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江永：深究日韩对华决策逻辑，研判未来中日韩关系发展新局面
作者：刘江永 国盛战略智库专家组成员 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我首先想就刚结束不久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些个人的看法，再谈谈中韩、中日关系现状及成因，然后就未来形势略作展望。
一、如何看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时隔四年半重新启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有其重要的积极意义，从整个世界目前面临的全球战略环境来说，我认为在这个会议中与其说是中日韩能有什么进展，不如说在东亚地区如何保持目前和平相对和平的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俄乌冲突不断外溢，巴以冲突也有外溢的倾向。假设东亚地区发生战事或者冲突，那显然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是一个常规战争，后果不堪设想。很多历史事实表明，并不是谁一开始就要策划一场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都不是这样，都是从一个具体的事件积累，最后演变成一场火灾。现在来看，正处在21世纪，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如果在这个时候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我认为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中日韩这次会议仍然是以经济和功能性合作为主的会议，但是从另一个客观角度上讲，它为地区的紧张局势提供了缓冲的作用。客观上是这样，我想三国的领导人未必都有我这个想法，我只说客观上是有这样一个缓冲作用。
由于这个会议决定明年还要在日本举行。日本还盼望李强总理能访问日本。这样，对日本的政局稳定，还多少有些可以期待的地方。韩国和日本，现在他们本国的经济形势以及政局的稳定都不是太理想，麻烦很多，政府的支持率也在下跌。可能岸田文雄的日子比尹锡悦还要难过，他面临着今明两年的选举的不确定性，搞不好的话，有可能明年就不是岸田在位了。所以现在来看，他需要通过外交得分。对于韩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需要有这么一个策略调整。日韩没有一个很长的设想和打算，因为他们能干到哪一天都不一定。我们是有长远打算的，是有战略考虑的，但他们不一定，当前对华主要是策略调整，意在维护自己切身的执政地位，争取能够往前多干一些日子。
所以对这次三国复会，我觉得对话总比对抗要好，发表了会议成果文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的确我也同意刚才几位老师的评价：第一，这个会开之前我就不对它有太高的期待值，开完了以后我的期待值更下降了。因为从成都三国领导人会到现在，其实进展很明显都不是很顺畅。这个会议机制的初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能性合作的交流。如果那样的话，搞个三国部长会议就可以了，搞一个商务部的会再搞一个文旅部的会就可以。它是要就三国的相互的战略定位，还有相互之间长远的发展规划等等做出比较系统的、全面的、说话算数的合作机制。至于原来还有一个目标，中日韩自贸（FTA），有人估计RCEP启动以后，中日韩自贸区马上就要实现了，甚至说在年内就会实现。我认为这根本就脱离了韩国日本与我们的双边关系以及政治因素对经贸的影响。这个预判是一厢情愿的，其实反而由于RCEP我们中日韩都在里边，大家可在一个大锅里边吃饭。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中日韩之间的，特别是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方面的设障不是自贸区（FTA）能解决的。它完全是政治因素的干扰，是无形的贸易壁垒，是以所谓“经济安全保障”为名，从政治上的对中国的打压，这是很清楚的。
总之，我觉得对中日韩这个框架，我们还是要尽量维护，我也同意重点还是在经济合作部分。对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在目前他们的执政党和领导人在位期间，我们可以说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不能有太高的期待。但是，我认为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还是有所不同，不能把他们两国等同而论。
二、当前的中韩关系与中日关系
首先说韩国。通过这次三国会，我也有点感觉，按照尹锡悦的既定想法，韩国首先要跟美国把韩美同盟强化，其次是要跟日本大幅度改善关系，而把对中国的关系放在最后。现在并不是说他变了，而是韩国现在就是按照尹锡悦原来的步骤在走。同时，不变中也有变。尹锡悦对朝鲜是要把文在寅的那套东西全部推翻，他又参与了对乌克兰的装备提供，对台海也开始效仿日本，似乎持“台海有事就是韩国有事”那种感觉。这已经撞到我们的底线了，从维护自身利益上讲，他现在要往回拐一拐，我个人认为中韩关系目前已经是开始触底回升了，他再不调整的话他就没戏了，他就下台了，当然他可能还能干两三年。
韩国和日本不一样，其跟美国差不多，国内都有“极化”现象。尹锡悦再往下折腾就会把自己搞下来，而韩国目前的在野势力不能小觑，还是可以东山再起。所以我们对韩国不能做绝，要看到韩国内部有彼此完全不同的势力，也有对中国友好的势力。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韩国有耐心。
第二，韩国毕竟是一个当年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国家，它不像日本那样在历史上曾对我们进行加害。我们也看到，韩国给我们送回志愿军遗骨，它对华还是有些收敛的。在朝鲜半岛问题之上，别看朝鲜对尹锡悦怎么喊话，而要看韩国是谁当政。朝鲜对尹锡悦肯定会以牙还牙，但只要文在寅的势力上来，再过两三年朝鲜半岛又会出现缓和的周期。所以我们对朝鲜半岛要放长远看，从全局看，防止生乱生战，与日本和韩国保持一定距离。
下面再谈谈日本。大概在十多年前我就有一些不祥的预感，现在这十多年过了以后，我觉得基本上这些预感都被证实了。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上台以后就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前景。今年是甲午战争130周年，那年是120周年。当时，我曾从甲午战争前的1884开始回顾当时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的做法，再从2012年对当时安倍晋三做观察，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日本历史上，或者世界范围内几乎找不出更为相似的。
第一，伊藤博文和安倍晋三都是日本山口县（长洲藩）出身，他们都高度重视琉球问题、台湾本岛及钓鱼岛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之所以发生，是日本强行吞并琉球国之后，在甲午战争前10年就企图染指而窥伺，伊藤博文内阁在甲午战争中胜券在握后便秘而不宣地窃占，3个月后又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得寸进尺地对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实行了50年殖民统治。
第二，就是他们都在日本建立起统筹指挥军事、外交、情报的体系。他们都是以朝鲜半岛和中国为主要的军事对象，加强日本的军备和军事部署。
第三，他们都企图通过制定或者修改宪法，以达到政治军事目的。伊藤博文是明治帝国宪法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个日本首相，而安倍晋三就要把修改战后宪法作为他任内完成的一个政治目标，当然他没完成，这是另一回事。
第四，他们任内都是以对付中国为目的而重视利用琉球的。在日本的历史上，只有这两个首相到琉球前沿做过视察，讲话训话，鼓励士气，加强针对中国的前沿军事部署和行动准备。迄今，日本所有首相中只有他们两个人这么做过。现在，日本自卫队的导弹基地已部署到琉球群岛西南的宫古岛、石垣岛，甚至距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这些都是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
第五，他们都针对中国制造国际舆论，拉拢欧美还有韩国，利用中国国内外遇到的各种麻烦和挑战，来孤立、削弱中国，以图建立日本的东亚盟主地位。
第六，他们都以政治、军事、情报为重点，大力加强针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情报谍报活动。
第七，他们都明里暗里通过利用日本国内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情绪，来争取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
第八，他们都主张“脱亚入欧”，居高临下，以民族优越感和价值观鄙视中国。他们都担心中国海军发展，渲染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危机论，竭力针对中国建立日本在东海的制海权。制海权一丢台湾就丢，今后也是。中国如果制海制空权丢了，无论是丢给美国，丢给日本还是丢给多国联军，总之，台湾肯定丢。
第九，他们都针对中国增加军事开支，制定扩充军备的中长期计划。甲午战争前，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内阁制定了1867年至1892年的数次五年扩军计划，针对中国北洋水师增强日本海军。2012年安倍再度执政后，重新修订了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制定了第一个所谓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第十，他们都把“保卫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和“保卫日本国民的生命安全”作为日本对外行使军事力量的借口。当年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内阁都把朝鲜半岛视为日本的“利益线”，把台湾视为日本的“生命线”，必须控制。安倍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俨然就是伊藤博文时期对扩张政策的“翻版”。
第十一，他们的都有联合其他国家在军事上对抗中国的战略规划。1900年山县有朋内阁派出了2万3000多名军人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安倍晋三2006年便提出日本为对付发展壮大的中国，除了加强日美同盟外，还要举行美日澳印四国峰会，包括拉拢北约在内，2016年起动员“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参与国，共同应对中国。
关于第十二点相似之处，我没有预测到，即伊藤博文和安倍晋三都是在公开场合遇刺身亡的。在日本的历史上，只有他们两个都是在街头公开场合连中数枪，当场毙命，两人匡算都活了68岁，只是安倍还差两个多月而已。日本政府都为他们举行了国葬。
那么，现在就要对第十三点相似之处做预测了。即，伊藤博文去世以后，日本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朝鲜半岛侵略扩张的步伐和对中国的算计。伊藤博文去世后，也是山口县（长州藩）出身的寺内正毅出任“朝鲜总督府”首任总督，1916年任首相后继续对外扩张。
那我们看看现在，安倍晋三过世了，麻生太郎和岸田文雄收敛了吗？没有。岸田在任期间，2022年12月份通过了新版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把中国大陆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而台湾则是“日本最亲密的伙伴”，这样的定位是史无前例的。日本根据国家安全战略的另外两个文件，开始增强导弹进攻能力，大力提升日美同盟合作水平，矛头直指向中国。
过去美国搞冷战主要是针对苏联，现在不是，主要矛头开始指向中国，增大了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潜在危险性。那么从全球来看，美国的全球称霸可能是我们主要的一种外部制约因素，但从东亚来看，在未来我们遇到的最主要的安全威胁仍将来自日本。
我曾经查阅了甲午战争前十年中国清朝《申报》的微缩胶卷。我要查当年钓鱼岛是怎么被弄走的，日本是怎么准备甲午战争的，但我居然没有查到什么。为什么？因为当年大量报道主要是围绕法国如何进攻台湾，如何入侵越南而爆发中法战争的，似乎并未重视日本，而日本则在利用中法矛盾磨刀霍霍，10年后的结果大家都清楚了。这个教训非常深刻。
如今，从安倍到岸田，日本已不是单纯追随美国，而是在给美国带节奏。安倍执政时期就开始动员国际社会共同牵制中国。他在回忆录中承认，每次出访都会提醒对方的领导人注意中国。岸田首相前不久访美，在美国国会做演讲，赢得了众参两院议员的掌声。他要干什么？一会儿说要全面恢复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另一方面又在美国忽悠说中国是国际社会整体和平与安全的最大挑战，那这不是典型的两面人吗？这种所谓“战略互惠关系”难道不是忽悠糊弄中国的吗？
实际上，如果我们回顾中日全面战略互惠关系之前的第三个政治文件，也就是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当时的中日关系定位是“面向21世纪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安倍生前对此特别不满意，因为其中提到了“村山谈话”，承认侵略，他特别不满意。所以他搞了个东西取而代之。那这个总比对抗好，我们也就接过来了。但千万不能认为，只要日本表示两国恢复全面战略互惠关系，就达到了我们的外交目标。因为那是虚晃一枪，他后来干的事情都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听其言观其行，而不能误判。
日本西方七国峰会等在多边国际场合，也不断指责中国“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联合多国制衡中国，这就可能引发中日间更大范围的国际对抗。例如，菲律宾和中国的紧张关系。这完全是小马科斯总统访问日本之后造成的，跟美国有关系，但不是最主要的，因为美菲的同盟关系是一个常量。怎么过去就没有呢？为什么小马科斯到日本一回来就变卦，一直到现在？
菲律宾没有造舰能力，到现在一共只有28艘海上保安艇，美国提供的8艘，澳大利亚的8艘，日本从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以后才开始给，已提供12艘，还有5至7艘等着交付。菲律宾最发达的军事雷达是日本近年提供的，日本还鼓动印度给菲律宾提供巡航导弹，现在都已经落实了，这是变量。我们看一个事情既要看常量，更要看变量。自变量会导致因变量，当然还要看加强或干扰变量。
日本为什么要介入南海，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确保美国的在核战略方面对中国的优势，对中国的第二次核打击力量进行限制，这样才能确保日美同盟的对华战略威慑所谓“有效性”。同时，利用中菲矛盾，制造代理人摩擦，也有从南海方向削弱、牵制中国在台海、东海方向的精力与控制能力。
日本不仅跟美国加强同盟关系，其安全战略报告明说的还有要加强和所谓“同志国”的安全合作。“同志国”即志同道合的国家，只要跟中国对着干，日本就可能向它们提供所谓政府安全援助（OSA），这个也可能在今后造成我们周边多国联手对中国发难的情况。另外，在日本与北约的方向，日本可能邀请法国、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东海进行联合军演。明年德国将第一次在日本本土和陆上自卫队举行联演。明年可是二战胜利80年，我们一些人可能做梦都想不到日德现在又军事联手了。他们海上联合军演完了就陆上军演。明年就是会形成一些非常大的看点。
日本正图举全国之力加强军备，要建成“能战国家”而非所谓“正常国家”。战后日本曾经是大力发展民用产品出口，而现在已经明确的文件写了要加强军工发展，人才和教育科研投入都往上倾斜。如果武器装备日本自己使用不了，不打仗，就向国外出口给所谓“同志国”。那么，将来军工资本和产业政策搅在一起，就会形成利益集团，就会挑拨一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否则武器就卖不出去了，这就是日本“小美国化”的方向。
我认为，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死后，寺内接着干；安倍死后，麻生他们接着干。今后干涉到中国的核心利益的主要力量，我认为来自美国和日本的相互利用，从全球来讲，美国可能更多一点，但是从东亚地区来看，中日之间的战略矛盾是最主要的。
三、为何会发生上述情况及我们该做什么
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也是要看常量和变量。作为常量的结构矛盾早就有，历史认知，还有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这些都是常量，这些过去都有过，过去有的日本领导人处理得比较好，不仅没有影响中日关系，而且两国关系有长足进展，但如果我们还停留在那样一个时代来讲什么中日合作，那我觉得就是主观臆断。
因为现在日本已变，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日本野田佳彦内阁“购岛”而引发的。我们从2012年9月起针对日本所谓的“国有化”采取了反制措施，开始执法巡航常态化，到现在已经是12年，我们还会坚持下去。在日本，对这样的举动，他就宣传污蔑中国“不断侵入日本领海”，如此这样也已经10多年了。日本有两个常态化：一个是在钓鱼岛不断侵入中国领海；二是不断以各种方式强调所谓“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在国际上渲染中方“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
结果，过去被搁置的钓鱼岛问题就不再是几块石头的无人岛问题了。它就成为撬动日本国内民意支持政府针对中国扩军强军，甚至有可能引发冲突的一个战略支点；在国际上是进一步成为日本联手美国甚至其他国家多国联手遏制中国的一个战略支点。日方在国际上借乌克兰危机制造出一个大前提概念，拉拢各国支持，即反对“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然后把中国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等作为小前提，结论就是一起抵制中国。它预示着，今后如果日本、美国跟中国发生冲突，一个两个国家不行，一定是多国，八国以上甚至十国以上联合起来跟你干。这就会导致我们未来在外部安全问题上将面临的主要威胁，而日本就可能是策源地。
那么，美国现在它主要干什么？从拜登政府来看，它主要是针对俄罗斯，要把俄罗斯搞定，搞垮之后才回过头来对付中国。不会两边都是同样的一个做法，而且现在美国要选举了，它一定要稳住这个局面。这样明年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认为，现在日本的动作就是两面下注，一方面拉着拜登，但另一方面不满意拜登，因为拜登的节奏没有跟上。日本认定中国是“最大的战略挑战”，而拜登政府说中国是“最大地缘战略竞争者”，就不按照日本的调子走，拜登总统反而多次就台湾问题重申“四不一无意”。日本就不满意。令日本有些安慰的是现任美国驻日大使的言行与岸田内阁比较合拍。
可以预料，只要今年11月特朗普再度当选，日本一定会忽悠他把中国作为国际社会“最大的战略挑战”甚至是“最重要的威胁”。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包括今年麻生到美国访问特朗普，现在美国原特朗普外交团队的一些顾问跟日本勾连的非常紧，有人甚至公开说中国是“最重要的威胁”。等美国大选结果一揭晓，也许可以看到日本已经预先做了一些工作，就是要带节奏，把美国带到它的对华战略定位轨道上。
过去10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这个根本问题没有得到必要的、到位的解决，我们就会失去日本民众，失去日本各个政党的支持。日本民调显示，60%以上的受访者支持政府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这样下去的话，中日发生冲突的危险性就难免增大。
这次中日韩三国会谈有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要加强人文的交流。明年是中日韩的文化交流年，但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的一般化内容，就会走过场，实际上根本不解决问题。如果中日人文交流能过渡到我们能跟日本广大民众就钓鱼岛归属的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能跟他们说到心坎上，打开心结，就可能带来新的变化。
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如果总是就影响中日关系最严重、最尖锐的问题绕着走，弄来弄去，最后说句实话都是假的，再好的气氛也会成为“泡沫”。例如，日本前首相菅直人、野田佳彦都是1984年我们邀请3000人来访的成员之一。他们在很长时间都自我认为对华友好，但最后他们一当首相却都是因为这个事没处理好而把中日关系搞砸了。岸田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及其父都曾是“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结果怎么样？他现在说我们有四艘携带“机关炮”的船只“侵入了日本的领海”，就此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所以这个问题是非不清的话，他们就会把自己当成“受害者”。对于这一代日本人来说，认为“历史上对中国加害的事是他们爷爷那辈干的，所以在这方面他们没有负罪感”，而认为现在是中国“搞霸权”，“欺负日本”。所以，日本的社会心态就会走向新的一个阶段。我不是说中日马上必有一战，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都是明治维新以来或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很罕见的现象。
总的来看，我认为明年2025年中日、中韩之间还是有谋求改善关系的机会和机遇。2024年“统一教”与日本政界勾结问题、日本政治资金丑闻曝光等，导致自民党内“台湾帮”集结的最大派系——安倍派解散，2025年日本选举年将出现新的权力分化组合。爱好和平的人民在觉醒。正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有这样那样的消极因素，我们在外交方面还要努力，趋利避害，分化对方联合反华、遏制中国这样一种战略倾向。
无论是美国还是韩国，也包括日本都不是铁板一块，里面都有一些相对明白事理的人。相比起来，美国和韩国内部“极化”比较严重，但美韩的“极化”也有不同。韩国一部分力量对中国比较友好，另一部分则乐于跟着美国及日本走，例如尹锡悦。但是，现在即使像尹锡悦这样的人都已经触底了，他都需要跟中国恢复一下，搞三国首脑会谈，明年他也还要走一趟日本。
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还没有触底。因为美国虽然在权力之争中出现“极化”，但是无论谁上台对中国都不会太好，只不过估计民主党的政策比较好预测一些，而共和党不太好预测，因为特朗普的随意性较大。2025年日本将举行参议院和众议院选举，如果就澄清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继续绕着走，日方的闭环洗脑式的单方面灌输就会继续误导中日关系的走向。日本无论谁上台都不行，包括像岸田这样的人或一些友好人士后代都是这样。假设今后日本一些右翼政客的后代上台，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不难设想。
中日今后能否友好合作，我觉得关键是要找到和疏通关键“梗阻点”，这样我们才能制定和实现比较切合实际的对日战略。从经济角度来说，经济合作很重要，但搞得再好也不会对民间感情改善产生多大影响。为什么？因为那是商业，参与者彼此获益，但是政治关系如果搞不好，民间的感情是很难改善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尽管中日韩以功能性互利合作为主，但是也需要在政治关系特别是可持续安全方面有更深入的研究和交流，采取更科学更务实的对策。我方可持续地开展对日“知的外交”，不断澄清钓鱼岛主权归属认知争议，是未来中日关系走上健康发展轨道的必由之路。
2024年6月19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