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所率领的部队，在蒋介石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杂牌，历年来受尽了蒋的压迫与歧视；在“剿共”战役中又不断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实力日益削弱。
张、杨不仅对于国家民族的危亡表示担忧，对于自己及其部队的前途也不能不慎重考虑。他们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的影响下，于１９３６年上半年分别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且秘密签订了抗日友好协定。他们相互之间经过在两部的中共地下工作同志的沟通，也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曾经对蒋介石作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劝告，但都遭到了蒋介石的无理拒绝。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蒋介石趁解决“两广事变”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３０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１２月４日，蒋介石携张学良由洛阳到西安，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红军；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为蒋介石所消灭。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蒋介石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１２月７日还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当时西安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都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知识青年中进行的抗日爱国教育，有力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觉悟和革命热情。１２月９日，西安１万多学生为纪念一 二?九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竟开枪打伤了游行的小学生，激起广大游行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即决定前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后令张学良严行镇压，“格杀勿论”。张急忙赶往十里铺劝说学生回去，学生们群情激愤地向张请愿，张深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更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决心，他当场对游行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机关枪扫射，我不忍看到你们遭受伤亡。你们现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言至此，声泪俱下。结果，不到３天，张、杨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西安事变。
二
我在十七路军的时间比较久，知道杨虎城将军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他与共产党发生联系是很早的，他的朋友和干部中，也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时日本灭亡中国的企图已暴露无遗，他的部队面临被蒋介石消灭的危险，在联共这一点上，他基本上已没有问题。他和蒋介石之间一向有矛盾，这时更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反蒋联共抗日，对他来说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我外出考察学习一年后回到陕西，有许多问题想和杨谈。同时，也急于想把自己在各地所见所闻及一些想法汇报给杨。我先后和杨谈过好几次话，谈话中，我着重向杨陈述了当前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企图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各种事实，同时也谈到我在平、津和济南与宋哲元、韩复榘见过面，以及在南京、上海等地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腐败透顶，争权夺利，排除异己，特务横行，人们怨声载道的情况。并向杨汇报了全国人民在中共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许多事实，以及自己的感受。杨注意地听我说，还不时点头。当说到十七路军的团结问题时，我请杨考虑是否可以开办一个干部训练班，进行抗日救亡的教育。并借以加强杨与各部队军官，尤其是与冯钦哉部队军官的关系。杨表示以后可以研究。我又向杨建议要搞好十七 路军与东北军的交往，密切联系，以便随时互相沟通意见。杨肯定地说：“我们一定要同东北军合作。以前我们两部互相间有过一些猜疑，虽经过东北方面高崇民先生的联络解释，情况好转，但两部的关系还不够十分密切，你也要注意这个工作。”并着重指出：“我们必须做到和东北军精诚团结，才能共同抗日。”最后谈到联络红军问题，我知道杨与中共早有联系，我的部队在汉中时与红四方面军订过互不侵犯的协议，杨也是知道的，只是彼此没有直接谈过。我就直言不讳地谈到我们可否派得力的人员，与红军进一步加强联系，订立互不侵犯协议，以便将来共同抗日。杨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我们要慎重考虑。
在最后一次和杨的谈话中，我看情况愈紧，便提出：“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听了显得有些惊异，望着我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你把当年打李贞的精神拿出来，（李贞是蒲城县的大恶霸，杨在青年时把李击毙），就敢干！”杨看起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是他却以深沉而又带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我第二天就回部队了（当时旅部驻在白水县）。以后听说杨和我谈话后，告诉他左右的人和杜斌丞说，“寿山变了”，表示很高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形势和他自己以及十七 路军的出路问题已经心中有些底了，只是由于他处事慎重，事又机密，事先不会向我讲。我去部队不久，杨便把我叫回西安，要我筹办训练班，训练全军团、营、连三级干部。当训练班正在积极筹办时，各部队的学员名额已经分配下去，第一期学员正待集中的时候，西安事变爆发了。
三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８日，张、杨已商定准备扣蒋，并作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待机行动。在这紧急关头，１２月９日发生了一场误会。那天傍晚，杨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到西安东城门楼上去看张的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 （他们在此以前都曾接到准备扣蒋的密令，正在待命行动），正逢孙全副武装率领部分士兵登车出发。
宋即问去哪里，孙说去临潼。宋以为要扣蒋，急忙回报杨的秘书王菊人。此时杨正在易俗社剧场陪南京来的军政大员们看戏。张因事尚未到剧场，王即从剧场将杨接回，告杨以宋的报告：东北军今晚行动，孙铭九已出发。杨听了后又想到张未去剧场，信以为真，立即命王转告我，部队归我指挥，马上布置行动，遂即又匆匆返回剧常王立即用车接我到绥署，转达了杨的命令。我立即布置，派兵包围了易俗社，由剧场到绥署的路上设了岗哨，在北城墙上布置了炮兵，准备行动。
杨回剧场后，发现张竟在看戏，久等不见动静，他顿生怀疑，便着人继续点戏以拖延时间，自己马上回绥署。他命王菊人赶紧查问，并说如果行动时要事先向他报告，以便与张离开剧常为了不使南京的军政大员生疑，杨说罢立即又回剧常王即叫宋文梅找孙铭九查看究竟。不料宋去看孙时，孙正在睡大觉，经问明后，才知道孙去临潼并不是扣蒋，而是查路。
宋急忙跑回告知我们真实情况。我未待杨的命令，立即撤兵，并限令于明晨５时前撤归原防。结果，各部队均按时撤完，幸未发生乱子。
１１日晚９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我在外室见了王菊人和孔从洲（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王说：“主任有话要亲自对你讲。”到内室后，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叫你来商量作准备。”我问杨是否已通知冯钦哉，杨说没有，来不及。
我又问孙蔚如（三十八军军长）、李兴中（绥靖公署参谋长）是否已经知道。杨说没有通知他们。我说：“冯远在大荔，来不及可另派人通知，孙蔚如、李兴中是否可以现在约来予以说明，共举大事。”杨问我：他们如果不同意怎么办？”我说：“孙与你在一起多年，他心里也许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是你下了干的决心以后，他会跟着你走的。把他找来在你左右商量些大事有好处。”谈到李兴中时，我说没有问题。杨很高兴，随即把孙、李接到绥署。他们到后，我们就分了工。杨与孙在绥署掌握全局，军事方面交给我和李商定。杨命我与李提出一个军事计划。我即到李的办公室，并把孔从洲请来，３人共同商议。
当时西安的敌我兵力是这样的：
我方：十七路军的主力均在外县和陕北前线，只有西安绥署特务营、教导营、炮兵营、卫士队和陕西警备第二旅３个团等少数兵力在西安。这少数部队中，有些还是靠不住的。如教导营营长李振西是黄埔学生，态度暖昧，有可能和军统特务有关。孔从洲带领的警备二旅除了郑培元团可靠外，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均系新由张鸿远的地方团队改编，军纪不好，旅长孔从洲到任仅两个月，还未来得及进行训练，对这个部队的使用尚无把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两个团叛变投蒋）。总计起来，可靠的部队官兵还不到３００人。此外，东北军卫队第二营孙铭九部在西安市东南一隅，不归我指挥。
蒋方：蒋系在西安的单位，包括特务机关约有１２０个，有武装的为４２个。其中以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镇亚）、保安司令部（司令张坤生）、西安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警察大队、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江雄风）武装最多，枪支在３０００以上，其他特务机关和蒋系各军、各师的留守处、办事处的武装尚不在内。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的部署是：命陕西警备二旅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长驻的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当时蒋系在西安机杨场停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任务，并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口（东南一隅归东北军）的警戒。蒋方每一街巷口有一 武装警察，我们即派武装士兵一名监视。为了加强警备二旅的领导力量，增派许权中为副旅长。命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炮兵位置在北城门楼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轰击外来的蒋军。命西安绥署卫士队（两个队共２００人）担任绥署及杨公馆的警戒。命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特务营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派绥署参谋处处长王根僧去教导营监视李振西，该营归我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的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
军事计划拟定后，我即向杨作了汇报，杨表示同意，命我任总指挥，并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共同确定，与临潼统一行动。”此时，张正在公馆与其高级官员开会。旋即带着１１名重要将领来了，张一跨进杨的内室就开玩笑地高声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１１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当时我和孙蔚如都在左右。孙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接着杨和张就立即着手研究具体行动问题。张说他已派刘多荃、白凤翔、唐君尧、刘桂五和孙铭九５人去临潼作准备，问杨准备好了没有。杨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当晚，张终夜在杨处共同指挥行动。
１２月１２日早晨，约５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我向张、杨请示后，即放了信号弹，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７点半钟，已将大部分蒋军解除武装，枪声也停了下来，只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的一连武装尚在顽抗。我即令李振西：“限半小时内消灭新城北门外的据点。”李如期完成了任务。到８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我即向张、杨报告，任务全部胜利完成。张听我报告以前，曾接到刘多荃的电话报告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听完我的报告后，张即要临潼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即命令白：“如果９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张打罢电话与杨出室外散步，我也随着出来。他们走到假山上站住谈２话，情绪紧张，心情都有些不安。张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当他们回到室内时，即有电话来，报告蒋介石已经抓到。张、杨听了忧虑顿失。９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来。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８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中共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政策是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可以合作。这一正确主张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１２月１７日，党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协商并一起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进行了谈判。同时，为防御南京政府亲日派发动的“讨伐军”的进攻，也作了军事上的准备。经过谈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１２月２５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并亲自把蒋送到南京，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四
西安事变的当天，杨为了迅速安定西安市内的秩序，命我任西安市公安局长。到任７天，一切安排就绪。因为要准备对南京“讨伐军”作战，拟将十七路军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到泾阳、三原一带。同时，红军部队也将开至关中，因此杨又命我任渭北警备司令，驻三原县，统一指挥在渭北的十七路军。临行时，杨对我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今后任务很重，你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准备防御战，一是联络红军，并将渭北群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以备万一，望你努力。”
我约在１２月１９日到三原，巡视了渭北１０多个县，对部队作了动员，准备必要时与红军一起夹击南京政府在潼关以西的４个师及一个教导总队。为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各县召开了群众大会，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宣传了联共抗日的道理，说明了扣蒋的必要和张、杨的８项主张。并说明红军将要开到三原，我们十七路军、东北军要和红军结成友军，准备抗日。各地群众听了以后都很高兴。但是三原不少绅商由于以往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较深，听说红军要来，有些恐慌。我分别召集他们开了几次会，说明红军是人民部队，军纪优良，不必担心。并保证如果红军来后谁家有丝毫损失，我情愿完全负责赔偿。因为我在三原先后住过４次，他们对我还信任，听我这样说，也就放了心。我又派了一连兵驻在三原北门，指示他们：见了红军要握手问好；红军携带武器可以自由出入，不受检查；红军问路要热情作向导。不久，红军开到三原西北的云阳镇和富平县的庄里镇一带。我与红军中的负责同志经常互有来往，我的司令部也成了红军的联络站。为了对南京政府的“讨伐军”作战，我请红军将领给十七路军讲解和演习游击战，左权同志也请我们给红军演习平原河川战。当时，陕北粮食较缺，我们就派军需人员协助红军在渭北各县购粮，并派了１５０多辆大车送往陕北，彼此关系十分密切。
我到三原后不久，就听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对是否释放蒋介石意见有分歧。张学良提出放蒋时，杨虎城由于受过蒋的多次欺骗，对蒋是否能恪守共同抗日的诺言，是否不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行报复很有怀疑，因而对放蒋有顾虑，但是最后仍然同意了。两部的上层官员对放蒋问题看法也不一致。我起初也不大明白放蒋的道理，后来经过任弼时、南汉宸等的解释，才明确认识到放蒋是对的。
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并积极调派军队向陕西推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战，相持不下。这时汉奸、特务和别有用心的人四出活动，在两军内部进行挑拨，破坏团结。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枪杀了元老派军长王以哲后，导致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四五月间，东北军各部被蒋介石分别调至豫南、皖北、苏北各地。十七路军方面，冯钦哉部和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叛变投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王劲哉的一个旅也被蒋挖走。１９３７年５月５日，蒋介石批准杨虎城将军辞去本兼各职，杨被迫出国考察。十七路军其余部队被改编为三十八 军，孙蔚如被任命为陕西省主席兼军长，共分编成两个师另两个旅，由我和李兴中分任师长。此后，蒋介石进一步采劝金钱收买”、“扩编利诱”以及“分割使用、战场消灭”等手段对付十 七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