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人民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最终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从那以来，52年过去了，那几个曾经给人类造成重大灾难的法西斯国家在战败之后，用什么来告知世人呢？正如人们已看到的，它们的选择是不同的：有的用彻底清算法西斯、向受害者认罪、走和平之路的实实在在的行动，来求得世界人民的谅解和接受，如德国即是；也有的压根儿就未对法西斯势力进行彻底清算，更未对寄生法西斯祸害的战争温床作根本的铲除，相反，在外部势力的庇护和扶植下，一度受到控制的军国主义势力竟又死灰复燃，形形色色为侵略战争开脱的奇谈怪论此起彼伏，翻案的鼓噪甚嚣尘上，引起世人的警惕，这就是战后的日本。
曾经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对于加害者日本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近年日本的动向已引起他们的极大关注。1996年1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的一段话就表达出了中国人民的这种关注和感情。他说：“日本国内不时出现一些人公然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事情，特别是最近以来，一些内阁成员竟然络绎不绝地参拜靖国神社，为东条英机之流的亡灵招魂，一些国会议员竟然纷纷散布掩饰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罪恶事实的奇谈怪论，这表明日本国内确实有那么一股势力企图重温军国主义的旧梦。他们的言行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愤慨。”
旧梦重温，这就是今天的日本。日本要重温的旧梦，就是五十多年前对中国和亚洲各国的侵略以及对这些国家人民的奴役和屠杀。对过去“辉煌”的追忆使日本人陷入病态的梦幻之中。日本社会远非一个健康的肌体，它患有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虽有日本进步人士和世界各国人民开出良方、送上良药，可是，由于日本一些势力讳疾忌医，拒绝服用，致使成为一种顽疾，我们可以名之曰“翻案”病。如果不对日本“翻案”顽疾彻底加以诊断，对症施治。有朝一日，它将重新祸害人类，到头来，害了他人，也葬送了自己。善良的人们不能掉以轻心。
治病须寻根。日本翻案顽疾的病根何在？这是众多良医在探寻的。据笔者看来。其病因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有自身滋生的，也有外部培育的；有战后新生的，也有死灰复然的……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原则，但它却是一个个具体病因的概括．当我们将此加以展开时，便会串珠式地呈现出来．
井底般的狭隘民族心理
论起日本，不能不说到日本社会，讲到日本社会，更不能不论及日本民族．日本民族作为世界众多民族中的一个，它也同任何一个民族一样有其自身的特性．日本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环境中，铸就了它的性格。这个性格，有众所周知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某些人们谈论不多的不足。比如心理的狭隘就是其一。这种狭隘心理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先天”形成的。
所谓“先天”，是有特定历史含义的，指日本在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实行大规模向外扩张侵略之前，即19世纪末以前。从日本民族出现于历史舞台，至19世纪末的漫长历史时期形成的民族性格，我们姑且称之为“先天性格”。这个性格影响了日本的历史，也铸就了日本民族后天的性格，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了20世纪日本历史发展的轨迹。
一个民族犹如一个人，它的性格是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表现出来的。日本民族是怎样表现自己性格的呢？
日本人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着极为独物的看法。日本者，“乃日所出之国”，是“天地间最初生成之国”，“为世界之根本”，世界万国皆为“日本之郡县”。日本人为自己创造出了祖先神--天照大神,他是800万神中最高的神。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及其在人间的代表。天照大神是“世界之大神”，而作为他直系子孙的日本天皇就是“世界之大君”，世界各国之君理应都是“天皇之臣仆”，需接受天皇的统治。据说，相传日本初建国时作为初代天皇的神武天皇曾发布一项“诏敕”，其中提出的“八弘一字”是这种思想的最早表达，后人也以此为据加以发挥。“八弘一字”昭示的是要把全世界连结一起置于天皇一人的统治之下。它是日本立国的支柱的目标，世世代代加以承袭，并为之奋斗，也以此四处炫耀。这种炫耀正好表现出日本民族的性格。只能有已，不能有人，就是这种性格的特征。从深层讲，此种性格特征就是狭隘的民族心理的反映。
日本民族狭隘的民族心理同它生存的环境有关，或者说，特定的生存环境造就了这一特定的民族心理和性格。日本民族长期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内，它地处亚洲东部一些散乱的岛屿上，面对浩瀚的太平洋和地域辽阔的俄罗斯和中国，其领土面积为36。9881万平方公里，仅为俄罗斯的1/60，中国的1/26。岛屿四周是大海，3400公里的海岸线把那些岛屿包围着，而岛屿之间也被分隔着。原始的水上交通工具可以保证它们在各岛屿间来往，但在造船和航海技术发达之前，他们不得不困守海岛，从岛屿上看世界。这种看法形象地说，就是坐井观天。人们并非对日本民族有责怪之意，而是其环境使然。在小小的海岛上，它看到的世界只能是这样：只有日本民族和日本国的存在，似乎别的并不存在，因此它就至尊至上。
在井底式环境中形成的民族，其特性自有其单一的一面，单一的民族结构，以及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和文明程度的高度同一性，民族的认同感、文化的归属感很强。但同时亦有其难以避免的狭隘的另一面，由狭隘衍生出优越感、自我欣赏、自命不凡、唯我独尊的民族心态。
日本民族将其民族特性的两个方面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使两者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种浑浊的性格。在浑浊中，狭隘却是清晰可见的。
那位充当过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曾任满铁总裁的大川周明就毫不含糊地讲过：“既然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日本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所以它的神圣使命就是统治所有的民族。”在离开海岛、踏上大陆之后是日本人，仍然恪守着早年在井底中形成的观念，并将其极度强化，表明这种狭隘的民族心理是何等的根深蒂固。正如美国有名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在其所写的《日本人》一书中所说：“日本人……表现出胸襟狭窄的国民性格。”
从井底看世界，日本人自认为是世界老大；当他们从井底走出来又发现世界是如此之大，而它在偌大的世界中所占的又是如此之小。这一大一小的比较和反差，令他们惊愕，更使他们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它恨别人拥有的太多，嫌自己得到的太少。它不容别人之所得，总想攫之为己有，为此不惜用刀、用剑去夺取。从近邻开刀，成为实现其目标的第一步，朝鲜和中国成为第一批受害者。这是日本狭隘民族心理产生的由来及表现。
有的外国学者透过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分析，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似乎日本人很宽厚大度。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勤克俭特即是，她在其《菊花与刀》一书中提到1905年日俄战争时日俄双方留下的那张著名的照片,据说这张照片在日本妇孺皆知,日本人很为自己的大度而自豪。照片上，俄军司令官欺蜇塞尔与日军司令官乃木相会时，除了各自的军装不同外，好似两军一次友好的会见，俄军依然佩带着军刀，没有解除武装。两军友善地出现在同一画面上，它要告诉人们的是：胜利者日本如何善待战败者俄国。他还引证材料说，在中国旅顺口战场，当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将军准备接受日方提出的投降条件时，日方当即派人给已断粮的俄军送去了食品。在两军司令官见面时，相互赞誉，一方称赞日军作战英勇。一方夸奖俄军进行了长期的坚强防御。斯氏还对乃木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表示同情。受降，成了两军友好的相聚。这就是胜利者日本的形象（参见《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为什么日本会如此厚待战败者呢？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此的解释是，因为在此之前俄国没有“侮辱”过日本，也没有“蔑视”过它，更没有“瞧不起”它，故而如此。反过来说，如果有“侮辱”或“蔑视”过它的，那就另当别论了，果真如此吗？那就让人们把时间往前推10年，看看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胜者日本是如何对待战败者中国的。
1894年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挑起的。日本对中国垂涎已久，达到了“如渴饮饥食”的程度，不惜以“国运相赌”，悍然挑起了这场以夺取为目的的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它如何对待战败者呢？伊藤博文指名要李鸿章作议和代表到日本马关议和。日本早已准备好苛刻的条款，专等李鸿章去签字。在谈判桌上，伊氏宣布：“只准说答应和不答应两句话。”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吗？”伊氏答：“不能减少。”他根本不允许李氏讨价还价。李鸿章被逼在屈辱的《马关条约》上签字.按照《条约》，日本除取得对朝鲜的控制外，还迫使中国把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从中国索取到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成了战争暴发户。它取得了望2.3亿两白银（包括1895年月日1月得到的“赎辽费”3000万两），相当于日本四年多的财政收入。靠着这笔钱，加上在战争中夺占的3.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资源，加速了日本经济的近代化和军队的现代化。日本通过吸吮中国人民的鲜血和财富，野心更加膨胀，更凶恶地掠夺中国和亚洲各国。对中华民族，条约之苛刻，割地之多，赔款之巨，屈辱之深重，是前所未有的。遭此厄运，是中国“侮辱”过日本，“蔑视”过日本，或“瞧不起”日本吗？完全没有。从两千年前开始至日本挑起这场战争，中国总是把日本当作“一衣带水”的邻居，友好相待，送去的是亲情和平共处友善。反过来，日本以恶相加，欲吞之而后快，这除了说明日本人心胸狭隘，又能作何解释呢？
在这种极为顽强的狭隘心理支配下，日本在其殖民统治时期还强迫朝鲜、台湾等地的人民改姓，改成日本的姓。它觉得，光靠奴役、屠杀、抢劫还不足以维持日本人的独尊，还要辅之以从小就让人学日语及日本历史和进行奴化教育，并强迫人们改为日本姓，以便从根本上让殖民地人民忘掉祖宗，牢固地树立起日本的独尊地位。
尢为甚者，日本竟把这种狭隘的民族心理推向极端，成为畸形。无论是中国文明，或是西洋文化，它都极为蔑视，无视曾先后向这种或那种文明学习、充实和发展自身的事实，反而认为自己比它们都高明。中国唐代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使日本社会各个领域改观，促成了日本的进步和发展。然而，战时日本教科书却写道：“自天武天皇时起，我国向唐派出遣唐使，以示国威。”反倒是日本人来教化中国。若干年后，当以怨报德的日本人的铁蹄踏上这块产生了唐文化从而也滋养了日本文明的土地并加以蹂躏时，它的教科书却向它的人民灌输：“日本今天的所作所为正是拯救他们脱离苦海。”在二战中，日本战败了，它宁肯承认是被美国打败，却决不承认同时也是被中国打败。那个本应受到清算却得到美国庇护而保留下来的裕仁天皇，对于欧美多少还作了点象征性的道歉，而对于受害最深的亚洲各国，到死也没有一点真诚的道歉的表示。19世纪欧洲文化的传入使日本又一次接受洗礼。然而，今天的“京都学派”却认定，日本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日本进入现代之前，就已拥有远比欧洲和美国成熟的文化。他们的结论是：日本文明比西洋文明更成熟。井底之胸的某些日本人将其性格特征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
神附其体 魔缠其身
有人说，日本人是很有“精神”的。人们还会说，与日本人相伴的，有一根强大的“精神支柱”。不错，靠着它的支撑，日本人变得强横、霸道、盛气凌人和不可一世，即“很精神”。当人们走近这根“支柱”并对其进行审视时，便会发现，在它上面镶嵌着诸如神国观念、天皇崇拜、武士道精神、皇国史观等历史板块，极其斑斓。
日本国是立于神话之上的，因此，自称神国。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历史都源于神话传说，这丝毫不足为奇。但一般说，这些先民们的后代总是能把神话同确凿的历史区别开来，神话就是神话，属于文化遗产的内容，顶多具有某种宗教的功能；历史就是历史，是人类活动的真实记录。然而，日本却不同。日本人不是先民而是其后人编造出立国的神话，把虚无的神话当作国家的正史，还被人为地赋予其很强的政治功能。关于日本立国的神话，源自于8世纪初的两部日本史籍《古事记》和《日本书记》日本自称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国家，它的建国历史怎么出于8世纪的史籍呢？原来，它是8世纪天皇制国家根据自己的需要而编造的。建国的的神话不是先民们流传下来的，而是政客们捏造的政治神话。在这两部史籍里，杜撰了日本民族和日本国起源的故事。这些故事无一不与神话联系在一起。比如日本国土“十八洲”生成的故事，天神降生的故事，天照大神在高天原至高无上的统治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诉后人，天照大神六弟素戋呜尊被逐出高天原，降临于出云地方（今赖川附近），开拓国土，其儿了大国主神乃臣服于天照大神，献出领地。还编造了800万种神道、80万群神的神话，神州把天照大神奉为日本最高神乃至是“世界之大神”，并被视为日本的皇祖，日本天皇是他的直系子孙，他不但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而且还是“世界之大君”，日本乃至全世界都要向他表示臣服。这样，神与人巧妙地结合起来，神被人化，人被神化，产生出一个神与人相融的偶像。这个偶像披着神圣的光环，令人敬畏、服从，他就是天皇。天皇的出现，造出了日本，也生成了日本民族，神话，成为日本立国的基石。神话出自人们的想像和编造，是根本不存在的，以此作为基石便不可能牢固，顶多是一堆松软的沙子。在此之上建立的日本国、诞生的日本民族，其肌体怎能正常发育？正如人们后来看到的，在日本国家和民族的肌体上，粘附着一些怪枝，这就是从以神话构成的沙子般松软的“立国基石”上生长出来的。
第一个怪枝是神国观念。日本，号称神国。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把神推崇到如此无以复加的程度。国家神道成为统治人民的国家宗教，并被确立为一种政治制度。于是，国家的活动始终被打上神和神道的烙印。19世纪末，帝国主义日本疯狂进行对外侵略和扩张，国家神道教密切与之配合，大力宣传日本国家的强大和大和民族的优越以及统治世界的雄心，美化以掠夺和奴役为目的的侵略战争。国家神道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思想理论基础。国家神道直接担负起为国家内外政策服务的政治任务。它通过宣扬神国思想和国家主义，从精神上麻痹人民，为疯狂的侵略扩张鼓噪。政府则从财政上向它提供巨大支持，让其开展活动，比如神社的创建与活动。于是，靖国神社应时而生。靖国神社原名招魂社，是祭奠在明治维新前后国内战争中阵亡人士的场所，1879年（明治十二年）改称靖国神社，由国家拨会经费，陆、海军管辖，成为军部宗教机构。每年春秋两季神社举行两次大祭，由天皇或其使者致祭。后来，竟然发曲到历次侵略战争死亡的官兵亡灵也在这里祭奠。神社成为宣扬神国思想的重要场所，许多日本人便是在这里受到神国思想的激励而成为殉道者的。
第二个怪枝是天皇崇拜.神是人造出来的,神自然要为人所用.这用神的人就是统治者.日本的神道一开始就是同统治者联系在一起的,为统治者服务成为神国观念中的核心内容。按照神道理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及其在人间的代表，是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他的权威是至高无上上。这个理论的伦理观强调孝道，而最大的孝道就是敬神忠君，把神和君（统治者）等同，让人们像崇敬神一样崇拜君。在日本，君即天皇。天皇巧妙地得用了这种神君合一的思想，把对天皇的崇拜推向极端。在这个别过程中，圣德太子（574年～622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首先从法律上确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由他制订的《十七条宪法》规定了下述不可动摇的原则：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天皇本人就是神（天照大神在人间的代表），按照这个观念，除了与天照大神有血统渊源的皇室成员，其他任何人都与皇位无缘。否则，就是对天照大神的背叛，所有人都要对之问罪，进行讨伐。中国那种“改朝换代”的情况是不允许存在的。这样就从法律上确立了天皇万世一主的神圣地位。不仅如此，圣德太子为了进一步强化皇室的威望和天皇的地位，还将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儒学、道教思想进行翻新改造，以适合于统治者的需要。儒学最重视五德（仁、义、礼、智、信）中的仁（仁慈）这种美德，在儒学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经圣德太子改造后，核心被替换成“忠诚”，而对“忠诚”的解释也被换为对主人（即天皇）的不折不扣的完全的献身。中国的道教也被改造为强化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的神道教思想，这个思想强调：神对人们行动的支配，乃至人们的每个举动都是神的作用；人与神相通，人死了都变成了神；天皇无所不在，一个人在想到他的家庭前，要首先想到天皇；追求死后的追赠，在这个强烈刺激下，更使活着的人加倍地为天皇殉死。这样，神道教思想又成为进一步强化天皇崇拜和神国思想的助燃剂。进而，当它引燃其内核时，“天皇”一词便是其改造过程的结晶。608年，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出使中国，在其致中国隋朝皇帝的国书中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话。据知，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天皇”一词，它以此向世人特别是中国表示：日本君主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一“大王”，他已经成为人格化了的神--“天皇”，而天皇是同中国皇帝对等的，可以平起平坐的。圣德太子把日本置于同中国对等的地位，以此来提高天皇在国际上的威望。
天皇的地位一代代被强化，对天皇的崇拜也上步步提升，至明治维新时期，造神运动登峰造极，天皇崇拜也推抽顶峰。政府文告称：“天皇是最高的神，从开天辟地起就是日本的主人。”明治宪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大日本帝国。”天皇变成了神，成为偶像，万众无一例外的都要跪伏于地，为其效命。
第三个怪枝是武士道精神。武士，早出现于日本历史，这是一个对日本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阶层，并由此形成了武士文化。历代统治者得用武士来维护其统治，也通过提倡武士文化来控制人民。武士在明治维新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在他们领导下取得了成功。武士们借此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权力，分据各政权要津，其武士文化也随之得以发扬。武士文化蕴含的思想通过1890年天皇发布的《教育敕语》向广大日本民众灌输,渗透到他们的灵魂,训示他们要像武士那样”忠君爱国”，在家为“孝子”，在国为“忠臣”。武士们是神国观念的狂热信奉者，更是天皇崇拜的身体力行者，他们从思想到行动将二者结合起来。并推向极端，于是便产生并形成一种日本特质的意识--武士道精神.何谓武士道精神?简单说,就是对天皇的超常的忠诚意识.为了天皇,可以不顾一切,牺牲一切.故有“武士道就是死,离开死非武士道”的说法。
体现武士文化的武士道精神虽然具有复杂多变、相互矛盾的特点（人们用“菊花与刀”、“樱花与祭”来比喻），但其实质性的内容却是趋向一致的，为患有武士症的日本人所共有。其特征为：崇拜偶像，崇尚武力。天皇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必须唯天皇之命是从，绝对服从。为了实现天皇的意志，他们用战刀开路。对己，可以用之于切腹，对人，用之于征服，无须问其是非曲直，服膺强者，蔑视弱者。对强者，它恭顺、忠诚；在弱者面前，它凶狠、野蛮，丧失人性；崇尚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价值法则，在价值选择上往往走向极端，要么“全部”，要么“全不”要么我绝对服从你，要么你绝对服从我；落后、弱小时，它会求教于人；发展强大后，它不知图报，反面以怨报德，视恩人如仇敌；总是忘记别人善待自己，却念念不忘自己给别人的一点恩惠；从不肯承认自己有错，却总是抓住别人的辫子不放。南京大屠杀它可以矢口否认，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总是挂在口中；名誉高于生命，高于一切。为了武士的荣誉，可以豁出生命，而不问是罪恶、是犯罪。为了不丢失武士的面子，可以以非为是，可以篡改历史……这就是武士道精神。
第四个怪枝是皇国史观。皇国史观，被日本统治者奉为民族纲领，它不仅体现出日本民族的特定思想和观念，更定下了该民族为之奋斗的目标及实现其目标所采用的手段。它是由前三个怪枝派生出来的，生出的果实，是前三者内容的总和。何谓皇国史观？有的学者作了很好的概括：大和民族是由神选定的民族，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是现实人间的神，是国家一切的中心；“八弘一宇”是最高理想，以天皇的名义统一世界，是走向人类恒久和平的大道；日本民族所进行的战争，是为完成历史的使命而进行的圣战（参见王俊彦编著：《警惕日本--昨日的侵略与今日的扩张》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6页）。包含着日本民族的来源、天皇地位、民族使命与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等项内容的皇国史观是被作为“日本国民之基本”而被强调，通过教育灌输而使每个日本人所必须具有的。
教育是灌输皇国史观的重要而必需的手段，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其主旨就是要培养国民的皇国史观。1879年，颁布了《小学校教学规则纲要》,这个以天皇名义颁布的《纲要》规定小学历史课要以尊皇帝爱国为宗旨。与此配套，同年又颁布了《小学教员须知》,要求小学教员要教育学生忠皇室爱国家、孝父母。在从小学抓起以后，又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规定从中学到大学全面向各级学校学生灌输国史观。特别是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更是明文规定：教育之根本目的在于使国民“效忠天皇”，要求国民“为了与天地共存之天皇伟业，在战时奋勇作战，为天皇尽忠”。按照《敕语》，所有课程围绕着“天皇至上”进行。历史课专门讲授天皇神话，修身课列于各科之首，体育课以军训为主，并进行武士道教育，教官们喊道：“你们的身体不是你们自己的，而是天皇的。”在军队内，皇国史观的教育更是被推向极端。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规定：“军队由天皇统帅，天皇亲掌统帅大权。天皇赖军人为股肱，军人仰天皇为胫道。”每个军人都应铭记：“听从长官的命令就是听从天皇的命令。”通过学校，利用各种手段，对国民进行皇民教育，培养和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绝对服从和忠诚的国民，用皇国史观铸造出为天皇尽忠殉节的忠臣良民以供其驱使。
攀附在日本人“精神支柱”上的四根怪枝恶魔般地缠在日本国家和民族的肌体之上，直接影响着肌体的正常发育，表现出种种与众不同的怪异。这表明，日本民族在神附其体之后，又被恶魔缠身，使它变得野蛮、凶残、贪婪而不知罪认错。而这，就是病根所在。
欲壑难填 贪欲无度
皇国史观是同对外扩张和征服联系在一起的。从狭小的天地走出来的日本人发现了世界的广阔，也看到了自己的狭小，便产生出一种向外扩张、拥有世界的强烈欲望，于是打出了“八弘一宇”的旗帜，以统一世界作为日本民族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当神的化身的天皇举起这面旗帜并以此相号召时，沉溺于天皇崇拜的日本人扑向实现“八弘一宇”的事业，极为疯狂地去从事对外征服与扩张。随着时间的推移，征服的欲望便更加强烈，征服欲望愈强烈，愈显得贪婪。
在历史发展中，强烈的征服欲、贪婪的占有欲两种特性在日本人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为了满足贪欲，把自己的邻国，甚至把有恩于自己的中国当成猎物，时时希图加以获取，即使背上以怨报德、恩将仇报的恶名，也在所不惜。
当日本刚以统一国家出现在历史上时，便开始了侵略与掠夺的生涯。它把矛头首先指向近邻朝鲜半岛，继而又扩而大之，对着中国。中世纪时，大和朝廷（今奈良县一带）统一了日本大部分地区，建立起天皇制国家，此时武力强盛，它马上跨越海峡，开始了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在这里肆意斥夺财富和奴役，强行控制达到200年之久。562年，朝鲜人民怒而逐走日本占领者。之后，只要国家稍强，力量允许，日本总是把手伸向邻国，野心一次次膨胀，食欲一次次强烈。646年“大化改新”后，它又一次向朝鲜出兵，参与半岛三国之争，趁混乱扩张自己的势力，建立侵略据点，借此与中国唐王朝相抗衡。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更是咄咄逼人，公开显露出对中国的“志向”。1577年，当他还在织田信长（地方诸侯）麾下为臣时，便向其主子明志：“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席卷明国，合王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次年，他再次向主子表示：“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他迫使朝廷授他以关白之职（辅助天皇统摄朝政的官名）之后，他挟天子，成为全国最高的实际统治者，野心更加膨胀。这年9月，他写道：“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两年后（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表白道：“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他为此制定了征服中国的计划，设想了夺取朝鲜与中国后，由日本发号施令实行统治的美好图景。1592年，在他给养子丰臣秀次的《十五条觉书》中便以主宰者自居,设计出统治中国和朝鲜的方略。他十分狂妄地叫嚣日本“要迁都北京”，沉浸在“奉天皇定都北京”的美梦中。为实现“八弘一宇”，征服朝鲜和中国是绝对不可少的第一步，只有迈出这一步，方能称霸亚洲，进而统治世界。他急于把朝、中两国变为天皇之国，先后于是1592年、1597年两次出兵入侵朝鲜。虽然他聚重兵，过海峡，妄图一举征服朝鲜，没想到竟遭到以爱国将军李舜臣为首的朝鲜军民的顽强抵抗，并且得到中国明朝政府的有力支援，中朝军队并肩作战，连败日军。丰臣秀吉虽死，日本亡中、朝之心却始终未灭。凡有机会，总要显露出来。19世纪末，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日本，趁清王朝腐败之机，更是对中国大张虎口。1894年～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日本经过长期准备和精心策划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以
“国运相赌”的侵略战争，充分暴露了日本的侵略本性和扩张野心。通过这场战争，日本夺取了中国的台湾，占领了朝鲜，抢夺了巨额白银。日本就靠着霸占中国的财富、吮吸中国人民的鲜血而急剧膨胀起来，迅速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之列。由此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无法弥补的。站在中国人民白骨上的日本更加野心勃勃地走上了掠夺中国、灭亡中国的罪恶之路。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及南京大屠杀……三千多万中国人民死于由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的这场战争,数千亿美元的物质财产化为灰烬,其罪魁还是日本。
屡屡被日本加害的中国，又是如何对待日本的呢？连日本人也无法否认，日本是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中成长的。大约在于2000年前，中国文化便开始输入日本，当时尚处于落后状态的日本正是在一次次接受中国文化洗礼之后产生自己的文化的。专攻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木宫泰彦教授在其所著《中日文化交流史》一书的序言中说：“日本人上古就经由朝鲜或直接同中国往来，逐渐吸取新文化，经过咀嚼和醇化，培育日本固有的文化”（参见《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最初，是由三三两两的中国人一次次冲破种种艰难险阻抵达日本，把中国文化带到日本的。后来，规模逐渐增大，次数也趋于频繁，有中国人去，也有日本人来。至中国隋唐时期达于高潮。有鉴真和尚的东渡，更有大批遣唐使西来。中国文化铺天盖地地席卷日本，使日本接受一次中国文化的大洗礼，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外国文化的大洗礼。中国先进的社会制度、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全方位地传入日本，全面地改变了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面貌。从此以后，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无不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印迹。还是那位木宫泰彦在占有大量历史材料后写道：从唐至宋、元、明，一批又一批日本留学生和僧人到达中国后，“钻研佛教以及儒学、诗文、医学、书法、茶道、绘画、建筑、造园、印刷等种种文化后归国，或带回中国的文化产品，不断提供清新的刺激，为日本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19世纪下半叶日本接收了外国文化第二次大洗礼，对西方文化的吸收造就了日本近代化，但不仅没有冲掉中国文化的影响，反而被日本人作为传统文化而牢固地保留着。对日本，中国是一个友善的邻邦。
然而，日本却对中国怒目而视，被当作满足其贪欲的猎物，虎视眈眈，没完没了地侵略，永无止境地掠夺。靠掠夺他人养肥了自己，再把养育者杀害，最后竟说它什么也没有干。
贪欲，使日本陷入病态。
日本的翻案顽疾，有其病史，也有其病根。当我们从历史进行剖析时，使会发现某些病源：井底般狭隘的民族心理使它自认为天下第一，对神话的编造和超乎寻常的崇信使其发展偏离了历史的轨道，“神”、“魔”的驱使，它变得极度贪婪。这一切，铸就了日本人病态的形象。造成这种形象的还有外部的和后天的因素。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对症施治，拿出治病的方案。众医会诊之后，良方总会有的。
1997年岁末
于南京政治学院寓所“望蓬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