋亦首肯。

    (三)宋子文初次到西安。端纳、蒋鼎文回到南京,说明西安事变确如夫人(指宋美龄)所说,是出于爱国思想,惟采取的手段是不对的。因此宋子文争取以私人关系到西安探蒋,宋美龄首先表示同意,亲日派何应钦亦无法阻拦,宋才得第一次到西安。盖当时南京中央既下令讨伐西安,何应钦又亲自挂帅,表面上是营救蒋介石,骨子里是借机会推倒蒋介石,迎汪精卫回国上台,故对于和平解决西安问题的夫人派,是公开的矛盾。所以宋子文第一次到西安,首先声明他只是来看一看委员长,并无其他任何使命。宋告张、杨说,如果求和平解决问题,能代表蒋方的人选,非宋美龄来到西安不可。于是宋子文得到蒋和张、杨的同意,返回南京,报告说张、杨与共产党实无危害蒋的意图,均愿和平解决。这样,何应钦虽掌握讨伐大权,但争执不过,只好命令前线暂停战斗,在两军对峙之下,进入和平商谈。

    十和平商谈

    (一)宋美龄到西安。宋子文第二次是陪同宋美龄负着和平的使命而来西安,蒋的特务头子戴笠亦随机来西安,戴下飞机后,腰中插的手枪,被我方战士缴械,到金家巷见张学良时泣诉其事,张立即把自己带的手枪摘下赠戴。戴大为感动,叩谢之余,口称副司令伟大不止。平日杀气腾腾、威风凛凛的特务大王,一旦卑躬屈膝至于此极,大为可笑。

    (二)中共代表团到西安。西安事变的消息到了陕北以后(时中共中央尚在瓦窑堡),经党中央研究讨论,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与张、杨争取蒋介石,一致对外,奠定抗日大计的基矗这个正确的决定,是贯彻在西安事变的始终。故在西安事变过程当中,虽一度处于危疑震撼的局面(指张学良被扣和二二惨杀事件),终得安稳渡过,和平解决。因中共代表团到西安伟大的表现,蒋介石才不得不俯首就范,放弃安内攘外的政策。按蒋介石发动内战,大举“剿共”达十年之久,惨杀革命党人和民主爱国人士何止万千。共产党的这一决定,其伟大正确,福国利民,表现无产阶级政党之大公无私,感人至为深远,古今中外绝无先例。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决定,应张、杨之请,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派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员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乘飞机到达西安。他们下飞机后,即与张、杨会晤。到此,三位一体的抗日策划,始由秘密而公开化,当即由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对于事变的意见,主张和平解决。这个意见,与张学良不谋而合,因此,张学良非常高兴。张的内心,唯恐共产党对于蒋介石的十年仇恨,不能忘怀,或有不同的意见,故听到代表团的谈话,感到万分惊叹,说不出他内心的钦敬。以后周恩来即与蒋介石会面。见面时,周第一句话,蒋先生十年不见了。蒋十分尴尬,诺诺连声,亦说不出什么话来。那时蒋之腰痛、脚伤未愈(因在临潼从华清池往外跑,跳墙跌的),不能直接与他商谈问题,遂由宋美龄和宋子文代表蒋进行协商。

    所以和谈的形式是二宋代表蒋方,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三位一体。

    (三)和平商谈的内容。和谈内容是以张、杨所提出的八 项主张和共产党临时提的六项原则为基矗会谈了三天,结果蒋对协商的条件表示完全同意。其中主要有两项:1.在政治问题上,重新改组政府,把南京的亲日派政府改为国防性质的联合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把亲日派的头面人物如何应钦、张群等,都拟送出国,成立西北绥靖公署,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方面担任正副主任;2.在军事问题上,原来东北军每月军饷是二百万元,仍由中央负担,十七路军军饷,由一百万加至一百五十万,红军军饷由中央拨给五十万,总共四百万元,由西北绥靖公署分别发放。把当时以缓绥名义调进西北的中央军,共十几个师,除留十二个团驻陇海铁路线上以外,其余均撤出西北,在陕西的飞机队和随蒋来西安被扣的文武大员,自应放回 (张学良送蒋时,在飞机场即面嘱杨虎城把大员们放回。张送蒋抵洛阳后,又给杨电报,嘱释放大员,经三位一体讨论,同意释放。只有少壮派们,认为应扣作人质,以换取张副司令,反对释放)。八项主张中的一切政治犯和被捕的七君子,都明令释放。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从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兵谏至此,算是胜利。但这只是蒋介石口头上的允诺,他且要求对协商的内容,双方不准公开发表,意思是待蒋回南京后,召集国民党开中央全会作出决定,才好实现,实际不过为了保持面子。

    蒋介石到洛阳发表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训话如何如何,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能够欺己欺人地写出“西安半月记”的狡猾手段。张学良为了维持蒋的“领袖尊严”,也就不主张采取书面保证的形式,于是就这样达成了和平协商。

    十一和谈后之蒋介石与西安

    (一)张学良放蒋与送蒋。和平谈判的条件,既经大体商定,张学良又鉴于外边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多数是反对的,内心惶惶不安。更加宋美龄之纠缠,说她与蒋都是基督教徒,最好于圣诞节日(十二月二十五日)放蒋回去,取个吉利。同时宋子文亦诱惑说,打铁趁热,联合政府应早日进行(张且拟以宋为行政院长)。张在思想上也深恐夜长梦多,演出别的事故,遂主张赶急放蒋。据他说此事和周恩来、杨虎城都提议过,已得周的同意,只是杨尚有顾虑。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早晨,张召集卢广绩、黎天才、应德田等人开会,讨论放蒋问题(但未提出送蒋的话),应德田根本不赞成放,他说,放就是纵虎归山。高崇民主张放也可以,必须有把握。张当场一一解答,最后大家基本上都表示同意放蒋(后来听说周恩来同志亦是原则同意)。在当天午前,由于张的指示,有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卢广绩和十七路军方面负责人杜斌丞等,与宋子文会面,谈到商定的问题必须实现时,宋子文拍胸脯,竖大姆指,表示负责担保。在当天晚间,高崇民给张写一封长信,大意还是主张有条件的放,比较有把握,例如中央军队撤出西北和释放七君子沈钧儒等事,都可不待蒋回 南京开会决定,即能办到的。二十五日早八时左右,张到绥靖公署见到高崇民时(高是住在绥署),匆匆忙忙地说,你的信我见到了,我告诉你崇民,咱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只要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牺牲东北团体,在所不计。态度非常坚决。高心平气静地对张说,这是三位一体的事,不能由咱一家决定。张拍高的肩膀说,周先生比我还和平,只有虎城犹豫不决,我就去说服他。

    高当时尚未意识到张当天即放蒋与送蒋,于是即召集设计委员会开会,讨论放蒋的问题。正在讨论中间,秘书处处长洪钫到会议室,附高之耳告以副司令已送蒋起飞了。高立即向与会的杜斌丞、申伯纯、王菊人、李维城、吴仲贤、卢广绩等十余人正式宣布,大家始而谔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杜斌丞愤然说,竖子不足与谋。当时高的心里却认为,张急于送蒋,是有他的想法,一则张还是拥护蒋的;二则他为顶住亲日派何应钦等对西安的讨伐,他必须以光明磊落、束身归罪的态度,亲身送蒋,以示拥蒋爱国,别无他肠,使亲日派等,无话可说。所以高当时对大家说,张一个人送蒋去南京,可顶住五十万大军,西安方面可保证平安无事。李维城立即说,这是替张先生辩护。但是后来如果三位一体不被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少壮派破坏的话,张之送蒋去南京,虽蒋介石阴险毒辣,但他不能不考虑三位一体的力量,从而也可能不会有多大损失,张亦可能不至长期被扣。张曾对西安去南京的代表鲍文樾说过,只要西安能撑住,我是可以回去的。应德田、孙铭久和卢广绩等,不明白撑住的意思是指三位一体能团结住而言,有三位一体的健全存在,当然可以争取张回 到西安,绝不是要用兵力,向南京旷日持久的威胁,以争取张回来的意思。乃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少壮派,借口撑住二 字,坚决主张在张未回之前,反对进行一切和谈,而和谈好了的撤兵问题,他们也坚决反对。却不知道,我方若不按照和谈好了的约期撤兵(与蒋方代表顾祝同谈定的二月四号撤兵,六号撤完),让出渭南,势必与中央军冲突。但我方在渭南前线的兵力,只有刘多荃、霍守义两个师,缪澄流是在渭北高陵,而中央以数倍于我的兵力,在渭南成一扇形,包围着我军,冲突起来,我军首先吃亏。战斗一起,不但不能争取张回西安,反于张不利,盖蒋不会在战斗情况下放张回西安的。故当时东北军的上层,虽其主和的动机各有不同,尤其红军的代表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总都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也是张副司令的本意。不幸的是,少壮派们,无政治头脑,无军事常识,他们不知道亲日派何应钦与心怀报复的陈诚,是不顾国家人民利益而坚持讨伐西安的,仗是能打起来的。东北军的少壮派们,竟主观断定仗打不起来,若打起来,也能战胜。十七路军的少壮派,竟主张若和也得打一下再和。

    于是打一下再和的声浪,叫喊一时。实际当时无论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少壮派,都受了托派的影响,甚至受了托派的操纵。

    红军代表,事前不知道十二月二十五日放蒋,更不知道张亲身送蒋。杨虎城可能在张说服他的时候临时知道的,故与张送蒋同时到的飞机常随后刘多荃也到了飞机常只听到张告诉杨,释放中央大员。迨周恩来闻讯赶到时,飞机已经起飞。蒋临上飞机前,对张、杨说,二十五日(即蒋起飞之日)以后,如果国内再有动乱,我负责任。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负责实现,否则你们就不要再拿我当领袖看待。此外就无所谓对张、杨训话。后来蒋介石竟毫无羞耻地出了一 本“西安半月记”,将无作有,吹牛说谎,使人阅之肉麻。宋美龄也觉对张、杨太说不下去,又以半推半就的说法,写一 “西安回忆录”附在蒋的“西安半月记”后边。他们这是利用在西安和平商谈以后,内容未公开宣布的原故。国民党反动派后来还把蒋的“西安半月记”印在小学教科书上,想欺骗下一代,然而事实毕竟不能用欺骗所能济事的,曾几何时,中国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二)蒋介石背信弃义。张学良之放蒋与送蒋,还是拥蒋抗日的表现,有公而忘私、牺牲个人的精神。但送蒋至南京毕竟是个错误。蒋介石回南京后,组织军法会审,以李烈钧为审判长,宣判张十年徒刑,剥夺公民权五年。蒋又引咎自责,请求政府特赦。这种弄虚作假的形式,都可以原谅。乃最后,附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一语(就是由蒋介石直接看管),这就等于把张判成无期徒刑了。蒋之所以扣张不放,就是为了要拆散西安之三位一体。蒋认为把张扣起来以后,对于东北军加以挑拨和诱惑,三位一体,必然起分化。他知道杨虎城代替不了张学良指挥东北军,而东北军之高级将领若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缪澄流这四个人,如果张学良在西安,均能以服从为忠仆,张学良既不在西安,谁也统率不起东北军,与红军合作到底。蒋介石之不放张回西安,就是看透这一点,才阴谋破坏三位一体,才敢于背信弃义,宁使我负人,不使人负我。蒋直到抗日战争时,亦不准张、杨参加战斗行列,这表示抗日是由他蒋某主动,而不是由西安事变推动的。西安事变在蒋介石始终认为是破坏了他的安内攘外政策,对他的反动统治是不利的。不过在西安事变中,共产党不报复他,大公忘私,仁至义尽之声,洋溢乎中外,蒋鉴于国内外对他的压力,不得不勉为一时地停止内战,然而内心却怀着隐恨。因此在抗战期间,以胡宗南为主力和其他嫡系部队,约五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制造磨擦,破坏共产党红军抗日的后方。又勾结日本和汪精卫伪组织的军队,包剿共产党在江南的新四军,以泄隐恨。这些事实,都是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和共产党之背信弃义的铁证,也是他反动阶级本质的再一次大暴露,然而这也就给他自己掘下了坟墓。

    (三)南京扣张与西安的动态。蒋介石背信弃义,扣张学良于南京,西安人心大为震动,尤其东北军集团最为愤慨。蒋介石既对张报复,一方面派大军进逼,使西安早日就范;同时进行挑拨离间,破坏三位一体。红军代表对此看的最为清楚,乃以冷静态度同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协商,由杨虎城领衔,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发一歌电,表示抗议。电文大意是,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当蒋委员长在陕时,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业蒙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忆蒋委员长到京之后,曾令中央军队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以前,更有决不任再起内战等语。乃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非惟未遵令东撤,反而大量西进,约十个师的兵力集结至潼关华阴县一带,筑垒布阵,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乱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昭直笔等语。这个抗议发出以后,对于蒋介石是一严重的打击。同时西安的三位一体,亦作了军事上的部署。南京鉴于西安的强硬态度,形势又不容许蒋介石掀起内战,于是立即派东北名流吴翰涛、王化一持蒋介石、张学良的信,来西安进行劝和。接着蒋又令驻潼关之顾祝同派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到西安进行和谈的试探,提出南京对于西安三方军政所拟的甲乙两案,由西安自由选择一个方案执行。西安对这两个方案,因与蒋介石在西安时所谈的条件,不大相符,开始表示都不接受。祝绍周回洛阳之后,王以哲、何柱国,即派米春霖赴南京见何应钦,并探问张副司令。米回西安时,带有何应钦给王、何两军长的信,内容大意是劝东北军接受乙案。米更带有张副司令给杨虎城和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文武官员一封亲笔信,内容也是劝大家以国家为重,要考虑接受甲乙两案,和平解决问题,不要从他个人着想,爱之是所以害之云云。同时,杨虎城驻南京代表李志刚,奉蒋介石之命回西安,带给杨一封亲笔信,令杨接受甲案。这是蒋与何应钦,分别分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孤立红军的诡计,亦即破坏三位一体的阴谋。接着王以哲又派刘振东为代表,何柱国派徐良为代表,赴潼关见顾祝同,表示愿意接受乙案(这对于三位一体已开不团结之端)。因为他俩已知道蒋介石一时不能放张副司令回西安,故即不强调先争取张回来,这就与少壮派有了矛盾。但东北军的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久等,亦并非忠于张副司令。以后三位一体商议,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派鲍文樾、李志刚为代表,迳赴南京面蒋交涉(王以哲军长即于送祝绍周上飞机场时,因受凉中了感冒,以后便卧病在床)。鲍、李两代表到南京,被何应钦扣留三天。何乃先报告蒋介石说(这时蒋已回到奉化),西安不服从命令(指拒绝甲乙两案),仍主张讨伐。蒋与何当时在讨伐问题上,意见是矛盾的,蒋恐何借事生非,嘱令鲍、李到奉化晋见。迨二人面见蒋时,蒋不待鲍、李说话,即以盛怒的姿态,严令西安接受甲案,鲍、李都未敢发一言。鲍文樾抱头而返西安,下飞机到绥靖公署,大家围了一群,听鲍的诉说,无不气愤填膺。鲍且声明,此后他再不去见蒋,因蒋不容人说话。接着他又说见到张副司令时,张秘密对他说,只要西安能撑住,我是可以回去的。鲍由南京回西安第二天,王以哲在他家里,就病榻前召集董英斌、缪澄流、刘多荃及少壮派等开一会议,主张先求解决事变问题,不必先争取副司令回来。王安慰大家说,副司令暂时不回来不要紧,有他负责云云。这就是少壮派应德田等借口说,王以哲有取张而代之的野心。这是一种诬蔑。当西安人心愤慨时,南京方面为了缓和西安的空气,通过宋子文,宋美龄用欺骗手段,特派东北名流阎宝航来西安,宣称张副司令很快就回西安,劝大家不要急躁,务必服从中央命令和平解决事变问题。阎返南京后,始知受宋美龄和宋子文的欺骗,盖张是回不了西安的。

    以后和谈由南京移至潼关,蒋介石命令西安有何意见,可直接与顾祝同商谈(顾此时已被南京任为西安行营主任,当时住在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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