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把毕生献给祖国蓝天事业的中国龙
——怀念我的父亲驼峰飞行员、“两航”起义机群领队长机陈达礼

                   
     
图一 把毕生献给祖国的父亲——陈达礼

我是陈达礼的儿子陈绍曾, 在纪念两航起义66周年之际, 我更加怀念我的父亲—驼峰飞行员、“两航”起义机群的领队长机陈达礼。     

父亲陈达礼,1918年生,广东籍人;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本飞机轰炸广州,正在读书的父亲受到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影响,毅然弃笔投戎,考入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简称官校)。由于考入官校必须先上陆军学校,父亲便先在黄埔军校十五期毕业,再到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第十二期学习飞行;当时正值抗战,全国有三干多人报考官校十二期,只录取了293人,但实际上只有一百多人毕业,父亲在品德,学历,为人处事三方面都是在15名优秀学员之列,但由于种种原因,父亲在官校十二期肄业,并不是因为飞行成绩不好,而是受到官校中的派系排挤,当时父亲的同学后来任官校教官的邢海帆曾动员父亲投奔延安。父亲后来去了山西中条山陆军八十三师参加抗战,任职上尉参谋;又到重庆战地服务团任科员,重庆白市驿机场美国空军招待所任干事等职。

当时大伯陈达仁也是资深飞行员,他在陈济棠的广东航校学习飞行,1937年进欧亚航空公司,1941年进中国航空公司,在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全程参加驼峰空运,是中航最早飞驼峰的飞行员之一,大伯在1946年转到中央航空公司,同年2月因空难殉职。

二伯陈达义在中山医学院毕业,抗战期间在贵阳陆军医院任医生,救治抗日将士。

父亲在1943年考入中国航空公司任副驾驶,在1943年5月至1945年9月父亲怀着拳拳的报国之心参加驼峰空运,在1944年4月父亲便以他精湛的飞行技术和大无畏的精神,被晋升为DC一3的机长(正驾驶);在这条被喻为中国唯一空中生命线、牺牲了1500多名飞行员、损失了600多架飞机的死亡航线上,父亲夜以继日累计飞行了3500小时,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是驼峰空运飞行小时最多的飞行员之一,为中国战场输送了大量战略物资和中美方人员,也承运了中国战略物资的出口任务,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危难,为抗日战爭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父亲在1945年7月晋升为全机型机长(正驾驶)。

1949年父亲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是起义领导组织“中航顾问委员会”成员,负责中航空勤人员的起义组织工作,是“两航”起义北飞十一架飞机的领队长机。1949年11月15日,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北飞人员,组织上只向周总理介紹了一个人便是父亲,说“总理,这就是陈达礼”。

起义回国后父亲任中航代总飞机师,1950年8月任军委民航局华北办事处机航科长,同年12月调任西南办事处机航科第二科长;1951年3月父亲被评为民航西南办事处劳动模范,不久被民航局委派到成都飞行训练大队任副大队长,培训了29名机长,这是新中国民航培训出来的第一批机长,后来他们都成为中国运输航空、通用航空和训练飞行的飞行技术骨干,可以这么讲,父亲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啊!

在1951年国庆期间,父亲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并以军委民航局代表的身份参加国庆观礼。父亲是两航起义回国后当时唯一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两航人员。1952年至1954年父亲先后任民航局航行处签派科长,飞行技术检查员,飞行队第三中队长等职。 1955年,为祖国建设的需要,发展通用航空,民航局正式成立专业飞行队,父亲任副队长,次年被批准为一等二级驾驶员,并调到民航专业航空处任飞行总检查员,为中国新兴的专业航空飞行的业务技术建设和安全生产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并組织翻译了苏联的《航空化学指南》,编写了《农业航空细则》。1957年11月24日,父亲被委任为我国自行生产的第一架运五型飞机的主任试飞员兼试飞小组组长,试飞成功后,320厂便开始大批生产运五型飞机供应中国民航、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使用,从而结束了我国从苏联进口安二型飞机的局面。

我清楚的记得父亲讲述当年试飞运五型盲降的情况:为了试验运五飞机的着陆性能,父亲提出盲降试验,便是在没有任何进场设施的情况下飞机着陆。当时南昌机场的跑道漆黑一片,没有灯光照明,没有导航,没有着陆指令,只凭微弱的月光父亲成功盲降,当时在现场的刘亚楼司令员兴奋地握住父亲的手说道:“老陈,你真是文武双全的飞行员啊。”这件事足以说明通用航空的飞行员们都是身怀绝技的高手。

通用航空涉及范围极广,像灭鼠灭蝗,播种育林,探矿航测,人工降雨,抢险救灾…,很多都是在新疆、内蒙、青海等高原地区作业,条件极为艰苦,严重缺氧,导致睡眠不足,食欲大减,因为沸点低,煮得食物都是半生不熟,睡帳蓬,烧牛糞,这些电影中才能看到的镜头,对于像父亲这样的通用航空的飞行员们来讲是家常便饭了;播种灭虫是三米超低空飞行,尤如特技表演;森林灭火、抗震救灾更是险象环生;还有探矿航测都是在荒山野岭中进行。

通用航空飞行条件恶劣,对飞行员的要求比飞航班的飞行员要高,父亲在对通用航空领导干部的技术集训方面贡献良多,像飘飞着陆,侧滑着陆,180度转弯目测定点着陆,低能见着陆,穿云着陆,目视空域、侧风起落,以及平坦地区与复杂地区超低空飞行等训练科目,父亲都是倾囊而教。

在1955年,父亲在牡丹江亲自执行森林航空摄影,为提高我国航空摄影技术积累了经验;1957年,父亲在江西掌握了通用航空飞行中操作难度最大、危险性最高的放射性磁测飞行技术,并帮助兰州等地的机长进行带飞工作,为发展我国航空探矿(如探测核工业原料铀矿)立下汗马功劳。

1958年父亲率领小组先后在机场海拔1500米、2000米、2500米的西北各地进行运五飞机的试飞成功后,并调机在青海甘南地区(机场海拔3400来)试飞,并圆满完成灭虫任务。

1964年,青海省河卡高原地区发生严重鼠害,父亲再次掛帅,在青海泽库县海拔3700米的临时机场进行试飞,作业高度超出极限达4100~4200米成功后,随即带领机组共撒饵40万亩,效果显著。

记得每年我们见不到父亲几面,他都在外面执飞,小时候我们不理解,长大了才知道父亲将整个心都扑在工作上了。

1959年父亲被授于民航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父亲在新中国民航40年生涯中,大部份时间致力于通用航空事业,他是新中国通用航空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可以这么讲,没有以前通用航空的飞行骨干,也就没有后来的运输航空的特级飞行员,民航的历史就是这样。

十年动乱中,父亲被打成以“潘国定、陈达礼为首的阴谋驾机叛国投敌的反革命集团”(7.31案件)的首领,惨遭迫害,从1968年12月起被关押长达4年零7个月,双腿均被打断,严重脑外伤综合症。

往事不堪回首,我现在要向大家讲清些事实:

专案组对潘国定一拳就已把潘国定打得吐血,肋骨骨折,不敢再动他,于是苦了我父亲。

父亲在1968年12月被带走后便一直杳无音讯。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先是被关押在宁夏陶乐干校,在关押期间父亲过的是非人的生活。专案组威逼父亲承认是驾机叛国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父亲不从,专案组便对父亲施以重刑。

父亲后来对我说:我不能瞎说,这些人都是我带回来的,如果我瞎说,便会害死很多人。

专案组在父亲身上找不到突破口,对父亲恨之入骨,对父亲严刑拷打。有次专案组用木椅猛击父亲头部,因用力过猛,椅腿都被打断,父亲昏倒在地,良久没醒。还有一次专案组用木棒将父亲右腿小腿骨打断,父亲倒地,专案组说父亲装蒜,用皮靴猛踩父亲断腿让他起身。他那飞行员的体格,再也经不住专案组夜以继日的审讯和毒打, 父亲被送到医院,医生诊断为右腿胫骨骨折需留院诊治。父亲后来对我讲,幸亏被打断腿住院,救他一命,要不非得被专案组打死。在医院住院起码能被人道对待,有暖气,不用在寒冬腊月下受冻,可以有饭吃,也可以睡觉,专案组也不能在医院对他施暴。听到父亲讲这些话时,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内心的感受。

所以,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陈达礼在严刑逼供、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都沒有说过一句假话,没有作出假供。

父亲在70年初被当做重犯秘密押送到江西奉新民航干校,父亲讲他是全程双眼被蒙上黑布,“盲目飞行”到江西的。

在宁夏时父亲的左腿大腿股骨胫处已被打断,断骨插在一起自己长好,当时遍体麟伤,父亲自己也没发觉。

在江西的日子里,有天晚上睡觉时因为染上湿气致使父亲受伤的左腿在一夜之间萎缩,左下肢完全瘫痪动弹不得,当时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呼,父亲滚下床爬到门外才被人发现。当时住在干校大院里的还有天津机专的员工,谁都不敢伸出援手。饭堂就在离父亲住处几十步的地方,一般人走路都不用半分钟便可以走到,但父亲去饭堂吃饭拖着残腿要在地上爬行二十几分钟才能到达,幸亏当时在饭堂任炊事员的韦大卫时常给父亲送饭,父亲才得以维生。有个好心人送了一对拐杖给父亲,自此父亲每天开始用双拐练习走路,到可以用单拐走路,直到不用拐杖走路,父亲用了一年多时间。我妈妈先到江西探望父亲,知道情况后我便给周总理写信,周总理多次要求民航放人,专案组拒不执行。 我们子女轮流到江西陪伴父亲并在生活上照顾他,我是73年初到江西,此时林彪已外逃,我把消息告诉父亲,父亲听后特别高兴。当时父亲一天出去锻练几次,每天晚饭后我一定陪他散步,这是我一生中和父亲单独相处最多的日子,有一日天晴气朗,黄昏时夕阳西下,伴映着路边的桐树美不盛收,父亲却说:这样的景色我已经看了三年了,专案组讲不要再作梦回北京了,要让我死在江西葬在江西。 我记得我当时讲:林彪和刘锦平已经完蛋,我们一定会重返北京;经历了九死一生那么坚强的父亲,眼泛泪花对我说:“一定会的。”

在1973年夏天,我陪伴父亲回到了阔别4年零7个月的北京。父亲回京后经医院诊断为左腿股骨胫陈旧性骨折,严重脑外伤综合症。父亲的伤腿虽被重新打断镶上钢板,但已身体致残,经常头晕,起不来床,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惨。 1979年12月,党组织为父亲平反昭雪,父亲没有任何怨言。但父亲万万没有想到,在十年动乱期间,两航员工被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无一幸免,父亲为此感到非常痛心, 所以,他后来协助很多受迫害的两航员工上诉、平反、恢复名誉。

1980年2月恢复工作后,父亲被任命为民航总局专业航空局副局长。1981年1月由父亲参与编行的《中国民用航空专业飞行工作细则》正式颁布施行,对搞好通用航空生产和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同年底,父亲被评为民航总局专业航空先进工作者。1982年,专业航空局改为专业航空司,父亲被任命为顾问。1985年,父亲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对父亲来讲,这是一个迟来的荣誉。

在我去香港之前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大意有三条,一是即使去香港也要热爱这个国家,二是要热爱这个民族,三是反复叮嘱我到香港后不要讲十年动乱中受迫害的事情,父亲说:文革中那么多的国家 领导人都被整死,我自己还活着,所以我的遭遇不算什么…。

这就是我的父亲陈达礼,驼峰空运的抗日英雄,两航起义的关键人物,新中国民航的开拓者,为国家建功立业,为新民航忘我工作,淡泊名利,他是一位心系蓝天的老人,是把毕生贡献给祖国航空事业的中国龙。

图二  永远怀念我的父亲一陈达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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