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袁成毅教授

摘要：中国国防的形态从古代到近代经历了巨大变化，先是边防（陆防）之外有了海防，继则又有了空防。伴随这一过程，中国国防地理形势也在发生变化。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国防地理形势受制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政治中心南移导致的国防重心南移，二是日本在华不同地区形成的既存势力格局。此外，国民政府在全国不同地域统治力量的强弱也影响着国防地理形势。战前朝野对中国国防地理有过较多探讨，认识大体接近。为因应未来战争，国民政府分别对陆、空、江海防以及战略大后方做了布局。全面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陆军作战主要在重要铁路干线和国际交通线展开；空军作战先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渐次转向华中、西南；海军作战主要沿长江航道展开，辅之以沿海要塞作战。正面战场的作战体现了国民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整体抗日战略。

关键词：抗日战争 国防 军事 地理

国防地理主要研究国防活动与地理的关系，研究对象包括国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国防地理形势、与周边国家关系、国防交通状况、海防和边防要地分布、军事基地和国防工业基地部署、国防资源分布和利用对军事行动的影响等。地理与国防或军事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就很受重视，《禹贡》《汉书·地理志》《通鉴地理通释》《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著述都十分注重对这一关系的探讨。

到了近代，国防地理形势随着国防形态的变化面临新的挑战。由于西方国家从海路伸向中国，清王朝一方面需在陆上保卫边疆安全，另一方面又需防范来自海路列强的入侵，国防的形态除了传统的“陆防”，又产生了“海防”。20世纪初，随着飞机的发明及其在战争中的广泛使用，在陆防、海防之外，又有了新的国防领域——空防（防空）。除了国防形态的这些新变化，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将都城置于南京，中国政治中心发生了由北向南的转移，国内政治地理的格局也深刻影响着国防布局；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日本在不断侵略过程中形成的在华既有势力格局，更与中国国防地理形势紧密相关。

中国的抗日战争正是在国防形态和国防地理格局发生上述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关于国防地理与中国抗战的关系，早在抗战期间就有学者和军政界人士做过较为深入的研讨，战后也有从不同角度开展的专门研究。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重点探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国防地理的整体形势及国民政府的防御布局，同时讨论抗战正面战场陆战、空战和海（江）作战中呈现的地理格局。

一、战前中国国防地理形势及国民政府防御布局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国防地理格局较民国以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国防中心区事实上也转至东南沿海地区，二是日本在华经过多年的经略，逐渐构建起了威胁中国国防利益的势力格局。国防地理形势的变局，直接影响着国民政府的防御布局。

（一） 国防地理形势的变局

民国以前，中国政治中心和国防重心基本上都在北方。特别是元代以降，北京多数时间维持着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而国防的重心主要是防范来自西、北方向的陆路侵犯者。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虽然中国的海上门户被打开，但并未改变清政府以“京畿”为中心、以北方为重心的国防地理格局。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短暂地将南京作为临时政治中心，不过很快由于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让位”，国家政治中心再度转回到北京。1926年，国民党由广东发起了旨在推翻北洋政权的北伐，其间，在将国家新的政治中心置于武汉或南京的问题上虽有过短暂的争持，但在北伐尚未完成之际，国民党即于4月间发表《定都南京宣言》，称“南京地位在党务上、政治上、军事上、地理上均较武汉重要”。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南京取代了北京，成为新的国家政治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表现出极大的不均衡性，其能够有效行使统治的地域 “仅限于华中地区的几个省，或一些省的部分地区（最主要的是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江西、湖北及福建诸省，但程度各不一样）”。在华北、华南、西南、西北各省区，国民政府虽有统治之名，实则由于地方割据势力过于强大，国民党政权的政策很难得到真正推行，这一客观现实也决定了国民党政权在对外防御的布局方面，很难根据国防的实际需要做到对全国的统筹规划。因此，将以首都南京为中心的东南地区视为国民政府的国防中心区，既是中国历史上“拱卫”京师这一传统国防观念的延续，也是国民党弱势执政的现实结果。

从中国面临的国防威胁来看，从鸦片战争以来，虽然英、法、俄、德、美等国在中国均有相当深厚的利益基础或势力范围，但由于日本距离中国最近，国力远强于中国，更重要的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明确将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奉为国策，因此，中国最大的国防威胁无疑来自日本。事实上，甲午战后，日本除了吞并中国周边的朝鲜和占有中国台湾外，大体上又从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多个地理方向，逐步展开对华全面的战略包围或渗透。

在东北，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败俄国，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特殊地位。此后，日本不断寻求进一步扩大在中国东北势力的机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为了让新政权疏于对“满蒙”的统治，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力劝孙中山将新政府首都设于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日本政要在“东方会议”中再次明确了先取“满蒙”的国家战略。到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终于发动九一八事变，实现了占领中国“满蒙”的长期愿望。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占，使清代以来形成的中国陆路国防地理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国民政府来讲，失去东北，华北就失去了重要的战略屏障；对日本来讲，占有东北，就获得了继续向华北侵略的战略大后方。

在华北，北京和天津一向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但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在北京使馆区和天津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若干处驻扎军队。日本于1902年派出兵员组成“清国驻屯军”，后称天津驻屯军或华北驻屯军，长期盘踞长城以内平津一带，到全面抗战爆发之际，驻军人数已近万人。在河北，日本长期支持亲日地方政权，特别是1933年5月，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将河北20余县划为“非武装地带”。在山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借出兵山东对德军作战的机会，将军事、政治和经济势力扩及山东。1928年日本海军还编成“第二遣外舰队”，长期以青岛为基地，活动于山东沿海。可以说，华北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的门户均已向日本洞开。

在华东和华中，甲午战争后，日本迫使清政府开放重庆、沙市、苏州、杭州四个新的口岸，稍后将福建作为势力范围，这使得日本在华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到东南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而对于中国国防影响最大的是，根据1903年《中日通商行船续约》，日本可从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向内地以贸易为名航行，由此，长江航线向日本全面开放。1926年，日本海军更是组建“第一遣外舰队”，活动于长江流域，舰船所驻，由上海向西，包括汉口、长沙、宜昌、重庆等。1932年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组建第三舰队，专用于在上海地区的作战，《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常驻中国，该舰队第11战队主要在长江流域游弋，第10战队和第5水雷战队则频繁活动于中国沿海各省海域。而在内陆武汉，1936年9月，日本以汉口发生的排日事件为由，从上海调3000名陆战队驻扎。这样，中国不但沿海直接受制于日本海军的威胁之下，就是长江流域的防御也受到了影响。

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形成的既有势力格局，意味着日本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无论是由北向南，还是由东向西，或两个方向同时进击，均具备了相当有利的地理条件。除此之外，处于日本占领下的朝鲜和台湾又十分靠近中国大陆，中日一旦开战，日本还可迅速由这些地区集结和输送兵力。

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领导人，蒋介石对日本在华形成的势力格局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在1934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无论那一个地方，西边不仅是到重庆，而且可以到成都；南边不仅是到广东，而且可以到梧州、邕宁。他的潜势力早已准备充足，而且他的兵舰早已遍布各地，不仅是沿江沿海的地方他随时可以占领，无论那一个地方都可占领。也不仅是东四省已正式被他占领，就是我们的华北，事实上也早已在他控制之下，凡我们华北所有的铁路线，和所有交通便利形势险要的地方，他都早有军事的布置，随时都可以占领的。比方讲：现在胶济路的情形，他虽然表面上没有派兵占领的，但是沿胶济路所有的日本工人、商人，全是他们的退伍军人；天津、汉口等重要商埠，以及察哈尔、张家口各处，所有的日本人，全是他没有穿军服的官兵，所以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蒋的说法虽然有夸张的成份，但也的确道出了日本对中国国防地理的渗透程度。

1935年8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德国军官法肯豪森，针对中国的国防地理形势，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国防建设主张。他向蒋介石建议：第一，以长江一线为未来抗日战场的主战场，自长江下游宁沪，中游南昌、武汉到上游四川建立层层防御体系。第二，在中国沿海，一要封锁长江，二要警卫首都，“长江封锁于中部防御至关重要，亦即为国防之最要点，防御务须向前推进。江防须封锁江阴，陆防须利用许多地险及天然便于防御之地形，推进至上海附近”，“南京为全国首都，必应固守，故极宜增筑东正面及东南正面之工事。次之为南昌、武昌，可作主要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连络”。第三，将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四川是“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别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同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法肯豪森的建议显然被国民政府接受，1935年以后国民政府基于国防地理形势的防御布局，大体上按他的建议得以展开。

（二） 以南京为中心渐次展开的陆防布局

中国国防地理的态势，决定了日本将来可能对华发动战争的区域首先会涉及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1935年国民政府军方制订《1936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将全国划分为四类区域，第一类为“抗战区”，自北向南有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第二类为“警备区”，包括安徽、江西、湖南、广西等省；第三类为“绥靖区”，包括甘肃、陕西、四川、宁夏等省；第四类为“预备区”，包括不属于前三类的其他各省区。从这个区域的划分来看，“抗战区”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华南各省。

在华北、华东、华南之间，国民政府军方认为，日本作战的目标是破坏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区域和物资富裕的地区，因此，华东的京、沪一带不论从何种角度都是其进攻的重点。1936年，军方的作战预案认为：“中国经济中心区域，现在当在京沪，日本自一二八以后，即派有特别组织之海军陆战队（兵力在三千五百以上）驻守上海，战机一发可控我脏腑。”“中国政治及文化中心，仍在京沪两地，其次则为北平、天津。京沪两地已如上述之危迫，平津二地接近非战区域，汉奸反动势力潜伏，战机一动，立受扰乱”。“苏浙两省，迫近海疆，敌舰随可侵入，福州、厦门与台湾接近，一旦有事，日军登陆占领，易如反掌。由上观之，京沪一带似为第一重点，平津两地，似为第二重点，浙闽二省，似为第三重点，倘被敌军占领，全局将不堪设想矣。”

基于以上判断，国民政府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国防工事建设。“国防工事构筑实施之程序，系以首都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其构筑之方式，系首先完成各阵地之骨干，以后依经费状况，再行分别缓急，逐渐加强，最后乃将阵地整个编成之。”第一期国防工程的地域分布依次是：江浙区、山东区、冀察区、晋绥区、河南区、广东区、福建区、广西区。而实际上，国民政府的财力根本无法做到如此大面积的国防工事建设，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前，第一期完成的国防工事主要集中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浙区，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到南京之间的淞沪阵地、吴福阵地（吴江至常熟福山镇）、锡澄阵地（无锡至江阴澄江镇），浙江境内的乍平嘉阵地（乍浦经平湖至嘉善）、乍澉浦阵地（乍浦至澉浦）、海盐至嘉兴阵地等。此外，在华北的晋绥区、山东区、河南区也建有一些国防工事，但规模都比较小。

（三） 以江、浙、赣、皖省境机场为基地的空防布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日军轰炸了锦州，这是日本对华实施的首次空袭。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日本海军航空队又轰炸了上海、杭州、苏州等地，此后，国民政府将对日防空列为重要国防内容。同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空军五年建设及防空计划》，将全国划分为10个空防区，兵力配置的重点是以南京为中心的苏、浙、皖区，以洛阳为中心的豫、鲁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粤、桂区。1933年7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5大空军区，分别以南京、保定、西安、汉口、广州为根据地，以洛阳为空军总根据地。事实上，国民政府要在全国大范围内全面展开防空布局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到1936年国民政府空军的飞机严重短缺，航空委员会所辖航空队14个大队仅有各种战机113架，第一集团军空军司令部6个航空队有飞机70架，中央航空学校有飞机29架，即使加上各地方航空队拥有的飞机，总量也仅300余架。1937年虽有少量增加，而真正能用于实战的飞机不过220余架。这一现实就决定了国民政府空防的布局必须根据对敌情的研判做更为集中的配置。

1936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日军将来针对中国的轰炸意图做出判断：一、摧毁我国空军制空权；二、协助其陆军作战；三、阻止运输，妨碍国际补充线路；四、破坏我国军事、政治、经济及工业中心，予我军作战以根本打击；五、滥施轰炸引起恐怖，动摇我国国民战志，以遂其速战速决。1937年3月，军委会参谋本部将日军航空作战的战略意图进一步判断为“或先以主力轰炸我重要城市及我空军根据地并主要交通线及铁路之要点，而以其一部分协助其陆军作战”。

根据上述研判，国民政府只能将以首都南京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置于未来对日防空的重点区域，空军飞机集中部署于江、浙、赣、皖省境，将南昌、广德、句容、蚌埠、杭州、南京等各机场作为主要空军基地。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空军的具体分布是：（一）在江西南昌部署第一大队（轰炸机大队）、第八大队（轰炸机）、第四大队（驱逐机）、第五大队（驱逐机）。（二）在安徽广德部署第二大队（轰炸机）。（三）在江苏句容部署第三大队（驱逐机）。（四）在南京部署第六大队（驱逐机与轰炸机混合）。（五）在安徽蚌埠部署第九大队（攻击机）。（六）在杭州部署中央航空学校暂编大队（驱逐机与轰炸机混合）。此外，在西安部署有第七大队的4个中队，在湖北、四川、广东等省各部署有1个中队。

（四） 以长江航道为主的江海防布局

中国海岸线漫长，但海军力量十分薄弱，且又分为“中央系”（主要包括第一、第二舰队）、“东北系”（第三舰队）、“广东系”（广东江防司令部），三支海军力量分别活动于长江方面、青岛、广东沿海。在漫长的沿海线上，自南向北虽然也建有虎门、厦门、镇海等要塞，但根本无法起到真正的防御作用。1936年5月，德国军事顾问团提交了《长江江防建议书》，认为中国海军舰队在海上对于日本舰队毫无抵抗的机会，而长江较之海洋要浅狭得多，日本海军虽然强大，却因其舰身长、吨位大，无法在长江内完全发挥出战斗力。因此，建议中国海军改造装甲防空良好的小吨位浅水炮舰，装置大口径火炮，再以鱼雷快艇和江防要塞配合作战。蒋介石对德国顾问的江防建议深表赞许，并指示军政部按照建议书中所列出的江防舰队建设规划向德国、英国购买鱼雷快艇。不过到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海军方面，为经费所限制，未能作大量之建设”。

面对中日海军力量的严重失衡，1936年国民政府军方对日本海军作战意图和作战地域做出的判断是：第一，“（日本）以海军封锁中国，使武器与各种需品不得输入，以断中国之外援及海上交通”。第二，“以航空母舰载运海军航空兵力，最先击破中国空军，以便得到制空权，然后轰炸中国市镇。倘海军航空兵力不足，则联合陆军所属之空军以攻击。”第三，“以一部海军在中国沿海各地施行威胁以牵制中国之陆上兵力，然后择安全地点使其陆军登岸。”第四，“以海军一部游击镇海、宁波（由海上可以炮击宁波）、象山、海门、温州以及福建沿岸，并相机派兵占领要点，以牵制中国兵力，或吸收当地物资”。

1937年3月，参谋本部又得出了新的研判，认为日本在华海军第三舰队有23艘舰艇，在台湾马公有4艘舰艇，“故将利用其海军之优势，行动完全自由，仅以一部协同空军掩护陆军之登陆，余或集中于长江协同陆军作战。或于开战初期，破坏我沿海要地，并袭用其不宣而战之故伎，以阻碍我长江交通。”作为因应之策，国民政府决定“海军以全力于战争初期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力陆空军扫荡敌舰”。1937年又进一步提出“海军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全部集中长江，协同陆军扫荡扑灭敌在长江内之舰队，尔后封锁长江口及各港湾，阻止敌舰之侵入”。这表明，国民政府一开始就没有计划与敌在沿海海域作战，而是将限的海军力量全部用于长江航线。

（五） 以四川为战略大后方的布局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内朝野对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以及这场战争的持久性大体是有共识的。华北、华东、华南、华中随时都有遭到日军入侵的可能性，相对而言，西北和西南地区并不会立即陷入战争。毛泽东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指出：“从经济上说，中国自然不是统一的。但是中国经济不平衡的发展，在对那经济高度集中的日本抗战的时候，却反而是有利的。譬如将上海跟中国其他部分隔绝，对于中国并不像将纽约跟美国其他部分隔绝这样的为害严重。而且，日本要使全中国陷于孤立是不可能的；日本从大陆的观点来看，仍是一个海国，它就不能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

国民政府一开始将洛阳作为行都，将西安作为陪都，似有将西北作为战略大后方的初步考虑。但1935年春，蒋介石在“围剿”红军的过程中，首次到了四川，并开始考虑将四川作为将来对日抗战的大后方。同年，法肯豪森也向国民政府提出将四川作为中国抗战战略大后方的建议。蒋介石在1937年11月19日国防最高会议上道出了将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的原因：“自从二十四年开始将四川建设成后方根据地以后，就预先想定以四川作为国民政府的基础。日本如要以兵力进入四川来消灭国民政府，至少也要三年的时间，以如此久长的时间来用兵，这在敌人的内部是事实上所不许，他一定要失败的。我军节节抵抗，不惜牺牲，就希望吸引他的兵力到内地来，愈深入内地，就于我们抗战愈有利。”此外，就地理区位而言，四川不仅北连陕西、甘肃、青海，南接云南、贵州，有广阔的战略纵深，而且还可通过云南联结印支半岛的英属缅甸、法属越南等，获取国际援助也有地理上的便利。

总之，战前中国国防地理格局一方面是由中国本身的地理位置和条件决定的，同时也受制于近代以来日本在华势力不断扩展的客观现实，国民政府在陆防、空防、江海防做出的防御布局，深刻影响着全面抗战初期的作战走向，将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的布局，也为中国持久抗战以及争取国际援助提供了重要的地理条件。

二、围绕交通干线的陆军作战

作为挑起战争的一方，日本陆军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很高，其兵力和装备的运输对于现代交通的依赖性很强，因此，中国的铁路枢纽和围绕铁路干线的区域往往会成为其重点攻击目标；对正面战场的国民政府军而言，由于作战地域广阔，兵力的部署和军需保障，同样也有赖铁路干线。大体而言，中日开战初期的作战，主要集中于平汉线、平绥线、津浦线、沪杭线、京沪线等重要铁路干线，战争中后期的浙赣战役、豫湘桂战役分别集中于东西方向的浙赣线和南北方向的平汉线。此外，由于中国持久抗战有赖大量国际援助，因此，中国西南地区联结印支半岛国家的重要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桂越铁路线等也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聚焦重要交通干线的作战构成了中日陆军作战的地理特点。

（一） 围绕铁路枢纽和铁路主干线的作战

铁路干线和铁路网在近代以来的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国防地理价值。早在19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就认识到铁路的军事用途，此后，欧洲各国交战方充分利用铁路输送部队和战争物资，铁路开始成为交战双方争夺的重要军事目标。在中国，蒋百里于1924年与友人交谈时就称中日战争必不可免，并预测将来战争开始后，津浦、京（北京）汉两铁路必被日军占有。后来他又提出，日本在进攻中国时，必由东向西推进，中国军队的后方基地在自己作战部队的西部，中国应该重视东西向的交通线，他主张在津浦线、平汉线之间要修建多条东西向国道。

1932年以后，国民政府也认识到了交通线在未来对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蒋介石曾指出：“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战时以努力经营长江流域，掌握陇海铁路为第一要旨。” 1934年，国民政府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向蒋介石建议：“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交通系统，在日本入侵时，可以迅速地输送部队至危急地区，实为当前首要任务。”正是主要出于国防目的，战前国民政府加速铁路建设，特别是从1936年至全面抗战爆发，共完成铁路2030公里，筑路里程是1927至1935年八年半时间年筑路速度的6.5倍。重要铁路干线如粤汉、浙赣、陇海、同蒲等线均在这一时期加速完成。此外，还新建了纯军事用途的苏嘉、京赣、黄埔等线，并在津浦、京沪、沪杭甬、浙赣、陇海、平汉、粤汉等重要铁路干线增设军用站台、军用岔道达200公里。

1936年以后，日本加速发动战争的步伐，同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制订了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该计划明确规定了日本用兵的重点地区和兵力配置：华北方面用8个师团占领北平、天津附近要地以及青岛、济南、海州附近要地；华中方面用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用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华南方面用1个师团占领福州、厦门和汕头。

1937年7月，正是驻扎于丰台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丰台是连接平汉、北宁铁路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华北驻屯军不顾《辛丑条约》有关外国在华驻军的限定，于1936年5月即开始在丰台建造兵营，蓄意挑动战争。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日军向北平中国军队发动总攻，很快就占领了华北军事重地北平和天津。此后，日军充分利用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分路向华北各地扩大战事。

在平绥线方面，日军相继占领南口、张家口、归绥、包头。之后日军进犯山西，一路从大同沿同蒲线南下，该线日军在山西忻口与国民政府军展开激烈作战，同期，另一路日军沿着正太铁路线突破山西东部的要隘娘子关，由东向西威逼太原，在两路日军攻击下，太原失守。在津浦线方面，日军先占领了静海、独流镇、马厂、沧县等地，继则占领德县、济南。在平汉线方面，日军相继占领涿县、保定、石家庄。

在华东，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会战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其间国民政府投入了巨大的兵力，浙赣、沪杭甬、京沪、苏嘉和津浦铁路对维持中国军队上海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京沪杭铁路专门增开了军用列车，在会战期间共开军列1346次，运兵50个师，辎重5万吨。浙赣铁路除输送军用物资外，还承担了沿海人员和物资的后撤任务，东南地区的人员和物资由此路疏运至西南后方达几百列车。中国军队在上海的顽强抵抗迫使日本方面放弃了原定从山东半岛登陆的计划。同时也不得不推迟原定对华南福州、厦门、汕头等地的军事行动。日军占领上海后，主力沿京杭公路，一部沿京沪铁路钳形的战略包围态势指向南京，12月13日南京陷落。

到国民政府军从南京撤退为止，中国沦陷京奉铁路关内段289英里，平绥铁路干路支线547英里，津浦铁路济南以北及蚌埠以南460英里，胶济铁路干路支线388英里，平汉铁路黄河以北干路支线488英里，正太铁路151英里，同蒲铁路干路支线702英里，苏嘉铁路454英里，沪宁铁路干路支线215英里，上海松江段18英里，江南铁路南京当涂段30英里。日军占有这些重要的铁路干线，为其下一步军事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交通便利。

1937年的战事分别在华北和华东两大地域展开，但日军并未能打通连接华北与华东的重要铁路干线——津浦线，1938年的徐州会战便成为日军打通这条铁路干线的重要战役。徐州的战略地位在于它是中国南北重要干线津浦线和东西主要干线陇海线的枢纽，日军若能打通津浦线，首先是可以联结南北两个战场，其次，由于陇海线是横贯中国东西的交通大动脉，从徐州再向西便是开封、郑州、洛阳、西安等城市。占领徐州也可为日军沿陇海铁路线由东向西的下一步作战奠定基础。徐州会战从1938年春开始，国民政府军虽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就整个徐州会战而言，最后仍以5月19日放弃徐州而结束。徐州会战期间，日军为了切断徐州到郑州的交通，还发起了兰封（现兰考）会战，其目的是阻断中国军队向西面的退路，阻止第一战区军队增援徐州。日军在两次会战中的胜利使南北两个战场得以贯通。中国南北向主干线之一的津浦路沦陷了济南至蚌埠段及支线234英里，东西向主干线陇海路沦陷徐州砀山段60英里，道清路143英里。日军占领徐州后即沿陇海路继续西进，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决定炸黄河堤阻挡日军西进，致使中牟以东陇海路全部丧失。

1938年武汉会战更是事关中国南北向铁路主干线的重要战役。武汉汇集中国南北重要交通线——平汉线和粤汉线。这条贯穿中国南北的铁路干线在抗战初期成为国民政府军运的重要干线。据统计，平汉线从1937年8月至1938年2月，共发军车2826列，平均每日13列，共运输军需物资279195吨。铁路干线对国民政府军在华北和华东的抵抗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沦陷之际，中国又沦陷陇海线中牟砀山段及徐州连云港段262英里，平汉路黄河以南段及支线342英里，粤汉路汉口株洲段、广州曲江段393英里等。

全面抗战初期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张嘉璈，针对武汉沦陷前中日军队以铁路干线展开的作战，有如下的评论：“抗战开始，敌人所争取者为铁路线，因在交通方面，可得运输给养补充之便利，在军事政治方面，即一线之得失，即有关领土之存亡。自卢沟桥事变起，至放弃武汉及南昌失陷，浙赣（线）拆轨为止，计一年九个余月，可称为铁路线争夺战时期。迨武汉放弃，则铁路已丧失十之八九，不特铁路运输已失其重要性，战略亦由铁路线争夺战转移而至于封锁战或游击战。吾国交通重心，由铁路而转移于公路水路。故论抗战期间之铁路，当以一年九个余月之期间为最重要。”美国学者萧邦齐也称抗战初期中日正面战场的作战为围绕铁路线的“交通战”。

日军占领武汉后，虽然控制了中国南北和东西向的主要铁路干线，但其陆军如果继续向中国西部或西南、西北方向进击，明显存在兵力不济的问题，特别是西南地区崇山峻岭不利于日本机械化部队的展开；对日本海军来讲，海军舰队如果从武汉沿长江继续西上同样也有许多障碍。这样，日军在武汉以西的广大地区再开辟新的战场并不现实，因此，武汉基本上就成为日本对华地面作战中的一个地理标界。维持和巩固平汉线以东的占领区便成为抗战相持阶段日军的重要任务。

抗战相持阶段前期，正面战场日军发起战役的目的主要出于巩固占领区，作战的地域主要集中于中国中部，如1939年春到1941年10月间的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军在中国发起的战事多是服务其整个太平洋战争的格局，阻止中国军队与英美盟军的配合，如1941年12月至次年1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主要是防止中国军队在广九路策应英军香港作战；1942年4月至7月的浙赣会战是由于美军利用浙赣境内机场，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日军欲破坏美军这一战略的继续实施；1943年11、12月间的常德会战，是日军为了策应太平洋战场和印缅战场，牵制中国军队向云南、印度调动。1944年5月至12月的豫湘桂战役则是日军为摧毁设于西南地区的美军空军基地、打通中国大陆内部以及大陆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交通线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又沦陷铁路1771公里。到1945年抗战结束前，中国先后沦陷铁路线12000多公里，占关内铁路总里程的92.1％。

（二） 围绕西南国际交通线的作战

抗战时期，中国国防力量整体较弱，寻求国际军事和经济援助对持久抗战至关重要，因此，从日本方面来说，破坏中国国际交通线也成为其作战的重要目标，中日双方围绕国际交通线展开的作战也成为正面战场陆战的重要内容。

由于抗战初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国际交通线基本被日军封锁，外国对华援助只能通过西北和西南的国际交通线。抗战前期对华援助的主要国家是苏联，苏联对华援助的国际交通线是由苏联经新疆到兰州、西安，再转各地，由于这条交通线地处中国西北，日军难以通过地面军事行动加以破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结为盟国，随着美国租借物资的援华，中国西南地区与印支半岛间的公路、铁路交通线成为运输美援物资的主要通道，它包括中国连接越南的滇越铁路、桂越公路以及中国连接缅甸的滇缅公路。很自然，这些国际交通线便成为中日交战的重要区域。

滇越铁路全长854公里，自越北港口海防，经河内到老街，在中国境内自河口等地直达昆明。抗战前期，美英等国及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援助物资，多通过香港绕道海防，再沿滇越铁路运到昆明。据统计，该线货运量1938年达376628吨，1939年524326吨，1940年6月一个月为15000吨。

桂越公路也是西南国际通道的主干，该线从广西南宁到镇南关（今友谊关）全长274公里，在南宁与湘桂公路连通，从越南云锦的物资可以通过桂越公路、湘桂公路转运至衡阳，再转运至内地各省。此外广西还有龙州至镇南关、龙州至水口两条公路通往越南。

云南连接缅甸的滇缅公路更是抗战后期最重要的国际通道。该条公路线从缅甸腊戌经云南畹町、保山至下关，长735公里。在缅甸境内，腊戌有通往仰光的铁路，中国购买的军用品多由仰光运到腊戌，再经由滇缅公路运往国内。1938年12月，从仰光转运第一批军用品沿滇缅公路到了昆明，1939年前11个月滇缅公路输入物资27980吨。

1939年上半年，日军认为“中国虽已丧失华南沿海主要港口，但仍能自法属安南及缅甸方面获得补给，而广西公路成为中国之主要补给线”。日本海军方面主张“直接切断沿南宁—龙州敌补给联络线路，并强化切断沿滇越铁路及滇缅公路敌补给联络线路”。1939年 10月，日军大本营下达关于南宁作战的《大陆命第375号》，11月中旬在钦州湾登陆，桂南会战由此爆发。会战中，国民政府军虽取得昆仑关大捷，造成日军在战略上的部分被动，但经此战役，中国通往越南的国际交通线被中断。

中越间的国际交通被切断后，滇缅公路就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主要的国际交通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缅甸的战略地位对于英美也空前突出。缅甸控制着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区域的要冲，同中国、印度、越南等在地理上互为战略屏障。对日本来说，占领缅甸即可切断滇缅公路，阻断国际物资援华，还可为其“大东亚共荣圈”构建西部屏障。1942年1月下旬，日本大本营对南方军司令官下达了进攻缅甸的指令，中国也决定派出远征军入缅甸作战。由于英国方面保卫缅甸决心不足，中英盟军作战失利。1943年，中美英再度联合，主动发起反攻作战，直到1945年取得胜利。缅甸保卫战和反攻作战，有效保持了战争后期滇缅公路这一国际交通线的畅通，使得大量美国援华物资运入中国国内。

三、中日空军作战地理格局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日本完全掌握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制空权，并获得了在华北航空作战的优越地位；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日空战主要集中于京沪杭一带，此后转到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武汉、广州沦陷后，西南大后方成为日军空袭主要目标。国民政府空军在抗战后期的反攻作战，则是先从西南大后方开始，次及华中、华东。

（一） 日军轻易获得东北、华北制空权

在张学良宣布“易帜”之前，东北军政当局就花巨资建立了东北航空队，一度拥有飞机百余架。但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次日，机场和飞机即被日军所掠。同年10月上旬，日本航空队开始袭击锦州，拉开了对华空战的序幕。此后，日本专门组建了“关东军飞行队”，到1932年时达到9个中队的规模，不但完全掌握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制空权，而且关东军航空队还在热河和长城沿线开始投入作战，直接威逼华北。到1936年底，关东军飞行集团已配备二百余架飞机，自认为“如投入关内作战已属实力强大”。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军方将关东军飞行集团一部派往山海关、锦州、天津等地，同时从国内再抽调航空队到华北，组建了临时航空兵团，该兵团在华作战的任务是“与地面作战的配合作为关键，对敌（国）航空兵力无需主动去攻击”。日本军方认为“中国空军及海军于华北方面可能不会对我进行攻击，但亦应严加戒备。”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就在日本陆军航空队密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的过程中，国民政府空军在华北却处于完全缺失的状态，因为开战之初国民政府将十分有限的空军力量主要部署于京沪杭一带，而由京沪杭北上参加华北作战也存在着非常现实的技术障碍，蒋介石在1937年8月1日的一次会议上非常直白地道出了其中的无奈：“我们在黄河以北既无坚固适用的飞机场，中央空军要想北上作战，也不是万全必胜之策，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的飞机只有六小时的油量，即从徐州郑州加油起飞到平津一带，亦有四小时的航程，来往已赶不及，如何还能作战？”

国民政府空军无法派飞机到华北参战的现实，使得日本陆军航空队在华北前两个月的作战中“连敌机的影子都看不到”，更加横行无忌，致使国民政府陆军的作战越来越困难，到9月中旬，国民政府空军才决定从华东一带抽出少量兵力，组成“北正面支队”参加华北作战，协助晋北、平汉线等方面的陆军。该支队投入作战后，被日本陆军航空队先后击落飞机17架。可以说国民政府空军在山西配合地面作战的效果微乎其微。10月中旬以后，随着日军地面作战的推进，日本陆军航空队将飞行基地前进至山西阳高、阳明堡以及河北石家庄等机场，直接协助太原方面的作战。太原沦陷后，日军将空袭范围扩大到洛阳、西安等地。而在河北的作战中，日本陆军航空队更是充分发挥了对地面作战的密切配合作用。12月下旬，日军发起对山东济南的进攻，日本陆军航空队在其陆军黄河渡河作战中承担了侦察中国军队部署的任务，并在渡过黄河后轰炸撤退的中国军队，给中国军队造成重大损失。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2月底济南沦陷，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华北的日本陆军航空队除了在山西与国民政府空军有几次正面交锋外，在其他地方的作战未遇到任何阻力，日军掌握了在华北的绝对制空权。

（二） 中日主要空战地域：江、浙、皖、赣、鄂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本海军航空队即着手准备对华大规模航空作战。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日本陆海两军的分工是，在华北地区的航空作战任务主要由陆军航空队担任，海军航空队协助其运输等；海军航空队负责在华中（即现在的华东一带——作者注）、华南地区消灭中国空军力量。

日本海军的航空兵力虽然主要分布在日本国内的军事基地，但卢沟桥事变后，其兵力开始向济州岛和台北的航空基地集结。至于其航空母舰，更是有随时侵入中国沿海作战的优势。由“龙骧”号和“凤翔”号航空母舰编组的第一航空战队，8月初先是在日本国内的佐世保进行作战准备，后被列入第三舰队司令官指挥。到淞沪会战爆发之际，日本海军第三舰队令其进到浙江舟山群岛北端的马鞍群岛方面。由“加贺”号航母编组的第二航空战队也受命进至马鞍群岛附近，位于浙江海面的马鞍群岛实际上成了日本海军出击的主要基地之一。此外，纳入第三舰队指挥的“神威”号军舰还以舟山群岛南端的韭山群岛为基地，不断派飞机侦察杭州笕桥、翁家埠、乔司、诸暨等机场以及上海虹桥机场、吴淞炮台。

1937年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之前，日本海军就明确了航空攻击的目标为南昌、南京、句容、蚌埠、广德、杭州等地的空军基地。中日在华东地区的空战始于1937年8月13日，当晚，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向航空部队下达了攻击杭州、广德、苏州、虹桥等机场的命令。日军的作战意图是迅速消灭国民政府在这一带的空军，摧毁中国空军基地。8月16日前，中日空战主要围绕上述机场展开。8月17日，日本航空部队重点攻击国民政府在上海周围的后方基地，主要有蚌埠、诸暨、建德、吴兴、长兴等地机场。从8月18日到月底，日本海军航空队在协助陆战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空军基地的攻击范围，空袭的目标扩大到汉口、九江、南京、徐州。中日空战形势到9月中旬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地面部队在上海公大纱厂附近抢修了野战陆上机场，原来活动于华北的第二联合航空队进驻上海公大基地，从9月19日到25日，日军重点实施对南京的空袭。

面对日军不断强化的航空作战优势，国民政府空军在上海及附近地区基本上难以在昼间活动，只得将应对战略改为夜间轰炸。在国民政府空军力量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日军则将战线扩大到华南，广州也成为重要的打击对象。

中国空军由于在前期的空战中消耗巨大，且无法得到补充，后续作战能力严重不足，到10月间，“完全处于被动地位”，11月以后，中国空军仅余31架飞机，基本无法作战。中国空军的主要根据地被迫退至汉口、南昌、襄樊一带。而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其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和第一联合航空队相继到达南京，为其向内地的进攻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地理条件。

日军掌握了华东一带的制空权后，将华中和华南作为下一步主要空战区域，特别是武汉更成为其进攻的重点目标。武汉会战开始前，日军就多次派飞机进行袭击轰炸，中国空军虽然在前一阶段作战损失重大，但这一阶段由于得到苏联方面援助，在1938年上半年仍能够主动出击，轰炸了日军占领的一些要地，同时与日军展开空中作战。6、7月间，中国空军重点是配合武汉地区的地面作战，以期打破日军溯江而上西侵武汉的图谋，推迟其西进进程。到1938年10月下旬，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沦陷，中国空军因在前一阶段的作战中补充难以为继，飞机数量有较大的减少，此后中国空军再难以与日军展开正面交锋，空战越来越少。

（三） 西南大后方：从遭遇强度空袭到反攻作战

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制定了“压制敌人及攻击敌中枢战略”的航空作战计划，把空中进攻作战作为处理对华战争的重要指导方针，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因此便成为日军下一步航空作战的重点地区。为实施这一作战方针，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第二联合航空队以及陆军航空兵团所属的第一、第三飞行团总计约200余架飞机进驻武汉。同时，陆军方面还整修了山西运城机场，日军在武汉和运城的航空基地此后成为日军出击中国西南地区的前进基地。武汉会战结束初期，日军航空进攻一度转到广西和广东地区。1939年5月以后，日军开始不断加大对西南和西北地区空袭的力度，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阳、西安、兰州、曲江等各城市普遍遭受日军狂轰滥炸。

1939年国民政府空军的主要根据地西移四川，其中，轰炸机队多调至成都、宜宾一带进行整训，驱逐机队分别驻守重庆、成都、兰州等地，在担任防空任务的同时实施训练。当年中国空军的飞机总数不到100架，经多次补充，到年底也仅有170架。由于中国空军力量过于单薄，难以正面与日军对抗，因此在1939年内中国空军主要是采取了偷袭日军航空基地的作战方式。

1940年，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凭借空中绝对优势，持续实施政略轰炸，辅之以战略轰炸。1、2月间，日本航空队一方面继续在桂南、粤北配合其陆军作战，另一方面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滇越铁路沿线列为重点轰炸目标。3、4月间，日军又着重对东南地区的浙赣铁路交通线实施破坏。5月至9月，日本海军航空队以汉口为基地，协同陆军航空队对西南地区的重庆以及四川其他地区持续实施重点打击，在这场被日军称为“101号作战”的过程中，日军还将最新研制出的“零”式战斗机投入战场。1941年，日本海军航空队为准备太平洋战争，不少力量撤回国内，陆军航空队成为空袭主力，其对华轰炸的目标仍侧重于政略轰炸，并实施了空前的“封锁轰炸”“疲劳轰炸”，仅对重庆就前后使用飞机3372架次，轰炸45次。同年 6月5日的“疲劳轰炸”导致了重庆空前的大隧道惨案。8月上旬，重庆更是遭受日机日夜不停的连续轰炸达一周之久。

日军虽不断对西南大后方实施政略轰炸，但1941年中日空战的格局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同年7月，由陈纳德组建的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虎队”）从美国启程，在缅甸集中训练后转入中国境内对日作战。“飞虎队”的出现使中国空军此前的窘境得到一定改变。而同一时期，日本正着力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必须从中国战场抽调相当的航空兵力。日本大本营坦陈：“由于日本驻华陆海军的减少，尤其是航空兵部队几乎全部转用而未能实施，对中国战场敌我航空战斗力的消长，今后不能不格外予以注意。”同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中国战场的空中压力得到较大缓解。

1942年，日军继续从中国战场抽调航空兵力到太平洋战场，留在中国大陆的航空部队大幅减少，这个格局客观上也为中国空军力量的进一步恢复提供了条件。当年，中美空军协同作战，逐步开始扭转长期被动的防空局面。1943年，中国空军飞机补充较多，且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的兵力也在逐渐增加，因此国民政府军的作战计划也就更为积极。同年8月，日本大本营制订《1943年秋季以后的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对航空作战的要求是：“粉碎在华美军特别是桂林地区的空军势力。随时攻击并遏制中美空军向桂林以东地区的扩展”“对重庆进行短促的攻击”。但已经处于劣势的日本航空兵力已根本无力实施这一作战目标，在同年的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中，中美空军联合出击，取得显著战绩。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虽然国民政府军在地面作战中呈溃败状态，但就中日空战而言，中美空军一直掌握着制空权。时任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也承认“目前制空权竟已全被敌人掌握，对敌机的猖獗活动几乎束手无策，我方空路交通处境极为艰难”。到1945年春夏，中美空军不但在桂（林）柳（州）反攻作战中密切配合了地面部队，更为重要的是，中美空军以西南地区各地机场为基地，在年初连续3次打击日军设在武汉的航空基地，迫使其撤出华中。随后，中美空军进一步对日军设于运城、太原、青岛、上海、南京、徐州、杭州等地的空军基地进行轰炸。

就中日空战的地理格局而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向美军提供境内机场实施对日本本土的空袭，也是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42年春，美军即开始利用靠近日本的浙赣境内机场，美军的作战步骤是先将航空母舰开到距日本海岸较近海域，然后从航空母舰上出动飞机轰炸日本城市，轰炸完成后飞机返回浙赣境内机场降落。1942年4月，美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飞机从航母起飞后到达日本上空，对东京、名古屋以及神户等大城市进行轰炸，完成轰炸任务后，机组即返浙赣境内的衢州、玉山等机场。1943年下半年，美国空军又决定将飞机由中国西南地区的机场前进至江西遂川，由此出击日本设于台湾的空军基地。11月25日，美军出动约30架飞机，避开日本的雷达警戒，从遂川低空飞越台湾海峡，对新竹机场实施了空袭，此次作战共毁日机约四五十架。这次空袭是美军从中国大陆直接飞至日本“本土”的第一次空袭。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更是直接将中国西南地区的机场变成了空袭日本本土的基地。1944年4月，美军第二十航空队的B-29轰炸机群开始部署于成都附近。6月15日，美国空军从成都起飞约20架B-29飞机，飞向日本九州，重点打击日本的重要军事目标——八幡制铁所和长崎造船厂，由此揭开了美军对日本本土大规模空袭的序幕。到1945年1月上旬，美军前后出动了10次40架以上规模的机队，展开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此后，随着美军在太平洋上作战的不断推进，驻中国大陆的B-29飞机才逐步转移到了马里亚纳基地。

四、正面战场海军作战地理格局

中国大陆海岸线达18400公里，但历代统治者很少关注海洋，以至于到了近代，漫长的海岸线随处都可能成为海洋强国入侵的登陆点。国内最大的内河——长江自西向东穿越中国腹地，流入太平洋，形成了中国江防联通海防的国防地理格局。美国海权论奠基人马汉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指出长江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的重要价值，他针对长江联结海洋的地理形势指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 “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长江与外界便捷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 “长江还为海上强国提供了进入内陆的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离海230英里的南京，而有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400英里的汉口，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至离入海口1000英里的宜昌。”

（一） 自东向西的长江阻塞线

全面抗战爆发前，鉴于中日海军力量过于悬殊，国民政府也未作在海上与日军对战的准备，将重点放在了长江的江防上，其作战的经过大体印证了马汉对长江战略重要性的识见。

1937年8月上旬，国民政府做出了封锁长江的决定，首先是封锁江阴要塞一带最狭窄的江面，其战略意图是防阻日军舰船西上进攻南京，同时将在长江中上游各口日本军舰与商船封闭于长江以内。8月11日，国民政府海军部按照作战计划，将长江下游的灯塔、测量标杆等航路标志全部破除，并在长江江阴段沉船35艘，总计63800吨，后又沉拖船8艘、帆船185艘及石块2354吨，从而形成了一道封锁长江入口的封锁线。淞沪会战爆发后，为防止日军经由黄浦江深入内地，海军部又将滞留上海的“晋安”号运输舰以及被征用的20艘商船沉于董家渡和十六铺等航道，形成了黄浦江堵塞线。

江阴要塞封锁线和黄浦江阻塞线的建成，的确使得日本军舰暂时无法沿长江继续西上，因此，日本海军航空队只能重点袭击中国海军舰艇和江阴要塞。9月22日开始，日本海军不断加大对中国海军军舰的空袭力度，海军第一舰队的4艘主力舰以及前来支援的第二舰队5艘战舰相继被炸沉，中国海军主力舰艇损失殆尽。10月中旬，江阴江面上的中国舰艇全部撤往江西。11月下旬，日军由陆上逼近江阴，江阴要塞腹背受敌。12月初，江阴要塞各炮台官兵和守备部队将工事破坏后撤往镇江，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江阴阻塞线虽然最后未能阻挡日军沿长江西上，但毕竟使日本海军滞留于此达四个月，打乱了日本海军预定作战计划，同时也为国民政府在长江中游的部署赢得了时间。

国民政府海军在结束长江口战事后，沿长江西移，并将武汉作为在长江流域最重要的守卫目标。为了迟滞日军溯长江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军方先后在长江中游的马当、湖口、田家镇葛店区，利用拆卸下来的海军舰炮组成陆上炮队，建立起江防要塞，同时准备继续运用沉船阻塞线、水雷战、组织陆上海军炮队、出动鱼雷快艇等作战方式与来犯日军展开作战。

马当镇地处长江中游的江西彭泽县，长江马当段江面狭窄，水流湍急，地势险要。早在1933年国民政府就在此设立了马当要塞，筑有江防工事。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军方为确保武汉的安全，成立了长江阻塞委员会，专门负责马当要塞阻塞工程的设计与施工。1937年12月，马当封锁工事完成。阻塞线建成之后，国民政府海军又在马当的下游江面敷设了三个水雷区。1938年6月初，日本大本营向海军下达“溯江作战”命令，6月中旬，日军“溯江部队”攻占安庆后，直指马当方向，国民政府海军方面根据其动向，又开始在马当江面布雷。22日开始，日舰与马当要塞炮队展开作战，作战一直持续到6月26日马当炮台失陷，29日，日军“溯江部队”对马当封锁线实施了爆破清除。

在马当上游的湖口阻塞线是继马当之后又一条重要的长江封锁线，该线始建于1938年初。这条阻塞线没有使用沉船阻塞的手段，而水雷封锁又不能过早，所以在日军进犯前主要就炮台加强建设。1938年6月17日，中国海军派舰艇开始在湖口布雷，至21日共布水雷九百余枚，不久又加布了三百余枚。7月4日，日军侵入湖口，炮台力量无力还击，很快沦陷，7月26日，日军“溯江部队”占领九江。

湖口阻塞线被日军突破后，其上游的田家镇阻塞线成为长江上的最后一道防线。田家镇要塞位于九江上游60公里处的长江北岸，地势险要。日军占领九江后即作进攻田家镇的准备。蒋介石也十分重视田家镇的战略价值，他称：“田家镇要塞乃我大别山脉及赣北主阵地之锁钥，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最后之屏障也。”为了加强要塞防御，不使日军从水上威胁陆上中国守军的背后，1938年6月29日，国民政府海军开始在田家镇南岸航道敷设水雷，共布放水雷一千五百余枚，建成四道水雷封锁线。9月11日，田家镇要塞攻防战役打响，28日炮队撤退。田家镇阵地放弃后，武汉正面的江岸防区仅余葛店一隅，国民政府海军在此也布有雷区，10月25日，中国守军放弃葛店，同日武汉沦陷。

中国海军沿长江一线构建层层阻塞线，延迟了日军溯江而上的进度，而马当阻塞线作战效果更为突出。陈绍宽总结道：“马当的阻塞，直把敌人军舰压迫在芜湖方面达半年之久，其间不知道给我们争取了多少有利时间来从事保卫大武汉的军事配备。到了二十七年六月，敌人运用陆军力量向马当采取迂回战略的时候，敌舰才勉强在其陆军护翼下，向我沿江正面海军要塞阵地活动，但没有法子突破，反给我们炮队击伤了几艘军舰。终要等待到它们的陆军施展出很大的兵力，把我们要塞包围，我们奉命放弃了之后，敌人的军舰才慢慢地扫着雷，一步一步挨进来，但我们消耗战和持久战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武汉沦陷后，中国海军在内河水系只能采取水雷战，包括防御布雷战和游击布雷战。防御布雷战主要用于防范日本海军配合陆军沿长江而上进攻重庆的企图。此外，在日占区水域还设立了长江游击布雷区和珠江流域的粤桂游击布雷区，分别由长江游击布雷队和粤桂江防司令部负责。海军开展的水雷战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海军在中国内河的运输舰队及作战舰艇，也使日本陆军在长江沿岸的进攻常常因后勤运输上得不到海军有力保障而遭遇失败。

（二） 海防要塞的有限抵抗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日本海军对中国沿海即采取了“切断海上交通”的封锁作战，日军对中国船舶的封锁手段主要是临时检查、捕拿和扣留，“在事变爆发时，当即封锁了中国公私所有的约700只船舶，使海外进口的武器、军需品等一时骤减，并使国民政府的财政亦陷于贫困。但我以为数有限的船艇实施这样大的作战，且敌人的退路很多，因此不能收到成果”。在此背景下，日军将占据和封锁中国沿海主要港口作为重要作战内容。

战前国民政府无力在海岸线全面展开要塞建设，只设置了几个重点要塞，主要有镇海要塞、厦门要塞、虎门要塞。日军根据不同时期的作战目的，先后发起了对这些要塞的攻击，直到全部占领。

最先失守的是厦门要塞。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福建一度成为中国国际供应物资的重要集散地。国民政府海军部在厦门和闽江口建有要塞。1937年10月，日军占据了厦门海面的金门岛，以此为基地监视和警戒厦门，但“没有收到彻底封锁的效果”。1938年5月中旬，集结于金门的日军以军舰和战机掩护陆军，大举进攻厦门要塞，13日厦门要塞失守。闽江口要塞也遭到日军攻击，但尚未放弃。1941年4月，日军再次进攻闽江口要塞，经过激战，要塞各炮台官兵和协防的海军陆战队因伤亡过大而撤离。

虎门要塞是国民政府在华南建立的最为重要的海防要塞。1937年12月下旬，日本海军打算在大亚湾登陆，但当时在长江上发生了“帕纳”号事件，日本海军出于减轻国际社会压力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进攻武汉的准备，因此该计划推迟。尽管日本海军暂时没有发起大规模的登陆行动，但日舰屡次袭扰虎门要塞，遭到要塞炮台和广东舰队联合抗击。1938年10月21日，中国军队弃守广州后，虎门要塞失去军事价值，22日守军弃守要塞。虎门要塞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仍维持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对保证广州国际贸易交通线的通畅发挥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