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航后代齐声唤,不容青史尽成灰
——纪念“两航”起义66周年

沈红


今年的11月9日,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66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父辈们的爱国壮举,两航后代们把父辈当年在香港组织并且参加两航起义的经过公布出来。从这些亲历者亲笔写下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当年的两航人为了建设新中国,毅然放弃了香港的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奠定了新中国民航的基础。

66年来,我的两航父辈们为我们的祖国奉献了全部的青春和热血,尽管他们曾遭受过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文革中被批斗、被毒打、被发配……但他们热爱祖国的心没有改变。为了祖国,我的两航父辈们九死一生终不悔;为了祖国,他们把个人的委屈苦难全咽下,意气风发地拼命工作,把他们的聪明才智青春热血全都奉献给了我们的共和国,他们与我们的共和国始终风雨同航。两航父辈们一生奉献的举动,是对“爱国”一词的最好诠释,他们的爱国情怀,让我永远感动。

作为两航起义人员的后代,我为父辈们当年的英雄壮举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这代人的品格,值得我永远崇敬。

两航人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中国民航的史册。

                “两航”起义的由来

1949年11月9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率领2000余名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当日,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等人乘央航潘国定机组驾驶的CV—240型(空中行宫)XT-610号飞机,于中午12时15分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其他11架飞机由陈达礼领队,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周恩来总理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的有李克农、刘亚楼、王秉璋、罗青长和钟赤兵等领导及有关人员。当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刘敬宜、陈卓林一行。毛泽东主席称赞:“‘两航’起义,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周恩来总理勉励“两航”起义人员“坚持爱国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 “两航”起义是中国民航史上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将永载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中国民航的史册。

下面是起义机群的领队、中航机长陈达礼生前亲笔写的在香港组织起义的经过


图一 中航机长陈达礼,于抗战期间的1943年4月进中航公司,同年5月开始飞驼峰航线运输抗战物资至1945年9月驼峰空运结束,共飞行3500多小时,住返600多次,是驼峰空运中飞行时数最多的飞行员,在两航人中威信很高。1949年10月,陈达礼在香港组织两航飞行员驾机起义,并且担任起义机群的领队,第一个降落在天津机场。

 

组织“中航”飞行员驾机起义
陈达礼


1949年11月9日,地处香港的原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近3000名爱国员工,在刘敬宜和陈卓林两位总经理率领下,毅然起义,12架客机从香港北飞,投归人民怀抱。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此给予很高评价。

1948年秋冬间,“中航”机组陆续由上海迁往香港。员工到港后,领取的工资全部是港币,不受国民党法币贬值的影响,待遇比较优厚,所以生活过得也相当丰足。但是,“中航”的大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中国员工长期受美国人的欺压,其中副驾驶受到的欺压最严重。例如邓重煌,他在北飞起义前已飞行了6000多小时,早已具备正驾驶的条件,就是受美国人的刁难,压着不提他。象邓重煌这种情况的副驾驶,在“中航”里人数是不少的。由于这种不公平的欺压行径所造成的愤怒情绪,长期埋藏在我们中国员工的心里,它是促使“中航”飞行员驾机起义回国的强大动力,大家都希望回到祖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办我国的民航事业。

1949年6月的一天,李培槐到我家来,和我商谈驾机起义回归的事情,我当即赞同这个行动,我们计划四架飞机利用台风袭击香港时(“中航”在港的飞机都到柳州躲避台风),由柳州驾机起义。约同年8月底,李培槐告诉我,北平来的中共代表吕明要会见我,我随即告知邓重煌并请他一起前往(我和邓重煌固定在同一机组飞行约有两年之久,彼此十分了解),在预约的时间和地点,我、邓重煌、李培槐把吕明接到车上,随即到一冷饮店交谈。我对吕明说:我们在准备四架飞机飞回祖国。吕明说:等一等,我们要搞大的。

自从和吕明见面交谈后,我们便紧张地开展联系对象的工作。吕明经常到我家来(邓重煌、李培槐、郑家琼也常来),给我们介绍一些情况,了解我们的工作和给我们指示。在组织“中航”飞行员北飞的整个过程,由我单线直接与吕明联系,“央航”则由郑家琼负责。

北飞中,能起飞多少架飞机,这决定于有多少个可靠的正驾驶和可靠的、成熟的副驾驶(具备正驾驶条件的),我预计有十八个机组可以执行北飞任务,正驾驶和成熟的副驾驶约各半。

联系飞行员的工作要十分谨慎地进行,因我仍在参加航班飞行,直至起义前两天还安排我飞香港台北航班,我请了病假。我掌握的原则是:对象必须很熟,对他的各个方面都比较了解,经交谈后,即便他最后不去,也不会出卖我们,把事情泄露出去。我联系的对象侧重在正驾驶方面,邓重煌重在副驾驶和报务员方面。我们经常交换情况和研究问题,使一些问题能得到及时解决。总的说来,我们的联系工作进行得还比较顺利。一天,陆元斌到我家来,他问我: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做的。我对他说:我们已经联系了四位报务员,请你继续联系下去,从此,联系报务员的工作由陆元斌承担。以后,吕明又告诉我:北飞起义的飞机数目,“中航”“央航”各飞十架。根据吕明的指示,我们便停止联系工作,这时已超过十个机组的人数。

在“中航”,飞C-46的机长绝大多数是美国人,美国机长基本上是不让中国副驾驶进行起飞、落地操作的。为了保持张镒的起飞落地操作技术,以确保北飞的飞行安全,我通过航行部门安排张镒和吴自更在同一机组飞行,并请吴自更多给张镒熟练起飞落地的机会,直到北飞起义前为止。

在北飞前一些时候,刘敬宜总经理曾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了解各个部门的工作准备情况和研究解决一些问题。参加人数约有20人,有顾其行、吴景岩、华凤翔等人。在一些部门汇报准备工作情况后,刘总经理又询问了飞机准备情况。这次“中航”十架飞机起义回国后,是准备马上执行任务的,因而需要随机携带两个半月的器材和零件,不通过一定的批准手续无法从仓库里提出来。那时仓库负责人之一是华凤翔,所以请华凤翔参加会议,他一口答应照办,从而解决了十架飞机随机携带的器材、零件问题。会议结束时,刘总经理告诉我们北飞起义的日期。

接着,我们召开了北飞预备会议,传达了北飞起义的日期,并对同志们提出的意见进行了研究,做出了相应的决定。

开完北飞预备会议后的一天,吕明来我家告诉我:他们在北飞途中可以降落在汉口、上海、济南、石家庄机场加油,这些机场都已做好准备。另外,如果你们在途中迫降,就对当地解放军或同志们说,是李克农叫你们来的,这样就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和照顾。北飞前夕(11月8日晚),我们召开了全体北飞飞行员会议,我向同志们下达明天早上执行北飞起义任务后(北飞起义提前了约一个星期),宣读了各机组所飞的飞机号码等。然后,在挂图上,我向同志们介绍所飞航线、能降落加油的机场,以及告知同志们注意的事项,如因迫降在场外、如何告知当地解放军或同志们,等等。最后,我向同志们宣读空中各机互相通话的专用频率,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的波长及开放时间。在通讯资料中,我找不到飞机与解放区联系的陆空通讯频率。当时,我很担心。因为,我们所飞的航线都是在国民党空军战斗机的活动半径范围以内,随时都可以遭到他们的拦截、袭击,没有解放区的陆空通讯频率,我们在空中便无法得知国民党战斗机的活动情况、及空袭警报,因而就无从及时采取任何躲避措施。在会上黄文斌又介绍了如下情况,他说:今天(8日)我由重庆返港路经桂林、柳州时,看到机场上有很多国民党的蚊式和P-51战斗机。这样一来,更加重了同志们的不安,有害怕敌机拦截袭击的情绪,我让大家研究想办法,但想不出办法来。于是,我请几位老正驾驶到我房间再研究,但仍想不出办法。最后,我决定,我先起飞降落汉口,了解空袭警报情况,如有警报,全部飞机返航降落广州。为了保险起见(怕我飞机上的收发报机发生故障),我请卢开周随同我降落汉口,以作备用。我将此决定向全体飞行员宣布后,同志们的情绪基本稳定下来。由于这个问题,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会议于深夜12点多才结束。会后,我即去吕明住处向他汇报会议情况,吕明听后很高兴并对我说:老陈,能不能再搞几架飞机?我说:太晚了(凌晨就北飞)来不及了。

回家后刚睡下不久(约在凌晨两点),一副驾驶来告诉我说:正驾驶梁伟才在晚上回家途中,因修理马路,看不清,掉进沟里,脚被扭伤,不能执行北飞任务了。我马上开车去找黄雄畏代替梁伟才执行任务,并和他一起做好执行任务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凌晨四点多,蔡觉沧和爱人到我家来,我和蔡觉沧便一起到机场去了。

机组成员都是在天刚朦朦亮时到达机场的。在航行调度部门办理离场手续时,大家互相点点头,打个手势以示问好。人们的表情是严肃的,内心是激动的。办完离场手续后,机组迅速检查好飞机,各就各位。由潘国定驾驶的“空中行宫”号飞机第一个起动发动机后,其余的11架飞机相继起动发动机,并请求滑行和起飞指示。由停机坪滑出至起飞等待区,是一架飞机紧跟着一架滑出的;当一架飞机起飞时,另一架飞机随即滑进起飞位置,然后一架接着一架起飞。如果当时有摄影师在场拍摄这个激动人心的镜头,这将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场面。为什么在英国人掌管的指挥塔台,能允许我们12架飞机如此紧凑、顺利的滑出和起飞?后来得知是华祝用钱收买了这个英籍塔台指挥员,因此我们12架飞机提出任何请求,他都同意、批准。

加入航线后不久,我们便在云中飞行,由于我们各机之间起飞的时间间隔很短。同时,我和张镒同是飞C-46型飞机,为了防止飞机在云中相撞,我询问张镒使用的发动机马力,我得知他使用的马力比我大,我即请他将马力减至和我一样,以防他的飞机撞上我的飞机。在云中飞行一段较长时间后,飞机不能保持云中飞行了,我们便紧贴云顶飞行,这是为了当遇到敌机时,一推机头便可进入云中,就不会受到敌机的袭击。在云顶飞行时,每一个机组成员都不断地向前方、侧方搜索,看有无敌机,这样的飞行是较紧张和劳累的。当飞机飞到长沙附近,TX-139号飞机突然呼叫:“发现一架飞机”。那时在空中所有的飞机都紧张了一阵子,互相通话问情况。后来得知是由于TX-139号飞机发现空中有一黑点而造成的误会。我们从香港起飞后至飞越黄河前的航路天气都是坏天气,我们不是在云中飞行便是在云上飞行。但这种天气对北飞来说是十分理想的,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免受敌机的拦截、袭击,这对我们顺利完成北飞起义任务有很大帮助。

我是降落在天津机场的第一架飞机。降落后,我了解了机场的情况,随即指挥陆续到达机场的十架飞机降落(其中一架是“央航”的),约在下午五时,全部飞机降落在天津机场。

在党的领导下,在各个部门的密切协同配合下,我们终于胜利完成了北飞起义。

图二  全体北飞人员在天津的合照

 


图三 周恩来总理在宴请两航人员的宴席上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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