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以最严格的“言论自由”的尺度来衡量,日本仍被认为是“完全的言论自由”的国家2。然而,因为对战争罪行从未进行过全民性反省,因为明治以后深植于日本民众的天皇崇拜(Mikado-Worship)随着战败后天皇制的保留而得免于遭受清算,致使谈论天皇战争罪责至今在日本仍有“违碍”(タブ?)。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对天皇持议极严,他在后记中说:

  天皇确实没有对大虐杀直接下手,也没有直接下令杀害俘虏,但他是大日本帝国的唯一元首,正是他是帝国陆海军的“大元帅”。满洲事变以后,日本军队的通称由“国军”变成了“皇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在天皇的名义下作为“圣战”进行的。这个“圣战”的方针,和藐视中国的意识相辅翼,消解罪恶感,将所有的残虐行为合理化。所以,天皇至少必须承担南京大残虐事件(ァトロシティ?ズ)道德上的最高责任是毋庸置疑的。

    在一个大众思想日益“法西斯化”(作者语)的国度里,面对滚滚浊流,作者所做的抵抗努力,尤其是作者的斩截态度,我以为都是应该特致敬意的。这也是我将此书译介给国人并作此文的一个主要理由。

  此书对天皇未稍宽假,一再强调他的不可推委的战争责任,不过此书的主旨不在于批判天皇,也不在于批判战时的统治者,如题所示,它也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批判??若以日本人为一体,也可以说自我批判??,也不满足于一般的“历史”分析,而是“由表及里”从日本大众的“精神构造”下手探讨残虐(ァトロシティ?)行为的人性根源。正如作者所说:“我的问题意识是,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的‘善良的劳动者’‘平凡家庭的父亲’‘礼仪端正的人’之类日本庶民,到了中国战场会变得那么残暴。我觉得这仅仅以战场的‘异常心理’,通州事件讨仇,或者为了战死的战友报仇等等解释是不够的。我认为这是和‘日本大众特殊的精神构造’有关的。”

  书中对日本大众的特殊“精神构造”有详细的论述和分析,此处只能略及其大概。
  
庶民的算计和虚无主义

  “南京大屠杀”,日本通称为“南京大虐杀”。洞富雄、藤原彰等别称“南京大残虐事件”3,或迳用音译ァトロシティ?ズ,以之与Nanking Atrocities对应。《精神构造》一书亦多采“大残虐事件”或ァトロシティ?ズ。因为在南京发生的不只是屠杀,还包括强奸、掠夺等残虐行为,所以“残虐”较之“屠杀”确实更具概括力。解释这一“残虐”制造者的意识,迄今日本学界多取“战场心理”或所谓战场的“异常心理”的视角。对此,作者并不否认,但认为“南京大残虐事件”的诸相单用“战场心理”“异常心理”来解释还不能尽其底蕴。作者认为日本大众“即自”(an sich)的思想中已有残虐的胚胎,因而才会在侵略战争第一线的绝望体验中有那样的残虐表现,也才会在回到后方过上正常生活重新成了“善良的劳动者”“平凡的家庭的父亲”“礼仪端正的常人”时以自得(“手柄话”)的态度对残虐行为津津乐道。

  战时流亡中国,在国民政府政治设计委员会工作的鹿地亘,早在一九三八年为田伯烈编著的日文版《战争?日本军暴行录》序中,记录了他在东京警察署的一个同监,此人“对道德的麻木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但同时又是“战功卓著的‘勇士’”。鹿地感慨地说:“我不能不想所谓‘勇士’是什么。这个男人平时言行的无羞耻,与战场上屠杀行为的丧失人性的大胆之间,我看不出任何道德的差别。东京的良民也好,大陆的住民也罢,在他眼里都是残忍的快举的对象。只是后者比起一般人来说更是支那人,在战场上更可以享有没有法律限制的自由处置的乐趣。”4

  鹿地亘是三五年十月保释出狱的。作者以为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鹿地已从一个“地痞”“平时言行的无羞耻”所表现的精神状态中找到了“战场上屠杀行为的丧失人性的大胆的根据”。作者更进而指出:在南京大残虐事件中,不仅是这样的“地痞”,“东京的良民”以至日本整体的男性大众都是作为残虐的加害主体登场的。

  战前右翼领袖之一的橘孝三郎曾在列车中听到“一伙纯朴的乡巴老”的对话:“‘不管怎么说,日美战争快些打起来好。’‘那样的话,大概就会景气了。但能胜么?美国大着呢!’‘不知道。但日本军队是世界上最强的。’‘这当然,世界第一。但士兵世界最强,军队资金跟不上。’‘嗯……’‘饿着肚子可不能打仗。’‘这当然。不过管它败不败的,打了再说。胜了当然是我方的,想抢多少钱就抢多少。败了,像美国这样的对手也没什么大不了。成了美国的附属国,说不定日子反倒更好了。’”5

  橘孝三郎“听了这伙纯朴的乡村老人的话,茫然若失”。记载此事的《日本爱国革新本义》,是“地下”非法出版物,出版日期是昭和七年,即“满洲事变”和第一次上海事变稍后不久。时值“昭和恐慌”,都市中充斥着失业者,农村的困顿可以“卖女儿”(“娘身?り”)和“饥饿儿童”为象征。在这样的状况下,自暴自弃就弥漫于找不到出路的人们中。上引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所以它虽只是一个孤例,但却是当时普遍心境的写照。

  “纯朴的乡村老人的话”所示固非自觉思想,但大众思想的实态本以非自觉为常态。这些村夫的对话充分表现了当时日本大众在迷茫中的沉沦、无奈、实惠、势利、狡黠。作者将这种思想状况概括为“庶民的算计和虚无主义(ニヒリズム)6”。他认为“在昭和恐慌下,虚无主义成了情绪发泄的出口,其最尖端就是利用‘军队’和‘战争’的寄生浪人意识的产生”。

  作者引用了不少战时日记(“阵中日记”),其中不乏“缴获”战利品的内容。如果说“纯朴的乡村老人”从美国“想抢多少钱就抢多少”的想法多少还只是为了精神宣泄的打趣的大话,“阵中日记”中的“缴获”则是实实在在的掠夺和掠夺计划了。作者认为“所谓‘惩罚暴支’的‘圣战’方针,在此便和一个个庶民的算计──‘缴获’亦即掠夺计划──结合在一起。”“我不认为‘圣战’的方针可以和真正的庶民自我(ェゴ)分开,也就是说,‘惩罚暴支’的口号,只是日本大众的庶民利己主义(ェゴイズム)在政治层面的形态化。而且,在这个庶民的算计的背后紧随着的是大众虚无主义的阴影。”
  
大众虚无主义和知识人的虚无主义

  日本军在南京以至于在整个中国表现得极为“残虐”,更特别的是这种“残虐”常常十分“无谓”。众多的“阵中日记”对此有大量的记载。比如去年出版的中文版《东史郎日记》7就记录了不少仅仅为了解闷的纵火和无意义的杀人。三七年十二月四日这样记:“放火,近来对我们来说,实在已算不上什么事,比小孩玩火还有趣。‘喂,今天冷啊’‘那就烧幢房子暖暖吧’。”三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记:“苦力中有一个老人。他的长相冷漠而让人讨厌。荒山上等兵说:‘你的脸让人讨厌。你要是死了,就不会在老子面前晃来晃去了。’说完就是一刀。可能刺中了肺,口吐鲜血,挣扎了一会,死了。”这种对中国非战斗人员的毫无意义的杀害,作者称之为“不负责任的大众虚无主义”。

  与庶民的非理性虚无主义不同,知识人的虚无主义表现出了充分的自觉。作者举了杉山平助的例子。杉山是有“社会良心”之誉的文艺评论家,三七年十月至次年一月曾有华北华中之旅。在南京陷落的年暮,他和朝日新闻南京支局的记者有过一次长谈。当时的情况,杉山记录在《支那和支那人与日本人》中。其中有这样的话:“我认为,战争一旦开始,为了胜利,为了确保战果,采取什么手段都是无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不仅无力,而且无能。今后的战争,区别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从严密的意义上说已不可能。迅速的歼灭也是一种慈悲。只是在这里还留有技术问题。残忍作为一种力量是不能不利用的。”8

  作者认为“杉山表明的是让人吃惊的能动的虚无主义。杉山作为知识人,彻头彻尾贯穿了自觉,其‘虚无主义’达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

  杉山在同文中叙说了和抱着儿子的死骸痛哭的“支那”老妇的遭遇,并感慨地说:“人的烦恼,居然就这么空虚么?这个世界上即使所有的东西都是空虚的,仅是感叹和烦恼似乎是有什么实质性的,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一点。为了人子的烦恼和感叹天会无动于衷么?然而,天就是无动于衷的!地也是无动于衷的!人的感叹,什么都不是。几亿人的苦恼、呻吟,对自然来说,比一瞬的风更空洞。我们人类也许过于自大了!对自己的苦恼说得太多了,未免有点无聊了。所以我对这个眼泪满眶的支那人的苦恼,只是报以冷笑。奴隶的生命本不值一提,我们的生命也不值一提。当前,对我们来说,惟有努力,惟有豁出性命保卫日本。”9

  杉山平助没有丝毫人道的道德观,相反,有的只是由战争对弱者的抹煞。这就成了“大残虐”的理由。作者曾援彦坂谛《人是怎么样成为兵的》所说的“大量杀戮(ジェノサイド)的更大的罪过在于对每个人的价值(人の重み)的抹杀”,质疑“‘惨祸’的悲惨程度是由数字多少决定的,‘大屠杀’是以死伤者的量为基准决定的,没有明记这一量的文献便只能被认定是不存在的”。在引及杉山上语时,作者说:“大量杀戮的真正的犯罪性格是对人的价值、个人的‘烦恼和感叹’、个人的悲惨的完全的抹煞。上述杉山所说,不外是为大量杀戮找一虚玄的理由。”“这正是自觉的知识人的虚无主义的最后的语言。”

  《支那和支那人与日本人》初刊于综合性杂志《改造》。而《改造》向有“进步”之美名,杉山又是所谓“社会的良心”,于此足可见战时日本全民性的精神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庶民的利己主义

   作者以为在“南京大残虐事件”中所显现的庶民的算计和虚无主义“不外是日本大众的庶民利己主义(ェゴイズム)的表现”,是“庶民利己主义”的一体之两面。但庶民利己主义以“算计”为表现较易理解,而以虚无主义(鹿地亘称其特性为“狡猾的强盗性”“不劳而获意识”“乘火打劫性”“地痞的破坏性”)为表现则略有曲折。因为不仅由生活逼迫而自暴自弃的大众情绪找不到宣泄出口,自然发生的虚无主义得以泛滥更是因为这一情绪和“暴支应惩”10的方针正相吻合。

   作者称他所指的“庶民利己主义”不同于“近代作为政治解放(市民革命)原动力的市民社会的‘私的’利己主义”。

   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中的利己主义,是随着明治维新日本进入“近代”才得以释放的。作者认为这一利己主义“没有升华到人权的高度,仅表现了狭隘的庶民的算计=物欲。明治初期一度为人瞩目的民权论,很快就被国权论所吸收。而且,此一大众物欲主义‘原封不动’地转化成了侵略主义的能动力。西欧近代的民族主义以人权思想为媒介将市民‘私的’利己主义扬弃到了国家意识的层面,但日本的国体民族主义=天皇制民族主义却是在否定、压抑人权思想下形成的。因此,日本大众的普遍的庶民利己主义的诸形态和近代古典的将自身净化到人权思想的利己主义不同。这样,在大众意识的层面上的自我选择的契机,就不能不是欠缺的。”

   同时作者又认为庶民利己主义“并不仅以露骨的物欲主义的自我主张存在。其实存形态,我认为是受家族主义的部落共同体秩序规制的部落意识=乡党意识。”这里所说的“部落”或“村”(“ムラ”,作者特以之与汉字“村”相区别)和明治以后的行政村不尽相同,作者说的“村”指的是“幕藩体制下由封建贡租负担者‘本百姓’构成的‘村’=自然村”。这样的“村”受到共同体的规制,其水的共同利用和“村”的共有地是各家族生活的重要经济基础。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达、商品经济的渗透,自然村的实体渐渐瓦解,小家族间的贫富悬殊开始出现(寄生地主制形成),作为幻想体系的‘村’的意识?乡党意识,接受各种各样的变态,顽强的再生,这反而使温存共同体秩序的意识形态机制得以起作用。我以为这样的作为幻想体系的‘村’意识?乡党意识的再生,一方面和正在逐渐解体但仍残存的经济基础一起,另一方面又可看作是开放了的庶民利己主义(从实体的基础说是农民的利己主义)的自我防卫的共同直觉。”

   作者继续分析:“即使向着‘村’内部表现了共同体意识,一旦向外,仍会转化成极端的排外、敌对意识。而且,向外的敌对意识终究会转向内部,使小家族间反目成仇,这作为一个否定因素就必然会对基于幻想体系的共同体秩序发生作用。对于这一否定的要素,维护‘村’秩序的意识形态机制是家族主义。这样的家族主义,依神岛二郎的看法,由于由‘一系型家族’的家长统治权为中心形成的同族结合原理而来,所以在近代是将虚拟的部落内的各小家族扩张到‘村’的全体秩序,将‘村’内地主佃农的对立虚拟为本家和分家的关系。所以《阵战训》中即以这种庶民利己主义的实存形态为依据,呼吁‘常思乡党家门面目,愈加奋励以答期待’。”

   这样的“家族主义”,也被带入了军队内部。前线屡屡发生的集团性抢功、争夺战利品以及陷入绝望状态时更为激烈的对抗,更不用说集团性的对“敌方”包括无辜的非军事人员施以的暴虐,都与这一“家族主义”伦理有关。如此,在经过酷烈战斗军纪废弛时军队的基层就转而成了“地痞(ごろつき)一家”。

   作为这“一家”的成员,摆脱家族主义伦理的束缚,拒绝参加强奸、掠夺是很困难的,因为那等于自外于“家”,而自外于“家”的后果则意味着自陷孤立,成为为“家”中其他成员侧目的异类。而且,个体的罪恶感,极易被这样的集团行动培养起来的无声规范所吸收。像这样的“集团行动依存症候群”的精神状况,在战后五十年的今天,在部分日本大众中仍然存在。正如作者所说:“曾经有的‘ヤルパック’(音‘呀噜吧窟’)──这样的语言的存在,我直到最近才从在某私立大学听拙讲的某学生处听到──等的俗称买春旅行等表现的行动方式,现在在海外旅行时的集团行动的依存主义等,可以说就是其表现。不同的仅仅是武器换成了金钱,支持这两者的傲慢的大国意识之点是共同的。我十分讨厌的名言‘红灯,大家闯的话,就不怕’,就是上述精神状态的象征。”
  
天皇崇拜和蔑视中国的思想

   以上触及了表现“大残虐事件”的大众意识层面的根据。但作者认为仅仅这点还不足以说明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令人战栗的事态的根据的全部,“其中存在着由特殊历史造成的精神的原动力。惟有在这点上,天皇崇拜和基于此的‘圣战’思想与蔑视中国乃至中国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加上庶民利己主义,‘大残虐’在士兵个人的精神上便被日常化了。”

   作者认为:明治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其形成的特殊性,与西欧的“古典的绝对主义”大不相同。西欧的古典绝对主义是经过罗马主教、教会和封建诸侯的激烈斗争的洗礼,通过自己的手确立政治权威的。与此不同,日本的绝对主义君主制是在维新变革的权力斗争中,由一方的政治势力将相对“自由”的传统权威天皇推为全国统一权力的首领而形成的。具体地说,也就是“‘对天皇尚有清醒意识’(鹿野政直《明治的思想》)的明治藩阀政府的指导者们,以古代、中世纪以来在日本大众中培养起来的对天皇和天皇家族的巫术崇拜(シャ?マニズム的崇拜)和亲近的感情为契机,制造天皇的权威,由此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天皇制。”

   即便如此,“为正统性自我辩解的体系的意识形态(君权神授说)”发育得并不充分。因此而有以“天壤无穷”的“神敕”开始的天皇宗神话和传说。而且,日本的天皇制以这一神话为中轴,创造了自我辩解的“家族国家”观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它将父家长主义的“家”的原理直接扩大至“国家”,以天皇家为“臣民”的宗家,以天皇为“大御亲”,另外,将“臣民”虚构为所谓“赤子”、将国家比照为一个大家族。“这样的意识形态,无疑是从基于‘家’的原理的‘村’意识?乡党意识以‘天壤无穷’神话和儒教思想为媒介提升而来的。”

   部落意识提升至国家意识,助长了对近邻弱小民族的侵略。如前所述,“村”意识在天皇制支配下是防止“庶民利己主义”化为反体制浪潮的防波堤,作者同时认为它也是“作为庶民利己主义的实存形态保持、形成的”。然而,自然村的实体的解体倾向,必然会诱发基于“幻想体系”的“村”意识维系的旧有秩序的内部紧张,由内部紧张向外部紧张转化,由此反而和对旧秩序的温存倾向一起,成了再造国家统治的社会基础。所以作者说:“可以说,以对外侵略为契机‘村’意识不断提向了国家意识的层面。于是,在日本,爱国心经常变形为排外主义的所谓‘忠君爱国’。”

   “忠君爱国”的“圣战”意识的另一极是对中国乃至中国人的蔑视。蔑称中国人的所谓“ちやん”(呛)“ちやんちやん”(呛呛)“ちやんころ”(呛括咯)等语言,是甲午战争日本获胜后在日本流行的。但早在甲午之前,昔时那种对中国的崇仰已不复再见。鸦片战争后中国屡蒙西人之辱,日本人在震撼之余已萌轻视中国之心。11

   甲午后对中国的蔑视感已“全民化”,甚至连夏目漱石的作品中也频频出现“ちやんちやん”的表现。像《坊ちやん》中主人公坊ちやん吵架时就有这样的科白,“如是日清战争的话,你就是‘ちやんちやん’了”。由此足可见国民感情的一般。作者引用了父亲的大量日记,日记中除了闻见观感外还附有不少剪报和书信,其中鄙中情绪随处可见。比如时在华北前线的作者的表哥从太原附近发出的一信(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到,发信日期未载)有这样一段话:“在残破的墙壁上大书着‘抗日救国,山西的民众都起来参军’,道路两侧延续着深两米的战壕,驴慢吞吞地走着。到昨天为止还在高喊抗日的ちやんころ举着写有欢迎大日本的旗帜稀稀拉拉的走来。”作者说:“这里对‘ちやんころ’所表现的软弱、狡猾的蔑视感,我想并不只是我才会感到。父亲也接受着这一感情,为在前线作战的外甥感到自豪。”

   作者总结道:“这样的对中国侮辱的思想、感情,除了极少数的先觉,已遍及国家的规模。而且‘圣战’的方针──‘暴支应惩’──和这一蔑视感相结合,以庶民利己主义发泄的‘大残虐事件’几乎使所有的官兵都没有抗拒感便接受了。我们是背负着这样的思想史的现实,被定位于这一历史中的。”作者将引起“南京大残虐事件”的“日本大众思想的若干要素”简括成下图:
  
天皇名义的圣战

    算计────庶民利己主义────虚无主义

对中国蔑视意识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述,日本不少于中国,八十年代以来专书便不下六十种,但专从“精神构造”着眼仍是个别致的角度。作者的解释或非尽周,但大致有效则不容置疑。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昭彰事实至今仍受到公然的抹杀(虚构派)和佯奉实违的淡化(“客观”派),对作者所剖析的日本“国民性”恰可为以今证昔的一例。

   此书日文版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除了上述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日本军部的政略军略”吸收“庶民利己主义”,因此而特具的“野蛮性、掠夺性、投机性”,对战时日本大众在精神上与日军暴行的同调(比如以通州日本侨民被杀而将“惩罚”“合理化”)等等都有细致的分析。此书第二部分是对今天日本国民性的批判,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日本在战后从未对侵略战争进行过全民性的反省,以至在战后五十年(日文版出版时)的今天对战争仍没有稍悔??不仅无悔而且为战争鸣冤叫屈的种种怪异之论才得以甚嚣尘上。此书中文版增加了数篇,主要是补述九五年以来日本大众的思想状况。单从其中一篇文题“现代日本的反动思想状况批判??第145届国会和草根阶层的法西斯运动”即可见作者与时流不两立的凛然态度。

   作者生于一九二九年,是对战争有切身体验的一代。战后不久他就投身于日本的民主运动。长期以来,作者对独断、压迫、不公、歧视以及美化侵略、诋毁亚洲人民的批判可谓一以贯之,对本民族的自省亦从未稍懈。作者现为月刊《教育与人权》的主编。作者的主要著作有:《现代托洛茨基主义》(青木书店,1960年)、《现代马克思主义》(青木书店,1963年)、《黑格尔和马克思》(季节社,1970年)、《(增补)日本民族主义论》(福村出版,1978年)、《(增补)国家论的复权》(福村出版,1978年)、《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论创社,1979年)、《认识和教育》(三一书房,1979年)、《残疾人教育运动》(三一书房,1981年)、《昭和思想史上的神山茂夫》(社会评论社,1983年)、《向着实践的认识论之路》(论创社1984年)、《国分一太郎》(三一书房,1986年)、《印象和意志》(社会评论社,1989年)、《革命的俄国的崩溃》(社会评论社,1992年)、《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社会评论社,1995年)、《辩证法的复权》(社会评论社,2000年)、《侵略战争和性暴行》(社会评论社2002年)。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日译载日本社会评论社《人权与教育》半年刊第35期)

1 《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中译本,程兆奇、刘燕译,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6月。

2 见世界无国界记者协会历年报告,亦可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有关报告。

3 如洞富雄所编资料集即名之为《日中战争南京大残虐事件资料集》。

4 洞富雄《日中战争南京大残虐事件资料集》第二卷,青木书店,1985年。

5《日本爱国革新本义》,载《现代史资料》之五《国家主义运动》之二。

6 虚无主义(ニヒリズム)是作者在书中解释日本大众思想状况的关键词汇之一,其含义与中文此词略异,主要指在身不由己的环境里的自暴自弃的精神状况。

7 此为东史郎“阵中日记”的首次出版。以此日记为素材编写的《わが南京プラト?ン》1987年由青木书店出版后,受到日本右翼的围攻,近年著名的“东史郎审判”即为围绕此书的折冲。就此而言,日记尚难在日本本土出版。

8《支那和支那人与日本人》,载《改造》,1938年。

9 同上。

10“暴支应惩”,日本战时口号,“支”指中国。

11 依日本通常说法,十九世纪中叶赴美的日本人,看到在西部筑路的华工??“猪崽”??苟且于艰辛和屈辱,先是大感惊讶,续而便大加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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