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遥远的战争

　　难道这一切她真的无从选择吗？

　　（采访时间：2003年1月24日）

　　王志：介不介意透露一下你今天的行程？

　　王选：今天行程啊，我这次到北京来，是感动中国有一个颁奖仪式，所以我参加他们的颁奖仪式。

　　王志：参加完仪式以后呢？

　　王选：今天晚上就回去了，7点50分的飞机。到北京时间挺紧的，我先从浙江兰溪赶过来的。在兰溪的时候，有两个英国的王志，一个是《卫报》的，还有一个是《观察家报》的。

　　王志：报道什么？

　　王选：报道细菌战，还有我们的诉讼，原告的活动，我们平时搞那些调查。我正带着他们在我们浙江另外一个县拍炭疽的受害者，在那个村子里头。去年8月27号判决以后。特别报道很多。这个诉讼和参加诉讼这么一群人做的那么多的工作，它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评价，我想是这么一个结果，使我能够走到感动中国。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现场）王选：我们中国人相信人死了以后有灵魂，他的灵魂是不死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诉讼就是为这些没有声音，甚至没有名字的人所发出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现在全世界都听到了。

　　解说：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坐在原告席上的是一群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他们面对的被告人是日本国政府的代表。六十年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细菌战给这些中国人带来了六十年的痛苦和冤屈。为了宣判历史的这一天，王选，已经奔走了7年。

　　王志：你是怎么开始参与到这件事里来的？

　　王选：我95年的时候，偶然地看到一则报道，在我们家订的英文报纸，叫做 《THE JAPAN TIMES》英文《日本时报》上有一条新闻讲到，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中国黑龙江哈尔滨召开，有两个日本人，它提了这两个日本人的名字，市民团体，报告了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

　　王志：当时你看到这个报道以后，你的反应是什么？

　　王选：我一看那个报道就很激动，我自己能感觉到，激动好像脸都红了，就赶紧给那个报社打电话，很兴奋的。

　　王志：你与这件事情或者是与崇山村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会让你产生这样的一种感受？

　　王选：我父亲就是从崇山村走出来，然后到上海去读书工作，后来参加革命。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说过，当时日军侵略中国的时候的暴行，对中国人的，他说在崇山村发生的鼠疫，。。。而且我还记得我父亲跟我讲到鼠疫的时候，我父亲心情非常沉重的，好像非常痛苦的，恐怖的记忆。

　　解说：崇山村，中国浙江的一个小村庄。 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军飞机低低飞过村子的上空。十几天后，村子里爆发了的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相继在痛苦中死去。这其中也包括王选的八位亲人。村里人当时并不知道这场灾难的原因。不久之后，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了崇山村，但是他们并没有给染病的村民看病，却把这里变成了活体解剖的实验场。

　　王选：日本人把农民拖到看不见的地方，野地里，田野里面（低草），就活体解剖。但农民也看到日本军对把刚死的人从棺材里头的把内脏取出来，或者是臂、腿割了，把淋巴的部分割了，砍了，拿走，都取了

　　王志：为什么特别要淋巴 ……

　　王选：因为这是采菌，这种细菌要经过人的抗体以后筛选出来的细菌是生命力最强的细菌，换句话说就是最有效的细菌武器。

　　解说：

　　日军侵华战争中，以731部队为首的日军细菌战部队将鼠疫、霍乱等致命病菌投放到中国东北、华北、华东的许多地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染病死亡，还有更多的人落下了终身残疾。同时，他们还把病菌注射到抓来的中国平民和战俘的体内进行繁殖。然后对受害者进行活体解剖，以检验细菌的效果。这是人类第一次在战争中用细菌残害自己的同类。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现场）王选：我觉得照片上的人是那么年轻，而且健康，他们当然不知道被送到731部队以后，面临着他们的是什么，也许当他们在对着镜头看的时候，也许这是他们向这个世界看的最后的能够让世人看到的留下的他们生命的一种记录。我想我已经看到了，我想我是不可能再背过身去，去装作不知道的。

　　解说：战争结束后，为了独占细菌战资料，美国与日本一起掩盖了这段肮脏的历史。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和其他细菌战战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日本政府也没有对中国受害者做出任何赔偿和道歉。半个世纪之后。一群富有良知的日本民间人士展开了对这段历史的深入调查，并帮助中国受害者准备起诉日本政府。看到报上的消息后，身在日本的王选很快和这群日本老兵的后代取得了联系。

　　王选：经过一番周折，总算和他们联系上了。后来他们来到我住的城市来见我。

　　王志：你找他们干什么？

　　王选：我跟他们在电话里说了，我说我是崇山人的后代，他们就非常吃惊，好像说崇山人后代还有在日本留学的。我说听说你们到崇山调查鼠疫了，我也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说我有义务协助你们，尽我之所能。

　　王志：记得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和感受吗？

　　王选：。那时我记得，他们让我到新干线车站站台上去接他们，那个时候我站在站台上的时候，有两个日本中年人迎面向我走来，他们没有说话，我就能认出来，就是这两个人。我觉得在那一片刻，我到日本去留学所有的辛苦，它的意义全部都是实现了，产生意义，产生意义了 在那个片刻。。。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去日本呢？

　　解说：王选是1987年跟随丈夫来到日本留学的。经过8年的打拼，她在这里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身处异国他乡，生存的压力还是无时不在的。

　　王志：当初你决定参与到调查当中来，对你个人来说应该有一个抉择，因为你是一个学生，你需要挣钱养活自己，而做这个调查的时候，你可能挣不到钱，而且你要有付出？

　　王选：对，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无从选择，不容选择的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去做的，不管你有没有钱，挣得到钱，挣不到钱。

　　王志：那你的先生支持你吗？

　　王选：他不支持，我也要去做。我必须要做，有一次刚开始做的时候，我记得96年夏天的时候，我妈跟我丈夫两个人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应该轻易参加那些具有政治性的一些活动，就给我做思想工作。当时我差点眼泪掉下来。我就跟他们说，一个人有些事情是不能说不的，你有义务的。

　　王志：在这件事情上你觉得你不可能说不？

　　王选：不可能说不。

　　王志：为什么？

　　王选：因为我是崇山人的后代，我是唯一在日本受过教育的人，了解日本这国家，知道这语言，我是受了现代化教育的人。这个事情当然应该我来做，只有我来做，在日本的许多事情。

　　解说：从1996年开始，王选正式参加了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她又一次回到了故乡崇山村。因为她既精通日语又会说当地的方言，调查团里只有她能和当地村民中没有障碍地交流。

　　王志：在我的印象中间，你那时候好像就是做翻译的工作。

　　王选：对，翻译，然后帮他们整理资料，翻译，其实我除了这个翻译其实并不仅仅是文字上的翻译，沟通，然后我跟他们一起分析，一起判断。

　　王志： 96年我的同事刘爱民去采访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翻译，今年我来采访你，王选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原告团的代言人，全权代言人了，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

　　王选：第一次我去崇山，我就发现，日本人对中国的社会了解很少，。。所以跟中国农民在沟通的时候很困难。尤其日本律师说起话来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虎着脸，他们那时候其实也是比较幼稚，现在想起也很好笑，农民很怕。因为农民唯一的联想就是日本鬼子，他第二次看到日本人，他又怕说错了，怕连累整个村子里的人。他们受害者，当然我们村子里的人是无条件，他们跟日本方面提出来，说要王选作为全权代表（进行）诉讼，一开始就提出来，后来其它各个受害地也是这样的，他们说让王选作代表。我就意识到，必须要让受害者跟日本市民团体说明白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我跟他们说他们不听，因为你想我们在日本市民运动开会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女性发言，都是男的在说话，他们都有这种习惯，他们不是故意的。

　　王志：但是调查最早是从日本人开始做的？

　　王选：对，所以日本人也有这么一个问题。一开始的时候，日本人的眼光和视点，他们都是从日本社会的角度（出发）。我对这一点，从一开始我就看到了，觉得很不足，因为这个诉讼将来必然是应该是一个从真正意义来说，是受害者自己的诉讼，受害者自己直接意志的反映，感情 愿望和意志的反映。所以需要受害者作为第一主人公在诉讼中提出自己的主张。

　　解说：随着调查的深入，王选逐渐成为中国各地受害者的共同代表，她也开始了一种没有停歇的生活。为了准备对日诉讼的证据材料，她走访每一个可能的细菌战受害地，寻找当年的受害者。她的到来，让许多被病痛折磨了几十年的老人，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病因。面对着一个个无法愈合的伤口，王选在心里流泪，眼前的情景让她明白自己再也无法回到从前的生活了。

　　解说：经过两年多的准备。1997年8月11日王选代表108 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第一次走进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将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就当年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暴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王志：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第一次出庭时侯的情景？

　　王选：我第一次开庭的时候，三个法官。我发言的时候因为我声泪俱下，我那个时候，眼泪掉得我看那个纸都看不清楚了。但是我在开庭以前，律师就跟我说，王选你说话的时候，你一定要两只眼睛盯着法官看，而且要看她的眼睛。

　　王志：为什么？

　　王选：要感动他，一定要让法官感动。

　　王志：结果呢？

　　王选：结果两个法官掉眼泪，那个女的就一直掉眼泪，眼泪就唰地往下流。因为她是女性，我就发现我在说话的时候，她特别吃惊，她非常吃惊，她们也许原来在生活中从来就没有一个跟中国的差不多同年龄女性这样对话的机会。

　　王志：你觉得法官为什么流泪？

　　王选：法官流泪，我其中也提到，我后来到日本留学，跟日本人民一起经历的这10年激荡的变化，后来我就讲，由于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一群日本兵的后代，我就跟他们一起不分春夏秋冬到中国进行调查，共同去寻找这段历史，寻找这段记忆，然后共同地来承担我们对他们的责任。

　　王志：你觉得你用什么东西打动了她？

　　王选：我觉得这次打动她的，就是一种共感。我就讲，这些日本人的努力，使中国人很感动，他们是在改变有关战争所留下两个民族之间的对立。

　　我说有许多的受害者，还没有能够活到开庭这一天就去世了，所以我说这个诉讼也是对这些无数的受害者一个永久的纪念。最后我就讲，我们原告团的全体，为了能够永远纪念这些受害者，我们在这里表示要不懈努力到最后，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

　　王志：在你说这番话的时候，对方的律师是什么反应？

　　王选：我觉得日本政府的代理人，他有时候也很感动的，他觉得问题很严重，往往他们的表情是脸色都是发灰的，没有一点笑容。就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糟糕，他们也知道日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解说：在法庭上，日本政府仍然否认日军曾在战争中使用过细菌武器。由于受政治影响，东京法院的案件进展非常缓慢，许多时候王选不得不作为唯一的中国原告代表，一次次面对漫长的法庭审理。

　　王志：一共出庭多少次？

　　王选：连判决的话是27次，参加开庭。

　　王志：27次。

　　王选：对，连判决在内的话27次开庭。

　　王志：有多少次是你一个人？

　　王选：27次里头我想将近一半的时间，或者一半稍微以上是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还有在旁听席上也没有中国人，

　　王志：27次出庭你怎么坚持？

　　王选：出庭也许是我做这个事情那么多工作里头最难的，比较难的一件事，特别是只有我一个中国人的时候，那种整个法庭的气氛。

　　王志：什么感受？

　　王选：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在这个法庭上的日本人，除了就是给我们做证的两个731部队的日本老兵以外，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坐在底下的，他都没有参加过细菌战，没有到中国侵略过，但是他们必须要继承这个罪责。

　　王志：就像你继承受害者的权利一样。

　　王选：对，我继承受害者的权利，他们承受战争罪责。那么这些来旁听的日本人，又都是对战争反省的，他反对战争的，支持中国人打官司的。所以他们好像整个的事情落在这一群人，有良知的人头上

　　王志：你的感受呢？

　　王选：我就觉得好像是下地狱一样，整个日本人，所有在法庭上，除了我一个人都是日本人，他们知道整个日本民族所面临的一个命运。

　　王志：你发言的时候，他们什么反应？

　　王选：日本人真是很仔细地听着，那时候连针掉在地上都听见，法庭上很静的，每个人听得很仔细。他们确实是作为日本人在听，听我们中国人到底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他们特别想知道，中国人到底对这个问题怎么想，怎么看的。

　　王志：但是你一个人出庭孤独吗？

　　王选：嗯，感到孤独，我觉得太冷清了。我当然希望中国人能够把这个法庭都坐满了，这些支持我们打官司的日本人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就不好意思说，因为他们觉得日本很对不起中国，他们不能说中国人什么了。这要中国人自己自觉了。留学生一个一个都挺忙的，然后个性很强。年轻人他们说，他不感兴趣，我真听他们说过，我很吃惊。反正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说反正就是不感兴趣。

　　王志：碰到这种事情你的感受呢？

　　王选：他们的选择是他们的事情，我也不去指责他们。

　　王志：那你为什么不放弃呢？

　　王选：我当然不能放弃了，正义能够放弃吗？正义是一旦你去做，你绝对不能背叛的。

　　解说：这场追求正义的跨国诉讼无疑是艰难的。为了提出更有力的证据。王选孤身奔波在日本各地，寻找那些愿意说出真相的细菌战参加者，拒绝是她常常遇到的。

　　她在日本的媒体上，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表达了自己要坚持到底的决心。

　　王志：当你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你暴露在公众面前的时候，日本人同样知道你在做这件事情，你周围的日本人对你的看法有改变吗？

　　王选：日本跟中国不一样，比如说这些邻居，你跟你的邻居可以永远不说话，你不知道谁是你的邻居，但是我们隔壁有一个邻居现在搬走了。有一天他跟我说，他特别兴奋，我们起诉以后，97年8月11日起诉以后，97年8月16日朝日电视台放了一个纪录片，叫做《消失在黑暗中的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就是讲我们的这个诉讼，他就说，那天朝日电视台放的这个纪录片里头是不是就是你？我说就是我。他说很好，他就很高兴。

　　也有人给朝日电视台写传真，一个高中生，说这个中国女人很了不起，他说我要跟她联系。也有很多人给朝日电视台发传真打电话说，说朝日电视台是日本的良心。

　　王志：你在日本社会还没有感觉到压力？

　　王选：应该说有一点压力，因为有的时候他们说给我打电话，但是我家里电话铃没有响，他们说给我打过很多回，传真发不进来，但是我们家里电话很正常，我打出去也很正常。

　　王志：有没有敌对的表示？

　　王选：敌对的表示没有直接向我表示，但是市民运动里到是有的人有点妒忌，反正是这样的，当然说出来就很无聊的，但是一般老百姓我觉得没有。

　　王志：你的生活中呢？

　　王选：但是就是说我们家里的自行车轮胎被人家割了，割两回。

　　王志：你现在的生活中间除了跟细菌战有关的工作以外，你还有别的工作吗？

　　王选：还有别的工作，比如说在我住的城市一个日本的企业，雇佣我做中国商务方面的研究，所以我要给它收集一些有关的资料，还要跟中国挂钩单位搞科研交流，每年都要做的。但这个工作量不大的。

　　王志：这个是你生活的来源。

　　王选：对，这是我生活的主要来源，而且我们的公司也知道我在打官司。

　　王志：你在日本的老板，你单位的同事怎么看？

　　王选：没有，我们老板对我很客气，我给他看了诉状，我法庭的第一次发言也给他看，我想让这些日本人都知道我在干什么，这样他们实际上来说也就是我的支持者。让他们具有意识。

　　王志：你觉得他们能够理解你吗？

　　王选：当然他现在对战争的看法跟我还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他作为日本人，应该说他是理解这件事情的。

　　解说：王选的事业得到了许多普通日本人的理解。在她和日本律师的努力下，一些日本老兵终于走出阴影，公开了参加细菌战的事实。但这并不能让她轻松多少。因为在诉讼之后的几年中，已经有20位年迈的中国受害者离开了人世，她必须和时间赛跑。王选开始更加频繁地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细菌战调查渐渐成为她的主要生活。

　　王志：把那么多的经历和时间投入到调查当中，对你的生活没有影响吗？

　　王选：有影响的，所以我的一个好朋友警告我，王选你不要成为职业革命家，这样不好，你应该把你生活好好安排一下。

　　王志：你对生活上的要求是什么？

　　王选：我们老公说我对生活没什么要求。

　　王志：但是你是一个知识女性，你是一个有想法的女性，你总有一点自己的生活，总有自己的……

　　王选：我最喜欢就是读书，看书，买书。

　　解说：王选已经被细菌战调查改变了，她还想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和参与这个事业。她频繁地在各地举办报告会，向普通百姓介绍细菌战历史和案件进展。来自于湖南、浙江等地的38万个声援签名送到了她的手里，这也成为了原告团递交给法庭的一份新证据。

　　解说：经过5年的等待， 2002年 8月27日，王选第27次走上了日本法庭，在这一天，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官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索赔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他认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中国确实实施了的细菌战，并且认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道德，也给中国带来了伤害，但是，对于中方受害者提出的赔偿要求，法官却依据日本战前宪法所谓的“国家无答责”原则，不予支持，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

　　王志：当时听到法官最后宣读判决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王选：因为法官宣读判决的时候，他的口气比较客气，他好像是想解释，他没有开始讲我就知道情况不妙了。但是我们提出这些东西，实际上从2002年8月27号的判决结果来看，当时的现状，整个国际的反响来说，应该说我们是达到目的了。所以为什么我个人对判决结果我会比较积极地去肯定它。

　　王志：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王选：我有某种程度的失望，但是我不愿意去指责法官个人，你要知道这个问题是整个日本社会的问题。现在等于说法官这个判决其实是一个矛盾的。既认定了战争的事实也认定了是一个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然后日本政府又有国家责任的，然后又不赔的，等于说把这个矛盾体放到了中国和日本之间。

　　王志：这时候与第一次（开庭）相比的话，被告的反应是什么？

　　王选：被告的脸色非常难看，比平时以往任何所有的时候（都难看），因为你想法院要认定日本政府就是说，日本军队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了，这对日本来说，可能是外交上到现在为止外交上从来没有面临过的一个很大问题，日本最终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问题是怎么解决。

　　王志：一审判决以后，在法律方面你做了什么？

　　王选：判决以后马上就上诉了，8月31号就上诉了。

　　王志：马上上诉了，那二审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你有估计吗？

　　王选：二审的结果我想如果说各方面的条件能够成熟，能够形成，能够跟上去的话，还是应该胜诉的。

　　王志：。但是也有可能二审败诉，如果败诉怎么办？

　　王选：完全有可能，因为为什么，因为按照目前日本国内的情况来看，小泉政权对战争责任问题它是非常消极，而且保守。

　　王志：如果败诉怎么办？

　　王选：二审后面还有终审，还有第三审。。三审败诉的话，在日本诉讼上就结束了，从法律上来讲。

　　王志：就终审了。

　　王选：对。

　　王志：如果到三审的时候，也就是终审的时候，还没有按照您所希望的结果出现，您还有别的法律上的计划吗？

　　王选：中国还有很多受害者，没有在日本法庭起诉的，他们也可以起诉，或者在我们的诉讼过程中有机会去起诉，或者到国际社会去呼吁。因为日本法庭并不是唯一一条可以谋求正义的途径。

　　解说：一审败诉后，为了落实几件新发现的证据，王选又回到义乌崇山村。当她去探望一位总是叫她作侄女的受害者时，没有想到，短短几个月分别之后，这位年迈老人现在已经病重在床了，不省人事了。

　　王志：现在你诉讼要取胜的难点到底在什么地方，你面临的困难？

　　王选：那就是还要把事实的调查，大量的事实调查证据要搜集，要保留，而且要通过法律的程序，要这些事实的证据，比如口述历史，要让它具有法律上的效率， 比如说进行公证，要律师去取证。

　　王志：这很难吗？

　　王选：有些地方能够公证，绝大部分的地区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公证。在中国有些地方开展了一部分。还有就是向国际社会呼吁，你要组织，首先要把每个受害者，比如你要联络一千个受害者，中国一万个也有，十万个也有，这些材料怎么整出来，这些大量的工作都得去做，都得要有人做。

　　王志：这个事情你能完成吗？

　　王选：我一个人完成不了，我最近去了山东调查，。。我有这个经验，我也喜欢调查，但是最主要的我去还是推动，我去了以后，很多人会跟我一起去，媒体会报道，所以地方上会形成一种气候，所以我上次去了山东，已经有几个志愿者冒出来了，还有律师。

　　王志：有没有想到过，要停下来？

　　王选：我当然不会停下来。

　　王志：对你来说是一个事业，而且大家都非常认同你所做的这一切，但是人活着是很现实的？

　　王选：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

　　王志：对你来说呢？

　　王选：现实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王志：你怎么选择？

　　王选：问题你取什么。

　　王志：你选什么？

　　王选：我的名字就是选择的意思，王选就是选择的选，但是我做这件事情到是不容我去选择。这也是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现实。因为我们再不把这段历史抢救下来，留下来的话。

　　解说：专门研究日军细菌战历史的美国作家谢尔顿。哈里斯曾经说过：如果有两个王选，日本就会沉没。现在，王选的名字和她的生活一样，已经和细菌战对日索赔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王志：你觉得你在中国人心目中间的形象是什么？

　　王选：形象我不知道，他们说我是英雄，我觉得我不是英雄。因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很了不起的。你听听他们说他们生活中的艰难，他们为了生活，为了工作，每天在做出的许多努力，都是很了不起，所以感动中国的有十个人，不是我一个，明年还会有别的。

　　王志：很多人要给你提供帮助，要给你出主意，但是很多时候被你拒绝？

　　王选：现在有很多人给我写电子邮件说来帮助我，我觉得不是帮助了，我觉得应该许多中国人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他自己的责任，社会责任和义务之所在，大家都应该做，不是帮助我。

　　王志：你需要吗？

　　王选：我作为一个人，我有什么权力让大家来帮助我，而是细菌战这个诉讼，应该整个社会来关心，来支持，来做。

　　王志：你一直会做下去？

　　王选：我一直会做下去。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你怎么可能让他过去呢。如果说日军的细菌战的战争犯罪，换句话讲，如果不受到应有的惩罚的话，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永远的耻辱。首先中国人应该做，中国人如果不做的话，会给我们中国历史上留下一个耻辱。首先中国人应该做，中国人如果不做的话，会给我们中国历史上留下一个耻辱。因为我们有义务，我们受害者这一方有义务，为了维护人类的文明，为了维护正义，我们必须要追究他的战争责任的。

　　目前，一场新的战争正在海湾地区酝酿，生物化学武器问题再成为全世界关注焦点。

　　2003年2月17日，中国、日本和韩国的236名原告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三次参拜靖国神社，侵害了原告的民族人格权及违反了日本宪法为由，向日本大阪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小泉纯一郎做出精神赔偿。

　　选题策划：贺建伟

　　编导：贺建伟