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一审判决的三个意义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裁判所民事18部(岩田好二裁判长)下达了关于细菌战诉讼的判决，驳回了原的诉讼请求。判决内容认定了细菌战有关事实的同时，否定了被告日本国的法律责任。辨护团谴责这种否定细菌战责任的错误判决，同时，对于没能实现原告们的预期目的，我们也深感负有责任。
    另一方面，本次的判决在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也具有如下积极意义。
    第一，对于旧日本军七三一部队等在日本陆军中央的命令下，在中国各地将细菌武器用于实战的事实给予了认定。
    第二，认定日军在中国实行细菌战的行为违反了在日内瓦签定的禁止使用毒气协议等国际惯例。
    第三，认定由于在中国实行了细菌战，根据海牙陆战条约第三条等国际惯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细菌战的受害者们，日本负有国家责任。
    今后，辨护团决心以上述三点为出发点，在上诉审判中全力以赴，争取诉讼的胜利。

    二、细菌战裁判的概要──鼠疫和霍乱
    (1)原告全部为日军在中国实行细菌战的中国人受害者，共计180名(第一次起诉108名、第二次起诉72名)。在本次诉讼中的被害地流行的细菌武器是鼠疫菌和霍乱菌。
    (2)本次诉讼中的被害地为浙江省和湖南省。其中浙江省共涉及7处地方(衢州市、宁波市、义乌市、东阳市、崇山村、塔下洲村、江山市)，原告共计119名；湖南省虽只涉及常德市一处地方，但是其周边的数十个村庄也都包含在内，原告共计61名(请参照以上8处的地图)。
    (3) 大多数的原告是因感染鼠疫和霍乱而死亡的被害者的遗属，也有一部分是幸存者。在诉讼提起后判决前，以钱贵法(宁波原告)为首的25名原告相继去世，均由其继承人继承了诉讼。另外，被告为日本国。
    (4)原告们的诉讼请求为谢罪与金钱赔偿(每人1000万日元)。诉讼请求主要根据被告的3项违法行为提出。其中，导致人员伤亡的实施细菌战的行为是"主要请求"的原因，而"立法不作为"与"隐瞒细菌战事实"的行为是"预备请求"的原因。"主要请求"的法律依据为海牙条约第3条、中国民法、日本民法及相关法理；预备请求的法律依据为国家赔偿法第1条。

三、细菌战诉讼的经过──7年的斗争
诉讼的经过请参照结尾的"年谱"。
(1)《被害调查》 1995年12月，辨护团开始了在细菌战被害地的调查取证。在历经一年半的时间，九次访问中国，诉讼准备工作完成以后提起了诉讼。这是第一次起诉，这次起诉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被害地及其周边地区都迅速、有组织地展开了细菌战被害的调查，明确了新的被害事实。因此，在第一次起诉的二年零四个月后，由同一辨护团又提起了第二次诉讼。
(2)《原告意见陈述》 为了使裁判官了解细菌战被害的残酷事实，共计有24名原告反复在法庭上进行了意见陈述。原告们生动的陈述都通过翻译传达给了裁判官。原告们来到日本，加深了日本社会对于细菌战的认识。
(3)《证据调查》 辨护团以细菌战的事实为主要着眼点，具体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了举证:①七三一部队等实施的加害行为；②细菌战被害的发生；③加害行为与被害的因果关系;④原告们受到的损害;⑤细菌战的残酷性;⑥日本政府的隐瞒行为。
首先，提出书证。提出了证明上述①乃至⑥项事实的日本、中国、美国的文件。为了证明④项的事实，180名原告全部提交了陈述书。
其次，关于证人证言，共有11名专家申请作证。上述第①项事实的证人为:松村高夫(庆应大学教授?社会史)、吉见义明(中央大学教授?近现代史)、辛培林(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教授)、??良雄（原七三一部队柄泽班?细菌制造）、松本证一（原七三一部队航空班?飞行员）。②、⑤项事实的证人为上田信（立教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史）、聂莉莉(东京女子大学教授?文化人类学)、黄可泰(医师、宁波的调查)、邱明轩(医师、衢州、江山的调查)。③项事实的证人为中村明子(东京医科大学客座教授)。⑥项事实的证人为近藤昭二(记者)。另外为了证明④项的事实，各被害地共选出7名原告申请作证。
经过与裁判所反复交涉及各种努力，18名证人都被允许出庭作证。这是原告团?辨护团感觉诉讼进行得最顺利的时期。2000年11月至2001年3月，分6次进行了证人询问。
(4)《原告团?辨护团会议》为了与原告团协调意见，辨护团定期访问中国，听取原告团的意见，同时就诉讼的进行情况以及诉讼程序进行说明。例如，两次的起诉都是通过"原告团?辨护团会议"决定的。另外，在一审判决后的去年11月，辨护团还访问中国，对一审情况进行总结，确立了上诉诉讼及相关运动的基本方针。
(5)《国际交流》 本次细菌战诉讼促进了中美日三国间关于细菌战问题的交流与发展。一审判决后，在去年12月于常德师范学院举行了以"细菌战犯罪"为题的国际研讨会,日本和美国的专家学者均到会进行了积极的交流。
(6)《国会质询》 栗原君子议员在1997年12月的参议院决算委员会及1998年4月参议院总务委员会(第二次)上，介绍了本诉讼，并对桥本首相及村冈官房长官就细菌战的事实进行了质问。在第三次质询中指出,"细菌战是以天皇为首以陆军中央为主导实施的"，对政府进行了追究。另外，田中甲议员也在1999年2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有关细菌战文件公开的必要性进行了质询。

四、一审判决的积极意义
1、对细菌战事实进行了全面认定
本次判决的最大意义是裁判所对细菌战的事实进行了认定。这一认定及于原告主张的全部细菌战事实。以下，就事实认定的要点作一介绍。
(1)《日军的加害行为》 "从1940年开始至1942年，七三一部队、一六四四部队等"在衢县(衢州)、宁波、常德投下了鼠疫菌，在江山使用霍乱菌进行了直接攻击，认定了日军"将细菌武器用于实战(细菌战)"。
(2)《传播引起的细菌战伤害》 认定:"衢县的鼠疫同义乌、东阳、崇山村、塔下洲等地一样，也向周边地区进行了传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另外还认定，"1942年3月以后，常德市市区的鼠疫传播到农村，各地出现了许多牺牲者"。这样，认定了通过疾病的传播使损害扩大，进一步揭示了细菌战的残酷性。
(3)《细菌战的命令指挥系统》 认定了"细菌武器的实战应用是日军战斗行为的组成部分，是依据陆军中央的命令进行的"。
(4)认定了本诉讼的全部八个受害地因细菌战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人。律师团认为中国全部的细菌战牺牲者人数也许超过数十万。
(5)《细菌战的残酷性》 关于鼠疫进行了如下认定，"鼠疫在社会中进行传播，使人们相继死亡，并由此导致了对患者及其家属的歧视与人们相互的猜疑，在破坏了该地区的社会安定的同时还给人们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疾病的流行即使得到了治疗，病原体也会残留于自然界及生物界当中，使得疾病再次流行的可能性长期存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鼠疫不仅破坏地区的社会安定，而且长期污染环境"。另外，关于霍乱进行了如下认定，"霍乱具有强烈的传染性，不仅使人们相继死亡，而且还在疾病传染地区造成歧视和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