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日本人发起的二战中国死难者遗骨归国60周年。

    60年前，有一艘轮船，从日本驶向中国。

    “1953年，就是在这个季节，船出港了。”2013年7月，在东京，一位瘦削的白发老人喃喃地对十多名中国青年说道。

    很多人不知道，在新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史上，这艘船有着破冰的地位。

    中国死难者遗骨挖掘运动

    老人名叫町田忠昭，生于1928年1月26日。今年85岁的他，是当年运动的亲历者。

    骆勐是十多名中国青年之一。他的外曾祖父的骨灰，就曾被町田老先生恭恭敬敬地搬运过。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及企业，抓捕了超过4万名中国平民及抗日力量，到日本从事集中营式的残酷劳动。其间，日本多地形成了埋葬死难中国及朝鲜劳工的万人坑。骆勐的外曾祖父，就是被抓到日本，在日本秋田县的花冈矿山被迫害致死。

    从1949年夏天开始，在大馆市的花冈矿山，中国遇难者的遗骨陆续被发现。随后，日本多地均发现了万人坑。最早的发掘者是住在花冈的朝鲜人金一秀。在他的带动下，日本各地华人和日本友人也发起了遗骨发掘运动。

    1950年11月，花冈矿山416名中国殉难者的骨灰，被送到东京。人们在东京浅草地区的本愿寺举行了追悼仪式。

    “那是史上第一次为中国死难劳工举行的追悼会。”70多岁的亲历者、华侨林伯辉老先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寺里的警察有300多名，外面还站了400多名，可以想见当时的紧张状态。在新中国和日本还未建交、冷战将要开始的恐怖气氛下，他们坚持为中国人祈祷。”

    所有死难者的骨灰，都放在东京的枣寺。

    这座寺院也和中国深深结缘。菅原惠庆住持曾到中国的净土宗名寺——玄中寺拜访。当时的玄中寺已经荒废，只有一棵枣树。于是惠庆住持就把枣树的种子带回日本。他请日本画家横山大观来画这棵枣树，横山大观说：“它可以作为中日友谊的桥梁，你们寺就叫枣寺。”#p#分页标题#e#

    当时经历战火的寺院只有三间房。一间做客厅，一间做佛堂，另一间就摆放着几百个骨灰盒，住持菅原惠庆就睡在骨灰盒边上。“当时骨灰盒大约占据了整个房间的一半。”町田老先生回忆说。

    从1952年开始直到今天，枣寺的三任住持都坚持每天为中国死难者祈祷。

    2013年7月2日，中日友人聚集在枣寺，举行追悼大会。

    中国劳工遗属吕满云说：“每当我们来到枣寺，站在这里，我们的心情是无法平静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旅日华侨和日本友人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日本各地散落的中国人遗骨，并将他们的骨灰送回到祖国。”

    中国死难者的牌位，一直安放在佛堂左侧的佛龛上。牌位是中空的，里面装着416个死难中国同胞的名字。穿着僧袍的现任住持把牌位的顶盖拿掉，一倒，8块跨越60年的木片就落在眼前。

    “写上所有劳工名字的，是枣寺现任住持的母亲，也就是惠庆住持的女儿。当年，在天天被日本特务跟踪的情况下，她还能静下心来，写下了每个人的名字。”林伯辉说。

    骆勐的母亲杨静，第一次来枣寺祭拜时，也来寻找过木片。当住持打开牌位时，映入眼帘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她自己的祖父。杨静震惊，痛哭倒地。

    1953年2月17日，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成立了。自此，遗骨送还运动正式展开了。

    来之不易的第一艘船

    1953年，时年25岁的町田忠昭还是早稻田大学文学系的一名学生。

    他在大学里没有结识中国朋友，原本也不了解中国受害者的真相。在日本著名反战领袖鹿地亘的影响下，他加入了遗骨送还运动。

    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抗日战争时在重庆发起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他们是鲁迅的至交，和宋庆龄也有交往。

    “因为当时中日还没建交，日本政府就不同意送还遗骨。我们年轻人就打算带着骨灰一起在日本国会前静坐。”町田忠昭说。

    但是，菅原惠庆主持坚持不肯把骨灰交给町田忠昭这样的抗议示威者。“因为住持说，决不能让死难者的骨灰被政治利用。最后是，中日年轻人一起在日本国会前静坐了一夜。”

    1953年6月，日本政府终于批准将死难者遗骨送还中国。

    1953年6月19日，町田忠昭和两名同伴起了大早。他们肩负着搬运遗骨的重任。

    “我把骨灰小心翼翼拿到房间门口，另一个人把骨灰搬到车前，再一个人搬上车。从日本的习惯来说，抬骨灰的必须是亲人，但我当时也感到中国人非常亲切。60多年了，我现在依然这么觉得。”町田忠昭老人笑着说。

    当时，551位死难者的骨灰盒装满了人们好不容易找来的三辆车，运到了东京火车站。

    但现场的情况让町田他们大吃一惊。

    “日本战败，东京又经历了空袭，火车站破破烂烂的，很多客运、货运列车都烧掉了，所以坐火车是很不容易的。日本政府以此为理由，打算把中国死难者骨灰装到货车里。

    “当时看到这个情况，无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很气愤：你们太失礼了。”

    从19日晚上8时到第二天凌晨3时，义愤的人群一直在车站抗议。“当时找客车很不容易。但铁路的工会也全面支持，最后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列客运列车。”

    终于，劳工骨灰“坐”上了客车，到了京都的舞鹤港。

    目送列车开出的町田，以为自己的“战斗”到此结束了，没想到只是开始。

    “当时，在舞鹤港，遗骨和护送团将坐信安丸号船去中国。当时正处于朝鲜战争时期，台湾国民党政府发出声明：如果护送团里的中国青年和骨灰同船回中国，他们将把船击沉。”

    事发突然，信安丸号只好停在了原地。

    据町田回忆，同行的还有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他们也害怕有生命危险，想说服中国青年不要随船前往，但爱国青年坚决反对：“如果要炸我们的船，我们要跟骨灰一起死在海上。”#p#分页标题#e#

    于是，6月20日，中国青年开始静坐，要求登船。“日本各地的广播、新闻都在播报，甚至都不报朝鲜战争的新闻了，遗骨送还运动成了大事。”

    在东京的町田也听到了广播。当时，日本很多年轻人都跑到港口，声援中国青年。“从东京去那里，来回车票要1000日元，但当时我们学生，连100元都拿不出来。最后，好多朋友连饭都不吃，大家一起凑了2000元，最后我和另一个同学去了。”

    静坐坚持了整整7天。当时正值酷暑。天气闷热，不断有人中暑倒下。

    “到了6月27日，我们差不多快到极限了。这时候斗争才成功了。”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1953年7月，载着数百名中国死难者骨灰的信安丸号驶出港口。

    “1953年7月2日，第一批骨灰送还团出发了。18个成员里有10名日本人，1名朝鲜人，7名中国人。”在2013年7月2日的追悼会上，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会长持田日勇回忆说。

    “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成立于1967年5月，他们多次收集并送还中国二战期间在日死难劳工的遗骨，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

    为了安全起见，遗骨和护送团的中国青年还是“兵分两路”。中国青年直奔天津，而死难者遗骨则是送到神户港，延后几天后才由“黑潮丸”号送到天津。

    7月7日，“黑潮丸”号轮船抵达天津塘沽港。港口接还骨灰的，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廖承志。当月，他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在现在天津的抗日殉难烈士纪念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廖承志先生手抱劳工骨灰的历史性照片。

    多年后，骆勐的外曾祖母终于收到了过世丈夫的骨灰，当时就昏倒了。醒来时，一边耳朵就失聪了。

    据持田日勇回顾，到1964年，总共有9批遗骨送还团从日本出发，共送还了大约3000多具遗骨。由于许多死难者被埋在一起，难以准确统计人数。

    有一次送还遗骨，是由菅原惠庆住持护送的。住持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主席见了面。

    “毛主席对我祖父说：你为了送还中国人遗骨非常辛苦，我们想答谢，送什么好？我祖父就说：不需要送什么，但是我们信佛教的净土宗，贵国的玄中寺现在荒废得不成样，希望中方修缮恢复寺庙。毛主席爽快答应了，才有了今天的玄中寺。”枣寺现任住持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这座寺院实践了画家的预言，成为了“中日友好的桥梁”。在枣寺的墙上，就挂着著名佛教领袖、书法家赵朴初给惠庆住持的亲笔信。

    惠庆住持给3个儿子起的名字，连起来就是“玄中寺”。他去世时，遗愿是“把骨灰埋在能看到玄中寺全景的地方”。枣寺把遗愿告诉了中国佛教协会，“在中方的帮助下，惠庆住持终于埋在了玄中寺山上。”

    2009年，在东京举行的中国被强征劳工死难者追悼慰灵活动上，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的崔天凯出席活动。

    崔天凯大使在致辞中说：“数十年来，以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合中国被强征劳工死难者共同慰灵执委会为代表，广大日本友人和在日华侨怀着道义与良知，为搜寻、挖掘和送还死难劳工遗骨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这一义举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

    遗骨送还运动“不是孤立的”

    町田忠昭当时不会想到，他们争取到的这一艘船，还促成了新中国使者的第一次访日。

    1954年10月，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代表团首次访日，就是为了答谢送还遗骨活动，并祭奠死难者。11月2日，他们在东京本愿寺参加了联合追悼大会。

    “回过头去看，当时的遗骨送还运动不是孤立的。”町田老人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人民的整体情绪是反对《旧金山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的，热爱和平的人们也互相声援。”

    2013年7月1日，中国劳工死难者遗属到达了足尾铜矿。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8月，仅10个月，这里许多中国劳工死亡，幸存者在1945年12月才回国。#p#分页标题#e#

    “日本战败后，有3个月时间，足尾铜矿的中国劳工就帮助当地的日本劳工组织工会。其实当时日本劳工也是欺负、奴役中国劳工的，但战后反而是中国人支援了他们。这种国际主义，在当时是多么可贵。”町田回忆起来，依然激动。

    1946年，当地日本劳工终于成立了工会。在成立大会上，他们唱的《国际歌》不是日语，而是中文。因为这是中国劳工教会他们的。

    “对于他们……作为一个日本人，我简直无话可说，衷心佩服。足尾虽然偏远，现在依然有一个非常大的追悼碑，就是为了表达对中国人的谢意。”

    而在大馆市的花冈矿山，1966年5月，日本友人通过募捐，在山坡上建起了高大的“日中不再战友好碑”。碑名由第九次中国人殉难烈士遗骨送还团团长、日本众议院议员黑田寿男题写。碑的侧面，刻有郭沫若的题词：发展传统友谊，反对侵略战争。

    对比鲜明的是，加害中国劳工的企业——鹿岛建设公司也在压力下建起了“华人死殁者供养塔”。实际上，记者在现场看到，只是一个极其简陋的水泥墩。

    据长期记录这段历史的摄影师张国通回忆，1990～1994年，鹿岛公司多次提出要拆掉这个供养塔，但花冈受难劳工坚决不答应。

    李德全的第二次访日是在1957年的12月。他们亲赴花冈，向殉难劳工鲜花悼念。廖承志还发表了重要讲话。

    李德全回国后不久，1958年2月，在日本北海道的大雪里，一个“野人”被偶然发现了。

    他是二战时被日军抓到明治矿业的中国被掳劳工刘连仁。当年，他冒死逃亡，藏在北海道的深山里，度过了13年“人不像人”的日子。他被发现时，整个日本轰动了。

    据长期研究战时强掳劳工问题的日本一桥大学教授田中宏介绍，当时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爱知揆一给刘连仁送来了“一封信和钱”。但刘连仁拒绝接受钱。

    1958年4月10日，刘连仁从东京港回国。离开之前，他声明：“我保留对日本政府的一切诉讼权利，包括赔偿。”

    一名特别的日本法官

    送还遗骨，并非赎罪的终结。

    1994年11月4日下午，在东京永田町议员会馆，时任日本内阁官方长官的五十岚广三会见了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名誉会长耿淳。

    耿淳表示：“对花冈事件，日本政府也是有责任的。”他要求日本政府敦促加害者鹿岛建筑公司，使其承担包括赔偿在内的责任。五十岚广三首次就花冈事件谢罪称：“实在对不起，由衷地表示道歉。”接着，他还就解决包括花冈事件在内的战后赔偿问题，表明了“向前看”的姿态。

    1994年11月10日下午，在东京参观原子弹爆炸纪念展时，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会见了耿淳老先生。在留下的历史照片上，村山富市鞠躬得比耿淳深。

    在2013年6月29日晚的日本大馆市，大馆市民正在为来祭拜的中国劳工遗属举办欢迎会。一个清瘦的老人拿着话筒走上了前台。他获得了比任何到场人士更长、更热烈的掌声。

    他叫新村正人，是来自东京的一名退休法官。

    1995年，以耿淳为首的11名花冈矿山幸存劳工及死难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他们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一份长达308页的起诉书，状告鹿岛建设公司残酷虐待、加害中国劳工的罪行，并提出赔偿要求。

    这是中国公民首次向日本法院控告二战中负有罪责的日本企业，因而备受世界关注。

    然而，一次次开庭，让中国人和日本友好人士一次次失望。持续3年的马拉松式审理，总共7次开庭累计却不足5小时。

    历史是何其相似。

    1950年4月14日，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的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对花冈矿山大惨案的声明》，引发全国强烈反响：“像这样的大惨案，我们相信，在日本投降前后，决不止花冈矿山这一次，而遭了屠杀的我国同胞也决不止这416人。……而在这一件大惨案真相大白之后，日本方面更处之泰然，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p#分页标题#e#

    同样的谴责，在近半个世纪后重演。

    1997年12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11名中国原告败诉。作为花冈惨案的发生地，秋田县和大馆市纷纷举行了抗议声援集会。

    大馆市民团体“花冈和平纪念会”副理事长谷地田恒夫发表声明，对东京判决表示震惊和气愤：“日本政府和鹿岛加害者对战争责任的掩盖和推卸，将严重影响日本与亚洲和国际社会的交流。”

    大馆市市长小畑元对判决感到非常遗憾，并向老人们致歉：“我的前任已经做了，我以及后任市长都会一如既往地理解和支持你们，大馆市的人民永远支持你们，直到花冈事件的最终解决。”

    1998年7月15日，日本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受理中国原告团的再次起诉。

    历经20次法庭调解，2000年11月29日14时，在东京高等法院第17民事部所设812号法庭，花冈事件诉讼最终达成和解。

    和解书规定，鹿岛建设公司一次性支付5亿日元，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用于对986名受难者的赔偿、慰灵，遗属的自立、护理及后代教育等。

    促成这场历史性和解的裁判长，就是新村正人。

    据2000年11月30日新华社的消息，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评价此事称：“强征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花冈事件就是典型例证。我们一直要求日方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予以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据我们了解，奴役劳工的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已经承认当年的历史事实，并对劳工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谢罪。”

    这位法官促成和解后，却悄然隐去。之后，他曾独自一人悄悄来到大馆市，祭拜了中国殉难劳工慰灵碑。

    2013年，是他第一次公开来大馆参加追悼大会。“因为我退休了，不再是公职人员。”老人笑着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我们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决心不会变”

    2013年7月2日，中国花冈劳工遗属代表团来到日本国会，见了国会参议院议员、民主党议员田城郁。

    刚当选议员3年的他还是一名新人。当选议员之前，他是日本JR铁路的电车司机，活跃在铁路工会组织中。

    “我个人认为，当年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悲剧绝对不能重演。”田城议员说，“两国老百姓之间相互友好才能阻止战争再次发生。现在的安倍政权正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产生争端，我个人的立场不一样。钓鱼岛等问题非常复杂，如果中日双方都强硬，肯定会导致战争。那么被牺牲、受害最大的肯定是两国的老百姓。”

    日本JR铁路工会，同样也持反战立场。

    JR东日本旅客铁道劳动组合中央执行委员、企划部长柳明则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为了不忘却历史，JR铁路工会20年来先后派3300多人次到花冈学习。到中国去了解731部队、南京大屠杀、抚顺平顶山大屠杀历史的工会成员，也已达到3000多人次。

    “我们还呼吁大家一周捐款10日元，一个月就是40日元。靠这个捐款，我们已经在中国建立了19所小学。虽然是民间的交流，但是我们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决心是不会变的，这方面工作会持续做下去。”柳明则说。

    田城议员也对劳工遗属代表代表说：“最重要的是你们不要放弃。”

    2013年7月1日下午1点40分，张恩龙等人到达日本内阁官邸，再次递交要求日本政府企业谢罪赔偿的要求书。日本内阁总务官室的请愿事务负责人市村丰和接过要求书，并表示一定会转交首相安倍晋三。

    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劳工遗属多次向日本内阁递交万人签名的请愿书，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不能原谅忘记历史的行为

    1988年，以田中宏教授、新美隆律师为首的日本友好人士，成立了“强掳中国人思考会”。20多年来，他们多次赴美国、中国，查找档案，寻访幸存者，掌握了大量劳工史实的第一手资料。 

    今年76岁的田中宏，1962～1972年在负责留学生工作的“亚洲文化会馆”做了10年工作人员，接触到了很多东南亚、台湾、香港的留学生。#p#分页标题#e#

    田中教授记得，当时会馆的一层大厅有电视机，留学生常围在一起看比赛。一次看拳击赛，当日本选手被泰国选手击倒的时候，所有人都热烈欢呼鼓掌。

    “这个画面给我很大的冲击。我没有痛恨他们，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对日本人这样？原来日本给亚洲的人们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出乎意料，田中教授对自己的定位是“真正的右派”。“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是爱自己的民族，我也平等地对待其他民族，希望自己的民族、国家能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

    “强掳中国人思考会”会员芹泽明男，是日本国际化工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员。

    1995年，他到中国调查取证，第一次见到了被掳劳工遗属吕满云，当时她带着4岁的小孙女。“后来我又多次到吕满云家里去访问。现在她的孙女已经在石家庄工作，也有男朋友了。很快，受难劳工又有下一代了，但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问题依然没解决。”

    几十年间，町田忠昭说自己“一次也没想过放弃”。

    “每个人都说这太危险了，不要干了，但是我说不危险。因为我力量的根源是正义，正义在我们这边。如果右翼分子对我们使用暴力，那么一追究原因，历史的真相就会在大众前展示出来，到底还是对右翼不利的。所以他们也没这么做。”

    时值日本参议院大选期间，马路边有不少安倍晋三的宣传画，上面写着口号：“我们要夺回日本。”

    “他所指的是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让日本有建立国家军队的权力。”田中宏说，“我绝不希望他成功‘夺回日本’。”

    今年5月，清华大学教授刘江永来到了町田家。墙上挂着新中国版画先驱、著名画家刘峴的版画，上面写着“町田先生雅正”。“在中国，这一幅可能是价值连城。”刘江永说。

    但今年85岁的町田老先生，还在公园做着时薪1000日元的园丁。一周两天，一天6小时。他笑着形容自己是“万年苦力”。

    现在，町田老人委托刘江永，想在他去世前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中国。

    “我做这些，没有回报。我的夫人也会抱怨，认为我改变不了世界。但我觉得，这是日本人的宿命、使命、任务。我不这样做，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不是为了别人，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老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语气依然强有力。

    在7月2日晚送别中国劳工遗属时，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白西绅一郎说：“不能原谅忘记历史的行为，才能在未来永远铭记悲惨的历史。我坚信，这才是将来两国友好发展的原始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