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视频原件由 沈红 女士提供
     

    “飞虎英雄”林雨水:“爱国”分量胜过一切

     

  提起“飞虎队”,大家或许只是在电视里见过他们的神勇和光辉的画面,但现在,参加过“飞虎队”中的华侨华人,在世者已不到10个人,他们的平均年龄也在88岁。日前,在中国民航总局纪念“两航”起义六十周年的活动上,记者有幸见到了89岁高龄的“飞虎英雄”——林雨水。“飞虎队”在抗战中的神勇传奇也随之被他侃侃道出。

  试卷上写“我是爱国华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参加战争的军队人员组成多是文盲,而飞虎队中的中国人不同。不管是飞行员还是地勤,他们的文化素质普遍很高。担任过飞虎队第14航空队第5混合大队17中队上尉分队长的林雨水说:“我所属的小队有300人,其中半数是中国人。”这些人中有80%的人是因为抗战而回国的华侨。

  林雨水出生于福建西北处一个客家人家庭,因家贫养不起,父母无奈将1岁半的林雨水和比他大三四岁的哥哥卖给姓林的菲律宾华侨,并被带到菲律宾。日军侵华不久,他在马尼拉一个航空学校半工半读。

  抗战爆发以后,他就和两位同学商量回国抗日。当时,菲律宾已经戒严,严禁中国华侨回国抗日,严禁战火卷到菲律宾来。为了回到中国去参加战斗,林雨水和3位青年一起,背着父母混在渔船里,偷偷离开了菲律宾。林雨水说:“你可能都不相信,我当时急急忙忙,怕被抓回去,所以只穿了一条裤衩上船。”

  林雨水回忆,他们几个青年华侨几经辗转,才经香港到昆明,参加昆明航校的入学考试。由于林雨水不会中文,别人在试卷上不停地答题,他只能坐着、听着、看着。

  “我的心里充满了沮丧,我想,完了,还是回到菲律宾去吧!不会中文,谁要呢?”后来,他把仅仅会的几个中国字写满他的试卷:“我是爱国华侨。”谁知道,正准备打道回府的林雨水竟然在录取榜上看到了他的名字。

  手臂刺青西点任教

  林雨水说,他一进航校就拼命学习。为了努力学习,他在自己的胳臂上刺上“上”字,表示要天天向上。后来他去美国西点军校航校学习时,学校不允许在身上刺字,他才到医务室把“上”字去掉。

  由于日本空军不断轰炸,林雨水所在的空军军官学校几经转移,先在昆明,后又搬到四川宜宾,没有两天,日本飞机又来了。昆明航校后来搬迁到云南驿机场训练。可是,日本飞机来了,他们炸毁了所有的训练飞机。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已经消耗殆尽。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也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中国的同盟军。美国协助中国训练飞行员。林雨水被送到美国西南部凤凰城鹿克航校接受飞行训练,毕业后又被送去得州美国航空西点接受训练教官的课程。

  毕业后他被派到凤凰城鹿克高级航校任教官。他是西点军校的第一个中国籍教官,在鹿克航校他教了第十四期及第十五期学员,其中一位优秀学员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周训典。周训典在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击落日军飞机6架。在对日空战中,他3次遇险,负伤降落在沦陷区,又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脱险归队。

  1944年8月21日上午。在洞庭湖10000多英尺高空,林雨水的机群遭遇日本战斗机的攻击。“我发现在我左边上空两架日本飞机正在攻击美国少校威廉氏的飞机,而我的飞机也受后面日本飞机的攻击,但我想到是去解救威廉氏,便去追击威廉氏后面的敌机,把日机击落。威廉氏的飞机受创,但安全飞回,我的飞机虽有几个弹洞也飞回芷江。”

  前后救了两位美国战友,林雨水得到美方的肯定和赞扬,于是颁发给他两枚空军勋章及空战卓越成绩单,颁发一枚十字勋章。很少有人获得此类勋章。

  林雨水双手比画驾驶飞机空中作战的情景:“日本人的飞机追美国人的飞机,我追日本人的飞机,我后面是日本人追我的飞机。我前面的日本飞机划S形飞行,我在后面也划S形追击。我是西点军校航校的教官,我在美国教的就是S形追击时,打‘提前量’射击前面的敌机。‘嘟、嘟、嘟’,我的机枪在内半径提前射击,敌机飞到那里,刚好中弹!我机身被击中,滑油管也中弹,这时发动机温度已升到超过205℃危险点。我只好调转机头回芷江。”

  “追星”周恩来

  林雨水最得意的回忆是他和周恩来的两次握手,“这在飞虎队老飞行员中是唯一的。”

  1945年,林雨水等5位飞虎队的飞行员在南京新街口的大街上散步。“我在街上买雪糕,突然发现周恩来先生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女士坐在小店里吃雪糕。我同周恩来打招呼,他也微笑地向我们招手。”

  “我急忙翻遍全身找纸和笔,想请周恩来签名。找不到纸,我找到5张500元的法币。结果,周恩来微笑地分别在5张法币上签名。”林雨水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周恩来用的是一支新华牌钢笔。

  当时,林雨水把5张法币分给了在座的其他军人3张,自己保留了两张。现在,其中一张被他送给了南京周恩来纪念馆。2005年,最后一张签名法币被他割爱给了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友方守义。

  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10架飞机、中央航空公司2架飞机起义。刘敬宜、陈卓林等人乘央航潘国定驾驶的CV-240型(空中行宫)XT-610号飞机,于当日12时15分到达北京;其他11架飞机,由陈达礼领队,飞抵天津。同日,香港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

  林雨水是参加起义的12名机长之一。当天晚上,他与52名“两航”人员驾乘12架民用运输机由香港机场飞抵北京,获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爱国”分量胜过一切

  1951年9月25日,中国民航大学的前身——军委民航局第二民用航空学校在天津成立。建校之初,林雨水任该校训练科副科长,并长期在民航北京管理处从事运输飞行。他先后带飞了100多名学员。1956年,组织上派他到新建的海军航空兵,帮助培养了5名“全天候”机长。1957年,林雨水被调到民航上海管理处担任DC3、C47、安二等型飞机飞行机长和飞行指挥员,并重点指导专业航空。

  “专业航空是旧中国从来没有的,它是用飞机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科研的,像航空探矿、航空摄影、航空护林、播种、造林、施肥、灭虫等等。新中国初期专业航空发展很快、以飞行小时计算,1959年比1952年增长了24倍。”林老在一篇1959年写的回忆文章里这样说。那时他经常深入专业飞行基地指导飞行和防治病虫害工作,不断改进作业质量。“每次在飞机上,当我看到农民兄弟兴奋地涨红了脸,招手跑着向我们的飞机欢呼时的情景,我都有说不出的快乐!”

  说起晚年的生活,林老还是60多年前那句话:“我没有后路,我就一心一意跟共产党了。”在他的一生中,有过许多殊荣,参加“两航”起义是他最引为骄傲的。“爱国”两个字的分量,胜过一切。

  林雨水说,他已经在上海华侨公墓买好了墓地。“叶落要归根,将来,我们老两口子要陪着我们在天堂里的女儿,那里面太寒冷了。她会弹钢琴,我们要用笑声、用我们无限的爱,陪着她。(王晓波 江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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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大隊十七中隊 林雨水(林炳煌)

我原來的名字叫林雨水,我出生于福建西北處接近江西深山客家人的家庭,因家貧父母養不起,就把我(歲半)和哥哥(比我大三、四歲)賣給姓林的菲律賓華僑,隨即跟著養父到菲律賓去。在菲律賓計順省一個很不起眼的小島生活。在海島生活的薰陶中,我喜歡游泳、釣漁、划船和航海,還學會了看天氣,又慢慢養成好奇、好學、勇敢、坦率和樂觀的性格。小島,畢竟是我渡過童年的地方,一草一木都陪我成長,每當我聽到海邊的風聲和浪擊,總是不能忘情。
 在這海島上沒有華語學校,為了讓我學點中華文化,家人把我送到馬尼拉學華

文。但我讀得很少,學懂了翻查字典,就開始了半工半讀的生活,進了一家名為 Valeriano Aviation School航空學校,學習修理飛機和飛行,其後,轉到遠東航空學校。
早在孩提時代,我就常常聽到大人講起日本人侵華暴行。日本人用刺刀把對日寇仇恨的種子埋在我幼小的心靈,我立志長大回國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當時的中國是多麼的瘠弱,連一個小小的日本也能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占領了中國東北整個地區。外國眼中的華僑往往就是低能兒,受人白眼。在航空學校中,我們飽嚐種族歧視的滋味。外國人的歧視激發起我們萌發愛國情感,在我大概十五歲的那年,在馬尼拉華僑抗日救亡巨浪的感染下,我跟兩個同學決定瞞著家人,回國報考中央空軍學校,以報效國家。由於我們都未到法定離境的年齡,又是瞞著家人,我們只得偷偷離開美國統治的殖民地--菲律賓。
當時,回國的時候,菲律賓已經戒嚴,嚴禁中國華僑回國抗日,嚴禁戰火卷到菲律賓來。為了回到中國去參加戰鬥,林雨水和三位青年一起,混在漁船裏,才回到祖國。林雨水對我說:你可能都不相信,我當時急急忙忙,怕被抓回去,所以只穿了一條褲衩上船。
    
林雨水回憶,輾轉反側,他們幾個青年華僑經過香港到了昆明,參加昆明航校的入學考試。路過廣州時,有幾個老頭兒、老太太看林雨水可憐,交流不了,就好心好意地教他了幾個漢字,好向別人介紹自己是幹什麼的,打哪里來?希望到哪里去?
我們先從菲律賓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到越南的海防市,轉坐火車到昆明,我們一同報考了中央空軍學校第十三期。我們三人身上的錢全部花完了。屋漏恰逢連陰雨,入校還要參加考試!這一下,林雨水的心 好不容易到了昆明,千辛萬苦找到昆明航校,林雨水徹底涼了!在菲律賓,我所學的中文字只有零星的幾個字而已,而入學前的填表格和考試都需要用中文書寫,這可把我難住了,當我接到表格和試紙時,馬上傻了眼。在我咬著筆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後來,他把僅僅會的幾個中國字寫滿他的試卷:我是愛國華僑。這幾個埋藏心中多年的中文字。然後,極度懊喪地遞上表格和考紙,我心裡想這回完蛋了,千辛萬苦才來到了昆明,結果卻要我打道回府,重回到菲律賓,實在是無顏見江東父老。
回到宿舍後,我幾乎整整一個星期都處於忐忑不安的狀態,茶飯不思,臥不安席。看來吉人自有天相。有一天,考官突然通知我說,學校優待華僑,我沒有落第,可以上課。聽到這消息,我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從此,我除了在上課用心聽講之外,更在學習中文上下了苦功,經過一年的努力,我終於可以用國語與大家交談了。

珍珠港事件爆發,迫使美國改變立場,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下,我連同十二、十三期學員共八十多人,於一九四二年初,被派到美國西南部一空軍基地接受初、中、高級的嚴格飛行訓練。 
林雨水告訴我,他一進航校就拼命學習。為了努力學習,他在自己的胳臂上刺上字,表示要天天向上!可是,美國西點軍校航校不允許在身上刺字。沒有辦法,他自己到醫務室找軍醫,生生把字去掉了。
訓練結束後,我又被送到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的藍道夫軍用機場(Randolph Army Air Field)繼續深造,這家著名的空軍飛行學校,又名美國西點空軍學校(West Point The Air),美國空軍
(林老指出當年手臂刺青處)

中數位將軍就是畢業於這家學校的。在那兒的飛行訓練畢業後,有關部門派我到亞利桑那州鳳凰城(Phoenix Arizona)的鹿克高級飛行學校(Luke Field)當飛行教官,負責培訓戰鬥機飛行員。我是第一個中國籍教官。在鹿克航校我教了第十四期及第十五期學員。我真的沒有想到,在這所飛行中央空軍學校受訓,除了來自中國之外,也有英國派來學員。我當上了飛行教官,竟然在那裡一連培訓了來自中國中央空軍學校十四、十五兩期學員。我們這些中國的飛行員在美國生活的那幾年裡,常常聚在一起讀報,關注中國的抗戰。那裡的華僑對我們也很熱情,每當放假時,他們都會邀約我們到他們家中作客。在基地上,我們吃的是西餐。然而,當地華僑請我們吃的都是地道的家鄉菜。每道家鄉菜都會勾起我們思念苦難中的祖國。我更忘不了當初漂洋過海,千辛萬苦地回國,就是要打日本鬼子。為了早日實現這個抱負,我決定回到魂牽夢繞的祖國,於是我毫不猶豫地向上打了報告﹐申請回國打日本鬼子。
我的請纓果然獲得了批准,但附帶了一個任務,就是要我駕駛戰鬥機協助運輸機飛越高達海拔八千多米的喜馬拉雅山,以突破日本的封鎖,衝破人稱“駝峰航線”到昆明去。“駝峰航線”從印度阿薩姆邦汀江,經緬甸到中國昆明、重慶。飛越青藏高原,雲貴高原的山峰時,達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峽谷中穿行,飛行路線起伏,有如駝峰,駝峰航線由此得名。飛機飛行時常有強烈的氣流變化,遇到意外時,難以找到可以迫降的平地。飛行員即使跳傘,也會落入荒無人煙的叢林難以生還,日軍飛機的空中攔截也給飛行員造成巨大威脅。因此,當時有許多飛行員喪生在這條航線上。
上面要我駕駛戰鬥機協助運輸機穿越“駝峰航線”,確是一項極為艱巨和危險的光榮任務。在申請回國打鬼子時,早已把生死置諸度外,因此,我也毫不猶豫承擔此項任務。前線戰事的激烈,造成中美方飛機和飛行員損失慘重,為了補充,我被分配到由陳納德將軍指揮的‘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也就當時家喻戶曉的‘飛虎隊’第十四航空隊第五混合大隊廿七中隊。所謂‘混合大隊’就是既有美國人,又有中國人,第五混合大隊隊長是約翰·丹寧少校﹙John A. Dunming﹚後來,我又被調到第十七中隊當飛行員。第十七中隊的中方隊長是向世端﹙廣東人,現居台灣為退休將軍﹚,他對我們隊員很和善,沒有架子,我們都很喜歡他。而作戰參謀是威廉·包納赫大尉﹙後出任台灣空軍顧問﹚。

 


 
其後,隨著戰情的發展,我們飛虎隊在湖南芷江建立了新的空軍基地,這應該是最大,也是位於最前線的飛機場,隔河就有日本兵。日本天皇裕仁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下了《停戰詔書》後,日本在中國戰區的洽降,於八月二十一日在湖南的芷江進行。
在戰爭中建造的機場跑道很簡陋,全是用小石頭兒鋪出來的。由於跑道表面的不平,曾發生兩起P-40飛機因機身顛簸,二百五十磅的炮彈脫落而自行爆炸,造成機毀人亡的悲慘事故。
芷江的生活條件很差,很艱苦,尤其是從漢口起飛的日本轟炸機,常常在晚上來炸芷江,一聽警報,我們就得跑進防空洞,影響我們的休息和睡眠。那裡沒有自來水,因此,只能一星期洗澡兩
(右二:林雨水與芷江的中美戰友和P-51合影)

次。我們看不到報紙,收音機就更不用說了,許多消息都是從美國人那兒傳來的。艱苦的生活,更能激增我們這些中國飛行員誓死要把日寇趕出中國的戰鬥精神。
始自我駕著飛機回國,到抗日戰爭勝利,我駕駛飛機出征了八十九次。有一次,我們奉命起飛去偷襲江西九江機場。當飛機抵達九江上空,我發現停機坪上有好多好多排列極為整齊的日寇轟炸機,然後又看到不少鬼子兵和卡車在那裡。我選擇龐然大物的轟炸機作為我的首要攻擊目標,至於卡車和鬼子兵嘛,我都不放在眼裡了,於是我果斷地向著目標用機槍掃射俯衝下去,擊中兩架飛機,隨即做了‘避險動作’,然後再度俯衝,梅開二度,又擊中兩架。每次俯衝時,為了避免被敵人的高射炮、機關鎗擊中,我都會讓自己坐駕機作不上下不規則飛行,這種飛行,在戰鬥術語中稱為‘避險動作’﹙evasive action﹚。
當飛機騰在上空,我回頭一看,被我擊中的那幾架飛機都冒出黑乎乎的濃煙,高達三、四千尺,心裡樂開了花。但就在我發出勝利的微笑時,我在機艙裡聽到了霹靂的聲響,我知道敵人密集的炮火擊中了我的坐駕機。我沉住氣駕著飛機回航,飛機安然地降落在芷江機場,檢查機身,發現有七八處彈孔,萬幸被沒有擊中要害,也沒有傷到我。至今我還忘不了這場戰鬥,因為在這個戰役,我使四架日本飛機報銷。為此,中方和美方分別頒發了一枚空軍勳章褒獎我。
在抗戰中,我一共參加了八十九次的征航,除了偷襲江西九江機場之外,還有許多次也是從鬼門關飛轉一圈回來的,我能活到今天,應該說是萬幸。
在一次空戰中,由於敵機處於有利的上空,居高臨下,中隊長向世端的背部被擊中受傷。當時我是他的僚機,為了保護他,我沒想到自己的安危,駕著機座迎頭痛擊敵機。在我的猛烈反擊下,敵機夾著尾巴慌忙逃遁,而我們也安全返航了。所幸的中隊長向世端只是背部皮外傷而已。在敷藥的第二天,他又飛上藍天抗擊鬼子。我又因此再得到一枚勳章。

還有一場空戰是發生在洞庭湖上空的。在這次空戰中,由於我的駕駛的飛機潤滑油管被擊破而漏油,不能即時返航,被列為‘光榮犧牲’。因此,它成了我空軍生涯中最傳奇的一次經歷,教我畢生難忘。當我們和日本戰機交鋒中,在追擊敵機中,我憑以往經驗,本能地感受到敵機已處於彈盡援絕的窮途末路,我決定親自把它送去見閻王,於是窮追不捨,從一萬兩千英尺的高空一直糾纏到幾百英尺。敵機眼看已是窮鳥觸籠,於是橫下心,‘為
(林雨水和其P-51戰機)

天皇捐軀’,突然有如窮猿奔林,駕著飛機向樹林猛撞,磕撞的飛機隨即爆炸,燃燒起來。我用攝影機把它拍攝下來。
在戰鬥飛行中,我們都要把整個過程拍攝紀錄下來。敵人終於被送上奈何橋了,但我駕駛的機座也是彈痕纍纍,潤滑油管也被擊中,正在漏油。潤滑油儲油的指標顯示出油量迅速下降,發動機的溫度也因此而然飆升到攝氏二0五度,這表示我的機座已到了極其危險的臨界點,隨時會爆炸。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最需要的是冷靜和果斷。既然我已經掉了隊,為了保存自己和飛機,又為了避免飛機過熱爆炸,我立刻減速,讓飛機在空中滑翔。當滑翔越過白馬山時,一片草地出現在我的眼前,在那草地上有幾頭牛在吃草。當時我無法確定眼前的是敵區﹐或是我軍的後方,於是沒有冒然關掉發動機,萬一是敵區的話,我還來得及駕機高飛,我決不當鬼子俘虜。就在關注的時候,眼前突然一亮,我發現遠處有一名站崗的士兵,憑著軍服,我認知他是國軍。於是,我心中有數地滑翔到一棟小屋跟前就停了下來。原來,這裡是離芷江機場一百公里的湖南漵湘機場。在這裡,機場機械員為我的座機更換了被擊中的潤滑油管,給予補充燃料。這時候,太陽已下了山,四周慢慢朦朧起來了,我向他們表達了謝意,就駕駛著原機向芷江飛去。當飛機快到芷江機場﹐我除了通過高頻呼叫請示批准降落之外,還打開了‘敵我識別器’。機場指揮官是美國人,我告訴他說,我是在洞庭湖上空打完空戰回來的。
經過一番識別,我安全地回到地面。當我回到宿舍時,發現我的舖蓋已被挪走,我的私人物品被戰友們分掉做紀念了,真叫我啼笑皆非。在那戰火連天的時候,按常規機群出擊回來,如果有一架戰鬥機久久沒飛回來,便被視為‘壯烈犧牲’。而發生在洞庭湖上空的這一役空戰,從早晨七點打到臨中午十一點,在回機場的機群中,就少了我的座機,因此大家就以為我已‘碧血長天’了。而我的死訊也傳得很遠。其後,當我奉調到去接受新的飛機,在加爾各答的酒店,我遇到了同期學員謝派芬。他一見到我,就連聲大喊﹕“見鬼了﹗”隨後大家又像聽笑話開懷大笑一番。

在抗戰中,我因在八十九次空中戰役有優越表現,榮獲了十四枚獎章,其中有兩枚空軍勳章和一枚十字勳章。抗戰勝利了,我本以為全國會在統一陣線下振興中華,然而事與願違,接踵而至,就是內戰的烏雲密。我是‘為人民打日本’而回國的參加空軍,眼見內戰的烏雲,我總不能與骨肉同胞互相廝殺,於是決定為我的空軍生涯寫下休止符。因我是因抗日而參加空軍的華僑,這種心態得到上方的理解,於是就被分配到國民政府交通部屬下的中央航空公司當飛行員。
(P-51戰機機上寫太太的名子RiTa並與夫人合影留念)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空公司把基地從上海遷至香港,我也跟著到香港。隨後,在同年十一月九日在香港參加了兩航起義,駕駛著飛機從香港啟德機場騰空而起,飛回中國大陸。在十五日在北京飯店,與兩航起義者得到周恩來的接見。這是我第二次會見周恩來,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南京。在周恩來的鼓勵下,我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成都等地為新中國培訓一代又一代的飛行員。在成都的一次‘抗美援朝’獻金動員大會上,我把所得勳章都捐獻給國家。
如今,我回憶起我的空軍生涯。想起了不少戰友在戰鬥中犧牲,飛虎隊倖存的戰友有不少也已作古了,面對藍天,感慨萬千,但我可以說,今世無愧也無悔,因為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從海外回到中國,在神聖的抗日戰中,我已經到了作為炎黃子孫的天職!

(摘自大眾論壇 林炳煌口述江樺整理)(人民網日本版李鴻清  方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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